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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除了解构,还有什么?

2018-04-14 14:32:10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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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新编辑部的故事》,从解构传统、解构宏大话语,到解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

  1992年,赵宝刚执导,王朔、冯小刚编剧,葛优和吕丽萍主演的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开始在银屏热播。这部电视剧通俗、诙谐、狂欢,影响巨大,甚至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语言风格:调侃、反讽、一点正经没有。

  《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后,葛优成为中国头号喜剧明星。

  有一个著名的广告播了很长一段时间——冯巩问:冬宝,想啥呢?葛优答:想葛玲呢。冯巩拿出一根火腿肠给葛优,镜头一转又问:还想葛玲吗?葛优翻着白眼问:葛玲是谁?

  这个广告真可以说是《编》剧微续集,它用直截了当的对白诠释了“有奶便是娘”的亘古真理,明示一切超越口腹之欲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种理直气壮深得初涉市场经济大潮,沉浸在发财梦想中的国人之心,这让他们免于心理纠结,精神上得到了解放。

  实际上,《编》剧当时的大红特红,正是和它这种解构传统以及宏大话语,让一切追逐私利的行为都正当起来的功效密切相关。

  1992年,小平南巡讲述了“春天的故事”,中国开始急剧向市场经济转型,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放弃高蹈回归犬儒,他们急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而《编》剧的语言在表面迎合传统主流话语形式的同时,却每时每刻不在嘲笑和解构它,这让人听着十分痛快。

  一脸正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牛大姐是剧中的箭靶,而葛优扮演的李冬宝则最擅长用气势磅礴、神圣庄严的“大词”来形容、描述一些庸俗、琐屑、甚至猥琐的人和事。

  过去人们闻之肃然的高调、见之心惊的上纲、无限深情的讴歌,在这里全成了不着调的笑料,全没了杀气和力道。这自然和当时人们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心态相吻合了。

  时间一晃过了21年,中国人心理的变化真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当时《编》剧极力解构的传统道德和宏大话语,早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真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已无影无踪,体制中人在物质方面完成了国际接轨,在精神方面完成了和市场接轨。

  李冬宝、葛玲、余得利之流面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优势。《人间指南》编辑部中的人原来总觉得社会还不够无耻,好,现在大家都彻底抛弃了一切面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总该满意了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初《编》剧主创人员想要的结果?如果是,那也就算是求仁得仁了。

  但这样的局面就给《新编辑部的故事》的主创人员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还解构谁呢?传统话语已经成了一具僵尸,甚至开始风化了,再去解构它,只会让自己显得可笑。据说,《新》剧出炉之前,酝酿了10年之久,我想这可能就和缺乏目标有关。

  看了几集《新剧》,感觉10年“怀胎”还是值得了,编剧终于找到了新的解构目标:市场话语、消费主义、海派作风等等。这些90年代被追捧,一度似乎是“先进文化”的东西,如今成了新的浮夸和虚伪,因此也就成了新的嘲笑对象。

  比如《新》剧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海归派运营总监安妮。她作风洋派,穿着时尚,说话时经常夹杂着英文单词,上任后还给编辑部的每个人都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并力主把杂志更名《WWW》。这样的人物,倘若在90年代初,绝对会被视为是“有创新精神”、“时代前沿人物”而受到一干人等的顶礼膜拜,但在今天,这一套却更容易让人产生滑稽之感,就连已经退休的牛大姐,也嘲笑杂志的新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厕所,而且是“三个厕所”。

  更要命的是,安妮虽然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国际人”,但两杯小酒下肚,她就满口“海蛎子味”,露出山东大妞安红的本色了。在一次代表编辑部担任电视选秀节目“红男绿女”评委期间,安妮在酒精的作用下,操着满口的山东腔,和另一个评委发生了激烈冲突,她神态严厉,语言辛辣,并荒腔走板地现场演唱了一段《大海啊故乡》。编辑部的所有同仁都以为安妮这次出了大糗,不料她却获得网友的热烈追捧,甚至出现了大量自称“红豆”的粉丝。

 

  应该说,这个桥段还是很有生活的。2005年“超级女声”意外爆红之后,各个电视台都开始推出选秀节目,而选秀节目的评委席上也总少不了一条“毒舌”,引起公众围观。笔者作为一名电视评论员,这些年也曾经在许多节目当中担任嘉宾或评委,发现赢得掌声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放低自己身段,说话越是无厘头,获得的掌声就越多。

  安妮这个角色和“安红评委”这个桥段,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心理的双重变化:首先,海派作风已经成了装腔作势的代名词,《新》剧中的安妮取代了《编》剧中的牛大姐,成为新的箭靶;其次,在互联网时代,精英做派在草根那里已经没有市场。

  因此“编辑部”系列也就不可避免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建设性。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无论是老编辑部中的葛玲、李冬宝、余得利,还是新编辑部中的袁帅、何澈澈、李童宝,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既自负又自卑。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明,他们嘲笑所有人、所有事,但除了说风凉话,他们却不能从事任何一项严肃的事业。他们解构了体制、权威和传统价值观念,但提不出新的东西来代替。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新编辑部的故事》,从解构传统、解构宏大话语,到解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编辑部》系列完成了一次乾坤大挪移,重新找到自己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但传统不行,宏大话语不行,商业流行文化也不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遵从接受的新文化?《编辑部的故事》没有告诉我们,《新编辑部的故事》也没有告诉我们。

  当然,这不是“编辑部”的任务,而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任务,这个任务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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