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纵论天下 > 学者观点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

2018-05-14 14:43:5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John Smith
点击:   评论: (查看)

  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身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从过渡时代的特徵进展到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已成形和表露无遗时,资本主义据以转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

  生产全球化及生产移转至低工资国家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最为重要的动态变化。部分经济学家所称的“全球劳动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为其最根本的驱动力量:即欧洲、美国、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获利,透过生产外移(即本文所称“外包”(outsourcing)或引进移工,并以廉价的国外劳工取代本国工人。降低关税与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鼓励了生产外移,边境的军事化和高涨的仇外情绪对低工资国家工人的迁徙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非但未停止工人迁徙,反经限制移工流入而强化了其危殆、次等的地位。结果为工厂及其产品、乃至于拥有厂房和产品之资本家得自由越过美国、墨西哥边界、轻易跨越了欧洲堡垒的围牆,为它们工作的人们却未享有移动的权利。这是全球化的扭曲——一个除劳动人民,其他人、事物皆不受国境限制的世界。

  全球工资差距,大多肇因于压抑工人的自由移动,反映出了剥削率的全球差异所致的扭曲(简言之,即工人所产出的价值和其所得的工资之差异)。向南方移转生产显示了总部设于欧洲、北美、日本的企业之利润,及由该获利所衍生的金融资产的价值,乃至于欧、美、日等国国民的生活水准极度依赖对所谓的“新兴国家”工人的高剥削率。故而我们应体认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本质定义了帝国主义:即北方资本家对南方活劳动(living labor)的剥削。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全球性移转生产至低工资国家的经验分析,并指出帝国主义的超级剥削为其主要特徵;[1]第二部分则以马克思(Karl Marx)价值理论的观点为依据,回顾1960年代与70年代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及其“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论战,并反思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帝国主义理论,最后并以批判性再诠译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为总结。

  第一部分:全球化及帝国主义生产与生产者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反映出跨国企业的权力和势力大幅扩张,其中绝大多数跨国企业皆设于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约有80%的全球贸易……为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网络之一环”,而其中若非涉及企业内部(in-house)的外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就是涉及了“领先企业”与其前独立供应商“一臂之遥”(arm’s-length)的关系。[2]

  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或就全球北方观点所称的“外包”)是缺乏天然资源的贫穷国家所拥有的唯一资本主义选项。在此架构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製造出口所佔的比例自全球化时代开始之前的5%跃升至千禧年之际的30%(参见图一),而製造品佔全球南方出口的比例不到十年间成长了三倍,1990年代初期大约维持在60%。图二显示了由帝国主义国家观点所见的剧烈变化。在1970年代,仅有不到10%的製造进口品源自于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约莫到了千禧年前后,其比例-之于大幅扩张总量-已然成长了五倍之多。[3]

  图一:发展中国家的製造品佔全世界出口的比例

  总出口的百分比以黑线表示

  世界製造出口品的百分比则以灰线表示

  

  资料来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数据系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于2009年7月18日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

  图二:发展中国家製造进口品在已开发国家中所佔的比例

  美国以黑线表示

  日本以灰线表示

  欧洲以虚线表示

  

  资料来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数据系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于2009年7月18日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

  美国汽车工业的例子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995年时,该工业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进口了高达4倍的汽车相关附加价值(value-added),2005年时再增加10%,及至2009年,自墨西哥而得的附加价值已然比加拿大高过48%。[4]将生产过程转移至低工资国家之于欧洲与日本企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北美竞争者。一份有关欧盟、中国贸易的研究归结道:“将较为劳力密集的生产和组装离岸外包(offshoring)至中国的可能性,为我方面临高度竞争环境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及成长的契机”,而“日本电子公司之所以能在美国市场欣欣向荣,其原因即在于日方已将生产线移至中国”。[5]

  世界贸易导致一个高度特殊的结构,北方国家企业在此一结构中互相较劲,藉由外包生产以削减成本的能力成为了企业成败的关键,而低工资国家的企业亦彼此激列竞争,各自操纵亟欲求职失业工人过剩的“比较优势”。然而,北方国家企业通常并不与南方国家企业竞争。[6]此一简单、却经常受人忽视的事实也适用于母公司及其(经由外人直接投资)所完全拥有的子公司,而日益受到青睐的“一臂之遥”关系也大抵如此;例如、Primark和其孟加拉供应商、通用汽车与不断增产通用零件的墨西哥企业,其彼此关系纵使极不对等,却仍然为互补(complementary)关系,而非竞争(competitive)关系。虽然该特殊结构本身矛盾分歧,也不乏重要例外,但大致的规律已然明确:北方明显与北方拚斗,而南方与南方的自相残杀却走入了向下竞逐(the race to the bottom)的末路,北方与南方的交锋,即南北企业间交锋,大体而言付之阙如。在此同时,工人面临著全球的工资差异、工资压迫、乃至于各国工人报酬之于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例日益下降。

