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滞胀沫崩
中国目前面临的灰犀牛，其实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
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要相对通过相对稳定的过程消除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二要在没有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让经济在较高规模运行。实现两者都不容易，后者比前者更难。相对次要的目标还包括：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如何控制地方;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如何平衡地区间的财权与事权。
其中，主要目标是关键：相对平稳地消除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或者在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让经济在较高水平运行，两个问题实现一个，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至少不难解决。如果可以相对平稳地消除凯恩斯主义后遗症，那就可以不断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如果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能让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那就不必采用凯恩斯主义，也就谈不上解决后遗症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控制地方，地区间经济不平衡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大不了中央不断转移支付就是了。
细心的读者已经能读出，经济至少存在两类灰犀牛，一类是由债务产生的，一类是由热钱产生的。前者譬如地方债、僵尸企业、其他各类债务危机、表外业务泛滥、居民杠杆率迅速上升，后者譬如楼市泡沫、金融诈骗、表外业务泛滥、资本外逃、物价上涨。(表外业务一面是债务人，一面是债权人，所以与债务和热钱都有关。)
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资金会不断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向社会少数人汇聚，少数人聚敛足够的资金以后，既不用来消费，也不用来搞实体产业投资，而是用于钱生钱。
拙作《纸牌大厦》中分析过，与自由竞争时代不同，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姻的时代，投资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者为他们服务的基金经理)手中。这些人具有通观全局的能力，很容易判断各个行业的消费潜能，发现各个行业产能过剩，不会轻易投资实体产业。技术储备耗尽或者科技创新缓慢，垄断成型，必然导致经济长期在低位运行。这时，为了维持经济在较高水平运转，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于是，一面是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不断注入货币，一面是货币迅速向少数人手中汇聚。
经济的两端，一端是债务总量不断增长，一端是四处乱撞的热钱不断增长。两端的需求完全对立，债务人最怕收缩货币(利息增加、不能借新还旧)。但是，要债权人停止热钱投机，则必须收缩货币。问题的严重性，随时间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债务随着时间流逝不断滚动增长，与之对应的是，四处乱窜的热钱的总量也随时间流逝不断滚动增长。
现实之中，一方面是债务堆积。货币的单向流动，导致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开发商无法顺利偿还债务。它们为了避免破产，必然不断借新还旧，或者寻找接锅侠。这必然导致全社会债务总量滚动增加，债务人在债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无法解脱。
另一方面是债权堆积。拥有大量利润(债权)的少数人，知道政府不断注入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决不会把手中的利润窖藏起来，而是会把这些利润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进行投机。这些被投入经济循环的利润，就是热钱。如果热钱进入大宗商品领域，就会推高通货膨胀。如果热钱进入股票、房地产领域，就会推高资产泡沫。如果进入债务市场，就会延长债务链条，酝酿债务风险。
只要是市场经济，热钱就可以自由购买、囤积、炒作各种商品，这其中既包括承载着底层发财梦想的股票，也包括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所需的住房，还包括现代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热钱所有者财务极度自由，拥有比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多的资本，往往是宏观经济的操盘者，更多的内幕信息，有机会参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其他社会成员与他们在同一个市场中交易，只能被他们宰割。当热钱所有者判断经济形势即将迅速恶化时，还可以向海外转移资产，顺利撤退。
除非对所有生产生活必需品全部按配给制保证足额供应，并限制外汇贸易，否则热钱就有牟利(或者说制造金融风险)的机会——有钱没有票证买不了东西，有钱没有配额换不了外汇。不过，那样的经济，显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高度计划性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冻结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允许自由交易，难免发生激烈(甚至恶性)的通货膨胀。历史上，1930年代的德国曾经实现过，在不断增加货币供应的情况下，维持物价和汇率的稳定。不过那是在实行强制储蓄、消费品配给、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进口等制度的背景下实现的。即使在这样，当时的德国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马克贬值的压力。
