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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符号生产领域的法西斯生产方式——从易中天的泼妇骂街说起

2018-01-29 12:15:0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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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采用泼妇骂街方式,开口“放屁”“犯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以说理的方式完成符号生产,而是改而试图以自身的脸面来界定符号生产领域的是非。应该说,易中天进行这样的转型,并不是强大和说服力的体现,而是信誉破产的噩兆。

  我们来具体地剖析一下易中天的发言方式,以便对被媒体捧红的明星文人及其逻辑水平进行一个初步的检验。

  易中天首先表示自己是最忠诚的政治婢女,反对对“党中央文革决议”的质疑,说文革不存在任何一分为二的可能性,需要与“纳粹德国”“日本侵华”和“汉奸汪精卫”一样绝对否定,不存在丝毫值得肯定之处。并且,易中天还举例说:文革于国于民毫无好处,甚至还提出过“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所以不存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好处,而且还有过“砸乱公检法”的口号也不存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改进,在易中天看来文革就意味着“经济崩溃,社会动乱,道德滑坡,复什么兴?”而且他所列举的文革诸种表现“是一个整体,所有环节都不可或缺”,因此,对于文革不可能进行内部甄别和有两种判断。【参阅易中天《重回文革,犯贱吧你》,百家号】

  不过,文革作为亿万人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有一个独立于当权派控制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且这个群众组织还长期以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和保守派的投机心理为能事,所以造反派对于政治异化(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批判,才是文革区别于非文革的主要特点。反过来,因为造反派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批判受到官场近乎一致的反感,所以,在文革十年期间就被各级各类的当权派假手保守派进行过好几轮镇压,就文革作为政治运动或者政治博弈的概念内涵看,当权派和保守派对造反派的联合镇压,也是文革不可或缺的内容,还是一种长时间占主流的政治现象。易中天硬说有人要重新回到文革,就他发言的语境所指,应该是想要反驳“说文革造反派对政治异化批判有正义性”的那一派观点,这倒是奇了怪了,在1966-1976年十年间,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已经镇压过好几轮造反派了,难道广闻博见的易中天先生真的遇见过一个主张“重新回到文革”的人吗?这实在太难以令人置信了。

  从经验来看,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包含着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和策略(造反派和镇压造反派的当权派加保守派),而作为时间段概念的文革(指代1966-1976年)内涵更为庞杂,要简单地下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回到初中生的逻辑基础上来,一个事物不可能是A同时又是非A,这个被称为“排中律”。如果把文革作为政治运动来看待,就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派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对立的策略,造反派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以及当权派联合保守派对于批判政治异化力量的系列镇压,因此,要下判断的话,就需要对此进行起码的区分,否定任何肯定或者否定的表态都是错误的。又如果,把文革的概念内涵扩张为1966-1976年这个时间段,其内涵所包括的事务和人物都过于庞杂,下任何判断,也肯定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从初中生的逻辑基础知识来看,任何集合概念都是难于下判断的,特别是概念内涵包括相互矛盾或者否定的事务时。易中天似乎不知道这一点,有些人说文革最大的祸害是耽误了一代人——使得今天很多奢遮人物没有受到很好的初等教育,看起来易中天就受过这样的祸害——说话动辄违背最基础的逻辑要求。

  在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有高官说历史线条“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以权力去否定逻辑的最低要求,想要达到什么样的后果,则不难推测。易中天不是以逻辑分析去对待历史,而是反过来以自身的名气和脸面,去否定依据“排中律”要求的下概念模式,这除了充当政治婢女的高度政治自觉之外,看不出任何别的内涵。

  易中天1965年作为支边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1975年转为教师,1978年考上研究生很短时间内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之一。他的人生经历中间,有三次较为显著的转折,一是1975年转为教师不再是体力劳动者了,二是考上大学并短期内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中间的意识形态生产者,三是在2005年被央视捧红成为明星文人,这是易中天成功人生中间的“三级跳”过程。

  易中天的人生经历,是发生在宏观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下,可以对照巨大的历史共性来简略解读。在文革期间受到当权派提拔重用的人中间,不少人是通过谄媚当权派参加镇压造反派才立功受奖的,由此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在文革的大背景之下,彼时彼地因“政治表现好”受到当权派提拔的最常见立功因素,是个人在参与对造反派的镇压期间,卖力地以逼供信手法打出很多反革命,由此才会得到当权派的重用和奖挹。易中天是否曾经当过当权派的打手,通过把自己的造反派同事打成反革命而立功受奖,这个还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够确定。

