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慧瑜(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刚才的判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主流的抗战史叙述发生了一个转换——
就是将原本被视为中国革命史一部分的抗日战争——也是反帝、反殖斗争的部分——转换成了民族国家之战，纳入了到了现代化叙述之中，凸显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的主题。
抗日战争因此，从“中国人民VS日本帝国主义”转换成了“现代/先进的日本VS落后/传统的中国”。
这种转换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就是“人民战争”的视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军抗战和政府抗战，即便有表现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作品，里面的共军也是国军化的共军。
这样的转换当然和后冷战时代的话语转换是有关的，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原来的革命叙事无法进行下去了。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中国急于融入国际社会，也就是急于被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有关。
无论是张艺谋拍摄的《金陵十三钗》，还是陆川拍摄的《南京!南京!》这方面的意图都非常明显。
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总的来说是失败的，正像俄罗斯在西方眼里至今仍是个异类一样，中国在西方眼里也仍然是个异类。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获得奥斯卡奖。
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却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中国人面对日本时的心理优势没有了，我们又成了日寇屠刀下的羔羊，我们又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我们也不再相信，我们面对日本时能够必然胜利。
我们看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拍摄的抗日题材的电影，无论是《平原游击队》还是《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地道战》还是《地雷战》，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洋溢着胜利的豪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种豪情和信心绝不是虚妄的，而是建立在中国面对日本时真实的优势基础上，这种优势就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战争的优势——被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且建立了自己主体性的人民，完全可以战胜僵硬野蛮的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
中国另一个优势择是战略思想的优势，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横空出世并且在事实上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使得中国在战略思想方面远远优于日本，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是战术层面的，而战术层面的优势永远也弥补不了战略层面的劣势。
简言之，从人民革命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是“先进的中国VS落后的日本”，而简单地从民族国家之战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则是“先进的日本VS落后的中国”——中国的先进性被完全遮蔽了。
抗日战争，如果我们用中国胜利，日本失败来概括，实际上过于简单了。抗日战争是“一个胜利，两个失败”，即人民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失败(直到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还在丧师失地)和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中国的先进性，在抗战结束5年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再次确认，国民党的失败，则以1949年他们被逐出大陆而被最后证实!
抗战叙述遮蔽中国先进性的后果，使中国处于一种“无法解释自己的胜利”的尴尬状态——你既然全面落后于日本，又怎么可能战胜日本呢?
国内出现的感恩美国、感恩陈纳德的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下出现的。
遮蔽中国的先进性，还使得中国社会的民间心理丧失了胜利者的优越与从容，对日本政客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分外敏感，这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同样作为与日本交战国的美国，其民间社会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反应就远不如中国强烈——要知道任内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直接策划、指挥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大量直接轰炸珍珠港的日本飞行员以及撞击美国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员”等都供奉在神社内——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民间社会和精英阶层从来没有丧失面对日本时的心理优势。
注：本文是作者在第51期青年文艺论坛“反法西斯文化再反思”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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