这是一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流动性严重不足和流动性严重过剩并存，一些社会成员极度缺钱，另一些社会成员拥有大量热钱。
这就如同一个病人一方面内脏缺血，随时可能导致缺血性坏死;一方面脑溢血，同样随时可能死亡。为了避免内脏缺血，还要不断输血。债务这边要输血，避免债务危机，稍稍收紧银根，就可能导致钱荒，后面就是金融危机。
这种情况发展到中后期，甚至仅仅控制贷款风险，使深陷债务危机的债务人无法继续借新还旧，就可能引爆危机。那些占据金子顶端的社会成员大多不需要贷款，需要贷款的，往往是处在金子塔中下层，现金流非常紧张，经常需要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否则就会无力偿还到期贷款的社会成员。
聊聊钱荒
要避免金融危机，又不希望调解贫富差距的话，可以通过央行放水，允许全社会的债务总量不断增加，也可以让社会中比较强的强者可以向更弱的弱者转移债务。前者比如央行不断使用各种货币工具，增加流动性，后者比如去年的为国接盘。前者的风险是货币总量快速增加，后者的风险是更弱的社会成员无力支付债务，拖累银行——后者最终还是要演化为央行放水，确保银行(比如：中、农、工、建、交、邮储)大而不倒。
但是，如果为了避免债务危机不断输血，经济的另一部分就要溢血——泡沫、金融诈骗、表外业务泛滥、资本外逃、物价上涨。
对患者来说，无论是内脏缺血，还是脑溢血，两者同样致命。全力维持一面的不出问题，就无法避免另一方爆发危机。输血，还是不输血?这是一个需要极端慎重的问题。
平稳解决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至少包括两方面：即解放债务人、消除热钱的影响。
有些方案看起来很好，但是并没有操作性。
银行大佬集体反思：金融当追本溯源服务实体经济
【结合兴业银行实践，陶以平表示，银行要抓好行业和企业的研究分析能力，即从经济调整转型的环境中发掘好行业，从“两高一剩”行业中挖掘好企业，从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寻找“富矿”，从经济波动和市场情绪变化中培育发现资产错误定价机会的能力，敢于“逆周期”“逆市场”而动。早在2006年，兴业银行就开始进入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经过十年发展，兴业绿色金融融资余额突破6000亿元，不良率仅为0.3%。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资源整合中，兴业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做到客户部门与产品部门相对分离，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相对分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国华也表示，国家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需要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邮储银行发挥资金优势，重点支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相关贷款余额已达6400亿元。服务三农中小企业是邮储的根基和优势所在，邮储银行在2016年9月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提升服务三农水平，还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短小平急”的特点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客户提供循环贷、年审贷等产品。
王洪章还指出，企业也要回归本源，当前许多大型企业在做金融，通过金融获取更大的价值，但这些资金没有为老百姓、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不可取的。】
银行大佬们集体承认错误、表态。
人民日报海外版：服务实体经济乃银行业正道
人民日报肯定大佬们的表态。
【8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详细介绍了近年来金融在支持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促进扶贫增收方面的最新做法与经验。与此同时，不少银行业人士近期也都纷纷指出，服务好实体经济不仅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更是银行业实现传统的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的必由之路。从这些最新信息可以看出，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整个中国银行业生存发展的主旋律。】
问题是，资本逐利，如同鲨鱼追逐血腥味。某些行业只要有足够的利润，资本就会投入，上绞刑架的风险都不算什么。反过来，如果这些行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或者有极大的风险，那么即使资本不惜代价投入，最终也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市场经济中，金字塔顶层获得利润，底层承担损失的规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董登新说：“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倾向于大企业、大客户。如今，中国实体经济步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传统大型企业在信贷资产安全性、回报率方面的很多优势必然会被一批活力更强的创业创新型小微企业所代替。今后，银行必须顺应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调整自身业务结构、控制表外业务、优化表内业务、开拓小微企业市场、拓展移动支付领域，为转型升级后的市场竞争夯基布局。”】
亲身经历过双创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段话有多么不靠谱，多么言不由衷。
