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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观影笔记: “父亲”形象的变迁——观《老有所依》有感

2017-11-21 14:47:4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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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所依》21集,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爷爷”在家里胡“作”——一会不声不响地走失,一会烧床单,一会半夜爬起来狂摇婴儿床。

  儿媳贾幸梅不堪其扰,冲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你怎么还不死?!”

  结果被丈夫江援朝打了耳光,既心疼爷爷又不敢责怪母亲的江志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给母亲跪下……

  老年人的无助,中年人的无辜,青年人的无奈,一时让人不胜唏嘘。

 

  总的来看,《老有所依》中老一代的形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是年轻人的“累赘”,要么是“爷爷”那种痴呆,要么是老丈母娘方琼那种疑神疑鬼,在家里无事生非,设局“捉奸”。

  老年人,是折磨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病灶”,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老有所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影视作品中的“老年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

  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就会发现这其中经历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伟大的父亲”;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基本上是“可笑的父亲”,父亲形象被解构;进入新世纪后,更逐渐演变为“累赘的父亲”。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陈耘、徐景贤同名话剧改编拍摄了电影《年轻的一代》。

  《年轻的一代》中,萧继业和林育生这对好朋友同为从上海到青海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林育生害怕艰苦,伪造疾病证明,试图调回上海。而萧继业检查出自己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仍坚持要回青海。最后,林育生的养父林坚拿出林育生为革命牺牲的生母留下的遗书,使林育生愧悔无地。不久萧继业治好了腿,和改正了错误的林育生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部电影1976年被上影重拍,表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都是被高度认同的。

  《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肖继业和达式常饰演的林育生当然是主角,但温锡莹扮演的“父亲”林坚给人留下更深印象。

  林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本色,以至于被邻居家的小伙伴误认为是修水桶的工人。当“年轻的一代”的林育生来到人生十字路口时,能以自己不容质疑的权威帮助林育生选择正确的方向。

  剧中,林坚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是正确和错误的最后裁判者。

  林坚作为“伟大的父亲”受到尊重,根源在于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了革命和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领导着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的传奇经历和革命业绩,使得肖继业、林育生只能仰视他,而不可能挑战他。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发生了丕变,由“伟大的父亲”一变而为“可笑的父亲”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播出的系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文兴宇扮演的父亲傅明的形象。

  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明就是退休后的林坚。

  

  

 

 

  傅明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手足无措,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他在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他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历史中不能自拔,但也只能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他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快乐,但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调侃。只能获得作为一个老人的基本尊重,却谈不上什么权威,也无人重视他的意见。

  《我爱我家》中,傅明作为一个“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落伍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观众获得一种“市场经济新时代”自我认同,帮助实现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论证。

 

  事实上,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在于他经常扮演一位落伍的“可笑的父亲”形象,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文化功能。

  “可笑的父亲”到了市场经济逻辑充分展开的新世纪,在文学作品中又一变而为《老有所依》中的“累赘的父亲”了。

  这里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但却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想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上一种优裕的、轻松的、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人们蓦然发现,年轻人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通道日益逼仄,反而大规模地沦为屌丝,激烈的职场竞争,无法承受的房贷压力,晦暗不明的生活前景,都让中青年难言轻松,他们需要轻装上阵去进行拼杀,而日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就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了

  ——《老有所依》就折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父亲”的形象被公认为“累赘”或者麻烦,还曲折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财富、权力、名声的那一代人,虽然掌控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但并不具备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的道德权威,社会大众虽然经常不得不屈服于其所掌控的财富和权力,但内心深处对他们是鄙视的,而他们自己也缺乏扮演“父亲”角色的自信,更无意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权威,重建这种权威,使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重获秩序和安全感,很可能是一件比老生常谈的“改革”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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