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用崛起来论述当今中国的机会或命运，充分暴露出郑永年骨子里是西方价值观的拥趸，到今天还在用西方那套强权政治、丛林法则来论述和评价中国。在他过去的著作中，郑永年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还是要走到西方普世价值上去。虽然郑永年近年来替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但在我看来，郑永年肯定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时，有一句话始终没有敞亮地说出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只不过是通向西方普世价值体系、西方意识形态的过渡，只不过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权宜之计。
近年来中国舆论圈里各种各样的“陷阱”理论很多，例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城市化陷阱、价格陷阱、流动性陷阱、马尔萨斯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还有人出了一本书叫《经济学陷阱全集》。这些陷阱理论貌似学术，实际上都万变不离其宗地针对当今中国。
打个比方，算命先生、江湖郎中的惯用伎俩之一是先吓唬顾客，你有病了!你得了一种少见的怪病!你病得很重!顾客一旦被吓着，立刻就会着急求教：那怎么办啊?这些高人便会说：幸亏你遇到了我，我有祖传秘方，正好能救你!于是，顾客便乖乖听话掏钱。
舆论圈里的各种陷阱理论，在我看来大都是卖“祖传秘方”的。他们打着学术研究、高端智库的名义，向各级政府兜售他们的解决方案。为此，要么将没病的硬说出病来，要么把一点小病说成绝症，要么把常见病说成世间罕见。
这些大师们除了兜售自己的“药方”，还试图同时兜售自己——若在更高层面上把中国说得病入膏肓或疑难杂症，再掏出自己独门的锦囊妙计，就有可能成为“国师”。因此，有些已经看明白这种营销伎俩的耿直之士惊呼：当心，各种陷阱理论本身就是陷阱!
一
各种各样陷阱理论在中国层出不穷的时候，如今又多了一个，叫做“明朝陷阱”，它的发明者是旅居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事实上，郑永年以前多次念叨过其他各种陷阱理论，可能他觉得效果不佳，没有达到惊吓高层、吸引高层注意的目的。他可能还意识到，过去念叨的各种陷阱理论，都是别人的发明，官家若想买药，不太会找他这个帮腔的转手。于是，郑永年可能觉得自己亲自发明一个陷阱，卖药的成功率更大。“明朝陷阱”便横空出世了。
网上搜索“明朝陷阱”，一般看到的是这个标题，《郑永年：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这篇文章最初在网上出现是在一年前，那时候的标题是《中国正在错过一个又一个崛起的机会》，题注引语写到：“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一年后，即今年4月20日前后，各个网站和自媒体几乎一致地将标题改为现在的样子，再一次隆重推出，感觉像是一次策划的集体行动。至于其中缘由，后面再分析。
我理解郑永年“明朝陷阱”的核心论述大致如下：郑和下西洋时代，面对崛起的机会，明朝政府放弃了。明朝政府放弃这个崛起的机会是因为受到自己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碍，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数百年后被西方打败，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相反，从郑和时代便已经出现的东南沿海“倭寇”海盗的海洋活动，是一种与明朝政府价值取向不同的民间力量。由此警示今天：当今中国政府不要放弃眼前的机会，要接受命运，抓住崛起的良机。按以古鉴今的推论，如果当今中国政府放弃这个机会，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相反，当今中国的民间力量已经为崛起而迫不及待了。
二
我认为郑永年关于“明朝陷阱”的这个论述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郑和下西洋在15世纪初，1405年第一次，1430年第七次。鸦片战争在19世纪中叶，相距400多年。罂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指出，这400多年间，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也就是说在这400年间中国是领先世界的，是世界的领跑者。直到1830年，中国的GDP仍占当时全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比当今米国占世界总量的比例还要高。既然如此，何来明朝放弃崛起机会一说呢?崛起的原意是地势突起，引申的含义有后发制人的意思，因此在政治上一般是指落后国家快速赶超先进国家。就历史事实而言，从郑和下西洋到鸦片战争，一直是西方国家在轮番崛起，试图赶超中国。按郑永年的说法，如果明朝没有放弃崛起的机会，本已世界第一的明朝要崛起成啥样?崛起成0或-1吗?
第二，罂国学者李约瑟早就指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都领先于世界。从17世纪开始，西方科技飞速发展，很快超过中国，即所谓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对这个现象如何解释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这里不探讨李约瑟出的题目，只想指出，按李约瑟的说法，明朝也不存在放弃崛起机会一说。因为，明朝当初并不落后，反而是领先的。
第三，郑永年所谓明朝放弃崛起机会一说不成立，明朝放弃郑和航海倒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问一下：明朝放弃了郑和航海，此后中国还依然保持了400多年的经济领先，放弃郑和航海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一项政策或一个决定能在400年间保持有效，人类历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应该说为数不多。换一个角度，郑永年至少应该做一个假设，如果明朝没有放弃郑和航海，其结果究竟是领先崛起成0或-1，还是快速衰落?不做这样的假设，郑永年的“明朝陷阱”论至少是不充分的。
第四，郑永年的“明朝陷阱”理论将明朝政府与民间对立起来，意思很明显，明朝政府是逆历史潮流的，民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这迎合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理论，即否定政府，肯定市场。那么，郑永年是否该深究一下，西方国家的轮番崛起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呢?如果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的轮番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很明显，不可或缺，那么，郑永年是否该分析下政府和民间作用各自的利弊，而非什么事都不言而喻地将板子打在政府身上?