银行不给某些客户提供贷款的原因，无非是这些客户或者风险大，或者利润低，或者两者兼备。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社会成员，比如小微企业，比如创业的大众，就是这样的客户。与地方政府、僵尸企业、房企相比，它们控制的社会资源更少，在经济金字塔中的位置更低，博弈能力更弱，偿债能力更弱。最终，这些客户无法偿还的贷款，注定形成大量的坏账，如果要避免它们破产，只能不断允许它们借新还旧。银行给这些客户提供的贷款，很快就会被其他社会成员吸收走，成为热钱的一部分。这些贷款，可以解放一部分在经济金字塔中地位更高的社会成员(地方政府、僵尸企业、房企)，却无法解决经济循环中债务与热钱同步增长的危机。
出现资金脱实入虚，不是银行界主观问题，而是垄断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社会顶层本身就有停滞的倾向，通过压榨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大量利润之后，并不增加投资而是搞热钱投机。实体凋敝，金融暴走是恶性循环，但是有必要弄清恶性循环的起点。是实体凋敝，才导致了金融暴走，而不是正相反。这时，不改变财富单向汇聚的现状，仅仅为中小资本提供更多的贷款，不过是增加少数人手中用于投资的热钱而已。
显然，由于财富的单向汇聚，除非无偿剥夺少数人手中的利润，否则，不可能同时消除两方面的危机。所以，政府只能在滞涨沫崩之间选择。政府可以通过选择继续注入货币或者减少注入货币，产生滞涨、滞涨、滞涨沫、涨沫或者崩滞等效果，可以避免危机以滞涨沫崩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出现，却不能避免所有的形式都同时不出现。
债务和债权两端同时告急，哪端出事都是致命的，但是从原理上看，最终只能保护一端，避免最恶劣的情况出现。
一般来说，央行的最终选择是保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否则，一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那么央行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不过，读者需要深刻理解这里提到的“最终”的含义。许多情况下，除非到最后一刻，否则央行往往默许本币币值深度贬值，也不愿主动出手——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金融危机的必然性，都会把刺破泡沫的机构或个人当成替罪羊。央行行长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类似王垕。所以，谁也不愿承担刺破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的责任。
如果要避免大规模崩溃，政府需要注入的货币量，至少要与债务人需要偿还又无力偿还的债务总量相当。这时，债务人可以不断借新还旧，避免崩溃。多余的热钱，自然产生涨、沫的效果。如果政府注入的货币总量较多，就可能出现涨沫，如果政府注入的货币数量较少，债务人偿还债务之后，没有多少闲钱用于新增投资，那就可能出现滞涨、滞涨或者滞涨沫。 如果政府停止注入货币，陷入债务危机的社会成员，将无法偿还债务，必然导致债务体系全面崩盘，大批社会成员破产，资产价格雪崩式下跌，热钱廉价收购资产。如果政府继续注入货币，但是注入的货币数量较少，崩盘过程可能相对缓和，一部分社会成员破产，资产价格下跌，热钱可能在廉价收购资产的同时，继续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
现实之中，政府处理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往往选择的方案是少量注入货币(注入货币货币，具体手法很多，比如QE)，避免经济彻底崩溃，或者物价彻底失控。实际效果是，崩、涨结合，经济半死不活长期停滞。所以，政府最终的选择，还是在崩和涨之间权衡，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多说一句，实际上，主动着陆与被动迫降大同小异，所有挽救金融危机的方案，基本也是这个思路——适量注入货币，避免经济彻底停摆，或者，物价失控上天，让一部分社会成员，让物价上涨一部分。肆无忌惮，大水漫灌，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产生企稳、回暖、向好的假象，但是在长期必然酝酿更大的债务危机和更多的四处乱窜的热钱。有些官僚在自己的任期末期做出这样的决策，其实把烫手的山芋扔给继任者。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大批人失去住宅、工作、养老金，石油却达到147美元一桶的原因——当时，大量热钱从房地产市场撤出，没有廉价收购资产，让深陷债务危机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有机会出售资产偿清债务，而是去投机石油期货。
类似的事情，不止美国做过。
【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当然，如果央行不提供支持，或者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那么地方政府、部分僵尸国企和银行，很可能要廉价出售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很可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不仅如此，裁员、削减福利等压缩开支的手段，是可以预期的。
这时，如果外汇可自由兑换，那么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
热钱必然会大量外逃，导致本币下跌。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本国金融体系仿佛是雷区，不知道哪家金融机构、哪家公司会倒闭。这时，资本所有者保护自由资本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显然是远离雷区。这就是当年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美元暴跌，非美货币暴涨的原因。另一方面，本国央行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必然大量释放流动性，缓解部分金融机构和社会成员的债务危机，这必然导致本币下跌的压力。如果本币坚持固定汇率，那么随着流动性增加，国内物价上涨，本国外汇储备会大量下降。一旦外汇储备低于临界点，各国政府即使想维护汇率稳定，也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各国会努力维持本国汇率相对稳定。既然本币汇率守不住，那么为什么不主动大幅贬值呢?