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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骏 高冠中: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

2017-09-29 11:31:51  来源:察网  作者:丁堡骏 高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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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等学术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出版著作《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等多部。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税务总局“九五”社会科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长春市政府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尤其是在劳动价值论和转形问题上的学术贡献,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普遍关注与好评。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总书记,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全局意义的伟大号召。

  

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要讲话发表以后,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欢欣鼓舞。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的“经济学家”、有的政府部门的个别领导却仍然坚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排斥态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爱”。例如当下有些“985”和“211”高校在经济学的课程体系设置、经济学科研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标准、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各个方面,仍然坚持以西方经济学知识内容为主,忽视或者根本排斥马克思经济学内容。有的个别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甚至公开强调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领域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大对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深刻地领会总书记所讲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历史演化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性。

  在经济思想史上,政治经济学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和使用的。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列钦(1575年-1621年)。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一书中,孟克列钦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研究整个国家经济问题的科学。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西方资产阶级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古典阶段,经济学家都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来概括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萨伊、马尔萨斯也还仍然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来概括自己的经济学说。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包括《资本论》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他们的论著中就有意识地回避政治经济学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学、经济学等概念。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新古典学派的一代宗师A.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为了否定经济学的社会历史科学性质,马歇尔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不能飞跃”的名言作为这部经济学著作的题词,并且全书通篇使用经济学而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此后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改用经济学来表述自己的经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期的滞胀趋势。西方经济学再次陷入范式危机。在范式危机的挣扎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了一个以“新政治经济学”命名的以反凯恩斯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流派。这个学派叫新政治经济学,也叫作公共选择理论或公共选择经济学。为新政治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是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丹尼斯·穆勒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而布坎南则把以他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学的经济理论。简单地说,该理论就是以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将微观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范式生搬硬套到政治上层建筑的决策分析。这是一个混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决策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领域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行为的错误理论体系。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用资产阶级永恒的、超越社会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分析范式,牵强附会地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关系。因此,这是一个科学价值极少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掩饰自己经济学的阶级属性,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点就连凯恩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头面人物都不回避。因此,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等等这样一些名词之间再做概念游戏。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即使它仍然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它的科学性也仍然是极少的。因此,它只能是我们吸收借鉴的对象,而不能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绝不是号召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基础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也绝不是要我们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那种封闭状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工具,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错误理论。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它作为一个学说体系整体而言是我们必须否定的。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当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理论阐述中也包含有某种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供我们参考借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吸收借鉴也必须建立在对它的分析批判的基础之上,而这个过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二、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组成部分中处于重要地位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生产的普遍规律”,就是指以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出来的经济规律。所谓“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指对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方面进行反映的特殊规律。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这段话就是在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科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要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指出它们分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开始的。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后,马克思才具体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然而,从马克思写作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分布来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创作上所占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前两个方面著作创作所用的时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之前,唯物史观还仍然只是处于朴素的科学假说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也还缺少严格的理论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施蒂纳的观点时,特别强调了仅仅停留在用哲学术语表达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即使是对于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马克思认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把哲学搁在一边”“跳出哲学的圈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问题的任务,即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事实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后,又不得不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就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和重点突破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唯物史观才得以由科学假说变成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后一个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通过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在这个基本矛盾发展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时代先锋地位和肩负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神圣使命。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证的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资本论》的逻辑论证得到了贯彻。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资本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此重视《资本论》教学研究和传播运用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的高等学校,有的个别学校和学院的个别领导,还在明里暗里诋毁《资本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中央抓意识形态工作,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表态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但是,有的部门和单位、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具体涉及自己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就表现得很不积极了。有的部门和单位甚至故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藏猫猫、打擦边球。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出发所阐述的许多重要理论,时常被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大批专家学者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话语体系进行解读。一些人由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其经济学话语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甚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观点和重要指示不符合现实,不能够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所谓的“政左经右”,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相割裂的一种反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高等学校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西化。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和用好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扭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难得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

  

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和重点研究领域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是以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工作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和政府,既是无产阶级对中外敌人进行专政的政权机构,也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领导和服务机构。列宁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因此,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要真正能够应对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瓦解,要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要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胜任工作。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期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争取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从国际上来看,我们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和国际组织给我们设定的各种规则和限制。从国内来看,中国共产党面对严重高发的腐败问题,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对于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应该是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振奋精神的大好事。然而,有许多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党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却觉得不知道“事儿”该咋做了。这说明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这部分党员和干部,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认识不清。因此,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依据。由此,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凝聚全体人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资本论》从商品分析开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规律,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思想源泉。其次,《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关系的成功典范,为我们分析当代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资本论》中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他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事实上,《资本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矛盾以及科学预见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辩证逻辑,至今也没有“过时”。宣布《资本论》“过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严酷的经济危机发生时想到了马克思,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现在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各种错误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及其所领导的各级政府,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在我们目前还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资本论》这个关于市场经济分析的辩证逻辑著作,必然是我们战胜各种实践困难和挑战的法宝。