  生产的全球化所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生产、一般社会关系的生产,在转变界定资本主义之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事尤其明显:即资本、劳动关系,北方资本和南方劳动日益概括该关系。“发展中”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巨幅成长由图三可以得知,图三体现了2010年全球大约有79%或5.41亿的产业工人居住于“较不发展的区域”。此为自1950年的34%、1980年的53%大幅成长-相较之下,2010年有1.45亿产业工人,或全球21%的产业工人,居住在帝国主义国家。

  图三:全球产业工人人数

  较不发展的区域以灰色表示

  较为发展的区域以黑色表示

  

  资料来源:自1995至2008年的数据来自于劳工统计资料库(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及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第5版及第6版,http://ilo.org。前者提供了全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后者产业别数据则提供了计算产业工人人数的依据;2010年的数据系由外推而得。1995-1990的数据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Population and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作者于2004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国际劳工组织的“较为”与“较不”发展的区域大致与当代“先进”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相对应。

  然而,中国属于部分的例外-特例的原因在于其“一胎化政策”、极速成长及尚未自社会主义完全过渡到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南方经济体能快速成长一至于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进入劳动市场年轻人口和逃离乡村的贫穷人口得以就业。

  全球劳动套利-生产全球化的主要驱力

  藉由切断南方国家中数以亿计工人、农民与土地的连带及铲除他们在民族产业中受到保障的工作,新自由资本主义加速了一种可受超级剥削之巨大劳动力供给池的扩张。抑制工人流动和与该劳动力供给池庞然激增的相互作用更造成国际工资差距急遽扩大,而世界银行研究者指出:该差距“超过国界所导致之价格落差的各种形式,其为数量级的,亦或更有甚之”。[7]陡峭的工资差距为北方的资本家提供了增加获利的两种不同方式:经由迁出生产至低工资国家,或由其它国家移入劳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当精确指出这层关系:“经由进口和移民,先进经济体得以利用全球性的劳动力供给池”,IMF并同时观察:“贸易是更为重要且较为快速扩张的管道,其因在于许多国家中,移民仍受到高度限制。[8]

  IMF所说的“利用全球性劳动力池”,其他人亦或称之为“全球劳动套利”,而就Stephen Roach观点,其基本特徵是“以海外素质相似的低工资工人取代本地高工资工人”。[9]时任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亚洲业务负责人Roach辩称:“一种独特且强劲的三大趋势之汇流正驱动著此全球套利”。该等趋势为“海外外包机制的成熟……基础网际网路的连结性……及成本控制”。[10]其中,“成本控制”-即较低的工资-是使全球劳动套利得以生存的要素。罗奇进一步阐释:

  在供给过剩的年代裡,企业前所未有地缺乏制订价格的槓杆。因此,企业必须无情地追寻新的效率。毫不讶异,企业所下的工夫著眼于劳工,这在已开发世界中代表著生产成本的多寡……。故而,经由海外外包获取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工资工人的产品,对先进经济体的企业来说,已成为一种越趋迫切的生存策略。[11]

  相较于先前IMF技术官僚的说法,此一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驱动力之描述,显然较为充分。但我们质疑,为何Roach以“获取产品”(extracting product)描述,而非“榨取价值”(extracting value)-毕竟资本家并非著眼于劳动的产品而是内含其中的价值。我们推断,“榨取价值”一词使得低工资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远高于所得工资一事昭然若揭,换言之,工人遭到剥削-就主流经济学者而言,此为异端见解。Roach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在先进经济体的企业”究竟如何从孟加拉、中国和其它地方“获取产品”?在“先进经济体”中,这些工人对企业获利唯一可见的贡献是从FDI汇回母国的利润,但H&M或通用汽车的获利并无一分可以回溯自它们在孟加拉或墨西哥的独立供应商;相反的,全部的获利似乎是由企业自身活动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此一难题,主流经济学因难以解释从而忽视,只有以佔有价值(value captured)重新定义附加价值(value-added)方能说明;易言之,企业的“附加价值”并非体现于它所生产的价值,而是经由交换所成功佔有整个经济体的价值之分额,包括自遥远国家的活劳动中所榨取的价值。佔有价值非但不同于主流理论所主张的创造价值,两者之间并无对应关系-例如、银行并未生产价值,却大量佔有价值。一国的GDP无非是国内企业附加价值的总和,GDP统计数据系统性削弱了南方国家对全球资源的真实贡献并且夸大“先进”国家的贡献,因而遮蔽层出不穷的寄生、剥削及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称此为GDP假象(the GDP illusion)。[12]