这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大量原材料依赖进口的时代，在本币流动性过大的背景下，如果本币主动大幅贬值，必然导致进口原料价格激增，刺激国内通货膨胀(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二是如果本币瞬间贬值，那么那些大量背负外债的企业，或者以外币为结算单位的进口企业，往往瞬间倒闭，加剧金融危机。三是国内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加剧，如果本币贬值深度不够，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外逃，使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仅仅大规模资本外逃一项，就足以打破脆弱的经济循环，诱发金融危机。这就是高层对某首富的转移资产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四是本币主动大幅贬值，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设立贸易壁垒，有时得不偿失。所以，各国往往垂死挣扎到最后一刻。
人民币汇率的前世今生-外汇频道-和讯网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
现实之中，凯恩斯主义后遗症最终解决方案和解决过程，是一个“央行、债务、债权、外汇储备”互动的过程。起点往往是央行控制新增货币总量、提高利息，默许债务端大批社会成员无法继续借新还旧，同时为关键金融结点(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社会成员(比如地方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避免这些关键信用结点断裂、社会成员破产。由于大量社会成员破产、清算，资产价格下跌，大量热钱收购资产，实现债转股。本国危机重重，货币供应增加，一部分热钱外逃，外汇储备下降，本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使用加息等手段收缩货币(有时为了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并不采用加息的手段，甚至降息，导致物价上涨)。
最终，一部分债务通过拍卖资产被偿还，一部分债务由央行代偿，一部分债务通过破产被作废，一部分债务因为加息而加重。与之对应，一部分热钱用于购买资产，一部分热钱变成外汇流出海外，一部分热钱因为银行倒闭破产被作废，一部分热钱存入银行吃利息等待下一次大干一场的机会。整个社会经济规模下降，许多人破产、失去工作，幸存者收入下降、债务负担加重、福利被削减。
如果说，垄断时代，平稳消除凯恩斯主义后遗症很难，那么在不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刺激经济，保证经济以较高速率增长，实现较高就业水平，更难。
涨沫的时代，多数人收入缩水，买不起房。滞崩的时代，他们保不住工作。
许多老百姓贷款买房，已经提前支出了未来数十年的收入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消费能力早已被透支。这时，如果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支出，那么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必然大幅下降，停滞期的经济水平，很可能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拙作《纸牌大厦》曾经分析过，在垄断时代的经济停滞期，如果完全依靠社会顶端有限的投资和消费产生的有限需求，经济规模将下跌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水平，与之对应是失业率将上涨到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水平。这就是罗斯福时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是由各地方政府、各地国企分散实施的。
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各地国企没有发钞权，不能增加基础货币，但是可以借贷，不断增加广义货币。不过，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国企陷入债务的泥沼之后，央行还是会出面解救地方政府和国企——至少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如此考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变相获得了发钞权。或者说，中国的部分发钞权是分散在各地的。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深陷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可以预期，即使央行解放了地方政府，用不了多久，地方政府也会再次陷入债务泥潭之中。
对地方政府来说，在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外来投资不断下降的时代，本地政府投资下降必然导致本地经济增速下降甚至全面滑坡，其恶果是立竿见影的，包括并不限于：财政收入下降、偿还利息困难、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增加。
许多国有企业，其实也在承担产品消费者的身份。这些企业负债累累，但是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样，不断向经济中注入货币，保持当地一定的经济规模，避免失业率爆棚，社会问题爆发。表面上看，让这些企业破产，可以甩掉财政包袱，实际上，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维稳经费增加。不仅如此，为了增加就业政府不得不采取刺激政策(比如当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修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
【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从总量上看，三年间年度下岗职工总量呈下降趋势。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2001年初，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为657.3万人，当年新增234.3万人，减少376.2万人，增减相抵，2001年末实有下岗职工515.4万人。
