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纵论天下 > 学者观点

郝贵生评新京报社论:“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017-02-25 22:33:0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郝贵生
点击:   评论: (查看)

“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评《新京报》2月19日社论《戮力改革,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郝贵生

  2月19日,《新京报》为纪念邓小平逝世20周年,发表了社论《戮力改革,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见附文),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继续全力和深化改革,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这一思想基本代表了主流媒体对当今改革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认识。

  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人类逻辑思维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概念的同一性原理。这个规律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人们思维过程中运用的概念必须具有确定性,必须保持自身的等同性,不得随意变换概念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含义,也不能把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违反这一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就叫“偷换概念”或“混淆概念”。但现实生活中不仅在普通群众中,就是在相当一部分媒体、学者论文和领导讲话中,违反“概念的同一律”,犯“偷换概念”的错误比比皆是。对“改革”和“社会主义”概念的不同使用就是违反概念同一律、“偷换概念”的典型表现之一。

  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涉及到两个最基本概念:一个是“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关于“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讲到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毛泽东时代有关教材甚至近些年来出版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材中都是这样讲“改革”的基本含义的。一是说,改革与社会革命不同。社会革命是社会进步阶级推翻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其标志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其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不适应和激化。其目的是根本改变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改革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原有基础上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其根源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基本适应的前提下,也存在某些不适应的内容,改革就是改变这些不适应的内容,而非根本改变原有的基本的经济和制度。其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二是说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过程。其根源或者说改革的依据就是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的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础,同时又承认二者之间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部分。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这些不适应的部分,而非根本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一产生,就在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还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社会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即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都是唯心史观。除“空想社会主义”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主张公有制,但它们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依靠少数人的实验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候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就是实现同私有制决裂,同私有观念决裂,同时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这一目标。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强调共产主义实现是一个过程。其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这个过渡时期也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于是就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但这里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宣言》所批判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其后的《反杜林论》又特别强调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特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其所有著作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概念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简要概括一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计划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革”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含义,“社会主义改革”其科学含义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计划经济体制、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改革其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基本经济特征、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政治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而在邓小平理论中,首先是偷换“社会主义”本质的含义。《新京报》社论再次把邓小平那段最著名的所谓“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论述拿了出来,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些人把这段话看做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但在笔者看来,不仅不是创新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修正和篡改,用形式逻辑的语言表述就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为什么呢?

  第一,邓小平认为,他自己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1985年就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那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同上,第139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他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看除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外,我今天还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成天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说,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定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也许这段话太赤裸裸地表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知。所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刊载的南巡讲话中删去了这段话。邓小平自己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没有搞清楚。你既然没有真正搞清楚,又声称自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么就老老实实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与他人沟通学习讨论,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不就得了。邓小平这里借口自己没有搞清楚,实际是说所有的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又反对别人去搞清楚,不要去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既然你没有搞清楚,但又要宣称自己在搞“社会主义”。怎么办呢?于是就主观武断地自己给“社会主义”本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第二,这个定义的要害就是不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稍微懂得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首先是区别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经济和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必须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予以解读,而不能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解读。因为任何新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绝对不能从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确立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同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导致的结果。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单纯发展生产力也绝对做不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这个定义的要害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偷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本质含义,难道不是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吗?

