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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下)

2017-10-30 09:14:19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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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被搞乱了

  二、对社会主义,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解释

  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各国应该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道路

  五、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

  六、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七、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八、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把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

  九、评几种社会主义观

  十、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一、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俄国的实现,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十二、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

  十三、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

  十四、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十一、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俄国的实现,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性。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风风雨雨,它既有凯歌行进,也遭到严重挫折。大体上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期,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随后又从一国发展成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口达到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那时毛泽东曾经做这样的判断:“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遭到过挫折。主要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第二次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国际格局也因此发生极大变化。

  两次挫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抹黑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引发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我国,则是否定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不仅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诬蔑社会主义,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沉渣泛起,配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妖魔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事实证明,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绝不能低估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因此,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有必要就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这股历史唯物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澄清是非。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没有人怀疑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85]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86]这个“新纪元”,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寻救国的道路,努力向西方学习,但始终不能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87]从此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历史证明,“走俄国人的路”,走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选择。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有人就怀疑十月革命道路了。他们说,十月革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讨论一下了。

  谈论十月革命问题,首先要界定十月革命道路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来阐述社会主义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它还只是科学的预见,是一种理想。十月革命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大地上付诸实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际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实现科学社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它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要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必然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质上就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坚持了十月革命道路,仍然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必然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的人说十月革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当时只能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其实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创见”。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当下断定十月革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无非是拾了考茨基之流的牙慧。列宁、斯大林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真是搞早了,十月革命道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应该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相反,他们曾预见,在特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88]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89]

  现在有些人说十月革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不过是革命导师早就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泛起的沉渣。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他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90]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91]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92]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说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十二、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教训深刻。我们的任务是科学地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搞好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转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局面,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说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关键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又曾经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向资本主义演变,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影响极其深远,用俄罗斯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在50年代是一面正面的镜子,可以学习和借鉴;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面反面的镜子,必须从中吸取教训。”而苏联的经验教训在我国恰恰也是分歧极大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是这样两件事情,一是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是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前者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后者是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才叫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又根据苏联的具体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具有苏联的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两者相结合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把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分开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看到的一些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往往不区分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评价,这就说不清楚了,而且经常是抓住一些具体问题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出错的认识论根源。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苏联的具体条件,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帝国主义包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谁也没有怀疑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即使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学者,尽管他们不赞成、甚至厌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苏联取得的成就,也是无法否定的。连以反共著称的丘吉尔对此也是肯定的。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他称赞斯大林把一个落后的马拉犁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拥有原子弹的世界强国。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赞扬,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肯定。怀疑、否定苏联的成就,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20大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的,到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一直延伸至今。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映。

  坦率地说,国内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往往不是在说苏联问题,而是在讲中国问题。有的事情,直接就中国来表态,不大好说。比如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碍于党章、宪法,不好说,拿苏联来说话,就好说了。他们猛批苏联共产党领导是一党a专制,不民主,是政治垄断,使得人与政权产生异化,导致苏联必然垮台。反正苏联垮了,怎么批都可以。这个论断,用到中国来,该怎么说?他们就不说了,让你自己去想吧。这是一些人的政治手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古讽今,以洋喻中,历来如此,不过在苏联问题上分外鲜明罢了。表面上在讲苏联问题,实际上隐含着对中国问题的表态。理论是有逻辑的,有了大前提,按逻辑推论下去,结论是可以想象到的。说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导致垮台,那么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结果会是什么呢?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手法,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苏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结果不管向哪个国家学,都不成功,都不能挽救中国。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得出结论:走俄国人的路。”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论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从基本道路看,我国同苏联是一致的,是向苏联学来的。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结果必然连自己也否定了。也许这正是某些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的愿望吧。

  一个杜撰的荒谬说法: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

  有人是赤裸裸地反对、甚至攻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它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社会主义。例如有一位曾经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撰文说:苏联实行的制度,“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他不仅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引申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不幸,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一面倒’传承了苏式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着比当年俄国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笼罩着更深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阴影,终于导致‘十年浩劫’大悲剧。”他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十年浩劫’已宣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93]这样,他把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彻底否定了。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吗?他卖弄封建社会主义,我们就先来看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封建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

  作者是怎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封建社会主义挂上钩的呢?据说是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然而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封建社会,怎么找也找不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影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占有土地,他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种地主阶级私有制,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封建社会基本上是自給、半自给的经济,农民除了上交地租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哪里要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来调节经济呢?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在公有制基础上采用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说成是封建皇权经济的特征,这真是匪夷所思!也许他是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把政权的强制命令当作计划经济了,然而国家所有制、政权的强制命令,在封建社会里是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有的,按照他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公有制”,也有“计划经济”,因而也是“封建皇权经济”了。这岂不荒唐!

