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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骏: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旗帜

2018-02-06 16:35:30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丁堡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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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在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精英化、书斋化,与此同时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各种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群众中普及,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握群众。后果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由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归根结底,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交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才是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九大报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责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担当。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如何完成这个时代任务,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斗争任务。为完成这一伟大斗争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解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问题,解决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问题。当然,党的建设中,政治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很重要,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但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更是带有根本性的建设,它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的根本性的问题。

  因此,在“四个伟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基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为此必须要开展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形式的伟大斗争是核心,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键在党。在党的建设之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尤为重要。

  毋庸讳言,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分歧和矛盾。以至于在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以政代党、以政压党等弱化党的领导的情况。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就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产生在原始社会,不能产生于奴隶社会,不能产生于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然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是为完成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代任务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产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案,使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的最终解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所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郑重宣布自己不忘初心,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目标继续前进,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动摇的领导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历史进步性。中国共产党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命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制胜法宝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在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说: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

  当然报告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问题和不足,这就是,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

  在谋划未来发展时,习近平同志强调: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著名的8·19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理论贡献。

  过去我们一提到意识形态工作,都把它看作是和经济工作有矛盾的一项属于特殊人群的局部工作。在“经济建设是我党的中心工作”的口号下,事实上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以至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每进行一个时期以后都要出现一定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集中整治,结果严重地滞缓了经济建设工作的进程。我们之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中会长期地反复地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党内一些人在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还存在某些片面的方面。似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再提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就不能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了。这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物质形态和它的意识形态这样二重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形态和它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物质存在来看它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由物质的生产力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存在的反映,因而也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法律等理论。政治经济学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认识来源角度讲,它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反映,是第二位的东西。但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建设过程来看,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要素”。由此,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是孤立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之外的与经济建设工作无关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与经济工作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重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辩证地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之中。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意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建设处于首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工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建设目的、建设动力和力量保障等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第一位的,是极端重要的工作。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曾经强调: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论断,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将其具体化和深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一是指理论形式中国化;

  二是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物质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中华儿女必须要马克思主义化。中华儿女要马克思主义化,这一点在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上并没有取得共识。有的领导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一道工作,因此不能不容其他思想存在;有的领导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太难、太高,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了。与这些片面认识不同,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大众化就是要使中华儿女马克思主义化,使中华儿女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从精神到物质现实的转化而奋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精英化、书斋化,与此同时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各种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群众中普及,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握群众。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精神分裂状态必然会反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建设上,其表现就是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和斗争,由此其后果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精英化、书斋化,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以更强大的力量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能展现更新的风貌,神州大地上的中华儿女才能真正站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设年代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苏共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脱离群众往往首先是在理论上脱离群众,由于理论上脱离群众才导致党全面脱离群众,直到被人民群众所彻底抛弃。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交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宣传和思想工作,必须要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批判过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然而,这种批判不是一劳永逸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历史证明,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对于拿着刀枪的敌人我们各国共产党往往都是能够抵御得住的。各国共产党难以抵御最后吃了败仗的,正是那些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而实质上是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误导。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归根到底还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列宁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动摇,在于戈尔巴乔夫以资产阶级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没有及时识破戈尔乔夫的理论陷阱,而是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因而照单全收才酿成苏联解体的实践灾难。

  实践证明,堵不住资本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的工作场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战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认同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现在许多错误思潮都是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始的。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还是出自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空想成分。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观点。恩格斯于1886年1月27日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说:

  “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

  很多人断章取义片面地引证恩格斯这段完整论述的第一句话,用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经济和社会特征。事实上,我们把恩格斯的完整论述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第一,恩格斯在这里恰好重点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有经济和社会特征。第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为基础的。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空想成分。

  有人指责斯大林、毛泽东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人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说什么恩格斯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等等。实践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当然,他们在具体工作中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不足和失误,但是必须要分清本末。列宁曾经给出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原则态度。列宁说: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2]。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坚守不够,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而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敞开了方便之门。现在我们各级党委对于意识形态“西化”的严重危害认识不够,因而在防范措施方面不得力,以致严重地动摇了党员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事实上,意识形态“西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是南辕北辙。

  我劝我们的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看一看陈佩斯和朱时茂所表演的小品《主角和配角》。在这个小品中,陈佩斯是一个擅长用皇军、太君、投降条件、领赏、吃回扣等台词演绎日伪汉奸的丑角,而朱时茂则是一个标准的八路军英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的正面人物。但是,演艺过程中由于陈佩斯不甘心于自己的配角地位,按照“演员演什么戏,全看穿什么衣服”逻辑,提出一个由配角反转演主角的方案,并加以现场演绎。陈佩斯以日伪汉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表演了八路军英雄形象,结果是八路军英雄变成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日伪汉奸!这个小品教育人们,并不是“演员演什么戏,全看穿什么衣服”。事实上,八路军英雄人物形象是不能用日伪汉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去进行塑造的,否则就会亵渎八路军英雄人物!

