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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兆永: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的大毒草(连载二)

2017-06-26 15:41:35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奚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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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

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二章《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二篇 歪曲历史,贬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

  一、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陈研究员不仅捏造事实,肆意诋毁毛泽东,而且为了提高陈独秀的地位,还伪造历史,蓄意贬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革命先驱李大钊。陈文这样写道:

  “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大门派: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过去被众多学者认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其实与陈独秀并无不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重在‘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高瑞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陈独秀又从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译介的日共党员写的文章以及施、周所写通俗文章中,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摒弃社会民主主义。不久,维经斯基来华,带来大量共产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又在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下,陈独秀立即投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怀抱,其标志是1920年9月份发表的《论政治》一文。陈独秀在此文中说: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月1日)

  陈文以陈独秀的上述观点为据评论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把民主一切两半,一个叫资产阶级民主,一个叫无产阶级民主, 误信列宁所说后者比前者民主高“百万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9-643 页 ,陈文引用有误,列宁所著书名应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引者注)

  陈文接着又评论李大钊说,“这时,曾经主张“人道主义”,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也转而信奉列宁主义,跟随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了。”

  不过,这些话也并不是陈研究员的发明。我们在唐著《陈独秀全传》中发现,他们两人的观点和论述简直是如出一辙。在唐著《全传》的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有专门的一节是写“误入列宁主义”的。在唐研究员看来,陈独秀“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唐还说,“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它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接着,唐又加重语气说,“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哪里是什么“三年后”?其实两年还不到——引者注),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而“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历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唐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同上,第231-232页)

  如前所说,毛泽东认为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领袖,两人好像难分伯仲。就年龄而言,陈独秀要比李大钊长十岁,似乎应该更为成熟,但是人们在感觉上却觉得李大钊反而更为沉稳;而从思想的深度来看,可能也正因为李大钊比陈独秀年轻十岁,他观察问题也似乎更敏锐,接受新事物也更快。实际上,当陈独秀还在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启蒙思想、主张民主和科学的时候,李大钊已经超前一步,看到了世界的新潮流。

  要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不能不说一说中国的社会党。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江亢虎就曾在1911年11月在上海创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党,而北京的报人陈翼龙也是创建人之一。可能是受陈翼龙的影响,李大钊早在1812年初,当他还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这个中国社会党。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早在赴日本留学之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可能与他注意时事和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英语和日语有关。陈翼龙对李大钊很欣赏,很快就让他担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次年(即1913年)夏,陈翼龙因在北方配合南方的讨袁行动而遭袁世凯的逮捕和杀害,刚成立还不到两年的中国社会党也因此被袁世凯所取缔。这样李大钊也只得回到河北老家暂避一时,并在1913年底因得到资助而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进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有人说他在日本曾受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影响,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当李大钊去日本时幸德秋水已在1911年被处死;而河上肇当时是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两人并不在一地,更重要的是河上肇那时讲授的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即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财富之类的老生常谈,甚至到了1916和1917年,他所写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也还是只有庞巴维克、克拉克、费雪、康芒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一点也没有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时他显然还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河上肇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一番挣扎,到1919年初,他在《读卖新闻》创办了一个 《社会问题研究》专刊,并且不断在上面发表文章。同时,开始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按照《自传》的说法,到他50岁即1929年时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他是日本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且曾和片山潜一道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老前辈了。李大钊由于在国内就学了日语和英语,又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对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日本社会党的领袖幸德秋水当然也是有所了解的,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无疑也会对李大钊产生很大的影响。1916年夏,李大钊回到中国。1917年初,章士钊邀请他和高一涵在自己创办的《甲寅日刊》当编辑,两人轮流写社论。由于李在国内问题上的观点不合章的看法,所以后来就专写国外新闻的文章。这样,就使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有了较多的了解,使他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工人阶级应该采取反战的态度,同时也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意义。毫无疑问,这对他完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十月革命震憾了整个世界,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开来。18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由于十月革命的关系,全世界都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纪念活动,李大钊借着掌握英、日两种外语和后来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了世界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资料,同时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为其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做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准备,这也是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要原因。可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既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就此而论,人们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绝没有任何夸大的地方,那是完全符合事实并且是准确无误的;这个称号,只有李大钊才当之无愧,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陈、唐两位研究员所说的是更接近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列宁所捍卫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李大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甚至从李大钊所使用的语言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关于十月革命,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一文中说,“法兰西革命是18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又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当为协约国——引者)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同上,第168页)