  《共产党宣言》里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股社会思潮。那么,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有谁主张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呢?查查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却一个例子也没有发现。像法国正统派、英国“青年英国”运动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鼓吹复辟封建统治。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谁都没有提出要建立公有制,要实行计划经济。

  可见,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说成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文献依据,这是他杜撰的荒谬说法。这种杜撰是不严肃的,违反了起码的社会科学的常识,无非是编点说法,来给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扣上顶帽子罢了。然而这是同他的学者身份不相称的。

  这种论断完全违反了我们党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阶段,这就是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同其他阶段有区别。

  这位学者强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封建社会主义”,重点是要说,我国“走俄国人的路”,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彻底否定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他全部论述的要害。他是借着苏联说话的,用十分牵强附会的论据来咒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咒骂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看懂他的文章了。

  另一个荒谬说法:“苏马非马”

  这是从指导思想上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说法。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提出了“苏马非马”论,主张把批判“苏马”作为 “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主旨”。文章说:“我们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概念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基本内容也是斯大林概括整理的,它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是不同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当中走了不少弯路,其中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但主要的影响来自前苏联。也就是说,在这样一套苏式的以教科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强调‘苏马非马’。古人说‘白马非马’,但是白马终究还是马,而‘苏马非马’倒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因此,文章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至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文章没有说,有意回避了。但他鲜明地提出“苏马非马”。若依此论,我们从建党一开始接受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等他来“正本清源”,然后带领我们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我们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照他的说法,这“初心”就是错的,“不忘初心”就不对了。因此,对“苏马非马”论就需要澄清、分辨是非了。

  “苏马非马”论涉及一系列问题: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近60年历史的指导思想?它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彻底否定,要不要走另外一条道路,即所谓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如果说苏联的指导思想是“非马”,我们接受的也是“非马”,应该清算,那就意味着不仅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必须否定,我们不得不改旗易帜,走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下,“苏马非马”论错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看,党中央是怎样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是不是如“苏马非马”论者所说的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苏马非马”,苏联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国接受的也是“非马”,指导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总之,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呢?

  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也就是“苏马非马”论出现前一年)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六个时间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六个时间段”的有机组成部分。[94]也就是说,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间段,都是结合不同的国情和当时的具体条件,把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付诸实施的一种探索,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根本指导思想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看不到任何“苏马非马”、我国也是“非马”的影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50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巨大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拿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反苏反共浪潮。这份秘密报告的特点就是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作者说的“苏马”,即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也就是“非马”)的旗号下,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妖魔化,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回击了这股逆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不能否定。他主张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一分析和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又重申了这一评价,他强调“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95]

  提出“苏马非马”的人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要么不承认苏联取得的成就,这就违背了中央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也不符合实际;要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是在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非马”的功绩,那等于说不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论怎么说都是说不通的。

  有人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倒过来证明“苏马非马”。这就涉及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了。我们将在后面全面阐述这个问题,这里只想说一点:我们党一再指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更换了指导思想、改变了路线,才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不是因为“苏马非马”,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错了,而恰恰是背弃了苏联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

  提出“苏马非马”的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对待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派”,都是从抹黑社会主义实践、把社会主义妖魔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抹黑指导思想)着手,搞乱思想,制造动乱,乱中夺取政权的。提出“苏马非马”正好适应了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这是值得警惕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6]事事都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仿佛只要同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说的不一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这种思维,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思维,才是地地道道的“非马克思主义”,这种路线,在革命早期给我党造成过重大损失,我党早在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时期,就深入批判和检讨过了。

