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纵论天下 > 学者观点

王今朝:科学理解、准确把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问题

2018-01-07 10:50:45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王今朝
点击:   评论: (查看)

1.webp (6).jpg

  科学理解、准确把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纪念

  【摘 要】科学纪念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方法论是要把握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并列为“两个基本点”,而从逻辑上看,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不可动摇的前提和原则。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这一逻辑关系的实证的证明。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当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事情恐怕已经远远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简单了。让各种事物真正地各安其位是今天中国深化改革要注意的关键问题。特别是不能让经济妨害政治,不能让私有化再蔓延下去了。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初心的坚持,也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的纪念。

  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40年,是几乎半个世纪的长度了。回首40年和更长的时期,即使如我这样的还算年轻的人也可以看清很多东西,得到许多有益的客观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防范、处理可能面临的国际复杂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被系统地拉入战争的中心。按照这种观点,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就有点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了。当时,苏联经过消除叛乱,抗击外敌入侵,取得了喘息和发展之机,但外部的干预还可能发生,而内部的隐忧并未消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斯大林采取了一些人所谓的“清洗”的政策。[1]而这种政策后,在二战中,苏联抗击了德国的入侵,占领了柏林,形成了战后与美国抗衡的战略国际格局。很难想象,面临德国如此巨大规模的入侵,如果苏联内部不统一,不团结,[2]如果斯大林如列宁那样被暗杀,苏联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二战的格局会怎样。

  那么,在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它,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纪念它什么呢?特别是作为收入的中产阶层,作为收入的低级阶层,作为真正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层而不是可以移民海外的阶层,还纪念它什么呢?为了真正与党的十九大保持一致,还纪念它什么呢?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战争,还纪念它什么呢?弄清这些问题,是2018年中国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指南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而也有观点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形成了新的“一个中心(实现中国梦),两个基本点(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群众路线)”。[3]看来,科学理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改革开放,必须在理论上厘清“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关系。对这两个基本点,在一时的实践中可以有所偏颇,但从长期看,必须根据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否则,必然出现治国理政上的重大混乱,甚至颠覆性错误。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无法脱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格局。尽管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甚至罕提阶级斗争,[4]但从逻辑上看,邓小平1979年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理论上坚持了阶级斗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无疑是针对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而提出的。它们的提出同样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不仅有和风、微风,而且有狂风、暴风,也就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

  苏联解体殷鉴不远,中东的颜色革命是最近的例子。中国的社会主义就那么稳健吗?不会被动摇吗?

  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来看,这应该反映了邓小平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得出的这样的意识和认识: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就可能变化为资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就可能被削弱甚至不复存在、最广泛的同盟者也将不再是同盟者,社会主义也将瓦解,因此不能动摇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认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先进性的阶级中的某个集团或某些个人对国外资产阶级及其势力以及国内有意无意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个人或集团的专政。

  这样看来,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本身即是以阶级斗争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管是否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一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在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一个具体、科学应用。不坚持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就无法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那种不分敌我的和谐论必然导致被敌人裹挟而去。而如果整个中国被腐朽、没落、凶恶的西方世界裹挟而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成为空想。

  除了四项基本原则之外,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所使用的诸多概念,不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道路、精神污染、现代化、共同富裕、组织战线、思想战线、统一战线、理想、纪律、法律、生产关系、两极分化、公有制、市场经济、方针政策、和平演变都与阶级斗争直接有关。中国1978年时尽管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但这并不能保证在一系列条件下不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毕竟,奴隶主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资产阶级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阶级斗争无疑是邓小平领导时期中国执政党思考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与阶级斗争具有怎样的关系呢?仅从语言学角度看,改革、开放本身是中性词,社会主义国家有改革有开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改革有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开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能不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不能不与阶级斗争发生关系。特别是,当某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来做损害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时,邓小平不得不首先站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立场从理论上划清同这些行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方向和性质非常明确,即社会主义。

  早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4)中,他从无产阶级政治的高度指出,“中国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邓小平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不言自明的。