  而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则更加旗帜鲜明地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斯基(Trotsky)(今译托洛茨基——引者)、郭冷苔(Gollontay)(今译柯伦泰——引者)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今译李卜克内西——引者)、夏蝶曼(Schademann)、(今译谢德曼——引者)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今译马克思——引者)的功业。”(同上,第172页)

  在上面的论述里,李大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看法,肯定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功业”,他提到了许多人,但是,就是既没有提到考茨基也没有提到普列汉诺夫,陈、唐两位研究员硬要把李大钊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捆绑到一起,说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更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这是毫无根据的,明显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倒是要问:十月革命是不是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维埃俄国究竟是按照列宁的思想还是按照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李大钊如此热烈地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他的思想怎么是更加接近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呢?逻辑混乱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应该说,上面引用的李大钊的这样一些话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重新思考问题,认识世界。但是,如果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他在这些话语里,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道理;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时也指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至德国左派领袖的观点乃是地道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里,李大钊的立场和观点是如此鲜明,而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哪里还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子?至于唐著把卢森堡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放在一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完全是别有用心。实际上,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里著名的左派,是第三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对她评价很高,称她是“革命的鹰”。我们知道,卢森堡不仅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虽然她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正如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鹰与鸡》一文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他还特别说到卢森堡:“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644页)列宁在这里还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句名言:“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并且紧接着说,“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而与此同时,列宁则把考茨基极其团伙称之为“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一群鸡”(同上)。唐著怎么可以把鹰和鸡,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叛徒考茨基之流相提并论呢?

  说到罗莎.卢森堡,不由我想起两年前我在写呼吁中央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一文时也曾引用过列宁的上面这些话。列宁写这些话时离卢森堡被害只有3年时间,但他认为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出版卢森堡全集是拖得太久了,可是伟大导师毛泽东逝世至今已整整40周年了,而中共中央还曾经公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承诺要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也整整40年了,但是,《毛泽东全集》的出版至今还是不见踪影,遥遥无期,这是不是真正“拖得太久了”呢?当年德国共产党所处的恶劣环境自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不能与之相比的,他们三年未出《卢森堡全集》,那时列宁只是说“某种程度情有可原”,我们至今都不出《毛泽东全集》还能够说“情有可原”吗?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直以“说话是算数的”而闻名于世,再不出《毛泽东全集》势必要严重影响中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人们实在想不出这样做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为此,特在这里再次呼吁,希望中央能够顺应党心民意,尽快把这一曾经公开承诺的伟大工程迅速提上日程、付诸行动,使人们盼望已久的《毛泽东全集》能够早日问世,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年(2016年)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人们都在怀念这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如果中央领导人真正尊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无比热爱毛泽东的感情,真正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庄严规定,真正信守中国共产党四十年前《关于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开承诺,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出版《毛泽东全集》,并且带头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践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对革命前辈的最好的纪念,也是“不忘初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妄图继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陈唐两位研究员的上述说法,离事实之远,让人感到吃惊,但是,若将他们两人的说法与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相比,那就会发现,他们两人其实不过是谢韬文章的模仿者罢了。谢韬的文章虽然没有具体涉及李大钊和陈独秀,但是在大前提、大方向上却决定了陈唐两人的基本观点,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陈唐倆两人也是按照谢韬文章的观点和思路来写他们的论著的,因而我们处处可以从二人的论著里见到谢文的影子。这件事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实际上,谢文早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之前,即2006年底,就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极其张扬、极具挑战性的标题在网上传布;大概是由于这个名称过于嚣张的缘故,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时才稍加收敛,改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样一个稍微中性一点的题目。但是,从文章内容看,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史仍然是竭尽篡改歪曲之能事,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逻辑,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完全不成样子。如该文胡说什么,“马恩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通过工人阶级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是恩格斯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他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共产党是“标新立异”,而成立第三国际是“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谢文一出笼,立即引起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坚决批驳。一时间,谢的谬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笔者那时也感到问题严重,集中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文章最初在《毛泽东旗帜网》上陆续刊发,其中有一部分曾寄给《当代经济研究》、《红旗文稿》、《高校理论战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老一辈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曾对拙稿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很有说服力”;并说,谢的谬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不想十年之后的今天,《炎黄春秋》虽然进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组,但它的那些旧班底仍然阴魂不散,他们又组织网站,将其放在首页的“排行榜”上,让其继续释放毒素,贻害社会。这个网站的特点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狰狞”。最近以来,更是变本加厉,每天都在网上公开露面。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为新出的《炎黄春秋》刊登目录,作广告宣传,实际上是通过“核心作者”和“排行榜”为改组前一些极其错误的文章大开绿灯。人们发现,在该网页上,改组之后的文章只登目录不登内容,表现他们对于改组的仇恨和不满,说明他们只是以之作幌子而已;而改组之前旧班底蓄意制造的那些有毒的文章则可以通过所谓“核心作者”和“排行榜”等栏目则可以随时查到内容。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借壳还魂”的黑网站。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不过对于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这倒未必是一件坏事,那些有毒的东西摆在那里,有些是过去批判过的,有些则是漏网之鱼,还没有进行过批判,我们正好可以把它们找出来,继续进行批判。对于落水狗,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绝不放过,还要“痛打”,并且“从而打之”。

