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大改造》是中央电视台二套近期播出的一个大型真人秀节目，节目从原先的《交换空间》脱胎而来。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多年繁荣，家居装修也成为一个火热的产业，无数老房主、新房主很容易成为此类节目的忠实观众。事实上，在以往《交换空间》时代，同类节目的竞争的确存在。《秘密大改造》作为以往家装节目的升级版，在知识性方面继续吸引有此类需求的观众，在戏剧化情节的安排上有突破。其中，不让房主事先知道是最大悬念，也是节目操作的难点，观众等待惊喜降临的那个时刻，成为节目的高潮。其次，14天完成装修、交房，是对设计和施工的考验，形成了大型节目内容延伸的紧张感。使得节目具有较强的戏剧性和观赏粘性。
我认为，《秘密大改造》更大的亮点是装修改造的对象。第一季节目中，栏目组在全国较大范围内遴选了12个对象，秘密初选范围其实更大。不管是最终定选还是被列入秘密初选，这些人物都是不普通的普通人。说他们是普通人，因为他们都很平凡，都从事着平凡的职业，在眼球经济时代，他们几乎都默默无闻，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说他们不普通，是因为他们都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普通职业中爱岗敬业，成为劳动模范、行业标兵;或者在业余时间助人为乐，无私地帮助他人。简单说，他们是中国各行各业的榜样人物，是普通民众中的道德模范，人们称之为——中国好人。与这个道德高度同时存在的，是他们的清贫。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往往令人想起孔夫子对颜回的赞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秘密大改造》节目约请国内顶级设计师，出巨资，免费为这些榜样人物秘密装修改造家居环境，似乎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两个世界的突然碰撞，一个是品位高雅的奢华世界，一个是无私奉献的清贫世界。财富与道德，自古以来便在全人类互相对立的两个世界，在《秘密大改造》这神奇地相遇了。在引发了榜样人物泪雨滂沱的同时，也带给无数观众灵魂深处的感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不仅仅是家居装修的奇迹，更是人类社会某些普遍性问题在当今中国得以化解的案例。从而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入的讨论。
“好人有好报”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都是宗教的宣扬，也是各类宗教信徒信奉的原则。虽然各类宗教对于“好人”的标准不一，甚至有冲突，但在同一个宗教世界里，按照宗教认可的原则，好人做好事得好报，是宗教吸引信徒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此类“好人好事”虽然包含着信这个神、不信那个神的排他性，但也确实包含帮助他人、无私奉献的具体细节。然而，基于宗教认识，“好报”则是个问题。一般来说，宗教除了在坏人坏事上强调“现世报”外，对于好人好事并不主张明确的世俗因果报应。宗教世界里的“好报”常常是指来生、投胎、天堂、灵魂等虚幻的东西。从现实来说，宗教提倡“好人有好报”，如果一一对应，它也拿不出多少现实的物质，相反，信徒拿出钱或财富倒贴给庙宇或教会，反倒成为“好人”的标准。因此，从世俗理性的角度说，宗教提倡“好人有好报”常常是骗人的，不是没有道理。以虚幻来安慰、回报信徒，甚至要求信徒奉献，在世俗理性看来属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然而，对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来说，这种批评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他们宁愿遵守宗教原则，在虚幻中获得心理满足。这是宗教与世俗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体现。
欧洲启蒙运动在推翻了封建社会统治的同时，也推翻了宗教对于灵魂的领导权。但在相当大程度上，西方社会的“好人有好报”依然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现代西方社会一些富豪将他们的钱财捐给教会或社会，无数普通人以给教会或社会做义工为“好人”的标准。如果脱开了宗教背景，人们常常会得出结论说：好人没好报。两者的分歧对立，其实就在于对“好人”与“好报”的不同理解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先后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道德榜样。从现实角度看，这些道德榜样也以做好事不求回报为行为准则，以至于我们小时候就接受了做好事不留名的习惯。新中国的这一现象并不是宗教的延续，而是那个时期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在平等成为首要原则的前提下，个人利益远远小于整体利益，“好人有好报”如果落实在个人实际利益上，便违背了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在全社会并不富裕的环境中，好人的“好报”如果是现实的物质利益，那便成了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各种道德模范、榜样标兵的奖励，主要都是精神和荣誉，物质奖励确实较少。在那个时代，它并不是问题，反而精神和荣誉的奖励能带来更大的动力和社会效应。然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财富急剧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是人人向往的目标。这种发展动力造成的社会变化同时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侵蚀，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无德”的社会，到处扬起“道德沙尘暴”。进而有人提出要用外国宗教来拯救中国人的道德。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也的确暗流汹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雷锋等道德榜样遭到无良媒体无情地嘲讽与挖苦。于是，我们便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用外国宗教来拯救道德，可以用虚幻来回报好人，但它一方面即将带来社会价值观彻底的颠覆，另一方面也违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原则。而延续改革开放之前对于好人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做法，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由于价值观体系的悄然转移，又难有号召力。于是，“好人没好报”似乎成为一个令人悲伤的现实。