  顺便说一下斯大林问题。“苏马非马”论者所说的“苏马”,有时是指列宁主义,更多的是指斯大林的思想。“苏马非马”,说白了主要是说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说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是说斯大林)。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一说斯大林,那总是错的,无需论证。其实,我们党对斯大林做过科学的评价,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97]“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98]。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他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从总体上讲,不能说斯大林的思想就是“非马”。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99]

  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苏马非马”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有人说,由于苏联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苏马非马”,因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必须否定,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我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化”,这才取得成功。

  改革是“去苏联化”的言论,一度在我国学术界相当流行。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实存在不少弊病,我国的改革也确实克服了这些弊病。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个论断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去苏联化”的实质是什么?等等。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结合苏联的国情,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实施的一种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误的教训,每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后人宝贵的财富。我们对前人的探索,应该继承成功的经验,扬弃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东西,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理论和措施。对前人的社会主义实践轻率地、简单地予以彻底否定,提出什么“去”和“非”,不是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改革的实质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最后都要体现在制度中。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社会制度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环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所以,我国改革要不要“去苏联化”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怎么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如果认为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根本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彻底否定,那么改革就应该“去苏联化”;如果认为它基本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局部不适应,也就是说基本肯定、局部否定,那么就不能把改革归结为“去苏联化”,而应该是坚持这种社会制度的正确部分,对其错误的部分或不适合国情与当前形势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革。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如果粗略地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制度,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即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的东西,这在整个社会制度系统中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具体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它们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整个社会制度系统中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我们在评价苏联的社会制度时,应该把社会制度的这两个层次区分开来进行分析。这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方法。

  大家知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回击反苏反共的浪潮时,为了科学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一次把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后来我们常用的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他明确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它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只要是搞社会主义,都必须遵守和实行的。如果抛弃了(哪怕是抛弃其中某一项),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则是苏联共产党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在当时苏联条件下如何具体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产物。对于苏联建立的具体制度,毛泽东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第二种情况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第三种情况是即使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纠正。我们还可以补充另一种情况,即:有的具体制度,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不符合客观需要了,应该改革。

  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具体制度则是有对有错,而基本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具体制度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所以综合起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基本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三七开”的评价是站得住脚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去苏联化”,“去”掉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苏联模式中的具体制度(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要做分析,其中错误的或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必须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改革必须“去苏联化”的人,往往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提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政治上共产党领导,这是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权、政治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这是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思想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这就是有名的“三垄断”。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的制度;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思想上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让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改革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套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主张,也是“去苏联化”改革的主张。

  “去苏联化”的改革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戈尔巴乔夫的遭遇早已昭示我们。殷鉴不远,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惨痛。我们应该增强制度自信,保持理论清醒,坚定改革的正确方向。

  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过科学的评价

  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直有明确的、清晰的、科学的评价。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当时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口号。建国初期,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毛泽东很快就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有缺陷的,不能照搬。1956年毛泽东提出,应该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端。所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在东欧国家都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震聋发聩的。

  这里顺便说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否定了建国时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走自己的路”同“走俄国人的路”对立起来。毛泽东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说的。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来说,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即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来说,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走自己的路,应该具有本民族的特点,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就社会基本制度来说,我们还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来说,我们必须按照本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运行机制。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这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顶住了这股反共反苏的恶浪,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七开”的判断,这一判断,当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稳定了大局。他指出:“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100]这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对于苏联的成绩、正面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和捍卫,不能否定。“否认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做出这一判断时,运用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即把苏联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分开。这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用的概念是“苏联经验”,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意思是一样的)的正确的方法。1956年11月到12月底,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多次集体讨论后写出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101]《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再论》强调,“保卫十月革命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道路。”事情被半个多世纪前的《再论》说中了,时至今日,那些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尽管打出各种旗号,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反对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

  在充分肯定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同时,《再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经验,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包括所建立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措施等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采取的,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抛弃。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采取了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它的基本经验,又对它的具体经验作了具体分析。毛泽东这一分析得到了政治局全体同志的赞同。“三七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评价,是集中了全党智慧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慎重的,不是随便得出的,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对我们今天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完全适用的。对这一结论,不能轻易地否定。

