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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为了颠覆土改,谭松教授竟把旧社会夸成光明无限

2017-06-27 10:14:0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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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有一点点与那些自居自由派的学者打交道的经验,只要拿起初中语文课老师教的逻辑知识去解剖这些学者的所谓研究成果,马上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成果的问题了——毫无逻辑和事实支撑,真个是百发百中、万试万灵,这一次用以解剖谭松教授的土改研究,很遗憾的发现:谭教授未能例外。

  一、谭教授的官二代人格及其自我呈现

  谭松的父亲最大当过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算是官二代,一般而言,这群人都不愿意接受平均的投入产出比,而是希望自己的“当然贵族地位”能够帮助自己的快速成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人格特征是想要“一份投入就获得比平均水平多出十份收益”。这就使得具有官二代人格类型的人士,面对每一份事业愿意付出的投入,都远少于最低限度。

  在谭松教授标榜的所谓土改研究,很精辟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官二代人格的准确演绎:在每一个结论所需的事实和逻辑要求方面,都存在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欠缺。谭松教授想要推销的每一个结论,都短少十分之九以上的事实支撑和逻辑支撑,以至于在正常人看来谭松教授的每一个结论都极为草率,近乎头脑短路。这虽然不符合以事实和逻辑推理来支持结论的要求,但是,完全符合官二代人格类型的特点:每一份投入都需要搭配十倍的收益。

  虽然学界很烂很滥,但是与官二代人格类型的满意投入产出比,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导致了谭松教授不得不淡出学术界了。在网络上搜索谭松教授的信息,还真是意外,这个谭教授还真是专职依靠卖良知吃饭的,基本上不写论文也不做学术的。从社科期刊数据库检索谭松,结果实在是太意外,出现的结果是隔壁家的信息。这就说明,谭松教授对于学术是彻底绝缘了,早已经转型专职卖良知了。

  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个文章《谭松的良知》,在这篇文章中,谭教授被封为“与体制格格不入”的勇敢斗士,在网络上搜索谭松教授的成果之后发现,谭教授主要还不是与体制格格不入,而是与逻辑格格不入,与一般人都想法设法要维护的脸面格格不入,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格格不入。

  二、谭松教授说他研究过土改

  据谭教授自己夸耀说,“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谭松的良知》)

  如果谭松教授真的通过调查得出过川东地区的地主平均土地数字,那只能够表示无限佩服了,要知道这样的数字需要普查近十万平方公里地域内全部样本状况,才能够得出的。从这个数字,老田立马知道谭松教授不可能通过“调查中发现”得出这样的数字,哪怕他投入一百年时间去调查,也远远不够。老田查到一个官方发布的相同数字,但这个数字是全川平均数而不是川东地区数,这可能是谭教授抄书抄错了。

  《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P54

  谭松教授说他自己经过调查,得出川东地主平均占有耕地数是14.59亩,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还与四川全省平均数完全相同,谭教授,你真的是通过“调查中发现”这个数字吗?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不得不说,谭教授似乎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研究和调查,不知道有些数字的产生,其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数量之大,远不是个人或者研究团体能够承担的。正是因为无知,谭教授为了装羊而说谎,迅速就露馅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谭教授基本上不了解研究与投入的对应关系,他信誓旦旦的所谓调查所得及其结论,恐怕大多与此类似了。

  在很多草根网友反驳方方颠覆土改的小说时,谭松教授贸贸然出来反驳别人,同时表示土改有足够的依据应该颠覆,这个“帮倒忙”的介入方式,实在是叫人目瞪口呆。要知道方主席及其拥趸都是矢口否认其颠覆土改的。

  谭教授之所以说土改应该被颠覆,依据是他自己做过不少有关土改的口述史工作:

  “我突然有了点精神和自信,因为我从2003年3月起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到现在已经14年了,这些年,我走访了川东十余个县,采访了百多名土改亲历者,其中有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员(近20名)土改民兵(十余名),以及川东土改的目睹者、受难者等等。”“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30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49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谭松:“软埋”埋了多少学术道德和做人良知?》