  在这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两位研究员竟然如此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居然全盘接受了谢文那些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还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我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在指导思想上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何等之程度。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谢韬在他的文章里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的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好像他谢韬才是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导言》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依我看,谢轁本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资本论》,也根本不了解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研究的现状,他硬说《资本论》中的股份资本就是所谓“社会资本”;而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里就已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股份资本是公司资本,而中译本将后者译为“社会资本”是有缺陷的,因为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是有非常明确的解释的,——它是指社会各个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在内)之和;之所以误译,是由于在德语里Gesellschaft(名词)和gesellschaftlich(形容词)兼有“社会”和“公司”二义,应该分别具体情况加以翻译,他在《资本论》第三卷讲股份资本所说的gesellschftskapital应该译为公司资本,而不应译为“社会资本”。后来,中央编译局似已接受了我的这个意见,在本世纪初新出版的《马恩全集》第46卷和《资本论》第3卷里已经加注作了说明。但是,这个变化对于谢韬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对于他来说,公司资本就是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就是社会企业,而其性质更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除此之外,谢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显然也很不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在写完《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后再回过头来润色《资本论》第一卷的文字的,因此,第一卷出版的时间虽然早于第三卷,但是就写作时间的先后来说,先出版的第一卷的写作却是晚于第三卷手稿的。在这里也就根本不存在谢文所说的第三卷推翻第一卷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第三卷推翻第一卷,当年庞巴维克就说过,后来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谢韬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参见拙文:《关于股份制几个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至于谢韬在其文章里说的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更是陈唐论著里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所留下的模仿的痕迹也更为明显,更值得我们加以批驳和评说。本来,如果谢韬对这个他认为的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持稍微认真一点的态度,把《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编者为该文作的题注好好读一读,就不会不知道,此文是恩格斯应新闻工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理査.费舍的要求而做了某些违心的修改的。费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当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害怕国会可能要通过新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于是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把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新版《导言》里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且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接信后对费舍的这种不坚定的立场和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考虑了一些费舍的意见,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领袖竟将恩格斯的《导言》进行断章取义的删改,做成一份所谓“摘录”在《前进报》上加以发表。这使恩格斯非常愤慨。这些情况在以后恩格斯给费舍、考茨基、拉法格等的信里都表达得十分清楚。对于费舍等人逼迫恩格斯写这样的东西,妄图把他们的思想强加给恩格斯,恩格斯在回费舍的信中曾很不客气地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守法”,“如果你们信仰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恩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恩格斯在4月1日写给考茨基的信里还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同上,第432页)人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时恩格斯所受到的屈辱和怒不可遏的情形。这才是恩格斯对一些机会主义者取消暴力革命、宣扬无条件守法的真正态度!应该说,恩格斯在《导言》里还是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原则立场,非常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而在所谓摘录里这些都被删除了。谢文居然硬说什么恩格斯在《导言》里恩格斯完全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导言》是他的最后遗嘱。实际上,恩格斯在《导言》发表后写的这些信件才是他的真正观点,才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遗嘱”。(参见拙稿:《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红旗文稿》2007年第10期)