  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我们党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时,仍然坚持毛泽东的判断。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还是“三七开”嘛。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02]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我们谈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和学习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做出的判断,这不是某个个人的意见,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结论。“三七开”这一判断应该成为们分析这个问题的基本结论。把这种判断轻蔑地斥之为“左”,不予考虑,甚至加以反对,无论是从政治上说,还是从学术上说,都是不严肃、不慎重的。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一个大国的70年历史,涉及苏联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好得很”,广大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了出来,成了生产资料和政权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须肯定;一种是“糟得很”,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背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历史的迷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历史应该“到此终结”。所以当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时候,有人就报之以欢呼,说这是对人类文明正道的回归。同样一件事情,价值判断截然相反,这怎么解释呢?只能用阶级立场不同来解释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自然是不一样的。老实说,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有阶级性的,因为它(除了少数学科如语言学、形式逻辑学等之外)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阶级关系。不讲阶级立场,社会科学中的重大问题,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像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样事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大原则问题,更是如此。阶级立场说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代表谁的利益,替谁说话,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对某个历史事件做价值判断时,都必须先要想一想,我的结论对谁有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哪个阶级会赞成,哪个阶级会反对。所谓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超阶级的研究是没有的。只是自己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当然,说到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不等于就没有真理了,仿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没有个是非对错了。关键是看哪个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当某个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人物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做到阶级性与真理性的统一。在当今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一切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正确的;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倒退行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跟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唱赞歌的人,我们只能大喝一声:同志,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

  除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之外,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评价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不能凭想象出发。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然而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污蔑的情况却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有许多不实之词。我们党曾在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揭露和批评过。美国学者格雷弗专门研究了这一报告,他从证据学的角度揭示这个报告是由61个谎言拼凑成的。

  最典型的,大概是有关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稍微详细地说一说,因为抓住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最为常见的。错杀了人,这是最牵动人心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最能激起人们的义愤。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不断增加肃反被杀人数,开始说杀了200万,后来说杀了1000万、2000万,最大的数字出自索尔仁尼琴之手,他在《古拉格群岛》里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到5000万人(有时又说6000万人)。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叫做“五千万冤魂”,广为散布。我国国内有人据此就称苏联是“疯子国家”,这还见诸权威杂志《改革内参》。这个数字也太离谱了:在30年代初,苏联人口是1.6亿,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人被杀,这能做得到吗?如果真是杀了5000万,苏联战前人口也就只能有1.1亿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8000万—9000万人是哪儿来的呢?可见,所谓5000万冤魂纯属虚构。散布这个谎言的人,只要能攻击社会主义,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

  究竟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103]戈尔巴乔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827,995人。[104]想来,一贯反共的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缩小这一数字的。

  必须对苏联肃反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1956年,我们党针对赫鲁晓夫借肃反问题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曾经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05]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进一步说,仅仅从事实出发,还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有关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争论中,有人喜欢卖弄“真相”,从档案中找出一点材料,引申出结论,似乎就可以把人“镇住”了。其实,摆出一些现象,并不能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06]因此他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107]

  记得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谈到新闻工作时强调要“本质真实”。他曾举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在心。一个小伙子,长得相当英俊,就是有点秃顶。你给他照相,专门照他的秃脑袋,那虽然是事实,但不能反映真实,那只能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有正面照相,人相当英俊,只是有点秃顶,这才是真实的。他告诫我们,观察事物,必须全面地看,切忌片面性,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

  那么,什么是“事实的全部总和”呢?有两个基本事实是不能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总产值(按苏联疆域计算)仅为美国的6.9%,英国的22%,居世界第五位。经过70年的建设,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强盛的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环境下取得的。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并把它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说到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句话再说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经济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同时说两句话,而且第一句话是主要的,这才是苏联的真实情况。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1942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当时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按照某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的说法,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专制横行,矛盾极其尖锐,人民怨声载道,那怎能够抵挡得住希特勒的进攻,并最后战胜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看法。尽管她深受苏联肃反扩大化之害,1949年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投入牢中6年之久。在她被释放后不到一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她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斯大林,这真令某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汗颜。

  她写道,斯大林“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108]“这是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109]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渺小的人”,读后真不知感想如何!