  在谭教授不无炫耀的短短一段话中间,我们能够看出谭松教授是如何做颠覆土改的研究方法的:这个被谭教授爱不释手的方法,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不过是玩玩“偷换概念”的小把戏罢了。在上述一段话中间,谭教授交替使用了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土改概念,一个是“土改”,第二个是“土改时”,就这样,谭教授把“土改时”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管是与土改有无关系,都装进他精心制作的那个“土改筐”里,有了这个“土改筐”中间的各种故事,就很容易进行各种颠覆性的土改故事讲述了。

  谭教授采取一个时间段概念“土改时”——就是土改那一段时间,把“土改时”这个时间段概念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尤其是负面事务,都说成是“土改”发生的事务,这样,谭教授就完成了概念偷换的总体设计,得到了一个极其好用的“土改筐”。我们来对照一下,与土改具有共时性的各种政策目标及其执行过程,就可以大致了解被谭教授装入土改筐里,都有些什么内容了。从1949年—1953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开展过多场运动,先是有“清匪反霸”和“镇压会道门”——这一政策是为了恢复秩序而打击旧社会的非法组织和暴力,然后是“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个人以出路,期间还穿插过“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响应美国军队在朝鲜登陆的起义暴动,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和目标,不过这几场运动与地主遭遇到镇压的关系较为紧密。

  由于土匪和会道门在民国年间四川发展的特别好,因此,建国后“清匪反霸”和“镇压会道门”的成绩也极高:

  “群众在清匪反霸中,不分昼夜,站岗放哨,侦查匪踪,捕捉匪首,维护治安。通过上述群众运动,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川南区镇压22348人,其中惯匪11813人、恶霸6929人、其他3606人;川东区镇压反革命分子24000多人。”(《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P64)

  其中,川东地域的土匪特别能干,1950年“3月份,川东区35个县均发生土匪暴乱,秀山县城一度被匪特劫占,重庆市处于城乡半隔绝状态。”“在‘镇反’运动中,同时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在政策上将首恶分子与一般道徒区别开来。”“至1953年上半年,各行署区及重庆市共清查出匪首10万余名,反动会道门头子3万余名。西康省共清查出各种反革命分子2. 1万余名。”(《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P6、23)

  所有“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镇压会道门”这些与土改截然有别的军事行动或镇压业务,都被谭教授非常能干地一概装进他的“土改筐”里了,据此,谭教授很容易得出土改镇压过度的结论。从谭教授上述那段表述的信息虽然零散,但这个冯某之死,绝非因为他违反土改政策或者与土改政策有什么冲突而死,应该是因为解放前的罪行而受惩处,更接近于清匪反霸或者镇压会道门的政策执行模式,与土改政策要求难于吻合。

  剖析完谭教授的“土改筐”装些什么内容之后,就可以发现谭教授极其能干的地方何在:他把与土改运动的共时性事件统统装入他发明的“土改筐”中间去,用这个办法来研究土改能够得出什么有价值的学术结论,那就只能够呵呵了。仅仅如此,还无法顺利完成谭教授的土改颠覆研究,还需要采取极端偏狭的材料选择标准——把所有的负面事务都装入他设计的“土改筐”里,同时还要把地主一生中间最光明的亮点拿出来衬托出这个阶级的正义性,如古人所言“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察其疤痕”,谭教授通过把地主的毛羽和土改的疤痕一对照,他以为这就能够通过讲故事来颠覆土改了。

  在谭教授设计的“土改筐”里,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所谓的“土改时”,所以,都可以不加区别地装进“土改筐”里来呈现土改是什么样子的。冯家到底是怎么死的,谭教授并不关心,只要是死于“土改时”这对谭教授来说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例子装进“土改筐”里,强行安上一个因果链接用于颠覆土改了。

  三、谭教授说他做过土改口述史研究

  谭松教授自夸做了十多年土改口述史,看了一篇他所谓“向贤早”的口述史之后,真是不敢恭维这位自称教授的谭教授了。

  哪怕是再愚笨的人,只要稍微做几个对象的口述史之后,也会总结出一些最初级的入门注意事项了:比如,在口述中间要区分对象讲述内容到底是“亲见亲闻的事实”还是“个人的观点和评论”,这样,在口述史记录中间对“事实”和“意见”要进行合理区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对于口述者提供的事实本身而言,也要注意到底是他自己的亲见亲闻的“一手事实”还是听别人转述的“二手事实”,对明显不具备在场条件的事实,可能的情况下要问一下来源,以备继续查证和增加可信度;在口述对象作为局中人作出的评论“意见”中间,现象背后的原因判断是常常会出现的,这就要关注“历史的多重合力”的区分,是行为者自身的自愿导致某个行动,还是行动者作为政策或者他人的代理人而行动,这是为了把历史现象赖以发生的多重历史背景和要素,尽可能地在局中人的帮助之下作出必要的梳理。