  谢文还说什么“《<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其意思是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害怕恩格斯的《导言》,一直在拖着,不让出版。这更是谢文在主观臆测和恶意歪曲基础上制造的谣言,毫无事实的根据的一派胡言。实际上,真正不让《导言》按照恩格斯的原文出版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反动势力的嚣张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知道,恩格斯逝世后,马恩的手稿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梅林等保管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曾是马恩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的字迹很潦草,也只有恩格斯和他指导过的这几个学生能够加以辨认。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很快就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利用自己掌握手稿的权力,一直不让恩格斯的《导言》按照原稿出版。只是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出版马恩的手稿,派达.波.梁赞诺夫到欧洲特别是到德国去搜集这些手稿后情况才有所变化。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当然需要花费时间。直到1924年,梁赞诺夫才在伯恩斯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手稿。当年,他就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中发表了这篇《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同时,这篇文章还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1期上发表了其德文原文。梁赞诺夫还根据《导言》手稿和校样版对所有1895年发布时被删除的地方都作了介绍。(见秀丰、韩文臣、闻文编:《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谢韬说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显然不符合事实。至于说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显然更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早在20年代,翻译家柯柏年就已经把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译成了中文,当然那时还没有条件将恩格斯的《导言》也一并翻译出来。抗日战争以后,柯柏年到了延安,由于苏联早已出版了《导言》的德文本和俄文本,柯很快又把恩格斯的这篇《导言》翻译了出来。因此恩格斯的《导言》早在40年代初就得以与马克思的原著一道出版发行了。事实上,该书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各解放区都曾多次出版发行,怎么可能是1956年才出版的呢?这些情况,谢韬作为4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应该是很清楚的,怎么能信口开河,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亦步亦趋地追随了谢韬的错误,而且还大有发展,以致他们把谢文的错误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荒唐的高度。陈文说,“《宣言》出版的四五十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已经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斗争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他还说,“这个序言是标志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因此中文版马恩全集或选集均不收入。这里的引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转引【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陈独秀全传》第227页)

  看来,无论是陈研究员还是唐研究员都不知道恩格斯1995年写的《导言》是给马克思哪一部著作写的《导言》。因为,恩格斯1895年写的明明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而到了陈、唐两位研究员那里却变成了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言”了,如此张冠李戴,说明两位研究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实在是太无知了,两位专业人员也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其治学的态度之差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须知,《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对于近代法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名著”:一部是研究欧洲革命期间(I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部是研究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两者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当然,恩格斯在1891年也曾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过一篇《导言》,但是,一,那不是1895年写的;二,那内容主要是谈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起义中的作用问题,根本未涉及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问题,与陈唐二人所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问题还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只是在德国具体情况下强调了一下合法斗争,而且这是在费舍的请求下做的一些修改,根本谈不上放弃革命的原则,哪里会有什么列宁主义者将其视为修正主义而不予出版的问题?至于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完整地收入了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哪里有陈、唐说的什么“均不收入”的事?这其实是从谢韬那里学来的污蔑和讹诈的手法。作为学者,如果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们完全可以到《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中文版里去查一查,——当然,他们如果那样做,他们的谎言也就彻底破产了。他们出于本能没有这样做,而是舍近求远地从法国人编的一本《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的中译本里转弯抹角地去引用那个使恩格斯极为生气的“摘录”,其阴暗的不可告人的心理可以说是昭然若揭。尤其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两位研究员在引用那本书时竟故意将恩格斯的书名写错——书里清清楚楚写的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法兰西内战》,而陈唐二人却硬是要把它说成是《法兰西内战》。这不是公开的篡改是什么?而且法国人编的那本书,书名明明是《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而陈唐两人在引用时却硬是把《社会党历史》写成了《社会党史》,看来,这也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在故意制造人们查阅的困难,以遂其蒙骗世人的目的。因为不管是谁要进行图书检索,哪怕错一个字或一个符号也是查不到的。我在查阅此书时就因此而未能一下子查到,只是在后来当改用“社会党历史”取代他们所故意篡改的“社会党史”时才找到了那本书。本来,书名也如人名、国名一样,都是专有名词,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你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省几个字说成是“中华民国”吗?当然不行。人们有理由要追究:陈、唐二人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究竟是属于做事不认真呢,还是故意使坏、别有用心地制造混乱呢?唐研究员曾在《全传》的《繁体字版前言》里吹嘘香港出版社在注释等方面“按国际惯例,要求甚高”,批评“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但是,曾经在香港出版并且被评为“十大好书”第二名的《全传》繁体字本却出现了上面那些十分荒唐的错误,而且,该书的常识性错误即所谓“硬伤”还有不少,我们在后面还将予以披露。校勘工作也不怎么样,一些明显的错字也没有能够加以订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已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曾对大陆出版的《新英汉大词典》(当是前不久离世的陆谷孙主持编写的那本)和《辞源》倍加称赞,指出台湾编的同类工具书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看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

