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网友在本人公众号留下消息：老孙，大风越来越冷，请您注意保重，少写点大事，多写点社会和人生，无论你写什么，我都喜欢看。短短数语，令人感动，在此致谢。
说实话，我不是个很爱交友的人，同学也好，饭友也罢，玩乐之外，能够收获的大抵是客套与形式，没有太多其它。当然，并不排除部分从内心“讨厌、嫉妒、诅咒、嘲讽”我的一小撮。陌生网友如此真切，远超玩友饭友，虽陌生，有距离，却弥足珍贵。
这个时代，如我一样的所谓时评人，其真实地位大概跟“小姐”无甚差别，新鲜的时候，人家会不吝出手，看腻了，也就车马稀疏了，如果突遇官家出来“扫黄”，不是进派出所，就是躲进老穴，谁也不记得你赵钱孙李。
让我写社会，我现在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写着写着，就会写到达官贵人头上，这漂亮的和谐世界上空飘起这不和谐的文字，一是会碍着上头的前程，他们可能会以“新规”痛下重手，再则会得罪一帮极端的“勇士”，他们想让我做斗士，可我真不是那块料。
写人生，我还没有资格，大凡敢于亮相自己人生的高人，一定会有吊人胃口的猛料，即便不是自己，哪怕只是他的门庭曾经有过三妻四妾、八品九品的辉煌，写起来也是有人愿意看的。写些种庄稼、苦读书、赚工资之类的芝麻事，连我家孩子也总是笑话我：爸爸，村东头的厕所又没有纸了。
大的不能写，小的无所写，却并不是绝无可写，人生大半辈子已过，感悟还是多少储存了一些，没有蹲过大牢，高墙内的那些事还是听过不少，没有当过大官，大官的出场阵势也是见过的，没有发过洋财，财主们的洋屁股是每天都要打照面的………….
先讲点情感事
过去，我是听说西洋人不大讲情感。后来，出去的人多了，说法就慢慢变了，西洋人也讲情感，是人就有情，只是没有中国人这样讲得立体化和虚幻化。我们中国人讲情感水平高是祖先留下来的，它的顶峰表现在“假情感能够超越真情感”。小时候，我看到老家有种风俗，老人死了，在出殡前，后人是要哭棺材的，先前仇人一般的婆媳关系，在棺材抬起来的那个前几分钟，媳妇会哭得比女儿还伤心欲绝，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终究会被她哭出眼泪来。等到“呵嗬”一声喊，棺材抬远了，媳妇就可以破涕为笑地走回家。人人都知道这戏是假的，但都需要这出戏，祖宗留下来的。
再说点很多人不爱听的话，中国社会现在有个说法很流行：同学情和战友情是最珍贵的两种感情，没有私心，没有利益。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得战友情到底深到什么程度、真到什么程度，书，我倒是读过的，自小学至大学，不缺少数量上的同学。然而，我对那个流行说法是真不认同的。
小学年幼，不懂事，说同学情为时太早，几十年后，也就前后邻居的同学加玩伴感情还记着，这还得有个前提——分隔各地，长期呆一块，说不定摩擦就多了，其他的同学也就“曾经那年事，如今陌生人”。中学时代，情感初开，尤其是到了高中，友谊真的可以种下，所以，我为数不太多的好朋友是以高中同学为主。到了大学，已从懂事转向成熟，人的逐利性开始膨胀，从此一直被带到人生终点。大学毕业，各自分离还罢，若是同在一处共事，“同学情”多半会变成“同学劫”，我是看得很多的。能珍藏我又被我珍藏的大学同学不算很多，一般性的客套同学却也不少，彼此关系通常是“玩得嗨，图个乐”。
“同学会”的高烧不退并不是“同学情”深厚的真实表达，那只是时代赋予了它这个需要，社会是大戏台，人人都是角色，“同学会”充当个小戏台。从人的感情真谛来判断，同学情并没有超越同事情、邻居情和朋友情，情的基础不是血缘，便是知心，没有凭空的情感。“同学情”被高估的文化根源在“学”字上，一辈子务农的农民从来不举行“同耕会”，因为“耕”的地位没有“学”举得高。
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人的真实情感遵守总量守恒定律，在有限的时空段，表现为分配倾向性。现实生活中的感情夸张式表达盛行很可能是虚假感情膨胀的结果，它不都是事实，社会越功利，感情的泡沫化膨胀越厉害。当你对感情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感情是绝不可赋予假意的：一是对父母的情感，二是夫妻情感。这两种情感是护航你人生的真实依靠，多花点时间爱护。
再谈点世道
世道即人道，这是古理，也是今律。论世道，如果只是简单谈论个体人，估计又容易扯到人情上面去，我们不妨上升一点高度，把以“人”为元素组成的国家做为对象也许更为有意义，这个世道，于个人，于民生，于国力，都更值得讨论。
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讲解放前的事，他总说那个时代世道不好。不好在哪里呢?战乱纷呈，内忧外患，刀光剑影，土匪横行。父亲没文化，他不懂得“乱世无常道、治世才有仁道”的理，民国政权不能自保，自然不能保人民。当然，治世未必就一定处仁道，清帝国走到嘉庆时代，虽然社会仍是太平治世，但汉人之觉醒已成大势，言论上不免有平等要求，这就触犯了满人的中枢神经，他们嫌“三纲”不足威，悉将文字狱入刑祭文人，用大牢破其胆，用铡刀杀其魂，这种情形发展到道光年间就已经非常恐怖了，典型的无道时代。