  他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3)中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把搞活和改革并列起来,并且放在了改革的前面。只是在二十一天后的讲话中,他才把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提出来,从而让改革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邓小平又把改革开放与脱贫、致富联系起来。[5]《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9)说:“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就表明,邓小平对于改革的手段和结果都强调要与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这无异于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达到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且,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是本质的东西。

  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2)中,邓小平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他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10)中说:“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

  所以,他强调的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先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上。也就是说,在这些论述里,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非常注意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从多因一果逻辑现象来看,既然改革开放是手段,手段并不是唯一的,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不及目的了。毕竟,从逻辑关系看,为了目的可以牺牲手段,但不能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其实,在《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10)中,邓小平就说过,好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动摇。

  其次,改革开放方式的选择应该尽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

  1、改革开放以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为基本阶级状况前提。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6)中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11)中说,“现在,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

  2、改革开放具体手段必须注意防微杜渐。

  比如,在《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1978、9)中,邓小平认为,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这个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一百元二百元的工资,变不成资本家。这毫无疑问是对的。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1)主张,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10)中说:“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10)中说,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本世纪内最后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没有在哪个地方讲过,怎样才能算公有制为主体。从这个讲话看,既然在与外国人合资经营中,中国占有一半以上的资本,那看来,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是至少公有制资本在中国社会中占一半以上了。从这个角度看,把国有企业卖掉,是不大符合邓小平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的。

  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8)中,他表达了对于外资的如下观点:中国可以从外资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感觉,当时外国投资还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关于改革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认为,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值得指出的是,1949-1976时期,中国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没有产生两极分化。所以,邓小平这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已经与1949-1976时期的公有制为主体有很大的不同了。这时,他才提出要注意不能出现两极分化。

  3、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和保障。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3)中,邓小平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正是基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大局的认识,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尖锐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尽管邓小平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认为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还引用列宁的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

  4、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的限度,那就是不允许产生资产阶级。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10)说:“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3)告诫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邓小平这里的“如果”不是纯然的虚拟语气,而必定是了解到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所以,这里的“如果”只能理解为邓小平在委婉地提醒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注意这个趋势及其所代表的事实。

  到了1990年12月,他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重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很显然,只有通过保证改革开放不出现资产阶级,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才可以几乎全部归于无产阶级,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可能是真正的共享经济,而不是“共享”单车经济。

  第三,阶级斗争理论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理论基础。

  邓小平深知改革开放与思想路线的关系,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10)说:“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3)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他还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他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1986年,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7)说:“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综合以上,既然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资产阶级不复存在为条件,以防微杜渐的具体手段为依托,以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和保障,以不产生资产阶级为限度,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开创改革开放局面的邓小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出生的,他戎马生涯半生,跟随毛泽东打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江山。在他接掌政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有3000万,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在全社会处于最高的、最受尊重的劳动者的地位,另外还有几亿的生活在社会主义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整个国家以全民和集体名义已经积累起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巨额的资本、资产积累。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加上他和他的战友都与农民、工人有着同样长期的深厚的感情,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拥有共同的信念,这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了,这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其精髓,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和原则了。

  以上对于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也是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加以类比说明。邓小平把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并列的两个相互依存的基本点,但其实,这两个基本点的相互依存并不是对称的,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是对称的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在特定的阶段,可能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阿尔都塞甚至提出,在现实的社会中,必须坚持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原则。就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所涉及的中国发展阶段和时空看,也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看,在逻辑关系上,四项基本原则(不变的和不能变的)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变化的和可变的)的政治基础和前提,相对于改革开放具有更基本的作用。这样看来,邓小平认可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两个基本点的表述,意在强调前者的重要性而已,决不是要用前者去取代后者。否则,为什么邓小平还要提出“两个基本点”的概念呢?为什么不把改革开放加上四项基本原则来提“五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呢?再反过来看,如果改革开放冲击了四项基本原则(反作用的表现),改革开放就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了,就不能说是“五项基本原则”了。因此,仅从“两个基本点”的表述来看,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的风险也是有所认识的。[6]