  同样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上层建筑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关系是有原则性区别的。不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亵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至带来灾难性后果。

  具体就经济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探索,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辩护和维护。这两个学说体系尽管在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思想体系。我认为,目前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重大理论任务就是如何肃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误导。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严重西化或资产阶级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严重西化或资产阶级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颠覆性错误,我希望党中央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

 

 

  

五、创新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究竟从哪里来?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来!有人将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片面地理解为是没有任何真理标准的纯粹的党派之争,这是十分错误的。

  否定意识形态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思想和庸俗社会科学思想的一般特征。因为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全面衰败阶段,所以,各种不科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向广大劳动群众兜售时,必然会被怀疑和被揭穿。资产阶级庸俗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困境就不得不用各种唯心主义的方法掩盖事实真相,而掩盖事实真相最后的归宿就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否定科学上的真理性,西方哲学史上近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其中的库恩范式论就是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否定经济学真理性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当他们遇到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时,就不得不拿起库恩范式论的“范式不可通约”来回避。这就是说,这些人一旦遇到强有力的理论批判就会退缩到唯心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避难所里。

  政治经济学有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性而放弃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坠入了庸俗经济学的深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又以高度的科学性为基础探讨人类解放的科学。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满脑子都充满了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满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条,誓死要宣传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可当他们陷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包围时,就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列宁曾经写道: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田国强教授《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演讲稿。田国强教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可以说是应验了列宁的论断:自由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具体而言:

  第一,田国强教授没有动摇自己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信仰,与此同时田国强教授又奇迹般地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信仰;

  第二,田国强教授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实际的经济学分析中都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歪曲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第三,田国强教授“成功地”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义演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

  当然,经过田国强教授所演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列宁所预见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全面地、系统地评论田国强教授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的是田国强教授以及诸多的形形色色的田国强教授,不脱胎换骨、不在思想方法上彻底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不坚定地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正如前文所谈到的,陈佩斯以日伪汉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塑造八路军英雄形象,结果八路军英雄被塑造成淋漓尽致的日伪汉奸,田国强等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被塑造成淋漓尽致的资本主义,或者如列宁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混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里,他们并不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故意歪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力图将之歪曲成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班仪式上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面对这一段文字,有的人似乎抓住了什么,他们看到这里总书记讲话字面上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于是他们就进行发挥。有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早、中国没有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补课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补课阶段或替代方案。十九大报告绽放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光芒。

  我们可以读到:“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我们可以读到:“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这些措辞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其实践方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案!

 

 

  

六、纠正意识形态错误倾向必须从教育抓起

 

  在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原因时强调: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总结是深刻的。但是在邓小平同志这样深刻的总结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政治思想教育状况又怎样了呢?现在社会一切有识之士都对中国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现实状况有意见。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在2005年就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经济学教育全盘西化。刘国光同志的7•15谈话在全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可是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在被中央各级领导层层签批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经济学教育全盘西化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到现在全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中经济学院的教学科研阵地都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道士所占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问题呢?我们党中央不是一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吗?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是严格限制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政课的教学安排和讲授内容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经针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针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做了许多指示和批示,为什么现在执行效果还是不好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我们的高等学校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问题上还有许多认识误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意识形态阵地重要意义的认识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有很大差距。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倾注毕生精力创作《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可以这样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

  习近平同志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身份视察了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在视察中习近平同志强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这里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资本论》的真理性,一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寄希望于《资本论》的学以致用。可见,习近平同志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高度上,强调高等学校加强和改进《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

  习近平同志如此重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资本论》在我们的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中的教学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先后就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讲话。可是,我们的很多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仍然拒绝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等有关经典著作的课程,其理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等不是经济学课程而是思想政治课。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等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地位又是如何呢?在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设两章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由教哲学的或者教别的课程的教师概略地介绍一下。当然,也有一部分有觉悟的高校领导,他们也懂得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加强《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意义。但是,他们或者强调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或者强调说学生学不懂。况且,上级教育领导部门也没有积极推动,自己也不愿意冒风险前进。最后,他们还是因为有困难,没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上。有的高校,甚至将《资本论》的教学工作交给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教授去讲授,由此必然是庸俗化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总的来看,在全国高等院校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教学和研究事业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前面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将《资本论》学以致用,看作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而我们的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就这样将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给轻松地束之高阁了。

  前面我们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中华儿女共同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寄希望于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一代若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有希望吗?

