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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东: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2018-02-07 17:04:19  来源:察网  作者:黄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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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一、“饿死三千万”首先是美国人口专家制造出的结论

 

  美国和西方很早就关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化和死亡人数。早在1960年美国的报纸就开始公开报道中国的饥荒,谈论中国的大饥荒造成饿死人的现象。美国出于敌对新中国的需要,实行欺骗性宣传,经常有类似消息的报道,并未引起关注。1981年,美国人口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发表文章,对大饥荒的人口变化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1961年中国的超线性死亡人口是1650万人。[1]我国于1983年公布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查资料后,科尔领导的美国人口研究委员会声称采用抽查的生育率和人口普查得到的分性别年龄分布数据对中国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科尔等在报告中称,中国在1958~1963年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700万人。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处处长班尼斯特也发表文章,声称采用我国新公布的人口资料,使用美国统计局的程序,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其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19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880万人。

  同年,阿什顿等发表《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使用方法类似科尔和班尼斯特等人的工作,重新修正了一些参数,增加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1961年中国人口的超线性死亡量为2950万人,其中成人为1730万人,10岁以下儿童为1220万人。其结论声称:1958~1962年中国过早死亡人口为3000万人,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至此,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告一段落。[2]

  美国的研究结论逐渐成为西方共识并传入国内。在美国的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算的1958~1962年有3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更加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尼斯特的估算结果略低。到此时,美国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3000万人。此后,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开始经常在文章中广泛传播这个结论。后来,这一结论又逐渐传播到国内,也逐渐让国内很多学者相信了西方人口专家们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还从国内地方政府和民间寻找证据,以支持美国人口专家的结论。

  

二、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人”的方法

 

  按照科尔公开发布的报告,美国人口专家的论证是基于我国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等统计数据和美国专家建立的人口学计算方法。在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在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3]和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查[4]。1983年中国对外公布了这些资料,同时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以科尔为首的美国专家们首先在报告中阐明,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只需要少许修正(主要是纠正没有包括在统计资料中的军人数据和少数没有提供年龄等完整资料的人口)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和可靠的人口数据。这些数据主要包括:中国政府公布的根据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查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育龄妇女在每一年度的分年龄生育率,以及我国政府公布的三次人口普查即1953、1964和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量分布。

  1984年,科尔领导的关于中国人口研究的委员会发布报告[5],声称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使用科尔本人在1984年建立的人口学模型和计算程序[6],重建了我国1952~1982年的分年龄和性别人口数量分布,其中采用两次人口普查给出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数据,计算人口普查间隔期的分年龄性别死亡率,进而得到每年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采用我国公布的生育率抽查数据给出的各年度分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计算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从而估算每年死亡人口数量和死亡率。班尼斯特、阿什顿等人则是使用不同的方法,调整我国在三个普查年度的人口分布数据,然后使用类似的计算方法乃至计算程序,计算我国历年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分布,得到出生和死亡数据。

  美国的专家们又确定某些年份是非正常年份,如科尔确定1958~1963年为非正常年份,其他年份是正常年份。由于新中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年的死亡率比上一年都有明显下降。美国的专家们宣称,根据他们估算的正常年份的死亡率,用死亡率与时间之间的线性关系式拟合他们估算的正常年死亡率数据,得到线性关系式中的参数。然后,根据该线性关系式计算非正常年份的正常死亡人数。最后,重建得到我国历年人口数据的非正常年份死亡人数与正常死亡人数之差,就是专家们论证的“超线性死亡人口”,暗示他们就是饿死的人口。

  科尔领导的人口专家委员会,在计算不同年份中国人口时,使用的是插值方法,就是在两个人口普查年数据之间,通过插值确定各年度分年龄人口数量。最简单的插值方法,是人口数量上的线性插值,简单地说,就是将某一年龄段在两个普查年之间的死亡人口均匀分配到各个年份。例如,科尔在其报告第20页举例说,1954年年龄为15岁的人口数量,是通过1953年人口普查14岁人口数量扣除两次普查人口减少(也就是1964年年龄为25岁人口数量与1953年年龄为14岁人口数量之差)的1/11。科尔还指出,通过这种简单插值方法,就可以重建育龄妇女在各年度的分年龄数量,从而就可以与中国政府公布的生育率抽查得到的各年度分年龄生育率数据相乘,然后将这些相乘结果加总,得到各年度出生婴儿数量。