  上述分析也表明,改革开放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已。既然作为手段,就有与目的的一致性问题。在这个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问题上,在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上,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斗争。[7]虽然中国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邓小平上了另一个弦。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从而正式推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他在《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9)中说“我们用反对资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以上分析说明,从经济学学术的角度看,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确实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经济须臾不可分割的。不能让反对“政治挂帅”成为某些人走到以经济害政治的反面去的借口。如何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以经济害政治是中国乃至世界治乱经验的最基本原则。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

  政治不是空洞的,也不一定是邪恶的,政治解决的是究竟如何发展经济、为谁发展经济的问题。政治方向错误了,经济发展了,但老百姓穷困了,政治就邪恶了。而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些人那里,一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就简直是天大错误。其实,从语义学看,“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在对“纲”的用法上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种中国式的在具体问题上的表达。“纲”的意思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增长点、增长极概念中的“点”、“极”实际上是同义的。只要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发展为天天只抓“阶级斗争”,不是用阶级斗争取代各项具体工作,特别是代替经济建设,而指在各项具体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中要注意阶级的偏向性,要防微杜渐,不做最终导致颠覆性错误的事情,就没有问题。

  因为阶级偏向性是贯穿所有工作、活动的共性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问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天讲,月月讲。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也是天天讲、月月讲吗?讲了你可以不听,但时间到了,就给你算总账。麦卡锡主义不就是算总账,所有领域几乎最有名望的人都算到了?包括政界让凯恩斯失去风头的怀特,包括科学界的爱因斯坦,包括艺术界的卓别林。至于撒切尔的私有化国企和里根的供给侧改革和瓦解工会不也是不遗余力地打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在美国,谁要是敢提社会主义,谁就注定要在政界完蛋、学界完蛋、艺术界完蛋吗?

  正是因为这点,虽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摸索中,邓小平排他性地选择了阶级分析方法,[8]也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他的改革开放理论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摸索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十分强大,面对这个强大的专政机器,任何直接的攻击都必然如鸡蛋碰石头一样,因此,一开始,对这个政权的攻击必然是零星的、个人性质的、偷偷摸摸性质的、上层建筑领域的,伤痕文学、虚无主义、资本主义补课论、甚至全盘西化论都是。还有一些攻击是利用社会心理(如西方经济发达的光环效应;中国腐败和官僚导致的近因效应等)的,打着似乎光明正大的旗号(反腐败、促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如果不打看似光明正大的旗号,奸计就无从得售。而这些人的阶级出身、阶级偏向性也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些人的主张一旦化为中国的现实,中国会成为资本主义吗?中国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答案不言而喻。

  以下分析表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期,特别是在初期,对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头脑清醒的。

  (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性

  在首次推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之后的五年,邓小平以一篇文章的题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5)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定了性。在该文中,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使中国内部统一不起来,成为一个乱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因而,对共产党(领导层)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在邓小平看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是不同的。否则,不用推出一个新的概念。然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概念的提出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的推出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防止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他在《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9)中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他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2)指出,“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折腾一词在近年来中国政坛中较为流行。然而,它到底是指什么,并不明确。很显然,不能把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为折腾,因为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群众运动是赞成的。如果这里折腾是指文革,那邓小平就是把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于文革中的扰乱党、扰乱国家。

  针对一些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3)、《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4)中,他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了一个极端情形,即要把中国全盘西化。[9]该文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4)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5)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6)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6)指出,“六a四”的核心是打倒a共产党,推翻a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11)说,中国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有动乱,就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已经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

  根据这些讲话,是否可以说,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某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虽然还没有一个资产阶级,但既然中国革命是从星星之火开始的,邓小平怎么不知道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国家颠覆的道理呢?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其发生之初,就带有事物本身的基因和本质了。当欧洲在中世纪开始出现私人老板的时候,就已经拉开了资产阶级颠覆封建贵族统治的序幕。如果蒋介石都知道要发动五次围剿来三番五次地试图扑灭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看作是阶级斗争呢?如果这不叫阶级斗争,难道非要苏东巨变式的国家变色才叫阶级斗争吗?这样来看,邓小平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持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某种程度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党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国际上颠覆中国的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无疑是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又一理论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必然面对与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不仅是要做世界警察,还要推广其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不能不与国际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中,邓小平用“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三句话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原则,然后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在5年后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4)中,邓小平给出了坚持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张的客观理由。他说:“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或趋于一致的。而这个认识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还是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他无疑是在针对国际敌对阶级实力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