  以下我们再就上面所引的陈文和唐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来说点看法。两位研究员都谈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派别的分裂,但是,他们都没有谈到这个分裂的源头。其实,这个分裂并不是从列宁与考茨基的对立开始的,而是要早得多。实际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早在马恩生前就已经有了某些不良政治倾向的苗头,马克思在生前对伯恩斯坦就有批评,并且对考茨基也有微词。但是慑于马恩的崇高威望,他们还不敢公开地违背马恩的思想和意志。1883年和199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伯恩斯坦感到时机到了。他从1896年起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言论,而到1899年,更抛出了他那本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公开地全面地向他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发出了挑战。伯恩斯坦在该书的初版序言里曾这样不打自招地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两个人的著作曾经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起过极大的影响”,“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我过去一直尽可能不把我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8页)伯恩斯坦的这一自白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一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成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源头,把修正主义美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在这里,连伯恩斯坦自己都供认不讳,他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理论要点的,而且由来已久,现在是他自己公开跳出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导师和门人进行挑战和论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继续为之辩护,并且诋毁马克思恩格斯,只要稍微知道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又有谁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呢?

  伯恩斯坦此书一出,立即就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和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争论,并且由此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了三派:以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由于德国党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工人政党,而且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影响也最大,它的分裂当然也相当大地影响到第二国际在各国的党。不过从1912年11月举行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左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一场掠夺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有行将爆发的危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仍然占据着上风。大会一致通过了《巴塞尔宣言》,其中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这场战争中应该持反对的立场,并且力求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人们把《巴塞尔宣言》称作《反战宣言》。应该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最初也是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也曾经发表过正确的意见,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以后,他们完全背弃了过去的立场,成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完全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和其他第二国际政党的领导人,竟然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竭尽全力地为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战争辩护。由于除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左派领袖以外,第二国际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一边去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就遭到了破坏,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这样一来,第二国际也就破产了。当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努力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都持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怎么能够把他们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呢?

  可以说,“一战”是一个分水岭。“一战”前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虽然还号称“中派”,但一战后他们不仅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但是,陈、唐两位研究员却仍然把他们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其用心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曾用过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并且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叫做社会民主党,同样,列宁也曾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俄共早先也曾称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肖门徒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后,难道不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吗?显然,无论是列宁将社会民主党改称共产党,还是他和各个左派政党创立第三国际,都是为了与第二国际或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党划清界限,谢韬把这说成“标新立异”而加以攻击,显然是根本站错了立场。

  特别令人奇怪的是,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没有把修正主义作为错误的一方,反而倒是把列宁置于错误的一方。陈文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这不明明是说陈独秀本来是清醒的、正确的,而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反而走上了不清楚的错误的道路?唐著也是一样,他把陈独秀接受第三国际维经斯基向他灌输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误入列宁主义”,把陈独秀接受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说成是“误信了列宁的说教”,用这样一种态度和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荒诞无稽,毫无道理的。在他们笔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变成了不如陈独秀原先思想正确的错误思想了,让人看了十分气愤,不禁要问: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两人竟然不知道,我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吗?怎么可以用这样轻率的态度和不敬的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不是公开违宪的言论么?应该说,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理应受到革命人民和进步人类的欢迎和尊重,陈、唐两人如此诋毁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其言行已经构成违宪犯法,不仅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批判,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陈文和唐著都认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他们的主张都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其实还根本没有“列宁主义”一说。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以后,斯大林在悼念列宁的文章里才提出来的。就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斯大林将其定义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主要是讲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而陈唐两位研究员把它概括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列宁的发明,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始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恩在1847年写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共产党宣言》时就已在其结尾处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也说得很清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际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对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考茨基说它只是一个“词儿”,而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里却强调,这是他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之一。他写道,“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当时魏德迈正在美国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可见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又再次讲到这一点。如此一再反复地讲,就是因为它牵涉到是这样的目标——消灭阶级的实现;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又妄图将其否定,所以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等地方又突出了它的意义,把它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这方面列宁的坚持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列宁的一大功劳,又何错之有?