  阅读谭松教授做的“向贤早”口述史材料,感到完全是混沌一体的,意见与事实分不开,亲见和听说分不开,尤其是看不出来事件发生的层次和因果逻辑关系。如果这还可以勉强解释为谭教授缺乏经验、智力不足所致的话,但谭教授自己逆着时间潮流亲自光临历史现场,指挥这个解释那个,这可是连智商低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韦伯标榜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这个很难做到,但是足以成为学术研究的自省方向——一个人要竭力避免把情绪和偏见带入研究过程。一般而言,进行口述史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超多,搜集证据材料的成本极高,任何一个稍有学术追求的人,都会很注意仔细甄别口述史料的各种客观性维度。但谭教授在口述史过程中间,完全漠视口述史的客观事实维度,无节制地夸耀主观维度,带着如此强烈的介入感去做口述工作,谁来保证你不会曲意“诱拐”口述对象的讲述方向和内容,去附和自己的需要?这可是口述史工作和一切研究工作的大忌。

  谭教授的表现,让人难免产生一个疑问:从口述史要求需要厘清的细节和关系层次看,谭教授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反而冲进历史现场指手画脚,你这到底是在做口述史,还是让人提线索激发自己写小说的灵感?从这个并不复杂的解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谭教授的所谓土改口述史研究,完全漠视客观维度并过度引入自己的主观维度,通过口述找寻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材料,此种目的通过口述史达到,实在是一种浪费金钱和时间的高成本选择,谭教授完全可以直接找模特拍电影就可以大批量生产所需的口述证据了,这两种方式的效果和产生出来的材料,不会相差太多。

  如果谭教授仅仅只有这些表现,那还算是一个找灵感写小说的人。但看到谭教授毫无证据,直接开口瞎说,简直不知道怎么定位这个谭教授了:

  “川东土改贯彻刘少奇暴力路线”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谭松的良知》)

  顺便说一句,鲍罗廷在华主要工作是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等到共产党革命兴起之时,他早已经回苏联了,谭教授,多知道点历史背景对于你编故事没有坏处的,下次编故事之前建议你还是读一点点书。

  据老田查阅《中国人民共和国土改改革法》,发现与谭教授的无证据结论完全相反: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第二条)

  “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第十条)(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P336、338)

  其实,如果口述史资料真的有助于谭教授得出结论的话,这样的机会还是不少的,谭教授发在网上的向贤早口述《1949年土改纪事》,其中就提到“在龙门没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财产”,这个“五大财产”就是土改法规定的没收地主财产的“范围”——“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土改法同时规定“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个说的很清楚,五大财产之外的“地主浮财”不在没收范围之内。

  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中间明确指出“地主浮财”不准追索:

  “除开这些以外,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自然,由于地主的多年剥削,多数地主是还有许多其他财产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于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以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对于地主这样处理,和过去比较,是要宽大得多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一九五O年六月十四日),同上书P296)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文献资料,还是口述资料,对于谭教授形成结论的过程而言,都是毫无帮助的。观点或者结论与搜集而来的事实和材料无关,这就是谭教授为我们示范的“土改研究”。

  四、谭教授是如何与体制格格不入的

  在文学中间,比兴手法很强大,“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谭教授也是照此办理的,说自己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过,临终前相信中国终究要走向自由民主,这就说明:谭教授的民主自由之根是有传承的,而且是嫡系血脉传承。

  依据谭教授自己的回顾文章,他父亲下放之前以命令的语气对母亲说:要把三个孩子养大、给母亲送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说明:在谭父看来,自己的老婆对于家庭负有无限责任,而他自己只负零责任,并且他自己还只是以对老婆下命令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感。谭教授还说乃父临死前最喜欢民主自由了,以乃父之口说共产党终究要那个的,这个坑爹教授似乎在提供证据说乃父如同茅于轼一样是“被准确地打成右派的”。

