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被某种程度地边缘化，这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其中的原因，虽然并非“单纯的学术分歧”可以概括，但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学术理由”，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遭遇了强烈质疑。这个质疑指向两个维度:
一个是“价值定性”，即：劳动是不是价值的唯一实体?
另一个是“价值定量”，即：劳动价值何以量化，怎么量化?
对于“价值定性”问题，我已经有专文讨论(参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此处不赘述。这里只讨论价值定量问题。
回顾有关劳动价值论“量化”的讨争论，其中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 一是“价值转形的悖论”，二是“劳动时间的含义”。这个两个问题归纳起来，分歧的焦点在于：劳动价值能否“计量”?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是，劳动价值“能不能量化”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软肋所在。为什么很多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在课堂上缺乏起码的理论底气?与此不无关系。
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劳动价值论能否“量化”，而是在于: 在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下，劳动价值的“量化”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
《“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是我发表在专业期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4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
(1)以“不能量化”来证伪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肇始于对马克思 “价值转型”理论的质疑，其典型代表就是“庞巴维克质疑”。“庞巴维克质疑”的要害在于: 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与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存在“计量“上的不一致。
(2)在回应这个质疑的过程中，晚近以来，“数量化”的努力逐渐成了为劳动价值论辩护的主流。我无意否定这些努力的学术贡献和意义。但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讨论劳动价值的量化，这是不是在分析一个真问题? 值得认真反思。
(3)本文认为，所谓“价值量化”，其实只是价值在形式上的量化，而不是价值在实质规定上的量化。能够量化的只能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着非常深刻而明确的洞察。
(4)其实，不仅劳动价值论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西方经济学定义的价值 ( 效用价值) 也是无法量化的。
(5)虽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既有质的分析，又有量的分析，但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所做的定量分析，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计量。
(6)“量化”是科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并不是科学的唯一任务。发现并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定，才是科学的根本任务。
拙文《“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篇幅较长，有15000字左右。坦率说，由于文中涉及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许多论述(即有人斥之为“动不动就马克思”云云)，所以，这篇文章的可读性并不强：
其一，由于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在思维过程中相当深刻，所以，那些只知道满足于把握“现象”层面而拒绝“本质”的庸人，是绝不会接受马克思“说教”的。
其二，对于以刻画现象“像不像”作为科学唯一标准，却从来搞不清楚本质所在的“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辩证思维简直荒谬绝伦;对于以堆积数据、罗列案例和编排故事为能事，却永远不知所云的“学术大师”来说，马克思的语言表述不仅晦涩难懂，而且就是在与“科学”为敌。
其三，加之专业术语较多，非专业人士要理解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在探索事物本质过程中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往往会有相当的难度。
我很想把这篇关于“劳动价值论能否量化”的专业文章通俗化、大众化、故事化，希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能够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然而很遗憾，以笔者的能力来说，目前还难以实现这个诱人的目标。这个艰巨任务，看来只能留待将来的努力了，或者，留给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来完成了。
习近平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要解决好“真懂、真信”的问题。“真信”的前提是“真懂”，而“真懂”的前提，则是必须认认真真“读原著”。当然，“实践出真知”，“真懂真信”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但是，决不能因此轻视理论学习的作用，何况，学习、领会、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原著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实践活动。
毛主席生前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他不断叮嘱大家：“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笔者的体会，毛主席的教导点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只有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你才能真正“走进”，而不仅仅是“走近”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这里，我把《“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分成五集陆续挂出来，供有志于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同志参考。另外，文章中过于专业的地方，我尽可能增加一点解释。是为导言。
( 注：《“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一文已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4期。其电子版已经发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中国知网》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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