  说穿了,陈唐二人之所以追随并且坚持谢韬的的一些错误说法和做法,就是为了否定列宁主义的正统性,而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货色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妄图在中国推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十年前,谢韬跳出来闹腾了一番,但是在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批驳之下只好默不作声,未敢公开应战,最后不了了之,匆匆作罢;今天陈唐再次跳出来,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历史的车轮终将滚滚向前,毕竟,螳臂怎能当车?!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李大钊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陈唐所说的那种更接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那种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陈独秀,他后来的言行虽然已不能与李大钊相提并论,但是在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显然也不属于陈唐所说的那种被“修正”过的社会主义。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还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他被广州公立法政学校邀请去讲社会主义问题。其中第三部分是讲“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说,“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社会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我们看到,他从所列举的五派社会主义中首先批评了工团社会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接着又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然后他说,“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克思,马克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 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今译考茨基——引者)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今译伯恩斯坦——引者)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起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和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今译孟什维克——引者)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同出于马克思,而两派的主张彼此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斗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同上,第184-185页)

  应该说,陈独秀所用的词汇与我们今天不尽相同,但是他当年(1921年)所作的一些论述却相当准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却硬要把当年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放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列,其认识水平显然还不如95年前的陈独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陈独秀到了晚年,完全忘记了他的初心,竟然重新大谈资本主义、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等属于修正主义的主张,而将阶级斗争、直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弃之不顾,完全走向了反面。其教训之深刻,很值得人们深思。

  三、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

  陈、唐两位研究员都提到了李大钊肯定过“人道主义”,好像他们抓住了这一条就可以否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了。其实他们这样做,除了暴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诚然,人道主义的观念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后来在法国大革命革命时人们又把它具体化为“博爱”、“平等”、“自由”等口号。应该说,这些思想主张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揭露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剥削无产阶级方面的惨无人道的种种事实。他说,“如果按照奥日尔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可见,资产阶级讲“人道主义”是很虚伪的。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里就曾谈到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不仅不排除人道的方式,甚至还可以通过最人道的方式进行,以消除阶级社会那种把劳动推到别人身上的不人道现象。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才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这里提到“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显然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苏联50年代修订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里就设有“人道主义”的词条,它也不是从反面而是从正面阐释“人道主义”的,其中还提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曾经提出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新人道主义”(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4页)。后来在80年代出版的《百科辞典》里也设有“人道主义”词条,所作阐释同样也是正面的。而在中国,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曾为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题词虽然是为医务工作者写的,但其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一点。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俘虏,就制订了不杀俘虏和不虐待俘虏以致优待俘虏的政策;如果俘虏愿意回家,还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这里所体现的显然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键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曾经有过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由于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的、友爱的关系,这里通行的原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试问,这不是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1894年年初,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杂志找一个题词,用简单的字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回信说:“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编者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出适合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这句话就是前面刚刚引用过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际上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是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关系时,那就是人道主义发挥作用的场所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关键是要弄清楚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这方面,李大钊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得很清楚:对于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来说,“马氏已经把它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它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起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除了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以外,其在精神上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实现人道主义。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不是什么二元论,而恰恰是事物辩证发展的客观要求。《宣言》之所以提出两个决裂——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也正是由这两个目标决定的。应该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讲“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和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两个决裂的论述显然是相一致的;那种认为只要一提到人道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本身恰恰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物质第一性,但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许多重要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四、驳中国的马列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有些人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他们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早就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不能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显然是想用个别性的前提来否定一般性的结论。我们当然不否认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有个别或极少数政治家和学者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和孙中山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说里都曾经提到过马克思,后来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江亢虎等也曾经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事迹和著作。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系统地研究过马恩的主要著作,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些知识或常识的介绍,而读者或听众的范围也很有限,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当毛泽东在七大第一次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时就已经清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十月革命后就不同了。由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事变,因此震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在中国,正确地介绍十月革命并且使人们知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正是李大钊。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第29页)这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苏俄十月革命脱钩而与日本挂钩的说法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实际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一样,也是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活跃起来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日本因素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流”,而绝不是一个“源”。对这个问题,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自传》一书里曾这样写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也就是跨出了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这样一件大事,给了世界各国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精神影响,它的余波,也达到了东海里的孤岛日本国的史学界。那些在理论上似乎懂得而对于是否能实现却半信半疑、彷徨瞻顾的人,也暂时看到了前途的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这种影响,比一百个理论也许都要有力。但是,俄国革命不仅用事实,而且还用理论给全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见《河上肇自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译本,第132—133页)亲身经历那个时期的河上肇的话,无疑是对石川说法的一个很好的批驳。