  科尔领导的人口专家委员会报告提到的另一个插值方法,就是科尔本人提出的计算各年龄人口在两次普查之间的平均年存活率,用平均年存活率插值,一样可以得到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到每年的人口数。科尔在报告中宣称使用该方法重建我国人口历史,估算我国人口死亡数量和死亡率。

  本文使用科尔报告中发布的中间结果,主要是用分年龄平均存活率数据重建得到的中国人口历史,用各年度分年龄育龄妇女人数数据计算得到的每年的出生婴儿数。由于科尔等在报告中提供了大量中间数据,我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四则运算,就可以重复科尔的计算过程,得到最终结果。我们的重复计算结果表明,科尔等在报告中公布的结果,尤其是科尔定义的非正常年份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都明显大于我们重复科尔计算过程得到的结果。从人口学原理分析,我们重建的计算结果才是科尔方法应该得到的计算结果,而科尔报告的结果不符合人口学原理,明显是虚构的。下面是主要计算结果。

  

三、美国人口专家在报告中人为虚增出生婴儿数量

 

  科尔公布了他重建的中国各年度育龄妇女分年龄人口数量,我们仅需要使用该数据,与中国政府公布的分年龄婴儿出生数量和妇女数量抽查数据,就可以重复科尔的计算,得到科尔估算的出生婴儿数量了。估算某年度某一年龄妇女生育的婴儿数量N可以按下式计算:

  出生婴儿数量N=育龄妇女数量NF*抽查育龄妇女生育婴儿数Nb/抽查育龄妇女数Nf

  将上式应用到各个年龄段,就可以计算各个年龄段妇女在当年生育的婴儿数量,将它们相加,即可得到该年度出生婴儿总数。

  使用上述方法,就得到了我国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如表中第二列所示,第三列是对应的科尔对外公布的出生婴儿数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对数据结果做了明显的篡改。从表中可以看出,科尔报告的结果,在1960年之后基本与我们重建的计算结果一致,而1960年之前的结果,则比我们的重建计算结果大很多。1953和1964年出生人口计算结果完全来自可靠的统计数据,不依赖于科尔的重建育龄妇女计算。科尔基本正确报告了1964年的计算结果,而他所报告的1953年的出生人口则虚增了259万人。在1953到1964年的12年间,总计人为增加了8785万出生人口,基本增加到1958年以前,也就是科尔所宣称的非正常年份之前。其中在科尔所宣传的“大饥荒”和以前年份,虚增出生人口高达8745万人,这一数字就占到了科尔所宣称的大饥荒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口2700万人中的近三分之一。显然,科尔是有针对性地虚增出生人口的。

  表1我国1953~1964年间使用科尔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出生人数,科尔的报告中公布的出生人数,以及科尔的报告中虚构的出生人数,单位:万人。

  

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注:*科尔报告原文误打成2945万人,该数据是从科尔报告公布的我国官方登记死亡人口1976万人和登记完整率为0.808估算得到的。

  

四、美国人口专家夸大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

 

  科尔领导的中国人口研究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估算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数据时,声称还使用了科尔等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报道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根据两个人口普查统计给出的分年龄人口数量分布数据,计算两个人口普查间隔期的平均存活率分年龄分布数据,也就是构建生命表的关键数据,然后使用该分年龄平均存活率数据,计算每年各年龄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到存活的人口和死亡人口数量。科尔等在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中间结果,分年龄平均死亡率和存活率数据,我们只需要使用他们的存活率中间结果,就可以采用科尔的方法重复计算我国各年度分年龄人口分布和人口总数,死亡总数和死亡率等数据了。表2是我们重复科尔的计算得到的结果,以及与科尔公布结果的比较。

