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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先秦儒家的思考与国家形成的质变时点:中国革命的深度及其对轴心时代思考的贯通

2018-07-20 09:34:3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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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是在一个微信群讨论儒家思想的发言,经过初步整理,使之稍微可读。文章强调儒家的思考,是在国家机器加速形成过程中间的产物,儒家的思想底色是对先民社会经验的强调以及对于国家机器的惕戒。在一定程度上,先秦儒家的思考涉及到对于强制性权力的不信任,以及对于先民自下而上的德性政治经验和领导权生成模式的推崇。这在一定程度上,直通革命时代“强制力不足条件下”的思考。革命者常常选择从零开始的思考方法,在这里接续先秦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意味着思想上的革命——蔑视历代统治者所下的功夫及其学术积累存量。

  一、前国家时代先秦诸子的思考与历史定位问题

  先秦儒家强调的领导权生成模式,是自下而上的认同,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观念权力或者习惯法。不过,由于礼崩乐坏已经产生,儒家礼制已经有了部分的等级化和强制性内容。

  对于国家机器形成过程及其造成的后果,儒家通过设置“王道”和“霸道”的对照概念,给出强有力的批判。而霸道国家是否已经形成,是历史和政治质变的标志,各种思想者最为重要的思考背景与框架,无国家框架时代的看法有框架时代的看法,即便是说法相同,但精神实质也完全两样。

  对于儒家和法家的解读,核心和基础是如何认定国家机器的形成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是涉及到思想与政治关系、历史与时代课题的校核标准。过去一个世纪对于先秦史的解读,是过度解释古文献,把阶级和国家形成时点极大提前了,说夏禹就创造了“家天下”形态的国家,这样的质变点认定,无法准确校核思想家与时代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导致普遍的滥解和误读。准确的校核标准是:秦始皇才创造了权力渗入社会并引发历史质变的那种国家机器,汉武帝较为全面地厘定了国家的边界。先秦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站在“霸道型国家加速形成”的历史潮流边上,展开其思想和主张的。

  先秦儒家是反对霸道的(以强制性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权力),崇尚王道(自下而上的认同所支持的领导权),本质上是先民社会原始民主制的遗迹及其再发扬,孔孟的底色均如此。后世儒生,是统治阶级官员再生产链条中间的一员,口颂孔孟而心怀升官发财是其主流,这与先秦时期有着根本质变,儒生接近于孔夫子所说的“乡愿”的读书人变种——是乡愿经过职业化(读圣贤书)与官场化(追求升官发财)改造后的品种。

  先秦法家与后世法家差别也很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霸道国家加速形成过程中间,只有法家和兵家是持支持态度的。而后世法家如桑弘羊和王安石辈,恰好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维护人姿态出现的,反对儒生作为统治阶级成员个人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短见。

  二、霸道型国家的加速形成过程与秦始皇的诞生

  秦始皇自身也是历史的工具,秦始皇所创造的皇权国家,是一个历史加速过程的结果。历史加速的起点是晋国的“六卿竞争”最后导致“三家分晋”,然后,在这个无序竞争过程中间激发出“单边安全”思想——最强者生存,不久,魏文侯就通过变法开展“富国强兵”运动,结果一个强大的邻居威胁着所有诸侯,为了生存每一个诸侯都需要富国强兵变得与邻居同等强大,这就在中原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安全成本困境”——诸侯投入安全的成本越高,大家相互威胁越是严重,最后除了建立统一政权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解决方案了。在这个历史加速过程的起点上站着魏文侯,在这个历史过程的重点上站着秦始皇。

  战国时期“安全成本困境”所塑造的记忆,最后帮助塑造了民众中间对于霸道国家的消极认同——大一统霸道国家对老百姓不够友好,但胜在天下太平可以降低安全成本。而“汤武革命”对于提前出现的高成本国家机器及其掠夺性税负的共同反抗,较好地塑造了那种低水平的积极认同,周代初期的“分封制”就是奠基于这个认同基础之上的。

  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看法,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夏桀和商纣建立的高成本国家机器,接近于站在国家形成的门槛上了,但这超过当时农业生产的经济剩余水平的最高支持能力,由此,高成本国家机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负担之重”,“汤武革命”的成功是逆转了夏桀和商纣的国家形成努力,内在体现了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不成熟。而国家形成的充分条件,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经验,是安全成本困境及其塑造的强大的消极国家认同,消极国家认同根本改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思考相互关系的方式,而较早时期形成的积极认同(往往体现为承认共同的祖先)对于国家形成的贡献要小得多。

  魏文侯开启了“霸道型国家加速形成”过程,除了富国强兵带来的安全成本困境之外,在列国竞争的变法潮流背后,依据杨宽的看法,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国家政权组织的力量,搞“尽地力之教”(李悝语)——以有国家政权的有组织力量去推广铁器工具并改良农业生产技术,这导致战国时期铁器工具的快速普及、小农经济的成熟和农业剩余的加倍成长。由此,过去曾经导致国家不能形成的“汤武革命”的贫弱经济条件被超越,集权制的霸道型国家,其国家机器的高成本,可以由铁器工具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来养活。