  第二部份:剥削理论依附理论及其批判者

  1960和1970年代的依附理论是最早也是最终一个持续致力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建立帝国主义理论的论战。“依附理论”的崛起受二战后席捲亚、非及拉丁美洲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启发,并旨在寻求解释何以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瓦解后,帝国主义的剥削却依旧延续。

  依附理论横越了广泛的光谱,从冀望于移除南方国家独立资本发展障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如Arghiri Emmanuel及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即日后的新自由主义的巴西总统),乃至于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资本主义,为本质上的帝国主义,即是它自身障碍的马克思主义者,像是Samir Amin与Ruy Mauro Marini-以及部分人士超脱了理论批判范畴,以领导革命斗争对抗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党羽,最知名的如Fidel Castro和Che Guevara。如此洋洋大观的改革者与革命者亦有其共同点:首先、他们意识到已开发帝国主义国家和当时被称之为第三世界(苏联与其盟国构成了第二世界)间“不平等的交换”导致财富经后者大规模的移转至前者;其二、在帝国主义和受其宰制国家的工人间持续扩大的工资与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广泛反映出剥削率的国际差异(Marini的理论贡献对第二部份特别重要)。

  其影响-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暂时从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移向了受支配国家-引发了欧洲和北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对抗,他们辩称,从边陲地区所榨取的资源微不足道,并且一概否认南方国家工人与农民相较于北方更遭受彻底剥削。故而,John Weeks及Elizabeth Dore在1979年与Amin交峰时称道:“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劳动生产力,并不明确示意著在该等国家工人高水平的生活中构成生活水平的商品交换价值也比较高”。[13]Charles Bettelheim则较为轻率,他在批判Emmanuel的《不平等的交换》(Unequal Exchange)时指陈道:“生产力越是发达,无产阶级便益发遭受剥削”。[14]Nigel Harris也类似地评论道,“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越高,支付给劳工所得也就越高(因他或她的再生产成本比较高),他或她遭剥削的程度也更高-此即,劳动者产出的越多,遭其僱主所据为己有的部分也更多”。[15]

  依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来临之前兴起并陨落,当“发展中国家”正出口原料及进口製成品时,全球化生产仍在孕育中。讽刺的是,该酝酿期-在1970年代南韩与台湾出口导向工业化正快速地发展-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用Gary Howe的话,“依附理论顿失所依”,因为这些早期工业起飞的案例似乎驳斥了依附理论所主张,帝国主义的宰制阻碍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之观点。[16]

  然而,依附理论的努力依然为发展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型大幅削弱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辩称将生产全球性的朝向低工资国家移转之事无关紧要,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索性置之不理,并且把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课题留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在此同时,北方国家有较高生产力意谓著较高工资与较高剥削率相互对应的论点已然遭到一个简单事实所否定:北方工人的商品消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南方低工资的劳工所生产。正是南方工人的生产力、南方工人的工资,大抵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及剥削率。

  不过,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却持续传布至今。因此,Alex Callinicos辩称依附理论的“重大错误是忽视先进经济体中高水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而Joseph Choonara认为,“主张印度或中国工人比美国或英国工人遭受更多剥削是一种谬见”。[17]

  但在孟加拉製衣厂、中国生产线与南非铂矿坑中,极端的剥削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亦为低工资国家数以亿计工人每日的亲身体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曾道:“共产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运动;它并非从原则推进,而是从事实出发”。[18]剥削率广泛存在的国际性差异、生产朝剥削率最高之处进行庞大的全球移转,乃至南方兴起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重心,是新的、重要的事实,而我们必须从中著手。这些事实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决定性的转变,亦为理解全球危机的本质及其动态的关键。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的理论查考新的事实,从而援用且批判地发展其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而非依託马克思对19世纪生产的评论去否认21世纪超级剥削(及以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秩序)的现实。

