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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民国人物论之:“公知从政”蒋廷黻

2018-06-30 09:18:1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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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在《外交不过是“文打”——回顾新中国将军做外交的传统》一文中提到伍修权将军曾面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不讲中国话”,“不是中国人”。有些人认为蒋廷黻可能英语不错,其实不然。

  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湖南)英语……”

  自得、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买办知识分子都以英语流畅为最大荣耀,新锐买办知识分子瞧不起老派买办知识分子,这也没办法。但不管英语地道不地道,都要勉为其难地去讲——不讲,如何向国人秀优越,如何向洋人表忠心?

  蒋廷黻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为人为学均不足论,属于被大浪淘沙淘出的“沙”,原本不必再提。但近年来,随着“民国大师热”的延烧,蒋廷黻也像农民冬天积肥的粪堆那样“热”了起来,“著作”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人也被捧成了“时代造就的大外交家”。

  既然如此,那就有讨论一番的必要。

  在我看来,蒋廷黻不过是民国时代的自由派公知罢了,由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软弱性、依附性,所以终其一生,无非攀附而已,一则攀附帝国主义,二则攀附蒋介石。

  蒋廷黻早年的经历乏善可陈,和民国时代的许多买办知识分子一样,由教会资助赴美留学,回国之后即成“大师”,成为名校教授,先后任职南开、清华,等等。

  蒋廷黻进入蒋介石的视野,源于这样两件事:

  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坐视东北沦陷,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但蒋廷黻竟“挺身而出”表示支持。

  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后,蒋廷黻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划锦州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均撤出军队——这等于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

  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他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支持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反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因为其中有“抗日”两字),自称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在蒋廷黻的词典里,日本侵略者不是“战争的狂热者”,受到日本野蛮侵略的中国国内主张抗日的人,才是“战争的狂热者”。

  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里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听到如此贴心的声音,而且来自一个“学者”,自然如饮甘泉,引为知己。

  二是,1933年12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主张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他就像费墨为严守一论证通奸的正当性【点击阅读】那样,论证要要解决中国的“政治分裂与政府腐败”问题,非要蒋介石这样的“新式独裁”不可。

  蒋廷黻的理论与当时正在组织“蓝衣社”,图谋效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搞“法西斯蒂”的蒋介石不谋而合,令蒋介石大为激赏。

  此后,蒋介石三次召见蒋廷黻。蒋廷黻吹捧蒋介石“态度极为得体”、是“有坚强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的国家领袖。蒋介石先是派他以“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苏联和欧洲,回国后不旋踵就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跻身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之列。

  1936年10月,蒋廷黻担任驻苏大使。

  当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发生,蒋廷黻救主心切,居然只根据孔祥熙的一纸私人密电而非政府正式指令,就断定事变为苏联主使,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并大吵大闹,以致苏联政府反而向中国提出抗议。

  蒋廷黻的失当举措使其在莫斯科备受冷落。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急需苏联的军事援助,但蒋廷黻却无所作为,1938年1月,蒋廷黻卸任回国。

  不过,蒋廷黻在苏联还是办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协助已滞留苏联12年的蒋经国回国。从此奠定了他被两蒋长期宠信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廷黻担任的另一个重要职务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负责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给中国的救济款项和物资。其支配物资与资金的权力实际超过了“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

  但蒋廷黻私心自用,像所有的公知一样能力又很差,整个物资分发工作组织得一塌糊涂,竟出现了“联总”驻华300余职员联名向联合国总部控告国民政府不遵守有关协议,因政治原因不公平地分配物资,建议将计划分配给中国的救济物资分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联总”据此下达对华物资“停运令”,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蒋廷黻受到极大冲击,遭到监察院弹劾,被迫去职。

  不过,蒋廷黻在署长任内,却干成了一件他个人的“美事”。

  蒋廷黻与结发妻子唐玉瑞婚后生有二男二女,这时却又看上了下属沈维泰的妻子沈恩钦。

  蒋廷黻虽然救国无能,但勾引女人却有板有眼

  他大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先是安排唐玉瑞带着小儿子到美国去看病,然后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双双调到“行总”任职,不久又将“男沈”派往国外,留下“女沈”陪署长打桥牌,从明铺暗盖到出双入对,一发不可收拾了。

  蒋廷黻辞去署长,转赴联合国任职时,又让沈恩钦以随员的身份同他一起去了纽约。

  蒋廷黻的侄儿蒋济南,在1950年1月16日写了一封《致蒋廷黻的公开信》,对此有详细叙述:

  “你抢了你下属(编审处长沈维泰)之妻,与这次贪污案有关。李卓敏想拿实权,你又极无聊,他便投你所好,将沈的妻子介绍与你打牌,跳舞,进一步便同居,又进一步便与沈维泰脱离,由李卓敏将她拉进建国西路五七○号。沈维泰则被你调‘升’到美国去!李卓敏得了实权,便与端木恺、赵敏恒等合伙,强迫你的妻子唐玉瑞与你离婚。不成功,后来到美国又要张平群来办这事,劝唐玉瑞与你离婚,由上海闹到纽约,由纽约到墨西哥,丑名处处闻!最后你说墨西哥法庭准予离婚。到了美国,你又利用你的美国汽车夫来欺压唐玉瑞,以后到巴黎开会,或纽美开会,你便与‘沈小姐’(沈维泰之妻,也姓沈)双双出现在外交场合之下!”

  事情还没有完。

  唐玉瑞不甘于就此出局。于是她开始“闹场”,这在当时纽约外交界是出了名的。不论蒋廷黻在哪里开会、在哪里演讲、在哪里参加酒会餐会,总有一个女人不请自到,而且要坐在第一排,她就是唐玉瑞。而唐玉瑞之所以能对蒋廷黻的活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则是因为代表团中有内线。

  顾维钧原配夫人黄蕙兰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唐玉瑞不屈不挠“维权”的场景——

  “她眼见婚姻无可挽救,于是背上一块标语牌,站在联合国大厦之前,向公众宣示她丈夫违法重婚。……又写信给我,问我能否安排与罗斯福总统的遗孀见面。”

  “小三插足”的官司,就这样打到了联合国。没有一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如此招摇风光。

  真特么是香艳狗血的“民国范儿”!

  蒋廷黻在联合国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各种方式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在1960年之前始终被台湾当局与美国联手以“缓议案”的形式阻止进入大会讨论。台湾当局得以长期窃据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这在根本上固然是由于美国作祟,但蒋廷黻等人在联合国内的“奋斗”也起了一定作用。1953年、1956年蒋廷黻两次返台述职时,均受到了蒋介石的热烈欢迎,还授予他“卿云勋章”,以示嘉奖。

  1965年10月9日,刚刚卸任“驻美大使”的蒋廷黻病死于美国,结束了他不断攀附的一生。

  自由派公知由于其反人民的基本立场,所以根本没有力量在中国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攀附,而是攀附的结果就是沦为工具和走狗。和胡适等人一样,蒋廷黻们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蒋介石维护其专制腐败统治的工具,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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