第五，代表民间力量的海盗“倭寇”，引号不是我加的，而是郑永年原文中的。我们知道中文里给一个词汇打引号，在某种用法中表示对这个词汇的本意不认可，只是借用一下。郑永年在这里给倭寇打引号，是否就是这种用法?如果郑永年对此没有其他合理解释，我只能认为，在郑永年的眼里，烧杀掳掠的倭寇不是倭寇，而是符合海洋文明这一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这与当年的《河殇》挺合拍。如果郑永年是日本人，对此我也能理解，但郑永年是日本人吗?如果对于倭寇都要隐隐约约地翻案，那么，对于入侵、炮轰中国的大罂帝国的坚船利炮，郑永年是否认为那就是堂堂正义之师呢?
第六，退一万步说，即便郑永年关于“明朝陷阱”的论述能够成立，那么，郑永年将明朝放弃崛起机会的原因归为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按借古喻今的惯例，郑永年在警示当今中国的时候，他是否在影射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中国崛起呢。
三
于是，我们终于要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
郑永年抓住意识形态问题，原则上不算错。
先说西方的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大罂帝国打败了清朝，从此开始大肆、公开地对中国敲骨吸髓，榨取中国的民脂民膏。众多西方列强很快学着大罂帝国一拥而上，最终导致中国奄奄一息。但大罂帝国和西方列强也要给自己装点门面，不好意思直接说我就是为抢钱。于是，借助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给中国按了一个罪名，叫做“闭关锁国”。顺着这个方向，一些西方价值观的跟屁虫们便将“闭关锁国”的源头追溯到了郑和下西洋之后。这里我不对“闭关锁国”问题展开论述，只想问一下：如果中国当初真的“闭关锁国”了，那时候全世界的白银为何三分之二流入了中国?是中国抢来、骗来、捡来的吗?难道不是与西方正常贸易的结果?
对此我们只有一个解释，合法贸易，合法生意，西方做不过中国，于是找到“自由贸易”做借口，向中国动武。这便是“落后就要挨打”。虽然说这个结论是西方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真实面目，但我们必须要问：它合理吗?这个结论能成为真理吗?事实上，这就是西方崛起的真相：不按我的规则，不让我轻松便利地赚钱，就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说明朝“放弃崛起”的机会，难道不对吗?如果明朝、清朝不放弃“崛起机会”，而是如郑永年期望那样像西方一样地崛起，郑和舰队以及他的后继者，是否应该到处抓奴隶，奴役他人，到处以武力建立殖民地，到处以自由的名义杀人放火?
也许有人会说，那时候中国如要崛起，不必学西方的全部，只要学它的好东西，例如科技之类。且不说这种观点与“中体西用”有多大差别，问题是，西方价值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谁能将其割裂开而实现现代化?日本显然不是，而是脱亚入欧了，从而犯下滔天罪行。直到今天，西方依然认为实现现代化只有他们带领、指出的唯一一条路，当初中国若按自己的标准做取舍，西方会答应吗?会放弃动武吗?以科技来说，难道不是因为科技强大了，西方动武才更加无所顾忌吗?再说，欧洲列强之间意识形态相近都打得不可开交，如果那时候“中体西用”成功了，西方就会不对中国动武吗?再说，1949年以前，不烧杀掳掠、不奴役他人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吗?
明朝直至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的确与西方不一样。有学者将那时候中国的世界体系价值观称为朝贡制度或天下体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与西方不一样，因而被描述得很不堪。但实际上朝贡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中国宁愿倒贴钱给别人，换来和平共处的相安无事。与西方崛起过程中到处动武、杀人放火甚至自相残杀相比，哪个更高尚?维护朝贡制度的中国人，最多被说成是傻乎乎的老好人，而绝不是应该挨打的大坏蛋。欺负花钱买和平的和善好人，不是恶棍又能是什么?