  列宁及帝国主义

  列宁就民族间(nations)系统性不平等,而导致无产者之间难有系统性平等一事耿耿于怀,他曾指出:“划分民族为压迫与受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质”。[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写于一战期间;此书为一行动纲领,旨在揭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何以于一战开始之前已然投降、何以一战的发生,并非脱序或意外、世界的社会革命何以有其客观之必要,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列宁陈指了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徵,这些特徵在帝国主义阶段初期已历历可见,财富集中、金融资本兴起、压迫与掠夺弱小民族以及军国主义肆虐尤其明显。列宁当时未能探究价值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系如何产生,因为这过程只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阶段才出现。后果为,时至今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二者间不免脱钩。连贯两者是一重要工作,此处篇幅仅能约略说明列宁所观察到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阶段的二个关键特徵:垄断与资本输出。

  列宁一再重申区分世界为压迫和受压迫民族,及该区分之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涵义,而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往往偏废,却侧重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间的竞争与“帝国主义之经济本质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论点。[20]垄断一词普遍出现于资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以描述与生产、分配、品牌权利金、金融、资本集中、政治与军事力量相关的种种现象,和其它。其中大多关乎价值的分配,却无关价值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价值理论必须明确区分两者,此外,体察帝国主义利润的来源并不在于任何形式的垄断-即使垄断型的企业足以助长垄断条件的形成-而在超级剥削,这个事实使我们回到民族的压迫的主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一书写道,“资本输出,即帝国主义首要的经济基础之一…为以剥削海外国家和殖民地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戳记”。[21]此一观点与当代资本主义正相切合,帝国主义的跨国企业及零零总总的服务提供者及受僱者瓜分了自超级剥削而得的战利品,国家又取得其中的绝大部分。不过,援引列宁的深刻见解据以解释当代帝国主义时,却发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苹果及H&M并未输出资本至孟加拉与中国-iphone手机和成衣系由一臂之遥的生产过程产所产出。[22]

  著眼于事情的本质,而非形式(资本输出为其形式)即可解决此一问题。列宁曾道,为了剥削海外工人的劳动,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输出部分资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者所积累的财富已达特定规模,庞大的剩余价值需要转化成为资本,例如、自我扩张的资本,已超出自其国内劳动人口所能榨取的剩余价值。一如Andy Higginbottom所言,资本输出与民族压迫习习相关。“资本输出表示资本、劳动关系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再再显示资本、劳动关系于民族压迫的条件下输出”。[23]资本主义演化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跨国企业,尤其是自1980年起,得以佔有从低工资国家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却又毋须输出资本至该国。至此,先将上述对列宁就帝国主义理论贡献过于简短的讨论作一小结,眼下亟待解决的工作为概念的形成,此一概念须结合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政治本质(划分世界为压迫及受压迫民族)。二者皆须以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发展出的价值规律加以体现。就Higginbottom所言,整合,是一条达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合题(synthesis)的道路。为了展开合题,我们必须将时间再回溯半个世纪,使其与马克思的巨著紧密连结。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帝国主义理论

  批判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被称之为“正统”的原因在于他们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片段,并以此拒却超级剥削及“不平等交换”的概念,而对该片段的肤浅诠译似乎又言之成理。马克思在《资本论》有一简短专章讨论“工资的国家差异”,他论断即使英格兰工人的工资高于德国或俄罗斯,英格兰工人却有可能受制于较高的剥削率。“时有所见日工资或週工资在前一国家高于后一国家,然而劳动的相对价格,例如劳动价格及剩余价值和产品的价值相较,在后一国家却高于前一国家”。[24]此即Weeks、Dore、Choonara及其他人所採取的论点,然而有三个理由得以解释为何马克思的观点无法适用于当代的南北关系。

  首先,马克思用以比较的三个国家-英格兰、德国、俄罗斯为相互敌对的压迫者国家,皆亟欲建立自身的殖民帝国。现下全球南方已争得自由的国家并不能视为类同于19世纪德、俄的“低度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再者,20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19世纪英、德、俄之间的贸易截然不同。当时,不仅各国工人消费国内所生产的产品,每个资本家也消费该国所培植的劳动力-此一时期早于“价值链”的转包、外包等。其三、马克思所举的例子已假定诸如德、英各国的资本家竞相生产近似的产品,然而,就前文所述,当代南北贸易并非如此。最后一点的重要性将于以下讨论。