  表2根据科尔方法计算得到的和科尔在报告中公布的中国在1953~1964年间各年度死亡人口(单位:万人)和死亡率数据对比

  

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注:*计算使用科尔报告给出的1953年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分年龄性别平均死亡率和各年度出生人口。+报告死亡人数是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登记年中人口(由年末人口估算)和科尔报告死亡率计算得到的,该结果与科尔报告提到的非正常年份死亡人口一致。

  从表2可以看出,科尔在报告中并没有使用其估算结果。科尔报告的结果,与采用其描述的方法估算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大。按照科尔的方法和中间数据估算出的各年度死亡人数比较平均,差别较小,而科尔报告给出的死亡人数在不同年度差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报告的超线性死亡人数最多的三年是按照科尔的方法和数据估算出来死亡人数最少或较少的年份。其中1960年估算出的死亡人数是1490万人,是12年中死亡人数较少的一年;然而,在科尔报告中则为2588万人,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计算结果的167倍,相当于虚增了约1100万死亡人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使用前面重建计算得到的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得到的总死亡人口还会比上述估算结果低880万人。显然,用科尔的数据和方法完全无法得出“饿死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科尔使用虚构数据的主要原因。而班尼斯特和阿什顿等人报告的出生和死亡人口数量,如明显虚增1953年的出生人口,同样是伪造的。

  通过比较我们运用科尔报告中的中间数据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和科尔报告中的结果,可以推断出科尔使用虚构的分年度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来重建了中国1953~1964年间的人口,并依据这些虚构数据,计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而计算出来高达2700万的超线性死亡人口,并暗示这就是中国在1960年前后饿死的人口。

  

五、“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绝对不可信

 

  1.美国人口专家的研究结果存在作假,其“饿死三千万”的结论根本不可信

  科尔的报告依据我国公布的少量人口数据,提供了大量被认为是“高度可信”的定量结论。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科尔在报告中在关键指标上作假。我们根据科尔给出的中间数据通过四则运算重复了科尔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表明,科尔大量虚增了他所宣称的非正常年份之前几年的出生人口,总计高达近880万人;科尔的报告中公布的死亡人口,也同样存在大量虚构,例如,仅1960年就虚增了1100万人,将计算得到的死亡人数1490万人增加到2588万人,从而将所宣称的“超线性死亡人口”从1650万人增加到2700万人。此外,科尔的报告没有按照统计学惯例给出计算结果的误差范围,也说明科尔给出的出生和死亡人数等结果不具备统计意义,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来看待。

  2.美国人口学家的“超线性死亡”理论受到广泛质疑

  “超线性死亡”是美国专家为新中国人口问题发明的一个新名词和新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线性下降,在8年的时间里下降近一半,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但在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遭遇困难,死亡率也出现了回升。美国专家按照此前和此后几年“估算”的线性下降的死亡率数据,通过拟合的线性方程估算1960年前后几年的死亡率并将其看成是正常死亡率,而将“估算”的实际死亡率看成是不正常死亡率,按照不正常死亡率计算得到的死亡人口数超出按正常死亡率计算得到的人口数的部分就是美国专家所说的超线性死亡,暗示他们是非正常死亡且主要是饿死的。这是美国专家科尔等人论证“饿死三千万”的主要手法。由于科尔作为美国人口学会主席和联合国人口专家所享有的声誉,“超线性死亡”理论因此成为西方人口领域公认的“理论”。

  按照统计学原理,计算死亡人数的正常算法是将不同测量或统计来源的多个同一年份的死亡率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诸如计算它们的平均值及其标准偏差,然后根据3σ法则,找出这些数据的正常范围和不正常数据。科尔等将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得到的数据看成是正常数据,将其他数据都看成是非正常数据,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超线性死亡”理论并不合理,根本不应用其来估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事实上,使用该理论并采用美国统计局及美国政府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报道[7]的死亡率数据(统计局公布的1936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为1.16%,而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报道的死亡率是2.149%)[8]来估算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超线性死亡(或额外死亡)人口,结果分别高达850万和1185万,可见“超线性死亡”理论并不合理。