  第三,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伟大成就基础上讲的。邓小平之所以阐述所谓“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一个极其重要原因就是指责毛泽东不重视生产力发展,而且毛泽东时代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特别是文革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如他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同上,第137—138页)“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第136页)客观说,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与今日相比,确实相差很多。但由此推论党中央和毛主席不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是绝对错误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论述比比皆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文革期间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大庆、大寨两个先进典型的树立,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本身就是高度重视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同时,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极其突出和伟大的成绩,相当多的文章已经详细列举和论述过,本文不再赘述。那种指责“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论述完全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和否定。邓小平正是借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的事实主观制造两个“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重视生产力发展”和所谓“经济崩溃边缘”的荒谬“事实”,并以此推论其理论根源是马恩列毛都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捏造“社会主义就等于贫穷”的谬论强加给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于是他就大讲特讲他的“创新”思想即“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225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讲特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第四,邓小平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结论特别是南巡讲话之后强加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是因为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发展生产力”,所以他认为一切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本身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而马恩列毛所谓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和阻碍。因此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掉“公有制”,改掉“按劳分配”,改掉“计划经济”。他大讲特讲发展私有经济、引进外资,改国有和集体经济为私营经济。他大讲特讲打破所谓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思想,实质是打破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平等思想,鼓吹按资分配和剥削行为。他大讲特讲“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竭力鼓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集体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而是打着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实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有观念。他“改革”的哲学依据就是“发展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猫论”、“不争论”、“先富论”、“人性自私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部内容。邓小平掌权包括他退休之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决议中,几乎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因此,邓小平不仅偷换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偷换了“改革”的思想,更是偷换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而这种“改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思想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在这种“改革”理论和思想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许多改革过程、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政府出卖国有土地、土地私有化、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把国有资产低价转让给私有者,银行为私有者提供种种便利条件,直接间接把国家和人民的资金大量转化为私人资本。二是毛泽东时代辛辛苦建立的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计划经济体制、自力更生原则及其形成的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到彻底的破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三是不仅私营企业中,即使目前还存在的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主人公地位完全丧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完全被打破,大批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实际沦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雇佣工人地位。四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短短的30多年中,涌现出数十万、上百万个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的亿万富翁。中国的基尼系数早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且超过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而普通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普通农民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民收入极其可怜。习近平2012年到离北京仅200多里地的老革命根据地河北阜平县的一家普通农民家中得知其年收入仅仅二千多元。而中国的暴富群体没有依靠劳动致富的,基本都是依靠资本、权力、依靠手中掌握的国家生产资料、依靠坑蒙拐骗、依靠权钱交易等等违法手段实现的。五是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场腐败极其严重,仅十八大以后揭露出来的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位甚至中央纪委内部都出现拥有数千万甚至上亿财产的腐败官员。六是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糟粕性文化和观念严重泛滥,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这些观念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特别是对官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严重腐蚀,甚至有以儒家文化和西方普世价值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严重取向。同时整个社会风气恶化,伦理道德沦丧,社会矛盾激化,黄赌毒泛滥,环境污染严重,一些腐败官员和暴富者生活花天酒地、奢侈糜烂、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七是把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体现的住房、教育、医疗免费制度废除掉,完全推向市场。由此导致普通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八是导致物价上涨、货币严重贬值。仅最近十几年,房价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就增长十倍数十倍。九是整个社会工人、农民不仅经济地位下降、政治地位也急剧下降。党章、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不同程度甚至完全被剥夺、镇压。普通工人、农民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比例极少,与毛泽东时代根本无法相比。十是相当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权力变质变色,建国初期毛泽东确定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人民银行等“人民性”逐步甚至完全丧失。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特别是“先富论”思想可能意识到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剧。他给出的灵丹妙药就是先富帮后富。这可能吗?稍微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当今社会迅猛暴富者几乎都是依靠资本、权力侵占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财富基础上形成的,其世界观已经彻头彻尾剥削阶级化了,而他们本身对劳动者的剥夺就是贫穷者贫穷的根本原因。企图依靠这些人发善心,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帮助穷人致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中也包含“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他也多次说过,如果他的“改革”实践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那么这种“改革”就失败了。而现实确实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甚至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且伴随两极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官员腐败、道德沦丧、剥削阶级观念严重泛滥等多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初,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那么这种“改革”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究竟是失败还是成功了呢?经这种实践检验的这种“改革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呢?我想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难做出正确的回答。

  而《新京报》置中国当今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于不顾,还在继续吹捧和褒扬邓的这种“改革”理论,鼓吹继续这种“改革”实践。把他的这种“改革”理论与实践看做邓留给后人的最大的思想遗产。正如文中所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伟人虽逝,哲人不萎。继承邓小平的思想遗产,戮力改革,敢于担当,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新京报》社论的这种论调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当今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及官员的认识。其典型表现了媒体人员及官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素养和水平的低下,表现了其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了其逻辑思维的极其混乱,表现了其立场的根本错误。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要求全党同志“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笔者非常赞赏这段话。当今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媒体人员及学者确实应该认真和老老实实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认识、总结、反思近四十年“改革”实践的正反得失。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本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党校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稀里糊涂,站错了立场,用错了理论。对社会现实做出如此错误的结论,又怎么引导社会前进和发展呢?又怎么不忘初心,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呢?其实邓小平也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特别是其晚年,也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新京报》社论枉顾事实,无限拔高神话邓小平,对邓小平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当今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真正实事求是评价其晚年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真正坚持其思想内容中真理的部分,批判和纠正其错误的成分。

  附文:

  新京报社论:戮力改革,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2017-02-19 09:38:20 来源:新京报

  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与加速,就是人的解放和生产力解放的互相作用,即便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

  20年前的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邓小平改变中国和世界进程的历史功绩,敢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勇气和敏锐的战略眼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由此形成的人格力量,早已为世人熟知。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仍然能感知到邓小平时代留下的丰厚遗产。

  其中,最值得纪念和承继的,是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的无数改革者,筚路蓝缕,戮力开拓,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

  邓小平思想遗产的形成,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发展落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总结说,邓小平改革思想就是在这三个深刻反思中萌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思想和具体步骤,不会凭空生出,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省视,对现实情境的清醒体认,对政治和文化惯性的透彻了解,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凝聚力量。

  从深刻反思到思想解放浪潮再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全面启动和加速,就是人的解放和生产力解放互相作用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

  邓小平思想遗产的核心之一,是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论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这些关于改革性质、范围、方法的表述,对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指导作用。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改革的紧迫性。他曾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论述,迄今仍然振聋发聩。

  谁领导、谁参与、谁分享改革成果,是改革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提醒人们: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增进人民福祉,改革共识才有可能维护,思想交锋才可能消弭,改革红利才可能全面释放。

  与邓小平时代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方式、外部环境、人民诉求等方面都已有了很大不同。

  但是,改革的命题并未消失。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环境资源的严重透支,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失效,社会治理矛盾突出,改革诉求趋于多元等问题,无不警示持续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一时代命题没有变。虽然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但也要看到,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面对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去除改革进程中的惰性,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目标,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伟人虽逝,哲人不萎。继承邓小平的思想遗产,戮力改革,敢于担当,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