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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两次文化革命——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2018-01-22 10:45:11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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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民按】

  曹老师的这篇文章,十分深刻。回答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如此巨大?因为中国既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又需要反对封建主义,而只有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走俄国人的路”,使得中国革命的起点一开始就高于日本。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最终战胜日本,与中国的这一选择有很大关系;中国今后全面超越日本,也将与这一选择有关。

  文化革命为什么必要?归根结底是必须要通过文化革命建立人民自身的主体性,只有这种主体性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人类才能真正进入一个“消灭三大差别”,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文化革命是毛主席的未竟之业,也是毛主席为人类的持续进步预留的通道,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历史终结”的阴沉穹庐下,看到云开雾散的未来曙光。

  最近读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这位美国学者尽管对中国人实际生活感受多少有些隔膜,其结论也多为负面,但其远距离的观察还是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中国发生革命的机理给予了较为深入的理解与分析。其中一个视角是关于文化的,读来颇有意思。

  

 

  他认为从中国历史的总进程看,“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副产品,它给当代中国革命者提供了反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新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要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要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未来的新蓝图,排除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西方对中国的统治。”循着这个逻辑,他在论述陈独秀时分析道:“1915年至1919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勃兴前的文化革命产生的这些问题和紧张局面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出现在1960年代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涉及的中心内容都是批判和否定历史传统,都存在着显著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都相信青年是社会道德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老年毛泽东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始作甬者。”

  

  应该承认,这个观察相当准确。他说的“帝国主义枷锁”就是一整套殖民理论及其意识形态;他说的“中国传统束缚”就是封建统治伦理及其文化观念。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任务?在很多人看来是的,他们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就应该施“仁政”举“孝廉”坐享天下了。至于当初拼了命要打倒这些枷锁和束缚,可以反过来为自己所用。因为以往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造反时要打倒孔子,胜利了就加封孔子。而毛泽东偏偏不愿意这样,他要揪住这些枷锁和束缚不放,一冒头就批,批倒批臭。不但要批,还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怎么得了?这何时是了?

  发生于100多年前的文化革命并非偶然,它是晩清时期士绅知识分子要求文化造反的继续。龚自珍作《病梅馆记》,洋务运动倡“文学改良”,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梁启超的“新”小说,谭嗣同《仁学》中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林纾的翻译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士绅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只是由于这种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使早期的文化变革要求既无力彻底否定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也无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辛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社会并没有太大变化,于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才得以出现,陈独秀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一定发展,与此同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大量成长,客观上也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其中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是最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一次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原有格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一方面,战争促进了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战争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失望情绪愈演愈烈,作为战胜国不但未能取消列强强加给自己不平等条约,凡尔塞和约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由日本接管,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怒潮中,许多知识分子转变了救国思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中国由此转向“以俄为师”。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成为最为流行的新潮观念,年轻人崇拜并纷纷仿效陈独秀。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说:“我视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也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直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依然不改初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这并非毛泽东自谦,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实际。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影响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他们大多选择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然而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不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建立,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也不是脱下长衫穿上草鞋那么简单。1927年中共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其逻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导致这个判断的内在因素则是摆脱不掉的统治阶级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意识。

  早期共产党人的绝大多数都出生于地主士绅家庭,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一个腐朽的寄生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文化心理上,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这些共产党员依然把自己当作社会精英,是高于劳动者的“革命家”,把工人农民当作等待解放的“民众”。所以才会发生对待农民运动的“好得很”与“糟得很”之争;对待革命道路才会发生“城市中心”与“农村包围城市”之争;对待党的建设才会发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之争;对待文化建设才会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直至建国以后,围绕着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冯友兰和吴晗的“仁学论”、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这些文化思想领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水浒”。

  

  

  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只有一个: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究竟什么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革命造反有理还是剥削压迫有理?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精英服务?

  这期间发生的中苏两党论战,使毛泽东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初的革命者完全有可能蜕化变质为压迫者,共产党内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就在于旧的统治阶级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不断地培养出新的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果没有一场真正的变革,革命的遗产一定会在第二代第三代手上丧失,那么几百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就白流了。

  莫里斯·迈斯纳写道:“毛认为,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与这一信念相联系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无情的批判态度。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正确思想’要求彻底清除传统价值观念和旧观念的影响。在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中,反对传统文化和相信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关键点。文化革命是毛从新文化运动时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下来的思想。无论是在革命的延安时代还是在革命后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文化革命一直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核心内容。文化革命既是现代中国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不久,文化革命倍受重视,列宁就是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列宁与毛一样十分关注,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漫长时期内。如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与革命的目标问题。”

  早年的陈独秀对党派产生过很深的厌恶心理,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原因是辛亥革命后政党林立的局面,和随后不久袁世凯就利用党争实现了登基复辟。这使他致力于文化革命,意图改造中国。后来看到十月革命成功,他才说“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他认识到“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探讨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他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由文化转向了政治。“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关于这个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指出:“我们士大夫阶层断然是没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的需要”。他认定“中国底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主义”。换句话说,陈独秀是由文化革命出发走向政治革命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是在政治革命成功以后,重新思考文化革命的。在他看来,当初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农群众,但进城以后普遍实行的等级制使干部逐渐脱离了工农,旧的官场习气开始侵入各级组织使得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盛行,“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为了干部普遍的生存法则,当年红军赖以坚持的革命精神逐渐流失。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党阀与学阀相互结合,已经形成了一股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性力量。这些,令他产生了深刻的忧虑,他多次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1964年前后,他对文化、教育、卫生领域的批评已经十分严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脱离生产劳动”“城市老爷卫生”已经令他忍无可忍。其核心还是共产党改造中国的革命宗旨能不能贯彻到底。如果不能,那么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呼唤的,是人的精神面貌来一场革命,是锻炼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革命,他把这叫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心目中是有蓝图的,远处是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近处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是“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他要实现“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自由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于是,旨在建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展开了。这是在1944年延安时期就提出的命题:怎样避免李闯王似的悲剧。这也是1949年进城时的誓言:继续走完万里长征。这更是实现共产党人真正的历史使命:让全体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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