  马克思赋予《资本论》剖析价值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任务,以期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本质,而现下我们的任务则是理论性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的说明,清楚显示了其研究所需的抽象层次,“即使工资及工作日在不同生产部门间,乃至于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种种区域性障碍而受阻,然而随著资本主义生产之推进,使一切经济关系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宰制,平均化便会渐趋实现”。[25]马克思将工资差异视为暂时或偶然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不断变异会随著时间推移而消失,故而该因素可于分析时完全排除。“即使关于该阻力(区域性障碍阻碍工资的平均化)的研究之于专门从事工资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该阻力系为偶然的和非本质的,故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时,大可忽略”。[26]

  此一抽象层次显然与我们的任务相扞格;现今遭瓜分的世界,更与马克思对工人间能立于平等的期望大相违背,所以我们不该再对“区域性障碍”置而不问。

  “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2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深入分析了资本家竭力增加剥削率的二种方式:藉由延长工作日,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以及透过提高工人生产消费产品的生产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他在几处提到了第三点:“将工人工资压低至其劳动力价值以下”也得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马克思补述道,“儘管此一方法在实际运作上至关重要,然而我们现下却捨弃了纳入此法,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皆是按其十足价值买卖”。[28]

  “将工人工资压低至其劳动价值以下”于两章后又再次提及,在讨论到“机器……逐渐取得一特定生产领域的整体控制”对劳工的影响,及导致“一部分工人阶级……变成剩余人口……充斥于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之下”。[29]此一事实的当代相关性几乎不言而喻。由于现代生产方式难以广纳足够工人防止失业率攀升,极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在全球南方已然“成为剩余人口”,而此事,在我们尚未考量低工资国家中更为严峻的劳动体制之前,业已展现强大力量致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之下”。

  《资本论》的第三卷,在讨论“反作用因素”(counteracting factors)阻碍利润率趋向下降时,马克思又再次简短提到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管道。该反作用因素之一,“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仅用两短句处理:“和其它许多可能在此提到的事物一样,它与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并不属于本研究所考察的竞争之范畴。但它是阻碍利润下降趋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30]马克思不仅只将工资削减到低于它们的价值以下摆到一旁,他更进一步判辨,必要时对他“资本的一般分析”,也必须放宽,若是我们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和今后各国劳动剥削率的差异是完全超出我们当前的研究范畴”。[31]然而正是此处必须形成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工资套利所驱动的全球化与绝对剩余价值并无对应。冗长工时在低工资国家极为常见,但劳动时间的长短却并非外包企业最主要的引人之处。它也无关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大体上并非经由新科技的运用而削减。固然,外包往往被视为投资新技术的替代选项。可是,它确实显示了超级剥削。一如Higginbottom指出,“超级剥削是……界定了帝国主义遭隐藏的普遍本质….…这并非因为南方工人阶级产出了较少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益发遭受压迫与剥削”。[32]

  结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验分析揭露了,在低工资国家普遍存在较高的剥削程度所生的全球劳动套利,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在我们回顾马克思《资本论》后,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其重要性为马克思所强调,却也遭一般性理论所排除。此部分是在世界格局下复兴马克思主义唯一可行的坚实基础。此一重要发现也让我们察觉历史中新自由主义的位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评论道:

  只要资本尚且薄弱,它得依赖往日生产模式的支撑……一旦资本感觉自身壮大,它便抛开该支撑物,按其规律行进。当资本开始感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便经由限制自由竞争的各种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以使资本的统治看似更形合理,但在此同时却也预示了资本的解体和依赖资本的生产模式之解体。[33]

  此与列宁的论点惊人地近似,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身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从过渡时代的特徵进展到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已成形和表露无遗时,资本主义据以转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34]

  资本主义的兴起仰赖“原始累积”(primitive accumulation)最野蛮的形式,例如运送数百万非洲奴隶、殖民掠夺,以及鸦片走私。在资本主义达到其成熟阶段并且掌控所有生产过程时,竞争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得到充分表现。最后,在衰退期,资本主义越发依赖自由竞争以外的形式-即垄断、国家大加干预经济生活的各层面、“掠夺式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帝国主义-以谋存续,而其代价为资本主义扭曲的运作规则和竖立起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扩张的新阻碍。