  必须正确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施的第一个试验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但它作为人类伟大的理想,怎么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呢?在十月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72天外,人们没有实践过。苏联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难免犯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列宁强烈地批评了那种“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110]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毛泽东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因此,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就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有人是用苏联的垮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有一位与兄弟党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干部就是这样说的。这就涉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苏演变的关系了。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想提一下我们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的看法。

  1991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1993年8月,江泽民在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了苏联演变的原因。他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91年5月,我去苏联访问见到戈尔巴乔夫,我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笑起来了。他的意思是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难逃历史责任的。由于苏共放弃了上述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东西,苏联就被葬送了。”

  从这些讲话中,无论如何得不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引起的这一结论,正相反,苏联演变恰恰是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苏联演变的悲剧,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而是证明了背弃十月革命道路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正如刘奇葆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强大优势,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现代化模式。苏联的现代化触及各个方面,包括工业、农业、教育、科学、社会和日常生活,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内,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贫穷、饥荒的落后面貌,通过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把一个‘小农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苏联依靠强大综合国力,和同盟国一道共同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人类和平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因为苏联解体而被抹杀。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原因固然很多,包括保守僵化等,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原因。”[111]这一段话,把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说得很清楚了。

  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确是一件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原则问题。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基本制度,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也就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把共同规律同民族特点相结合,这是各国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把社会引上资本主义道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俄罗斯就是这样走上不归路的。殷鉴不远,我们不会忘记吧。

  十三、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是第二个在一个大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我们党成立之初,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就鲜明提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任务,即“一化三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但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只能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要求全党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就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还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如何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看法,许多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然而,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我们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所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脱离了实际,超越了阶段。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回顾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总起来看,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历史,看作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所有的成绩与失误都应该放到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背景下来分析和评价。这种探索是有重大意义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探索,而是跟着苏联走,那么,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这类错误是不会发生的,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垮台,就会出现类似苏联东欧那样的境况。正因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在苏联东欧剧变的形势下,使得社会主义堡垒依然屹立在东方,而且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一枝独秀,出现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局面。应该说,我们在建国以来30多年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的探索,为此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30多年期间出现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这些错误是在我们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的,既然是探索,出现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由于总的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所以一旦认识到这些错误,也不难纠正;第二,尽管这些错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与我们取得的成绩相比较,终究是第二位的,它不是我们工作的主流。不应该夸大这些错误,甚至全盘否定这一段历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例如,“两弹一星”就是在这期间上天的),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能把这十年里取得的成就也给否了。对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会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三,对待这些错误,不能停留在揭露并简单地承认错误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产生的原因,总结其教训,提高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前进创造条件。

  如果把我们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开始这段历史,放到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历史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应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提供了制度前提、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没有这一段时间的实践,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首先,建国以来经过“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从经济上来说吧。有人利用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来否定“三大改造”,说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错误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112]正是建立了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可能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在我国改革刚刚起步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113]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改的、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的,而这恰恰是在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基础。

  其次,建国以来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作具体分析,它的基本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必须吸取;它的具体经验,则是结合苏联国情提出来的,有对有错,绝不能照搬。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就是这个意思。经过实践、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就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我们党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理论观点,有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指导思想,有的直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内容。

  再次,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我们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112.4亿元,而到了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440亿元,为1949年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不仅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6倍。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概括起来说,在这30多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探索的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巨大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时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不来说国外敌对势力了,他们从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总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攻击和污蔑,这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在国内、甚至在我们党内,也有那么一些人完全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上面提到的那位曾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担任领导的职务的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是怎么看待这段历史的呢?第一,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社会主义;第二,他认为这30年的历史是失败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我们不得不对此做点分析。

  关于 “封建社会主义”问题。上面已经分析过了。我们仅就如何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谈一点看法。

  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实际状况。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决议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丝毫找不到他所断言的诸如“封建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那些论断。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严肃的政党。决议在总结建国32年来工作失误的教训的同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十个方面阐述了这32年的伟大成就,指出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114]