  对于科尔的报告,世界著名饥荒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曾多次发表了不同意见,质疑他们的结论。1989年阿马蒂亚·森与让·德雷兹合作出版专著《饥饿与公共行为》,再次质疑美国人口专家们所使用的“超线性死亡”理论的科学性。〔印〕让·德雷兹(Jean Dreze),[9]森的反对意见常常被歪曲和忽略,而森本人居然被宣传为中国大饥荒饿死大量人这一结论的坚定支持者。到后来西方主流杂志和媒体不允许异议,充斥的都是饿死人文章,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不再质疑这个谎言了。

  王绍光教授则质疑了美国人口专家提出的“正常”与“非正常”的概念,列举古今中外大量实例,指出“正常死亡率”这一概念的荒谬,从而否定了美国人口专家的超线性理论。比如,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死亡率长期以来差距很大,如以白人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则美国每年都有大量黑人非正常死亡。[10]

  我国数学家孙经先教授在2011年6月发表文章指出[11],我国户籍管理方面的漏登导致登记人口数字在1960年前后严重偏低,使得政府公布的总人口在1960和1961年减少1000多万人,这是美国专家提出的“超线性死亡”说法的一大来源,也是国内外很多学者相信中国大饥荒饿死大量人口的关键证据之一。还有很多其他质疑者,如我国的李成瑞[12]、程恩富[13]和印度乌特萨·帕特奈克[14]等学者。

  3.我们应采用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公认”的说法和论断

  在自然科学领域,一项重要发现公布后,相关领域就会有很多同行进行验证工作,一方面确保该发现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则借助新发现做出新贡献。然而,中国1960年前后“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一项对中国来说异常重要、影响甚大的结论,却无人去验算和研究,这是十分奇怪的。这究竟是对美国人口专家的高度信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确实,很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将西方宣传为科学和民主的化身,甚至有学者专门出版专著论证,科学就是西方的文化[15],十分迷信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和文人,不相信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怀疑他们造假,却到民间和地方政府寻求证据,妄图证实美国专家的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迷信西方的心理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

  美国人针对苏联制造的杀人冤案谣言及其他混淆是非的社会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美国政府解密资料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61年和1962年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评估,在内部关于新中国经济状况评估报告上,美国联邦调查局评估人员写道:“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特别是连续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还低,但是,人口却多了5000万。虽然大规模的饥荒并未发生,但在个别地方,很多人在6月收获之前将面临营养不良。”显然美国政府内部并不认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存在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因此“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完全是美国为了抹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杜撰出来的。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充分揭露美国人口专家将弥天大谎伪造成所谓“科学结论”的实质。

  注释:

  [1] Coale,A.J., Population Trends,Population Policy,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1.7(1): pp.85-97.

  [2] Ashton,B. ,et al.,“Famine in China,1958-61”,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198410(4): pp.613-645

  [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版。

  [5] Coale,A.,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4.

  [6] Coale,A.,Life table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two enumerations of a closed population.Population Index,1984.50(2): pp.193-213

  [7] Y,C.,et al.,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2013 | | Blogs | CDC https://blogs.cdc.gov/nchs-data-visualization/deaths-in-the-us/.2015: Hyattsville,MD: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8] US_Bureau_of_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57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9]〔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苏雷译:《饥饿与公共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22页。

  [10]左凤荣等:《统计与政治》(上),《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11~77页。

  [11]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12]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3]程恩富、詹志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

  [14] Patnaik,U.,Revisiting Alleged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https://mronline.org/2011/06/26/revisiting-alleged-30-million-famine-deaths-during-chinas-great-leap/;中文参见:印度学者论述“饿死3000万”谎言形成原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15/12/511859_425281013.shtml.People Democracy,2011.35(26).

  [15]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一期。原标题《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作者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黄卫东,察网专栏学者,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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