  这样,他就对内对外表明,中国绝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虽然没有太多用阶级斗争的话语,但无疑是在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邓小平的态度是坚决的,在理论上,也是比较清楚的。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某种程度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如果是,那邓小平的认识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或趋于一致的。

  (二)改革开放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然性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然性是由于对立面和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党内情况决定的。

  1、对立面和社会情况。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10)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这说明,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国际有借经济改革、文化传播、学术研究等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这些势力无疑不是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就是由这些阶级力量推动的某个、某些集团、团体。而从这篇讲话的标题看,早在1983年,敌对势力的扩大、嚣张甚至需要邓小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了。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5)说:“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2)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2、党内情况。

  邓小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不仅因为,敌对势力的扩大、嚣张,而且因为,甚至主要地因为党的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软弱。中国共产党是从敌强我弱的状态中发展出来的,所以,敌对势力的扩大、嚣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党组织的软弱无力。因为只有在党组织软弱无力的条件下,敌对势力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甚至无限制地发挥。对此,邓小平也有充分的认识。

  根据《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10),邓小平认为,1981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当邓小平分析了这些问题之后,他两次指出,“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而他自己也说“没有想到”。[10]

  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2)中,他依然有类似的判断,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

  邓小平在这里只差说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天天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天天讲了。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某种程度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如果是,那邓小平的认识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或趋于一致的。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大手段

  首先,专政手段。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邓小平《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3)说:“当然,如果有人(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5)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12)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8)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1)中接着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针对专政的对立面,邓小平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针对有人害怕外国人说我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损害了自己的名誉,邓小平指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其次,组织手段。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9)中说:“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确实讲过多次。这让我们回顾起10年前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7)。在这篇文章里,他就已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段文字还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无疑可以用来指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2)指出,凡是学生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第三,教育手段。

  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民民主专政和组织手段,但也非常重视教育,把它上升到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手段的高度。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3)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看作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5)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着重在教育。这是长期的任务,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然而,邓小平也认识到,教育并非万能,并不排斥专政手段和组织手端。他说:“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1989年,邓小平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与邓小平担心那时的动乱可能会根本破坏中国的稳定有关,毕竟,在那个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因此,邓小平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针对1989年的动乱,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6)中,邓小平曾指出:“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这样看来,平时更加坚决一些,也许就不会让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到动乱的程度。而自1989年后,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动乱,可以作为这点的证明。

  今天,针对中国实际情况,如何组合使用这三种手段,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四)改革开放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

  针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格局,毛泽东曾经说过“七八年来一次”,很显然,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必然会不断积累,严重起来。[11]对此,邓小平也几乎完全肯定。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9)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12)中,邓小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间延长了,“至少还要搞二十年”。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2)“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3)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3)说:“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1)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里,邓小平还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2]

  从这种长达几十年的甚至要求注意苗头的指示来看,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某种程度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呢?[13]

  综合以上,尽管邓小平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相比毛泽东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更加温和,但他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是鲜明的,没有什么保留的。但是,很显然,在具体执行中,他的这些理论在指导中国实践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以至于中国出现了许多伤痕文学、虚无主义、资本主义补课论、甚至全盘西化论。至于随着他的年龄日渐增大,信息来源日渐稀少,他的正确的观点未能贯彻,这是值得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大大吸取的教训之一。

  三、结论:不忘改革开放的政治初心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纪念

  改革开放的初心是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共产党的初心是一致的。邓小平经常被看作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日常谈话中,这个说法是可以的,但上升到对邓小平的一生贡献的定位,就不完整、就不准确了。本文分析表明,邓小平不是抽象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更主要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不能不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邓小平的理论在总体方向上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不管是改革方法、改革手段、开放方法、开放手段,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都体现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的他所具有的警惕之心、与资本主义竞争之心。[14]