  从谭教授对乃父的小说家手法的呈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乃父不要说对外人就是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丝毫平等思想,更看不到西方自由理念中“权利义务均衡”的任何蛛丝马迹。从这里可以看出,谭教授及乃父,都对西方自由理念完全隔膜和百分百无知,两人要是有一个人懂得一点自由主义理念兴起的背景知识,就不会出现编小说情节与自由核心理念的根本性对立了。

  据谭教授发布的网文,说自己的父亲是共产党政权组织(重庆市团委)中间唯一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士,结果被坏官合伙打成了右派。看了这一段,老田立马想到了一个笑话:有个人写了张状纸“告全村的坏人”,结果这个全村唯一的好人,被县官不问情由先打了一顿板子。

  要说官府和官员群体中间,有不少黑暗,这个从上到下都会有不少人同意的,文革对于官场阴暗面的暴露和批判,至今很多人表示信服。但是,像谭教授那样,把官府状况表述为全面黑暗,其父是官府中间仅有的那一点光明,那就呵呵了。

  谭教授除此一嫡传民主自由根基之外,兼且还与政权有其他血海深仇。谭教授为了标榜自己与体制格格不入,为此不惜使用各种夸大和扭曲的编造手法,来说明自己家族与共产党仇深似海,说自己的外婆和外公都是非正常死亡于共产党治下。唯恐网友不信,谭教授还拍了墓碑照片贴上网,试图把自己挚爱亲人死去与困难时期联系在一起,捏造并加深自己与体制的仇恨。

  不得不说,官二代人格类型的主要问题,在每一处都表现出来:因为投入不足,结果编故事的逻辑,很不圆满。墓碑上显示,其外公外婆一个死在1958年、一个死于1962年,谭家的祖上实在是不争气,老是不给外孙帮忙,尤其是死的不是时候,一个偏早了,另外一个又偏晚,怎么就这么衰呢?浪费了谭教授的一番苦心。这样一来,就与统计数据无法吻合了,统计数据显示是1960-1961年死亡率偏高,恰好与他外公外婆离世的时间对不上。尤其是与四川省的状况不吻合,1962年四川由粮食调出省份转为调入,供应状况急速改善。

  谭教授展示出自己对外婆之爱,去佐证对体制之恨,这应该不算是亵渎亡人。谭松教授真非庸常人也,老是能够提供一些匪夷所思的证据,这个墓碑照片就是谭教授自己画圈圈强调之后上贴的,目的是想要控诉共产党治下饿死人。为了效果好,建议谭教授把墓碑上的死亡年份,更改为1960年或者1961年之后再上贴,这样才能够与统计数字的死亡率异常对上,可以较好地证明谭教授想要证明的东西。还有,两人一个活了71一个活了69岁,远超当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如果想要效果好,谭教授可以考虑把出生年份改晚二三十年,那样就显出盛年早夭,能够更好地作为证据使用。从网络上谭教授自己的文章看,蔑视事实和逻辑乃是谭教授的强项,应该不会因此产生什么心理负担的。谭教授虽然逻辑水平差,编故事经常“顾头顾不住腚”,但精神可嘉,还真是蛮拼的,连祖上都拉出来示众站队了。

  谭教授选择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咱们草民不发表意见。但是你谭教授选择与逻辑和事实格格不入,这个就是刻意与草民作对了,咱草民们都是重视逻辑和事实的。

  谭教授总是标榜自己在做研究,做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要搜集靠谱的事实,要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要与历史背景的全面对照,才能够得出结论,我们看到谭教授近乎违背做学问的一切基本要求。如果对照谭教授所说的那些土改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话,显然,哪怕是最坏的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其机会主义行为和策略都还只是限于一时一事,不像谭教授这样,完全彻底地进行机会主义选择,不要事实,不要逻辑,不要历史背景,来进行所谓的土改研究。

  人世间规则很重要,对于规则的偏离也很常见,通常这些偏离规则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非分的利益和声名,说穿了,用超越规则的方式去追求名利,是一切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土改中间很多机会主义选择,还需要谭教授进行各种事实和解释的扭曲,才能够认定的话,那么在谭教授自己的所谓土改研究中间,蔑视学术研究所需最低水平的事实和逻辑规则,则是一种极其主动和自觉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得不说,就机会主义选择的彻底性而言,谭教授是远高于他批评的各路土改参与者的。

  谭教授怀着对机会主义的极大义愤,进行土改研究,却让我们领略到了他自己更为彻底的机会主义选择,这说明:机会主义行为在现实世界中间是一个难于避免的常量,谭教授就是这样为我们示范的。