2001年底，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有下岗职工463.6万人，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比例为89.9%。在进中心的下岗职工中，签协议比例、领取基本生活费比例和代缴社会保险费比例都超过了99%，其中有99.4%的人领到了基本生活费。
2001全年共有227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再就业，比上年减少133.7万人，再就业率为30.6%，比上年下降4.8个百分点。】
沈阳市铁西区是国有企业集中的老工业区，光景最差的时候，30万产业工人中有半数职工下岗，被戏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北一度成为邪教的重灾区。
朱镕基为啥最恨“豆腐渣”工程？--读书--人民网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3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由于没有印钞权，不能随意把债务转化为货币，地方政府必然双管齐下，想尽办法开源节流：使用一切手段保证经济的增速，压缩开支，包括使用各种方式招商引资，拉动投资，提高经济规模，出售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削减地方福利，压缩裁剪财政供养人员，甚至包括寅吃卯粮。
【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事实上，开源和节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提高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经济规模、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人口。反之，减少财政支出，会降低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规模、减少财政收入和就业人口。
地方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刺激经济，包括并不限于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把最后一点闲钱投入经济运转、借债发展、招商引资……
温州楼市：库存告急 拆迁户成开发商争取的客户
【“大拆大整”包含城乡危旧房治理改造、“四无”生产经营单位集中整治、违法建筑拆除、城中村改造、流动人口管理、出租房整治、市区旧市场搬迁整治提升、双屿综合整治等八方面内容。
为了推动拆迁力度，在货币化安置时，温州政府给出了明显高于房屋市场价的现金补偿。
对政府来说，货币化安置的好处明显，按照鹿城区区委书记李无文的话，“腾出的土地可以及时上市拍卖”。
高额的补偿让政府背负巨大压力。以鹿城区为例，若要完成核心片区城中村改造，政府需要支持回购资金1000亿元。
有迹象显示，货币化安置的资金并不能全部马上到位。鹿城区的最新拆迁补偿政策显示，如果到了领取收购款当天，居民同意推迟3-6个月取款，可额外获得收购总额5%的奖励;若同意推迟6-9个月取款，可再获得额外10%的奖励。“这等于是政府以10%的年利率向人们借债”。】
尽管严控地方债，但是地方政府是不能不借债的，严控地方债，无非是把地方债改头换面包装成其他金融项目，比如：PPP。
财政部披露PPP问题：有地方政府将商业项目包装成PPP
【防范化解风险，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防控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也都点到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变相举借债务，导致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率甚至超过了警戒线，形成潜在的风险触发点。为此，我们要按照中央有关要求，把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尽管财政部痛批地方债，但是财政部也清楚，抛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事务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税收中央财政拿走大部分不说，地方政府还承担了本来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的投资拉动经济的职能。
甘肃书记省长会见王健林 万达将新建10个项目
【林铎说，万达集团在文化、旅游、商业、金融和地产等多个领域驰骋多年，是我国乃至全球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企业。万达集团在兰州投资建设了商业综合体万达广场，酒泉的万达广场也即将建成开业，武威万达广场项目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西固万达广场项目正在积极筹建。相信这些项目必将极大方便群众消费和生活，直接带动就业，有力促进当地商业和市场繁荣发展。王健林董事长此次率团来甘考察，与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委、市政府探讨今后的发展合作，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万达集团多到甘肃各地考察，进一步加强与我省在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更多大项目布局落地。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万达集团在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唐仁健对万达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经济欠发达，但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希望万达集团多考察了解，进一步加强与我省的务实合作，积极参与甘肃文化旅游开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努力推动地企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这哪像两位中央委员、封疆大吏应该说的话?