  邓小平式阶级斗争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都让他积累了宝贵的阶级斗争经验,并取得了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性认识,如关于征兵,参见《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关于根据地政权,参见《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敌占区政权和群众组织,参见《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1943)、《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1943);土地改革,参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城市管理,参见《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党的建设,参见《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1954)、《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统战工作,参见《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等等。尽管邓小平并没有把这些文章写成堪与《矛盾论》、《实践论》媲美的哲学文章,但他对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的认识都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中,他说“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总结出这个看似极为平常的结论啊!这个总结表明,阶级斗争的观念实际上已经渗透到邓小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

  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绝非完美无暇。毛泽东晚年多次说自己三七开,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自己四六开,有时甚至一半对就不错了。由此看来,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缺点并不奇怪。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事件进行总结,指出一些问题。然而,邓小平所没有反思或没有深入反思(由于年龄等原因)的是,他在一些关键情况下是否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太过“温和”了呢?邓小平倾向于选择“温和”策略或许是鉴于文革期间老干部受伤太深,但这些老干部是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干部。对于党,虽受冤屈而不改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党的创始人的初衷。[15]毛泽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思想所团结的犯错误的同志至少是要推翻国民党的,他们只是方法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和平年代,让五湖四海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理想可能对于许多人没有类似对于三座大山的切肤之痛了。[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讲阶级斗争,却不采取行动,或采取一些简单的行动,甚至不讲阶级斗争,那与拔了牙的老虎没有什么区别,就可能让实际的改革开放偏离正确理论所指明的指向。[17]对此,邓小平在晚年提出的发展后的问题不比发展前的问题少的观点已经做了一种总结。而如何落实这个总结,也可说是我党十八大后的新的中央和十九大所形成的新的中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回首过去40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教训值得总结。在中国处于公有制的汪洋大海的时候,改革开放中发展一点儿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不会危害社会主义并不为过。但一个好的国家管理者就像一个好的将军,总是在创造自己的优势,陷敌人于劣势。淝水之战中苻坚试图通过自己后退来实施半渡而击弄巧成拙可谓殷鉴。邓小平也说过“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很显然,在中国私有制经济成分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关系上,邓小平没有注意或者没有来得及注意相关的“苗头”。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由原来的公有制的汪洋大海几乎变成了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国GDP中已经有60%以上是由私人企业生产,就业有70%以上由私人企业提供,拥有资产超过3000万元的人何止百人、千人。连残存的大型国有企业也面临着被私有化的危险。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设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限制,无疑地已经达到了两级分化的地步。[18]这种经济基础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从长期看,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被完全彻底地颠覆了。对于这种格局,中国应该用什么加以应对呢?是否应该重提阶级斗争、重新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呢?不仅应该重提,而且应该早就提了。

  如果邓小平都已经认识到,不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不使用阶级的分析方法,不把中国人的知识、力量统一到为了作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上来,中国就会一盘散沙,就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那么,今天重提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因此,不仅应该早就提了,而且应该早就干了。

  邓小平在《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7)说:“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柱石是可以用的。警察法院是可以用的,舆论也是可以用的。组织手段也是可以用的。经济手段也是可以用的。[19]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12)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今天,承认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并加以处理、解决,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对中华民族13亿人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古人认为,“文武之道,一张一驰”。[20]对于今天中国存在的阶级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发动群众来预防、反击资产阶级,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发起一个非常的时期,实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不这样来分析看待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就是违背邓小平理论。

  

  这样看来,王伟光院长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可谓振聋发聩,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应用,也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21]如果连这种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言论都不能发表,那就是用民主的手段反民主,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了。如果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发表与邓小平理论、中国传统智慧高度吻合一致的言论都引起攻击,那可见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经济学理论领域)是多么混乱,而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中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是应该在十九大所形成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着力解决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领域内的存在的问题了。

  邓小平曾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3)中针对“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说:“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如果中国在后来的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也采取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中国今天也许就不用大谈阶级斗争了,也就更可以偏向一点儿普遍的民主了。邓小平曾讲过,“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中国后来更多地使用,中国今天也许就不用大谈阶级斗争了、不用大谈人民民主专政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6日,第二版。