  那么,“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证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也不能。决议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严重灾难,而不是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翻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里,尽管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得到坚持,工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十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2.6%,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5.3%)。翻遍决议,我们也找不到“全面破产”的字样!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发以前的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5]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十四、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不能不涉及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错了,还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的结果?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但关键是哪一种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就是只要出现这个因素,苏联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说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党内的因素,也有党外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这一点大家没有分歧,但说到哪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那分歧就很大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看法。一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坚持这种模式,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另一种看法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是决定性因素,谁搞民主社会主义,它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上面已经说了很多,概括起来说,第一,它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本质层次来说,它是正确的,而且具有普遍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本质上是正确的制度,怎么会成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呢?这是说不通的;第二,它确实存在一些弊病,但这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产生的,通过改革是可以解决的。这些弊病只是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说明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必然性。我国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么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了。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言必称改革,俨然以改革家自居。一时间很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改革”是一个好字眼,谁能够反对改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标志着改旗易帜了,即由马克思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了。正是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改旗易帜的邪路”,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并从中吸取教训。

  彻底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提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重新评价十月革命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

  事情要从赫鲁晓夫说起。大家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们有时也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叫做“斯大林模式”。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他把否定斯大林、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他提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一种“官僚专制”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是社会主义的“变形”。这种社会主义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排斥了其他意识形态,造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三垄断”、“三异化”。他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的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他认为,“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因而必须实行“革命性的变革”,消除垄断、克服异化。他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告别过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他的改革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顺便说一下,有人在谈论我国改革的必要性时,也总是强调我们存在“三垄断”,把它作为改革的对象,他们的改革思路同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甚至连用语都一样。

  我们还是谈苏联的改革吧。“三垄断”、“三异化”的说法,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是改革应该改什么。从理论上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是两种改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产物。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评价这一制度:在基本制度层次上,它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它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严重缺点。因此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要“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科学的辩证的结论。相应地改革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改革,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

  戈尔巴乔夫则相反。他完全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出发,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全部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改革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更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改革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绝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斯大林,必然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我国某些人谈论改革的时候,要集中力量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竭力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了。应该说,敌对势力是深谙此道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社会制度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说他“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甚至在他宣布解散共产党的时候,还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价值”。但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展开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伦理性的观念,即“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不过是不断脱离社会实际状况、逐步实现其价值观念的一种运动。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伦理观念,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具有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这些特征和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得出的科学结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才能称得上社会主义,不具备,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恰恰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些本质特征和原则。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主张搞与“民治国家”相对立的“党治国家”,违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认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因而反对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要求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使共产党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所谓平等竞争、争取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他鼓吹实行多党制,强调党不谋求垄断,允许“表达各种政治意愿”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共产党应在这一竞争中“谋求得到一个被承认的席位”。然而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还能搞社会主义吗?我们党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苏联共产党1990年二月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的时候,我们党就明确指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戈尔巴乔夫把剥夺阶级敌人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使人与政权、与政治相分离”的根源,是“专制”、“独裁”。他借口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犯过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违反人道主义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他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他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之符合“全民国家”的结论。大家知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总是具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就是那个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靠保障。世界上并没有全民民主的国家,只要是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当今条件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私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16]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攻击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人们自由地选择所有制形式,妨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因而要求把已实现了公有化的经济实行私有化。他借口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的口号下,主张把国营企业的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恢复社会公正”,“实现个人利益”,“保证社会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必然导致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妨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必须“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他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认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大家知道,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起指导作用,它引领社会各种思潮按照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一个社会,指导思想只能有一个,在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只是一种空想。

  可见,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它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因而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所主张的实质上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进行改革,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党建方面,把共产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

  戈尔巴乔夫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本身。他宣布,共产党已经发生“严重变形”,几十年来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使国家发展中严重的停滞现象得以产生”。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建党原则和活动方法”,对党进行根本的改造,即所谓的“革新”。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革新”共产党,说到底就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原则,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使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

  第一,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戈尔巴乔夫反对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主张“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观点”,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要求把党改造成为超阶级的、“全体人民的”、“全民族的”党。他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宣布: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联合组织”。一句话,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党”。

  这一“革新”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早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就声称,在苏联,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也已消失,共产党不再具有阶级性,而应该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这一观点在苏联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和批判,进而成为戈尔巴乔夫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阶级斗争是过去了,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加上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共产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否则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法保证的。