  在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有一行黑体字的小标题,叫“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其中说,“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加“所谓”二字?是表示否定吗?——引者)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现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的距离较近的缘故,”他还说,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受过茅原华山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石川桢浩的这段话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武断和猜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我在五年前写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九十年的沉思》里已经对其进行过批驳,但是,由于至今仍有一些人还深受其影响,因此还有对其进行深入批评的必要。在这方面,只要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以渊泉的名义发表在《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6日和8日上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以及发表在该该刊1919年4月1日、3日和4日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译文加以对照,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前面已经提到,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早在发表的前一年即1918年5月5日全世界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后就已经开始准备,为此他曾很努力地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并且广泛地搜集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有关论述。因为他很清楚,“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2135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李大钊所言甚是。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逝世前两个月写的一封信里还曾说过这样的警句:“对三卷《资本论》作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作家能够给自己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在整个欧洲,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找不到半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8页)在资本主义发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尚且找不到六个人能够做这件事,在亚洲恐怕就更难找了。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他无疑是以极大的敬畏之心来写这篇文章的。用他自己在文章里的话说,“我平素对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不可能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位道德文章都十分优秀的公众人物会不认真花时间精力去学习、研究和写作,而用极不负责的态度和极不道德的手段去抄袭陈溥贤翻译的报刊文章。我们知道,李大钊在《晨报》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他是《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创始人,对后来《晨报》实际上是祖师,他还对1919年2月7日《晨报》副刊的改版工作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我们在《晨报》副刊上甚至还看到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守常投稿”的专栏,足见他在社会上和《晨报》副刊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怎么能够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个极有地位、极有身份的人,会不顾脸面地“完全承袭”他的属下陈溥贤写的文章呢?事实上,《新青年》早就已经确定了1919年第6卷各期的计划和主编责任人的名单,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辑”和由他写的重头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早已定在计划之中,而此时陈溥贤以渊泉名义翻译的文章连影子都还没有,甚至原作者河上肇的文章也还没有发表呢,李大钊又怎么可能去抄袭他的文章,而陈溥贤又怎么能够起到“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介作用”?

  现在我们再以李大钊的文章和陈溥贤的文章进行比较,文字上也根本不能发现什么雷同之处。李大钊的文章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行文旁征博引、生动有趣,不仅向读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其知识性、趣味性也很强,让人读了很受教益,爱不释手;而与之相比,陈溥贤的译文就逊色多了。陈溥贤的译文的原作者河上肇在日本很有名,但陈的译文却并没有为之增色,却有减分之嫌。举例来说,陈溥贤居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写作时间1859年错译成了1858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李大钊在文章里写的就不是1858年而是1859年,这说明李陈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是大不一样的。不仅如此,李大钊的文章还特别引用了河上肇译文所没有的《哲学的贫困》里的论述,实际上还不指名地提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的话,还提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这些在河上肇的文章和陈溥贤的译文里都没有,而这些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在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字后曾在括号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有人可能会据此认为,这是李大钊依照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文的译文的一个证据。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这里说的“译语”实际上是指“译名”,而不可能是指译文。河上肇当然不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成中文,但是他在翻译序言时却可能从汉字里寻找适当的词语来做译名,而李大钊也跟着采用了这样的译名。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学术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文翻译和中文翻译里都曾出现过,如“经济”、“革命”、“封建”等译名就是如此。这些大家都能接受,早已见怪不怪了。