  注 释:

  [1]没有人愿意进行清洗,但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都搞过清洗。清洗不能过度,但谈清洗而色变在哲学上是非唯物主义的,在实践中是极端有害的。

  [2]关于十月革命后9年中苏联发生了什么,可以参见谢·库茨维贡主编:《捷尔任斯基传》,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捷尔任斯基曾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3]见百度百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词条(2018年1月5日)。由于网址很长,这里没有明确列出出处。

  [4]或许主要是由于文革经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罕提阶级斗争,但多篇多次使用阶级一词。

  [5]这里,不是说邓小平首先把社会主义与脱贫、致富联系起来。实际上,如果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脱贫和致富应该就没有问题。这样来看,似乎没有必要把脱贫和致富上升到用于解释社会主义的内涵。邓小平可能是在回答一些国内或国际的疑惑中把社会主义与脱贫、致富联系了起来。

  [6]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乱提口号、名词是大忌,把口号、名词当成理论更是大忌。无产阶级的理论通常都是非常鲜明的,而不是抽象的。

  [7]既然现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8]当然,邓小平没有做类似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式的阶级分析。但他无疑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生产力还较低,而西方资产阶级的生产力较高,国内的个体以及某些力量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9]其实,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一旦付诸实施,就不会真正全盘西化,而是会搞选择性吸收。关于选择性吸收这个概念,参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4页。

  [10]这个“没有想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没有想到呢?如果没有想到,在看到之后,是否采取了合适的处理措施呢?邓小平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做领导工作,最根本的就是接触人、鉴别人。从个人来说,没有想到关系不大,对于领导人,那就是一忌了。而如果后来没有亡羊补牢,那可能就会为时已晚了。

  [11]本文这里没有探讨它们严重起来的原因,但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过积分学的人都应该理解,七八年的这样的积累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

  [12]其实,只要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就不能一夜之间垮起来。所以,“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实际并不可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质变量变规律所决定的。

  [13]毛泽东曾说过“七八年来一次”,这点就蕴含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阶段性。在这点上,邓小平的主张和认识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或趋于一致了。

  [14]当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一种新的含义的时候,我们不仅思考,毛泽东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呢?他连蒋介石都可以联合、连美国右派都可以面谈,当不会是想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党内的分歧。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任何一个领导人提出一个理论后,往往对于在实践中出现什么问题鞭长莫及,更何况是一个老者。

  [15]在这方面,除了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之外,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堪称一个代表。

  [16]李自成们在打天下时可以团结一致,一旦打下天下,尽管天下还并不太平,却已经开始离心离德了。

  [17]作者并不认为邓小平的“温和”战略毫无优点,因为作者推测(因处江湖之远),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温和”战略相一致)用在国际关系中就是要为中国争得一些稳定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在国际关系上实施韬光养晦政策,就要同时在国内实行外松内紧政策。

  [18]一些学者还在怀疑中国是否有两级分化。假设一个人利用改革或开放政策(如前面所说的国退民进、薪酬改革)拥有了3000万资产(平安公司高管一年年薪即达6000万),并把这笔资产以现金的形式放在银行,以年利息率3%计算,这个人不做任何工作,每年得纯收入90万。这个收入可以让这个人不劳而获却生活得像资本家一样。一般人不可能获得这种经济地位,甚至众多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也无法获得。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的定义,这个人当然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都知道,90万年收入、3000万财富都意味着怎样的权力。这就是两极分化。

  [19]近年来,中国进行的一些诸如废除死刑、取消劳动教养的改革在目前国际国内局面下恐怕是不利的。

  [20]对此,毛泽东应该是非常熟知的,毕竟,他在遵义会议上和之后很长时间里所运用的策略(即集中精力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而把政治路线问题的解决推后)就是一张一弛,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不同策略维度上的张弛。毛泽东发动文革也不总是张,也有弛。

  [21]作者认为,对于中国在过去60多年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包括毛泽东发动文革究竟在策略上有什么错误,也包括邓小平的“温和”策略的利弊分别是什么,可以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会大大有利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治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