2017年2月甘肃省财政收入
2017年3月甘肃省财政收入
2017年4月甘肃省财政收入
看看几组数据对比，就知道为什么两位中央委员这么屈尊纡贵了。2月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是7%的增长，到3月份只有2.6%。到4月份就是负的了。
2017年1—6月全省财政收支情况
支出可是一点不含糊。1-6月份收入410.1亿，支出1720.6亿。好消息是，财政收入增速在5月份以后，企稳、向好。不过，具体如何，估计两位中央委员清楚。
上半年数值全面不及预期，考虑到金字塔型结构中，塔基损失更大。内陆地区的下滑应该更严重。许多地方面上不说严重，内里已经相当艰难了。这种情况下，找各种借口增加投资，拉动经济，避免全面崩盘，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理性的选择。
一些地方政府经济相当困难，为了改变困境，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不惜冒险与中央不点名批评的人合作，不在乎中央媒体批不痛批了。不过，投资的钱从何而来，这是未知数。估计还是变相的地方债。
当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自然可以毫无负担地痛斥地方政府选择这样的经济政策的弊端，所谓“吃的灯草灰，放的轻巧屁”。
朱云来批地方政府拉升GDP 离职3年公开露面20次
【最近几天，两篇流传在网络上的文章引起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的关注。据悉，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朱云来：别总想着GDP增速掉到5%或3%怎么办》、《朱云来犀利点评当前中国问题及未来发展之路》。两篇文章出现在凤凰财经和新浪财经的网站上。
据了解，《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0期于2017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出席，并进行了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的精彩演讲。
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发展不能盲目追求高GDP增长率。甚至有五个省GDP没有过5%，被集体叫去谈话。】
云来总裁说得义正言辞，不过不知道云来总裁怎么评价1998年—2001年期间中国施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由于寅吃卯粮具有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内缓解问题、把包袱甩给后任的性质，往往受到各级官僚的青睐，成为愿意选择的方案。透支未来的发展模式自然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当年中央尚且如此，今天也在借新还旧，何况地方?
财政部将滚动发行６０００亿元特别国债
【2007年第一期6000亿元特别国债将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兑付，为做好本期特别国债兑付工作，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采取滚动发行的方式，依法合规、稳妥有序地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
一般来说，官僚的游戏规则之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游戏规则之二，是如果真的洪水滔天，要掰析责任——漫天洪水，是前任放出来的!是前任把接力棒扔给我的!那根本就不是接力棒，是拉了线、冒着烟的手榴弹!
于学军：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局面
【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当时推出的所谓“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同时，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初期的17.5%连续下调为15.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5%，分别下调2和4个百分点，从而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为例，当年猛增10.5万亿元，增长幅度达到了33%!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贷款新增额最多(2008年)未超过5万亿元，2007年则未达到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2009年的贷款新增额约为以前年度的2-3倍。而之前的2002-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并施以紧缩性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由此可想当年的货币信贷投放有多突出!除了巨额的放贷行为之外，还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表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当年猛增3.3万多亿元，也是2008年新增额的2倍以上。
这些行为反映在货币供应量上，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猛增27.7%，狭义货币M1更是剧增32.4%;而2009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增长99.3%，全年达到13.9万亿元。
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数据都表明，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用巨额膨胀的一年，并从此将中国的货币信用基数推上一个“高台”，这极易造成以后年度参照系发生误会或误判。
截止去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7万亿元，是2007年的近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2007年末约为53万亿，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九年翻了4.4倍，膨胀速度惊人。其中，境内本外币贷款由2007年的27.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万亿元，同期也增长4倍以上。同时，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房地产信贷迅速增长，成为银行业重要的支柱性业务，其规模由2007年末的4.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7万亿元，同期增长近5.6倍;房地产信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上升为2016年之后的25%以上。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危机后房贷大幅增长中又以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前两年分别每年新增2万亿元以上，后两年则分别新增3.6和5.7万亿元，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和25.3%、30%和45.2%以上，这也正是这两个阶段全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暴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所有以上例举的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二倍多，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一骑绝尘”。