  关键在于,从内容上看,李大钊的论述远比陈溥贤的译文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许多问题,李大钊论述了,而陈溥贤的译文根本没有涉及。李大钊的文章有三万多字,而陈溥贤的译文只有五六千字,“完全承袭”之说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看到,李大钊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讲起,讲了唯物史观,讲了阶级斗争,还对非难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论辩。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提到这些非难并不是李大钊赞成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不过是为了引出错误的观点来以便对它们进行批判,这恰恰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应该强调的是,李大钊在文章里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即《资本论》的内容,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论(他当时译作“余工余值论”),还介绍了第三卷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因为它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所解决不了的两大难题。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所有精妙之处都作了介绍,或者认为他的阐释都已很精当,但是在九十七年前那个时候能够做出这样的介绍,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显然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在这之前中国有谁做过这样的介绍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他不是第一人,那谁是第一人呢?陈、唐两位研究员说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试问:在1919年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陈独秀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三年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篇《马克思的学说》,其框架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李文,甚至有些说法也重复了李的说法,如说三卷《资本论》有两千多页之类,当然,在译名上有了一些改进,如将李的“余工余值”改成了“剩余价值”,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反而没有介绍,仅此一点,也能说明,陈对《资本论》的理解是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的。如果联系到后来的一些号称“理论家”的人物,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连碰一碰《资本论》的勇气都没有,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而从九十七年后的今天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李大钊那样深入地学习过《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满腔热情地钻研并且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呢?!甚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最高学府里又有多少干部和教员是认认真真地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的呢?人们从中央党校某些干部和教员一再发表的谬论里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基本功实际上是很不扎实的,他们的信念其实是很不坚定的,是经不起风浪的颠簸和敲打的。在这方面,李大钊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九十七年前就能够写出那样一篇深入学习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中国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向他学习的伟大榜样。当然,陈溥贤翻译的文章也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他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是有不小贡献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抹杀,但是,若与李大钊相比,可以说是高下立判,两人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学过英语和日语,而到日本后,由于离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时间,他住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又继续学习日语,同时还跟一个美国人学习英语,应该说,他的英语和日语都有扎实的基础,完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刊,而且他当时又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订阅外文书刊根本也不是问题,他还需要依赖陈溥贤为其提供资料翻译吗?我们看到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倒是李大钊出于友谊,私下为别人翻译了不少东西:1919年秋,周启明(即周作人)需要了解法国马隆(Benoit Malon)的整体的社会主义(Integral Socialism),李大钊曾专门去查了一本经济学辞典,并且将两个词条的内容译出给他寄上;而为了让吴弱男(章士钊的夫人。李大钊与章士钊有通家之好,曾争取章革命,但未果;章的夫人吴弱男思想也比较进步,李大钊称她为“同志”、“吾友”,还为章家三个儿子上过课。)教育她的三个儿子,还把一个日本人写的名叫《早教育与天才》的书摘译了几千字的“要领”以书信的形式给她做了介绍。(见《李大钊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2015年版,第113、214-218页)李大钊有这样的外文水平,又有这样热心快肠、真诚待人、乐于助人的人品,他怎么会剽窃别人翻译的文章,把别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呢?石川的说法完全是对李大钊的恶意诽谤!

  石川还大讲当时日本的“知识环境”,似乎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非常之高,而中国则非常落后。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读河上肇的《自传》可以知道,连这位被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学者(郭沫若后来在其翻译的河上肇著《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解放后校订本写的序言里称,河上肇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和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有些类似,是一个非常受人崇敬的人物)自己也认为,就是到了1924年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还是很天真、很浅薄的。在这之前,他甚至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纯粹经济学,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也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因此提出要进行“新的旅行”。后来他投入到紧张的翻译《资本论》、撰写《资本论入门》之中,还继续为报刊撰写文章,并且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曾经亲历那个时代的河上肇对日本“知识环境”的评价,比之后来只是从二手材料得出的看法显然要正确得多。

  中国也有些人赞成石川的观点,在这方面,唐研究员也认为,李大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见《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里要指出的是,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来自河上肇的文章外还来自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更加没有道理。诚然,福田德三是日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著述很多,涉及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他甚至被称为“日本经济学第一人”。但是,经济学是一个有强烈阶级性的学科,福田的著述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其中有几种已经译成中文,但是,李大钊所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资本论》,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福田德三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怎么可能是从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根据的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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