看一个时代到底是仁道还无道，就看老百姓头上有几把剑，剑越多，越是无道，没有了剑，便是仁至上。一朝政权，让自己的人民对它产生的恐惧远远大过外敌对它的恐惧，必是无道，刀剑吻颈之下的忠心表白全是谎言。
世道，之于内，看人民元素，之于外，看与友邦和敌国的关系。如果就我的观察，我认为整个世界仍处于“强者爱霸道、弱者选仁道”的大势中，你不够霸道，是因为你还不够强大，每往前进一步，你的口气就会转变一次，如果哪一天很有把握了，你就有点霸气了，肯定不会打嘴仗和扔石头。霸道，不是一个好听的词，但如果没有一点霸道的心，你可能永远也当不了强者。
中国儒生本就爱咬文嚼字，加之有一大箩筐的祖训，描述世道，就很容易换更动听的名词，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王道”。王道，在新儒生嘴中是仁道的升华物，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霸道的变种，中国人，看到自己发展壮大了，手上有钱了，武器丰富了，想多一点扬眉吐气，但心底里又总缺少点胆量，或者说想给自己多做点掩饰，就祭出来“王道”来，其最终目的还是想达到一种“仁武天下”的效果。但是，实际情况呢?自古以来，仁道、霸道、王道都不是正道，洋人完全没有什么“三道”之说，国际竞争的正道仍是“成王败寇”。
未来的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中国人需最要关注的是节点突变的成与败，对外，少唱点道戏为妙。
最后谈点真理
有不少网友经常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孙老师，我为你点赞，你是当今社会少有的坚持真理的人。这个说法真是错了，要么是看错了我，要么是想鼓励我，我早就声明过，我完全不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我甚至是一个懦夫，只要有人刀一举起，我就吓得闭嘴噤声。
真理，有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自然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客观存在，结论只与认识能力有关。社会真理则是个模糊的概念，谁执牛耳，刀说了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会暗地里为自己找开脱——他们说了也未必算数。
如果按人群来划分，我认为文人是最不能坚持真理的，因为他们的寄生性最强，太远的历史就不究，上世纪前半叶的事还是很清晰的，当时有很多“作家联盟”，其中以“左联”影响最大，这里面的作家们口头上都是很有革命性的，对真理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然而，当上海的警察一祭出“杀戮法”和“侦察术”，大部分人都很快销声匿迹，叶灵凤、周毓英之流不在少数。
再往更早一点时间追溯，享誉中国的蔡元培先生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他因在北大校长任上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盛名于中国。年轻的时候，蔡元培，吴稚晖，邹容，章太炎，都是关系很好的革命派，后来上海道台要抓人，情形就大变，俞震明(现人的曾祖父)放走了吴和蔡，把邹容和章太炎抓进了大牢，邹容后死于牢中，章太炎1906年出狱。为什么俞要放走吴和蔡?一则是有曾经的师生关系，二则是他们供出了邹和章。鲁迅先生为什么对蔡元培至死都不敬重?因为他心中有鄙视，口中不说。蔡元培先生对鲁迅则是尊敬有加，无论鲁迅怎么冷淡他，他绝对不敢怪罪鲁迅。鲁迅又是怎么知道这桩公案的?因为鲁迅和吴稚晖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同在俞门下读书，1920年，鲁迅回上海拜见其老师才得知曾经的悲剧经过。多少曾经英雄汉，都是刀下可悲人！蔡先生的革命真理也只是个装扮而已。
社会真理，虽不同于自然真理那么确切，但它却又很象是太阳，只要拨开云雾，其光辉仍然是可以普照人间的。在一个单一语境的社会，真理是不常能看到的，它通常只能表现为“隐形的太阳”。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不鼓励大家坚持真理，即使你是真的勇士，也无法直面窝囊的人生!
无论是做人、处世还是求理，短暂的瞬间都不重要，每个人都要争取做一个长寿者，哪怕是赖着活也行。如果你能成为长寿者，你就是一个曾经历史的书写者，你会比历史学家说出更准确的从前。
写于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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