  我们应如何贯串此一年谱与本文所述增加剩余价值之三种形式?资本主义尚未成熟时,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即延长劳动时间至超过体能极限-居于上风。一旦资本得以掌控生产过程,相对剩余价值-即经由改良技术从而减少生产工人的消费品所需的时间-则成为主要的形式,但这始终取决于更为残酷及更为古老的宰制形式之持续,在受支配国家尤其如此。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日益佔上风的资本、劳动关系形式为全球劳动套利,例如,凭恃佔有手段,资本主义得以国家压迫,在“新兴国家”中迫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如此构成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亦是当今资本、劳动关系最主要的形态。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正首当其衝,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广大的劳动人民亦面临穷困。对低工资国家中新兴、年轻与女性无产者的超级剥削在1970年代曾一度挽救陷入颓势的资本主义。当下,连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工人的使命即是掘一墓坑-以埋葬资本主义并由此捍卫人类文明的未来。

  Notes

  1.因本文之目的,“超级剥削”一词系指高于全球平均值的剥削率。本文申言,超级剥削,在低工资国家普遍存在。

  2.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2013), http://unctad.org/en.

  3.The trace for Europe, generated by subtracting intra-EU manufactured imports from the EU total, begins in 1995 because data is only continuous since the EU enlargement of that year.

  4.Data from the OECD’s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 http://stats.oecd.org, which reports the value of exports net of imported inputs.

  5.Ari Van Assche, Chang Hong, and Veerle Slootmaekers,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assessing the Evidence,” LICO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iscussion Paper 205/2008, 15, http://feb.kuleuven.be; “The Great Unbundling,” Economist, January 18, 2007, http://economist.com.

  6.For proof of this, see Ricardo Hausmann, César Hidalgo, et al.,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2011, http://atlas.media.mit.edu.

  7.Michael Clemens, Claudio Montenegro, and Lant Pritchett,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671 (New York: World Bank, 2008), 33,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7 (Washington, DC: IMF, 2007), http://imf.org.

  9.Stephen Roach, “More Jobs, Worse Work,”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04, http://nytimes.com.

  10.Stephen Roach, Outsourcing, Protectionism, and the Global Labor Arbitrage, Morgan Stanley Special Economic Study, 2003, http://neogroup.com, 6.

  11.Ibid, my emphasis.

  12.John Smith, “The GDP Illusion,” Monthly Review 64, no. 3 (2012): 86–102.

  13.John Weeks and Elizabeth Do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the Causes of Backwardnes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6, no. 2 (1979): 71.

  14.Charles Bettelheim, “Some Theoretical Comments,” 附录于Arghiri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in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NLB, 1972), 302.

  15.Nigel Harris, “Theories of Unequ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no. 33 (1986): 119–20.

  16.Gary Howe, “Dependency Theory, Imperi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 on a World Sca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8, nos. 3/4 (1981): 88.

  17.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179–80; Joseph Choonara, Unravelling Capitalism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09), 34.

  18.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vol. 6, 303

  19.V.I. Lenin,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originally 1915), 407.

  20.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originally 1916), 266.

  21.Ibid, 77.

  22.资本输出有三种型式:外人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股份和金融债券形式出现,不同于外人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无法使投资者大权在握)、借货资本。

  23.Andy Higginbottom, “The System of Accumulation in South Africa: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45, no. 2 (2011): 268.

  24.Marx, Capital, vol. 1, 702.

  25.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91; originally 1894), 241–42.

  26.Ibid.

  27.剩余价值第三种形式的重新发现为一重大突破,系由Andy Higginbottom所提出,“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 paper 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erence, London, November 27–29, 2009.

  28.Marx, Capital, vol. 1, 430–31.

  29.Ibid, 557.

  30.Marx, Capital, vol. 3, 342; 我强调。

  31.Ibid, 242.

  32.Higginbottom, “”The System of Accumulation in South Africa,” 284.

  33.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651. 感谢Walter Daum指出这篇相关的文献。

  34.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265.

  作者John Smith于伦敦Kingston大学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首次刊载于Monthly Review 67, no. 3 (2015),文章内容节录自Smith 即将于2016年由《每月评论出版》(Monthly Review Press)发行的新书《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译按:本译文曾参照考郭大力与王亚南所译的《资本论》、中文马克思主义者文库之《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苦劳网之《GDP假象:附加价值vs.佔有价值》(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