  谭教授的所谓学术方法,可以命名为“成本批判法”,这种方法的逻辑是:只要是机会主义造成的成本不为零,据此就可以全盘否定那个历史事件或者制度实践了。谭教授以自己的示范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谭教授就是以自身机会主义的彻底性,来现身说法:机会主义为什么是不可能避免的。

  五、最可恨:方方们不带谭教授玩

  怀着病态的成功欲望,往往驱使一个人丧失基本的判断力,无视最基本的事实,捏造出各种不存在的境况来突出自己,谭松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可是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者。这辈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愿作一颗老鼠屎,坏那一锅明亮的汤。”(《谭松的良知》)

  应该说,这几十年来,官府豢养的那部分主流文学界,打从伤痕文学开始,就是暴露黑暗且拒绝光明的,文学界的奢遮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经由此道成名成家的,举凡陈忠实、莫言和方方主席,莫不如此。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主流文学界是一个自主的场域,有着自身的规则和成功标准,这近似于一个封建行会,谁能够从帮工升级为行会师傅,不是依靠个人努力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符合行会本身的圈子和规则,圈子内部的竞争策略首先是与个人在圈内的相对位置决定的。虽然在颠覆土改方面,谭教授花的心血和功夫不少,可恨的是方方们竟然不带谭教授玩,不让其加入小圈子更不让其分享成功的荣光。那么多人都功成名就了,却没有谭教授的一份,这实在是令人气愤,所以,他们的巨大存在及其光辉功业,就被谭教授选择性地无视了。

  谭教授说揭露黑暗是追求光明的先导,这个可以同意,还应该追加一句:心灵的黑暗是世界黑暗的基础。谭教授作为官二代,不愿意接受平凡的人生,也不愿意接受高投入条件下的低收益,在现实世界里又未能组建或者加入强大的行会,这就使得成功离他无比的遥远了。为此,谭教授自个儿经营一个黑暗领域,然后自封太阳神能够给世界带来光明,对方方们的封建行会给予选择性无视,说自己将要化身巨人大战风车去保护全世界。

  由于谭教授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各路强大行会的承认,因此,名利分配方面的损失巨大,就只能够经营刻骨仇恨去营造一个臆想领域,闷头钻进去拒绝再出来,在这里,谭教授虽然没有成功和社会承认,但至少还可以夸耀自己独有的勇气和良知——学术什么的都是次要的,良知在手天下我有。

  偶然想到,在海外混得风生水起的张戎,也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高干子弟,而谭教授则是重庆市委宣传副部长的宝贝(彼时重庆尚属四川),张戎的巨大成功会不会成为谭教授私下里的欲望呢?据说,张戎的书在西方出版之后,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结果严重损害到西方汉学权威们的学术声誉了,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如果谭教授也有那么一天,那就可以居高临下地鄙视一下方方们了:哼,叫你们当初不带我玩?

  在百度搜索谭松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引用过来会很贴切——那些“货良知以求闻达的相鼠小人”,这种人以其蠢蠢求名求利之欲望,早已经压倒了一切,导致其难于正确使用头脑和智力了,正是因为如此,谭教授才能够突破心理障碍防线,去做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翻案事业,引入最彻底的机会主义态度来对待历史。

  在谭教授选择的这个事业中间:对中国的封建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彻底无视,对乡绅的私权力及其毫无体恤地最大化榨取行为进行遮蔽,对这个阶级统治下的农业萎缩和工业化无法起步都看不见,这样一来,谭教授就能够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腐朽堕落的统治阶级及其主导下的变态社会体制,进行无条件美化和歌功颂德了,对于这个阶级垮台之后的生产力解放和民众政治翻身给予无情的贬斥。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机会主义的对抗性生产机制:如果某个事物不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刮地皮致富”的话,那就没有啥子存在价值。

  张戎主要着手处,还只是暴露新政权的黑暗和对领袖人物进行心理揣测分析,而谭教授的力度更大,直接颠覆性地指出旧社会的无限光明:

  “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谭松的良知》)

  不得不说,谭松教授让我们看到:唯有心无光明,所以才能够心无滞碍地越过逻辑和事实的藩篱,彻底无视历史演化的真实过程,去病态地美化黑暗。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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