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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寒门博士自杀:导师领主般的地位是怎样炼成的?

2018-01-20 16:05:5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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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溺亡在灞河。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近日博士女友首度发声讲述其中内幕,称他的导师周筠应负70%的责任,并曝光了杨宝德与周筠的微信聊天记录。

  从杨宝德女友披露的情况和聊天记录看,作为周筠对杨宝德的要求很多,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等,但对学术研究,则鲜有提及。周的语气像发嗲撒娇的小女友,迹近性骚扰,完全没有导师尊严,而在杨宝德恭敬语气的背后,则是深深的无奈。

  关于寒门博士杨宝德自杀和周筠对他的役使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需要等待校方和警方的最后调查结论,这里不多说了。但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不难发现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已经高度封建化了,带有强烈人生依附色彩。博士生,这个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称谓,在导师面前居然宛如仆役,甚至男宠。

  

  周筠和杨宝德之间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令学生感到窒息的关系,是不是个别的呢?显然不是。前几天被揭露并且被处理的北航教授陈小武骚扰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一个例证;目前正在调查的对外经贸大学薛姓教授猥亵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二个例证;2008年,因和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被女生男友在教室当场斩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是第三个例证。在百度上,用“教授性侵犯女研究生”做关键词搜索,居然能够搜出27万多个网页,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令人触目惊心!

  要知道,不正常的性关系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不正常的权力关系。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要靠制度,但单靠制度,恐怕也不行。最近三十多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的最响,至少从表面上看,制度建设也是最受重视的一个时期,但师生关系居然蜕变到了如此地步,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如果真的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话,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失败。

  制度是重要的,但文化更重要。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将决定其对制度的态度:是和制度博弈,还是按照制度的精神原则行事,自觉遵守制度?

  对教授来说,文化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自己掌握的知识?是把知识看成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是役使、侵犯学生的资格?还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的、无保留地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还有,如何看待学生?是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还是欺负他们、奴役他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跟班和仆从?

  行文至此,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

  由于多年来妖魔化的宣传,许多人一听到这个词汇就不寒而栗,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迫害知识分子。其实,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不过是想用公开辩论的方式,来解决由来已久于今尤烈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的知识?

  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  究竟是把知识看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还是牟取个人名利的资本?

  第二、  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地位?应不应该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欺压小人物?应不应该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地位阻碍知识和技术进步?

  不能说这场运动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但总的来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思想大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大解放。一位老工程师回忆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了高度民主的风气。”

  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中国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足以获取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只是当时中国科研人员认为:“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而不屑于去申请。】等在内诸多重大科技进步,并建立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文化上,也出现了类似芭蕾舞剧《HSNZJ》这样的不朽精品。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屠呦呦,她最主要的科技成果正是在文革高潮,同时也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高潮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取得的,如果不能打破“学术权威”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当时尚属年轻的屠呦呦是不可能出任攻关组长的。

  按照当下的“规则”,凡是有可能成功的科研项目,通常由一个院士、名教授之流的来挂名,成绩归他,申请来的学术经费也归他支配,真正搞科研的人不过替他打工而已。屠呦呦在今天,能够有资格打工也就不错了,年纪轻轻挑大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势必困难重重。

  今天,主流媒体喜欢吹捧“民国大师”。其实许多“民国大师”,不过会写几句新诗,或者花样追女生罢了,实际水平不会超过新中国的高中生。况且,他们的成就与国计民生何干?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才是大师辈出的年代,只不过当时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成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很少宣传个人而已。

  “反动学术权威”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阻碍学术进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文化革命是普遍需要的。1991年11月1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内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和副校长,卢刚当场饮弹自尽。后来查明,卢刚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天才,他所研究的领域在全世界的学者加起来也不超过两百人。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可能导致推翻他的导师戈尔咨教授的理论,所以他的论文被按下来迟迟不能发表。这一因素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终于酿成血光之灾。

  寒门博士杨宝德的悲剧、北航教授陈小武的性骚扰丑闻,以及大学里发生的其他一些或悲惨或丑恶的事件提醒我们,到了重建平等的、去封建化的师生关系的时候了,到了尊重学生平等权利的时候了。不这样做,就不能改变研究生们仆役化、奴婢化的地位,不这样做,就必然会逐渐窒息中国的学术活力。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怀着温情、理解的心情,回望并触摸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捡回被无情抛弃的金子——毕竟,周筠、陈小武们在杨宝德、罗茜茜们面前领主般的地位,正是彻底否定“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逻辑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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