因此，郑永年用崛起来论述当今中国的机会或命运，充分暴露出郑永年骨子里是西方价值观的拥趸，到今天还在用西方那套强权政治、丛林法则来论述和评价中国。在他过去的著作中，郑永年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还是要走到西方普世价值上去。虽然郑永年近年来替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但在我看来，郑永年肯定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时，有一句话始终没有敞亮地说出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只不过是通向西方普世价值体系、西方意识形态的过渡，只不过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权宜之计。郑永年反对的只不过是西方规定的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他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换一条路走，最终也会走到“历史终结”之处。所以，郑永年本质上与福库雅玛(福山)区别不大。
我不知道郑永年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装傻。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很强劲，但那时候还没有像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后那样初步形成一套理论解释，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于是，郑永年的一位本家便借用了一个西方概念：崛起。但即便在那时候，郑永年的那位本家也没有照搬西方概念，而是在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词，叫做——和平崛起。以显示中国不会照搬西方。时隔多年，当今中国连和平崛起这个杂交词汇也不用了，而是换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叫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背景下，郑永年还在唠叨西方的陈旧词汇——崛起，不觉得自己崇拜西方的尾巴已经完全暴露了吗?郑永年的文章中虽然遮遮掩掩，但还是忍不住地肯定，美国占据着世界道德的制高点。还用我再找其他证明吗?
简而言之，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不是什么崛起不崛起的事情，不是什么放弃不放弃崛起机会的问题，沿着这个方向评论描述中国，就是完全按照西方价值观体系来要求中国，结果只能是：只要中国做的同西方不一样，那就是错。而事实上，鸦片战争是两种价值观体系的冲突。当初，中国对西方价值观体系的蛮不讲理、野蛮凶狠认识不足。如今，中国在依然坚持原有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上做了补充、调整和修正。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如果西方或别人再一次野蛮地动武，中国如何才能不重蹈覆辙，让来犯者有来无回。
四
最后分析一下这篇一年前的文章，为何现在又突然统一改了标题后再次集中推出。我想这与郑永年文章最后部分也有关。郑永年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中国不应该错误地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个道理当然不错。但郑永年的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他说的很明确，他说毛泽东是个现实主义者，喜欢米国右派，不喜欢同米国左派打交道，因为米国右派讲利益，米国左派讲价值观。在论述邓小平时，郑永年称赞了邓小平反对米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但又不忘强调一句，邓小平也把米国当成学习对象。
于是我们发现，这篇文章一年后再次登台，显然是针对当前中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米“贸易战”黑云压城的时候，郑永年的这篇文章再次出笼，似乎在说，中国应该同特朗普这个米国右派好好地谈利益，不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中米两国之间只是利益不同，“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如果“把米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米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米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引号内是郑永年原话)。
对此，我想说，首先，中国这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多次表示过要与米国搞好关系，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米两国发展”，到“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米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米关系搞坏”，最高领导人代表中国政府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郑永年还把板子打到中国政府头上，是否瞄错了靶子?
其次，郑永年要求别把米国看成意识形态，能否先问问米国人自己答应吗?当今在米国政坛上上下下的关键人物，从班农到博尔顿，从纳瓦罗到蓬佩奥，哪个不是把中米之间的关系同时看成是意识形态关系?米国如果不是意识形态，那还是米国吗?
再次，郑永年要求别把米国看成意识形态，反过来说，中国只需要同米国谈利益，中国自己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这是否意味着郑永年认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意识形态的建设没有意义呢?联系到前文“明朝陷阱”的原因，郑永年是否希望当今中国放弃意识形态的坚守?郑永年是否想说，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会导致还没真正崛起就衰落?
第四，郑永年说毛泽东喜欢米国右派，不是没有依据，但郑永年又说因为米国左派讲价值观，所以毛泽东不喜欢。这样的铺陈是否想说毛泽东只讲利益不讲价值观?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既坚持原则，又兼顾利益，难道不行吗?难道利益和原则只能二选一?
第五，郑永年认为中国不该把米国看成敌人，但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导致中米关系走向敌对危险倾向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米国，而不是中国!郑永年不能这么是非不分，皂白不辨啊。正确理解毛泽东同样不能忘记毛泽东的其他论述，例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郑永年或者近日有计划集中推出郑永年这篇文章的人，能否凭着做人最起码的良心说话，今天中米之间，究竟是谁犯谁?
第六，郑永年说，一些事情上，米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合米国多年来的表现，郑永年能否详细说说，中米之间，米国究竟占据哪几个道德制高点?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失去”的道德，哪些方面可以从米国那里得到高尚的教诲?
从郑和下西洋到鸦片战争，中国的确应该认真反思这段历史，的确应该从这段历史汲取教训，警示今天和未来。但以古鉴今的结论绝不是郑永年笔下的“明朝陷阱”或崛起机会，绝不是只同米国讲利益。而是如何才能不让西方新的鸦片战争再次得逞。
郑永年无法理解中国的远大理想。
——要让几百年来傲慢的西方，在中国面前自惭形秽!
所以文章最后我想指出：
郑永年试图向中国兜售的“药方”，只是一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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