在这些变化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银行投资类资产快速扩大，至2016年末已达到62万亿元，较2007年增加51万亿元。其中，近两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致使银行业投资类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2015和2016年分别新增16万亿元和13.8万亿元，各增长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额的2-3倍。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现已成为海外媒体谈及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
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甚至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
于学军的话，强调2009是关键时期，强调2009埋下祸根，强调连锁反应、系统性金融风险，弦外之音格外刺耳。当然，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后任替前任擦屁股，擦不干净，弄一身臭，自然要把事情说清楚。不过，2009年到2017年，8、9年的时间，银监会应该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吧。一般来说，事情小、能糊弄过去的时候，大家一团和气，要出大事，或者出了大事的时候，则会激烈撕逼。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繁荣与金融风险增加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没有，那么剔除危险因素，加强监管即可。如果有，那就需要权衡。不断放水可以避免债务风险爆发，却难以避免通胀和泡沫。用放水的方式，增加流动性，使处于债务端的社会成员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借新还旧，维持长期的繁荣，最终要么是酝酿更大的金融危机，要么是广义货币总量增长速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路易十四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许多官僚的思想是，我离任以后，那怕房价、物价上天。只要房价、物价还能忍受，能拖一天是一天。
进一步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技术储备的耗尽和财富的集中，必然出现垄断，导致内需不足，无法充分就业的现象。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增加内需，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改善就业。不过，这样的经济政策注定是饮鸩止渴。从长期看，必然酝酿巨大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希望各级政府破产，那么这些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最终必然由央行买单。长此以往，本币必然承受巨大的贬值的压力。
不想发生金融危机，也不想长期萧条，只能不断增加流动性。如果坚持本币坚挺，本国的物价、房价，必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任何严重的金融问题，其实都与分配有关，某种特定的分配模式导致债权和债务不匹配，最终必然酝酿金融危机。不想出现金融危机，不断放水印钞，那就要出现资产泡沫或者通货膨胀。
改变这种局面至少有三种途径，分别为工业革命、增加本币流通范围和调解贫富差距。目前看，最后一条途径，可以减缓货币汇聚的速度，增加有效需求，减少债务总量和热钱危害，虽然选择这条路径必然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也许更可行一些。
资本主义国家调解贫富差距是大忌，因为这必然动摇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这些国家不得已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饮鸩止渴。社会主义国家则显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也没有必要长期采用无休止地释放流动性的饮鸩止渴的政策。
对各级官僚来说，采用饮鸩止渴的政策，在自己的本届任期内也许不会爆发出来，但是最终迟早会演化成“灰犀牛”。
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周期换庄，总可以找到替罪羊，出气筒：老布什任期内经济萧条，克林顿上台;克林顿下台，小布什上台;小布什任期内出现次贷危机，奥巴马上台;奥巴马跛鸭蹒跚，裹足不前，特朗普上台。华尔街在繁荣期放债，在崩溃期收割。对华尔街来说，经济危机没关系，白宫换人就是了，加州财政危机没关系，换州长就是了。巨大的经济波动，为政客提供走马灯换庄的机会，并不会影响华尔街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这么做。
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必然引入经济危机，应该怎样深化改革，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附：
数据来源：M2/GDP历史数据
1亿人民币大约1.2立方米(1.1935立方米 )。2017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62.9万亿元。
直观一点儿考虑，如果把这些钱堆在足球场上，能堆多高?
一个标准的11人足球场的面积，是68米×105米,面积为7140平方米。
162.9×1.1935÷0.714=272
好大一座钱山……
当然，这其中的大部分是由贷款产生的。
所以，与之对应的是，好大一座债山……
两座山，一座山的山顶上坐着一小群人，一座山的山底下压着绝大多数人。
两座山湮灭，山崩地裂，全国震动，就是金融危机。
截至目前，两座山还在以每个月将近2米的速度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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