  “全民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政党”和“全民”是联系不到一起的: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它不可能是全民的;如果消灭了阶级,可以谈论全民了,政党也就消亡了。为什么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要把“全民党”作为“革新”党的目标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把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在当今世界上,如果按大类划分,任何一个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抛弃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公开宣布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那是困难的,因而不得不打出“全民党”的旗号作为掩饰。可以说,凡是丢掉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全民党”的,实质上都是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是必须警惕的。

  第二,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之流宣布:实现共产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那种“历史不以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自己的最终目标”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因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主航道”是错误的,改革就是要“校正”这个主航道。总之,不能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那么,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所以,他主张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碍于形势发展,他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而已。

  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这就是说,他们要建立一种介乎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制度。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立的情况下,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的同时,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因素”,主张搬过来,用以改造苏联的社会制度。可见,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已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而同资本主义则是相通的。所谓“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不过是要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一奋斗目标的确立,标志着党发生了根本变化,随之苏联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

  第三,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攻击党内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种“精神垄断”,提出“革新”党就要允许“党员有信仰、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允许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他主张党内应该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一方面攻击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以“吸收一切先进思想”为名,宣称费边社会主义著作中积极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合理的内核、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人的价值的主张等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中“有用的东西”一起,统统是党的理论基础的思想来源。

  指导思想多元化,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主张党内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实际上这样的多元化是不可能有的。毫无疑问,共产党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处于指导地位,没有一种思想作为指导,就不可能组织成为一个政党。戈尔巴乔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真的不要指导思想了,他不过是以抽象的、一般的、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已。而这种人道主义又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甚至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迈出的新的一步。可见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以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凡是鼓吹党内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上都是主张允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样共产党也就不再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第四,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不需要集中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攻击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党的“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妨碍进行公开的探索”,而“抛弃民主集中制就能够顺利的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的组织结构。”他主张党内生活的准则只能是民主,“确保党内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确保党员和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立场,确保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强调“少数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要求“放弃形式主义的完全一致原则”,反对个人服从组织,主张党员可以根据某个纲领、利益、观点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的合法存在。他要求废除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认为这会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革新”党,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了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结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

  人们往往对戈尔巴乔夫等人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共产党毫无反抗感到难以理解。其实,只要了解了当时经过戈尔巴乔夫六年左右时间的改造,苏联共产党早就已经不是列宁所创建的那样思想统一、有铁的纪律、具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了,而变成了一个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社会民主党了,这样的丧失理想信念、精神上“缺钙”的政党,毫无战斗力,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必然是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

  苏联的剧变,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即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造了党。可见,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这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上面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制度和党建两个方面的改革。从这一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改革的前提、性质和目标上,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是根本对立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样,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社会主义旗帜还是改旗易帜。这个问题,今天也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在,在我国公开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不多了,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严重困境。但是,有人只是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顺序不对,没有先搞经济改革,而先搞政治改革了;方法不对,没有渐进地进行改革,而搞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如此等等。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顺序、方法等方面是不对的,脱离了国情,但这绝不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只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只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顺序、方法,都不可避免产生现在俄罗斯那样的结果。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这种改革使得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使得党迅速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变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一点,戈尔巴乔夫直认不讳。他说,经过改革,“在九十年代,西方的政府、议会和人民将会同迄今已有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这个“完全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克松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摧毁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也说,这种改革使得“苏联改造成为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它符合西方的需要。难怪西方领导人要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并建议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爵士”称号,以表彰他改革的“巨大成就”。这从反面充分说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的实质。

  我们大量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言论,事情过去20多年了,但听起来却十分耳熟。记得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我国思想界涌动着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传和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屡见报刊,一些人竭力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他们是赤裸裸地要求我国改旗易帜的。读了那些文章,不难发现,他们不过是重复了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连用语都一样。他们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把西欧国家作为样板,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这股思潮是国际性的,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的任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绝不搞民主社会主义。为了同民主社会主义作斗争,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了解这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是有好处的。

  相关连接:

  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中)

  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上)

  注 释:

  [8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2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9]《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1]《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2]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3]刘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汇报》2012年10月9日。

  [94]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95]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第5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9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5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99]《再论误差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0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1]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02]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103]见《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

  [104]梅德维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第59页,1994年版。

  [105]《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06]《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7]《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8]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109]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2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110]《列宁选集》,第4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1]《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5]《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1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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