  从这里看,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得以具备,本身是与国家机器的强化和竞争过程有关的,列国竞争导致争相奖励“农战”,推动了农业进步,这是战争的经济基础和手段,目的是为了提升战争潜力。也就是说,战国时期恰好遭遇到了铁器技术的成熟,而列国竞争的条件则强制性地设置了有组织推广新工具的外部压力,使得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备起来了。

  三、想象力的两相对照: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

  综合起来,先秦儒家对于历史演化的看法,还算是相对准确的,王道衰微和霸道崛起,毁坏了自下而上的积极认同,此后,秩序很难依靠消极认同和严刑峻法去维护,人心不古的乱世,就永久化了。同时,法家对于国家机器的正面评估也算是有依据,国家形成过程中间相对隐晦地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过程,快速挖掘了新工具推广的生产潜力,本身就为国家形成预备了经济水平方面的必要条件。

  霸道国家的形成,带来秩序维护力量的分化,从前是礼俗社会和习惯法通行上下并主导一切,现在是基层的礼俗社会之上,新生成一个成本高效益差的法理社会,两种作用方式还时相扞格。大体而言,礼俗社会强调人格养成和自律,而法理社会强调负面后果和证据基础上的制裁这样一种“他律”方式。自律和他律的区分,是人类社会中间秩序维护仅有的两种想象力模式,对一种的重视和强调会否定或者贬低另外一种,反过来,对一种不足的认识会自发地导致向往另一种。

  儒家总体思考,是对前国家时代的各种调节机制的挖掘和梳理,基本上不能够超越小范围社区的熟人社会去思考,而且,儒家的思考之所以被激发,还因为旧有的调节机制接近于失效了,才会导致强调“力含量”很大的、超出认同起作用的各种理教机制。而道德话语的占比过高,本质上还是与“自律”机制设计有关,而不是依托国家权力设计“他律”。

  二十四孝之类的理教内涵,是内在于礼俗社会的秩序维护机制,其过度和滥用会导致礼教杀人,其适度应用则是维护家庭和邻里关系的习惯法。

  这是儒家思考的一个悖论,没有了认同和自律,儒家反而需要设计各种外在调节力量很高的礼教调节方式,道家对此批的好:“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儒家就是站在“乱之首”那个时点思考问题,同时还较为自觉地拒绝法律和国家权力的。

  所以,争论先秦儒家或者诸子思想,一个先决条件是如何给他们的思考进行历史定位,由于20世纪左右翼先秦史解读框架都过度提前了国家与经济形成时点,结果导致无法准确对诸子思想进行时代定位,滥解和误读目前是占据主导的解读方式。同时,也导致各派内部就此很难交换意见和看法。

  四、中国革命的深度及其对先秦诸子第一轮思考的贯通

  对强制性权利的不信任或者对强制能力不足的认识,会驱使人们去思考认同建设的路径。革命时代尤其是这样,基于自下而上的认同,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去思考政治和管理问题,是毛爷爷思想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对历代统治阶级常规经验的全面反动。在这个方面,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对于政治领导权生成及其作用方式的思考,与毛爷爷的思考是相通的,而与先秦法家的偏好是相反的。

  而且,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复制了熟人社会或者礼俗社会的很多特点,同时,还通过国家机器镇压权力的下放(例如枫桥经验),使得礼俗社会接管了部分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从而也实现了国家机器的最小化。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大部分秩序维护职能,最小化了镇压职能的需要,所以毛时代公检法机构小、人员少。这应该是儒家很期待的一种秩序生成与维护状况。

  应该说,今天的社会与毛时代已经有了本质不同,但是枫桥经验依然在各种背景下被一再强调,这可以看做是对“强力维稳”及其高成本的合理反思,今天能否有效激活旧经验可以存而不论,哪怕是统治者对于维稳高成本的厌恶之情也是真实的——如果老百姓也出面帮助维稳该有多好。需要追问的是:礼俗社会能够接管秩序维护的条件是什么?

  对于毛爷爷来说,这个公式应该是成立的——“权力越多越反动”。毛爷爷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力,而是强调垄断性权力的局限性,要求权力所需要实现的社会功能,要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群众路线)这个毛式公共领域中间去实现。各种权力,尤其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总归是阶级分化的依据,从根子上是反动的或者是对大多数人有害的,这个观点是标准的道家观点,当然也是对立于先秦法家的观点。

  在1973-1974年宣讲儒法斗争那一段,毛爷爷重新挖掘了“统治阶级不可信赖”的古典依据,在这个视野里,秦汉以后的法家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维护人——诸如桑弘羊和王安石辈,而站在法家对立面的儒生群体,则是地主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他们常常为此目标去破坏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结果导致王朝崩溃和整个阶级一起完蛋,“能近取譬”——相似的结构困境能够证明相似的结论,这个古今对比说明统治阶级一贯不行,不仅今天不行而是从来都不行,所以人民必须要有政治主体性和历史主体地位,这个是以历史证据说明文革主题的古代渊源很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颠覆深度很是足够,在思考和观察问题方面,直接贯通了阶级和国家形成门槛阶段的那些第一次被激发出来的问题意识。相应地,后世在统治阶级手里积累下来的各种思想或学术,无论多么精致完备,都大幅度地丧失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被革命者严重蔑视。革命者常常选择从零开始的思考方法,在这里接续先秦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意味着思想上的革命。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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