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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澄:公知性侵,奸污了谁的形象?

2018-08-08 07:46:28  来源:微信“红歌会网站”  作者:胡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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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以来,教育界公知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不断;近几天以来,公知性侵,母知洗地的丑闻更是浊浪拍空,卷起千堆屎!这种秽乱春宫的旧闻、新闻不断的浸染着社会空间。一时间才子加流氓,鸨儿加买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可真用得上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了——男公知性侵,“陷人伦于聚麀”;女公知洗地,“狐媚偏能惑主”!公知“性侵”的高潮就是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的出场助威。对于这些公知母知们的麇集而动,大家可不要光是戴有“色”眼镜来看待这出好戏。这些公母们罔顾受害人的感受,维护施害者的“人权”,敢将这么隐秘的隐私的话题公之于众,造成了社会影响,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与目的,那就是宣扬他们的理念,涂上一抹“春红”——用肮脏淫逸的“性侵”来实现他们的野心。

  我们知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实虽然非常鲜明透彻,但是这与那帮公知母知们不在一个频道,人家看重的是“洋教头”。那好,我们这里借用美国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加格农发明的一个学术术语“性举止”——即指人由性观念、性态度所产生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的方式和风范,以此我们照比一下这帮公知母知们,那他们的“性举止”也是太难看了,简直就是“两条腿的禽兽”与“五条腿的公驴”。按照加格农“性举止”的理论来分析,“性举止”的状态是由当事人所在的社会与文化塑造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出一辙。那么塑造这些公知母知们的社会与文化是什么呢?那就是“资本的社会”与“市场的文化”。在当今的中国,资本与市场在一切领域都是决定性的,包括“性”都是用市场法则来交换。这不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男子“可以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来买的妇女的献身”吗?公知们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与资本的法则,简化为动物界的法则。他们赞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的“自由”与“理性”,使整个社会堕入动物界的境地,所以他们成为“两脚的禽兽”与“五条腿的驴”就不奇怪了!

  就是那位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毫无廉耻——他说:“一个女歌唱家唱这种‘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这么唱明明是hs歌曲吗!”现场的观众轰然浪笑成一片!看到这里,不由人怒火中烧!我就想,当时在场的就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吗?!“更无一个是男儿”吗?!这段视频流传甚广,在许多公知法学家那里成了用来侮辱我党的经典段子。例如,公知法学教授范忠信一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演讲中也拿这个段子来侮辱——他说:“北京大学的贺卫方老师他觉得这个唱红歌,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大男子汉,唱这种‘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这怎么唱起来像hs歌曲一样(笑声)。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儿像啊(笑声)。你们说,像陈老师、武老师,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老要乳汁干什么啊?(笑声)。”( 来源:找法网 日期:2012年09月24日)这些公知教授如此“性侵”固然令人气愤,那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感情不同。但是,更为气愤的是像贺卫方这样在形象上公然侮辱党的公知竟还被党的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至今“逍遥党内”。

  文艺界的公知们与学术界的公知们“同声相和,声气想通”,他们用的是淫秽作品来“性侵”人民的历史。先由莫言用《丰乳肥臀》来“性侵”抗战;接着由日本色情片导演的高徒李安在影视界大开“色戒”,用《色戒》来“性侵”抗日女志士。直到最近,冯小刚用《芳华》来“性侵”我军的历史。而这些丑恶的行径不但没有得到批判,反而对这些货色赞许有加,任由泛滥。

  进而教育界的一些公知分子更是在学术研究中抛弃他们秉持的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学术研究中更加猖狂的“性侵”。典型的如著名“性学大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他在博客中对解放以后新中国取缔卖淫等丑恶现象的历史大放厥词。他说:“把性捆绑在zz的战车上,让它服从于革命的大目标。这种政治偏执在1949年之后变成了全面禁娼的狂热,到了w g 前后又变成了‘中国大陆无妓女’的自大狂;到了1980年之后则变成沉重的历史包袱,阻挡着dj睁开眼看现实。”(来源:潘绥铭新浪博客2014-02-11 18:19:06)他极力主张性产业合法化:“对于‘禁娼法’,首先还不是应该不应该废除的问题,而是要认清并且解构它的政治功能,指出它的变质及其对于基本人权的破坏。”但是他很悲观:“尽管我说了上面的这些话,但是我仍然很悲观地认为:不仅仅是我的想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无论‘合法化’还是‘非罪化’(指性产业)在中国大陆都是水中月和镜中花。”(来源:潘绥铭新浪博客2014-02-11 18:19:06)真不知道这样的公知的“公心”何在?!你真不知道旧中国的“性产业”给那些从业的“姐妹”们带来的摧残?你真不知道嫖娼给社会道德带来的腐蚀?你真认为恢复嫖娼合法化后那些被性侵的姐妹享有人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明确指出:“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今在资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这些科学的经典论断对于潘绥铭这样的公知们当然弃之若敝履。高校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教学简直就是空话,他们看重的是洋人的学说。那咱们不提马列主义,那么我们就看看西方著名性社会学家对卖淫现象的批判,美国学者阿·索伯在《性哲学》这部著作中说:“卖淫和有偿劳动不仅仅使娼妓和有偿劳动者堕落,他们也使娼妓的代理人和劳动者的雇主变得冷酷无情,毫无人性!”而在中国的公知教授看来,这种“毫无人性”却是“基本人权”!

  我们再看真实的历史事实。我国老一辈著名的性病学家北京大学医学院老院长胡传揆教授在旧中国早就发有宏愿——消灭性病。但是在当时“流萤”遍地的旧中国,依靠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怎能实现这个愿望?新中国的成立,才把胡传揆教授的夙愿实现了。新中国初期取缔妓院的行动使他非常振奋,全身心投入到对苦难姐妹的救助与治疗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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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首载于:微信公众号“红歌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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