  亲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的政策目标是对政治异化及其人格化代表的批判,造反派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支持,就在于此。也就是说,文革的目标和方法都在于:通过组织群众性的批判力量去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机会主义,这些都是公共领域里的事务。文革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设立过以干预个人私人领域事务的目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专门干预私人领域的有组织力量。但是,易中天告诉我们说:他亲见亲闻的事实是单位开会批判小青年谈恋爱和接吻甚至还有投票选小偷的“诡异民主”事实,易中天甚至言之凿凿地硬说这就是“是一个整体,所有环节都不可或缺”的文革。看来,文革有很多个,易中天参与过的文革,真不是普通人亲历的那一个。不过,易中天说到这里,就已经含蓄地肯定了文革造反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肯定了文革的大方向——作为政治异化的人格化社会关系——不在于私人领域的私心,而是公共领域的机会主义。也许因为过分忽视逻辑的基本要求,易中天先生说着说着就荒腔走板了,走向了肯定造反派和文革大方向的轨道,这到底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笑剧呢?

  人人都知道,1966年八九月份,北京的太子党为了“转移文革大方向”,发起过把文革打击矛头指向“黑五类”的“红色恐怖”运动,这只是延续了较短时间就被批判瓦解。在文革政治运动或者政治博弈内部,造反派始终坚持把批判矛头对准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机会主义,这个称为“矛头向上”也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肯定因此“大方向正确”,但是,各级当权派和保守派始终要“矛头向下”在群众中间“横扫牛鬼蛇神”“抓坏人”,这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否定和批判被认定是“大方向不对”。而在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之后,当权派在各个时期通过各种方式去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例如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及此后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也算是文革政治博弈的内容。这些文革内容,都包括明确的政治内涵,也体现各种文革参与者自身不同的地位、资源和策略,还体现着参与者自身对于利害关系识别和追求。

  但是,易中天告诉我们说:他亲历过那种专门干预和批判私人领域的文革,与政治博弈和公共领域完全无关,而且在易中天看来这些“与政治无关的文革”才是他要对那些未曾亲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推荐的文革理解模式,不得不说,易中天的亲历和想象力,极大地刷新了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

  如孔夫子所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切言说的目的和指向,不管发言人自身的主观意愿如何,目的都不是为了干预那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而是为了干预现实和未来。肯定或者否定文革,不是易中天的目的和努力方向,那毕竟是一件陈年旧事。从统计数据看,说文革到了经济崩溃边缘是胡说八道,说文革治安比今天还差也一样是胡说八道,但易中天硬是要这么说,这不见得仅仅是为了说谎,通常情况下否定过去往往是为了肯定现在,也就是说,说谎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

  如果现实越是遭遇到人们嫌弃,用加大分量的谎言去进行曲折肯定,也是一种常见的努力方向,这揭示出肯定现实的意识形态努力的某种困境:现实越是不被认同,肯定现实的意识形态生产就越是要脱离逻辑要求来进行。

  如果说一个人选择当政治婢女,还可以说成是体现此人的政治事业心的话,那么,一个人选择当政治谎言的婢女,那就够得上真正的犯贱了。正是从易中天的文革言说中间,我们亲眼看到明星文人对于事实的不兼容,对于逻辑的不兼容,但是,却存在着高度的政治事业心和抱负。

  易中天试图用泼妇骂街的方式——“犯贱吧你”——去对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厘定是非,结果被更多人在网络上骂回去了。此种由视讯时代垄断大资本优先包装出来的明星文人,有着极为强烈的发言意愿,也有着异乎寻常的话语权和传播机会,但发言未能很好地兼容事实和逻辑,反而呈现出一种符号生产领域的法西斯生产方式,应该说,此种符号生产方式的效率是极为低下的。这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某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其实最少对符号暴力的起码惕戒和警觉。

  在符号生产领域的法西斯生产方式中间,不兼容事实、逻辑推理和辩论规则,乃是一个根本性的特点,易中天先生以其知名度和旗帜鲜明的言说方式,很好地阐释了法西斯生产方式的运作特点。

  意识形态领域的法西斯生产方式,很难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做到以理服人,这对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生产和政治认同塑造带来了新的困境,没有有效的规训,就得加大惩罚的力度和付出更高的镇压成本,说服不了就只好选择压服,这就像跷跷板那样:一个蠢猪式的规训,往往需要搭配一个疯狗式的惩罚。

  在这个意义上,易中天虽然名气很大,政治责任心也很强,但确实不算是合格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符号生产),也就是说,易中天所代表的法西斯生产方式,是社会效果或者生产效率极差的符号生产方式,哪怕是对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目标而言也是如此。因此,从降低统治成本和增加统治红利而言,也很期待易中天的进步——比如学一点初中生的逻辑知识,据此提高过度低下的符号生产效率。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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