  第二,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在方法论上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和空间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首先,按照恩格斯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划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因此,对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然表现在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如,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源泉问题,需要把生产劳动范围的扩大和生产工人概念的扩大引入分析。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路明灯。恩格斯说:“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恩格斯的这段话通常被引用,用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基本特征。事实恰恰相反,恩格斯强调要从社会实践的发展出发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既要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也要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前车之覆,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后车之鉴。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能够为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提供实践依据。所以,对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内涵的认识,所依据的实践理所当然要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些实践客观地发生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中,同时这些实践作为历史事实也被记述于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资本论》之中。因此,恩格斯所强调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内涵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源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个社会形态的到来还仍然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复杂过程。因此,对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进行了70多年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理论概括,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最新成果。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破解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新内容。

  

四、深化改革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

 

  面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现实矛盾,面对国际风云不断变化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唯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成就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上实现新的飞跃。目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可以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起到巨大的反作用,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要想能够持续坚持下去,也必须要有经济领域的成功改革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急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其中有关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部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说。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许多党政干部长期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经济学上的规定,西方经济学显然不会为我们提供论证。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西方经济学中的个别理论观点、个别论证方法,是可以被我们吸收借鉴和积极利用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抛弃其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成分以后,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利用。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一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在我们改革的实践结果中却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化倾向,出现了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改革,我们要对改革的概念内涵、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具体方案、改革理想目标等诸多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期在全党上下取得新的共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推动中国新时期的改革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第二,要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理论界不同的学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正确理解“两个不能否定”,关键是要坚持辩证的否定观。“不能否定”,不应理解为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件都不能否定。对于“不能否定”作辩证的理解,是说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个别人和个别事件还是要有所否定的。无论是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同志在个别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一个时期华国锋同志所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所犯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导不力的错误,也包括近年来反腐败所揭露出的党内个别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问题,对其进行否定都是不容争辩的。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不能否定”肯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肯定的就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两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导下,在实践中探索和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予以论证。

  第三,要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写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然而,有的经济学家就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进行解释,解释成市场万能论。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鲜明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两种理论解读:一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读,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尽管也有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认为政府干预终究还是要归于市场决定。因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读,是解读不出真正科学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旧的社会形态消亡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在其第一阶段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其提供保证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指挥协调机构。这样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经济指挥协调功能,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才能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四,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发生动摇的情况。有人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行业可以有所差别。”那么,就全国而言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要不要有地方和行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保证呢?对于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部门和一个行业来说,都可以以“差别”为理由而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么,就全国而言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由谁来保证呢?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打擦边球。党的十八届三中通过的《决定》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然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却有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名试图改掉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参加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以后,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的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国有企业怎样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强,怎样才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为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们党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理论界的认识却有原则性的分歧。有人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用资本主义国有化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得出国有企业只能在垄断行业内存在,进一步提出要求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结论;有人则从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出发,主张取消任何领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可见,我们绝不可低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误导中国改革的负面作用。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前者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其次,前者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再次,前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而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以后,我们才能自觉地沿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探索和改革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何将国有企业改革沿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发展,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永恒不变为前提,他们不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后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更不相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自然不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出任何科学的论证。有人指望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够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顶层设计,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第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经济复苏回升缓慢,世界各种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参观了C919大型客机后说:“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倒过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理论宣扬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不要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要安心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优势的产业,要安心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执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劳动和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经济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大卫·李嘉图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然而,由于他不能历史地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转形,这导致了19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以李嘉图学说为代表的李嘉图学派在激烈论战中的解体。事实上,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领域,由于李嘉图没有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等范畴,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就是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在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穆勒、米勒、哈伯勒、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等,都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了局部的修补。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在科学的道路上发展这一理论,而是使这一理论进一步庸俗化。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已经沦落为资产阶级拿来欺骗和愚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人民的工具。我们国内某些经济学精英竟将这种错误理论和经济政策献给我们的党和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我们要摈弃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和发展的思想路线上来。当然,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能够系统地整理出版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没有整理完成还处于片段手稿状态的,以价值规律作用形式转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这给我们后人研究和运用这一理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同时也为我们在这一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把马克思关于一国国内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运用于国际商品交换,我们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价值论和国际生产价格论。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价值规律在一国作用的两极分化规律,必然要在国与国的交换中发生作用。国际商品交换的结果必然是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在经济政策上必然会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根本方针。

  总而言之,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需要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支持和援助,而且我们还要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包围和围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面对前人没有经历过的空前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和挑战,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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