  那么究竟怎样的教育教学才能使青年一代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呢?目前我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除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课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版教材或翻译教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哲学学说、历史学说、社会学学说等毕竟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怎么能够不加批判地照抄照搬呢?

  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供我们借鉴。所谓借鉴就是批判的吸收。问题是对于一般的大学生来讲他们哪里有批判能力呢?青年大学生尚没有形成一定的政治鉴别力,不具备进行思想斗争的能力。因此我认为不要将吸收借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有益成分这样严肃的工作庸俗化,不要将这项重要工作放任交给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培育阶段的青年学生。

  另外,说到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有益成分,中国教育界也有误解。这就是把吸收借鉴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分庸俗化理解为“捡破烂”。有的人自己不学无术,号称是包容并蓄。这种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都一知半解。但是他却可以采取实用主义,到什么场合讲什么话。一会儿讲马克思,一会儿讲凯恩斯,一会儿讲卢卡斯。在他那里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禁忌。不过这种人讲的马克思是变了味儿的马克思,这种人所讲的凯恩斯也不是从一定理论意义上的凯恩斯,而是被他随意曲解的凯恩斯。

  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吸收借鉴他的科学成分呢?我们可以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从威廉•配第、大卫•休莫等开始,经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此后就开始衰落。经过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大论战,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衰落到频临破产的地步了。马克思经过长期的认真的研究和思考,断定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同时他又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念所包围着,正在走向衰落破产。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以他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创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劳动力商品学说、资本构成学说、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等,在此基础上才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合理成分吸收借鉴过来。发展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以,在科学上吸收借鉴一个理论的科学合理成分,必须要与高水平和高强度的研究工作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由于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我们真的不能不切实际地把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合理成分的任务,不负责任地交给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年大学生去完成。他们根本不具备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我建议我们的一些高等学校必须尽快叫停这种漫无边界的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教式的教学。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于建设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和高等学校意识形态问题做出明确指示。可是,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学校中,我们看到形式上的表态较多,具体落实的却很少。比如,习近平同志强调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办成中国第一个北大,不要办成剑桥哈佛第二。可是在我们的这一轮双一流学科评选之中,我们的评价标准还是没有考虑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特殊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结果西化严重的经济学院自然是一流学科了!那么,我们的总书记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都被忽略了。因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还是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的所谓SCI期刊为最高标准。由此我才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四个意识中的“看齐意识”。我认为,只要我们真正领会了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要我们具有强烈的看齐意识,只要我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纠正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和整个意识形态全盘西化问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现在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现象,这就是以贯彻中央文件搪塞!中央文件不是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育教学工作吗?我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拿到课堂上去。我们加强的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至于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以及毛泽东的理论等都相应地往下压缩了。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分别是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而压缩了和弱化了马、恩、列、斯、毛理论的教育教学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3]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得很形象也很深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能够中国化,归根结底在于马克思主义是颠簸不破的普遍真理。由此毛泽东同志才坚持说马恩列是先生,我们是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需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同志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的实践中将其中国化。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首先必须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真做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问题,一直坚持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原则立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削弱或排挤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要警惕以加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榜,实质上削弱甚至排挤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在当代中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我们在加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同时,千万不能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不能将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释成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独自成活为另外一个体系。须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赖以发育的母亲河,一旦脱离了这一理论母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我们必须将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与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统一起来。在学习、宣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基本方论和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和基本理论原理为指导,才能使我们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同时,我们还须警惕一些单位和学者试图垄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权,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将马克思主义精英化和学阀化的行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我们的干部,武装我们的群众。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要总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绩,特别是要找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与不足,勇敢地面对我们的错误与不足,并以巨大的勇气纠正我们的错误与不足。

  目前我们高等学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的零五方案,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案。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压缩为一门“马克思主义原理”,严重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将大量的课程和课时安排在非常具体的政策宣传上去,必然会造成学生头重脚轻的恶果。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部先后抓了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头脑;抓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头脑;抓了科学发展观进课堂、进头脑;然而,实际效果怎样呢?如前所述,由于我们这种教学安排事实上将党的创新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立起来了,所以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愿。

  所以我呼吁,我们必须要改变目前所执行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零五方案。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来重新设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和教育体系并在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中贯彻执行,以期达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教学目的。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548页。

  [2]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0页。

  (作者系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来源:察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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