在《秘密大改造》节目中其实也遭遇了这种难堪。好人并不生存于真空，他们也有家庭，也有社会交往。虽然他们自己义无反顾地实践着心中的道德价值，但他们有时候甚至不被家人，尤其是年轻的孩子辈理解。当节目需要好人的家属配合保密时，有些晚辈居然提出，接受装修改造可以，但不希望上电视，因为不希望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家里条件这么差，生活这么艰苦。很显然，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年轻人那里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还看到，个别长期被评为好人的榜样人物，居然走上了为了金钱犯罪的道路。这毫无疑问是价值观被严重动摇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秘密大改造》的出现恰逢其时。
中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社会，靠宗教的虚幻来回报“好人”，显然不应成为社会主流。中国是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以前仅仅靠精神奖励回报“好人”的做法已难以适应现实。《秘密大改造》以非政府的市场行为，以诱人的现实利益回报“好人”，一方面维护了中国社会正面的价值观体系，另一方面使得“好人有好报”获得了最真实的物质体现。世俗社会就应该有世俗社会的标准，《秘密大改造》是中国世俗主义道德原则对于宗教道德原则的一次胜利，即，在精神弘扬的同时，以社会的方式报以清晰可见的现实利益。只可惜，今天的中国，这类方式还不多，还没有成为常态。12个榜样人物对于无数默默奉献的好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然而，央视《秘密大改造》作为一个有益的尝试，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有关部门应该由此终结经验，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全社会以世俗方式兑现“好人有好报”的价值观承诺。
近日，一桩陈年旧案再次被提及，即当年南京法院宣判的彭宇撞倒老人案。法律事实是：当年彭宇确实撞倒了老人，因而法院判决彭宇应赔偿老人的相关医疗费用。这一案件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是因为当时一些别有用心、不负责任的媒体将这个正常案件颠倒黑白地解释为：老人自己不慎摔倒，彭宇出于好心搀扶老人，结果被法律“冤枉”，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好人没好报”的典型。这种狡辩作为彭宇辩护律师的法庭争辩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不加分辨地将其当成事实真相，则是荒唐的，完全背离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当年在彭宇案中，媒体起到了非常坏的恶劣作用，说它严重败坏了中国社会道德风气，一点都不为过。
从《秘密大改造》节目播出效果来看，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目的确实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非是对立的，《秘密大改造》证明，两者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事实上，在大量的好莱坞作品中，我们也的确看到米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高度结合。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较少，反而是颠覆主流才能发财，维护主流只能赔本，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被人为贬低的结果。因此，《秘密大改造》的出现，在弘扬主流价值观与实现经济效益方面，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响应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体现。
以世俗主义的原则，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同时兑现“好人有好报”的社会承诺，是否会产生负作用?这个话题并不新鲜。例如，我国各地政府都有对“见义勇为”的奖励制度，因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奖励金额也有差别，有些富裕地区达到几十万、上百万的水平。在这样一个巨额奖励面前，的确发生过个别人配合“演出”一个“见义勇为”的人造故事以骗取奖励资金的事情。类似的，如果《秘密大改造》以免费装修的大额投入来回报“好人”，是否也会造成为了利益而非真正为了道德原则的虚假好人、伪君子?我认为，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完全不必过虑。即便真的有，也不会是多数，也不影响“好人有好报”世俗主义原则的确立。事实上，即便在宗教以虚幻回报“好人”的环境中，这类虚假也同样存在，例如教主号召信徒捐献全部财富，自己却骄奢淫逸，这类现象屡见不鲜。对于世俗主义来说，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伪君子”的存在。它一方面可能是坏人伪装成好人，另一方面可能是普通人向真君子的过渡状态。即便是前者，也说明了社会正能量的作用更大，从而使得坏人不得不披上伪装，不敢袒露真正的坏人本性。
个别专家学者曾经在媒体上大放厥词地宣称“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似乎真比假更崇高，真坏人比假好人更可取。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前几年曾经发生广东“小月月事件”，即一个名叫“小月月”的小女孩被车撞倒，长时间无人救助，十几个路过的人生怕给自己惹麻烦，视而不见，致使躺倒在地的小女孩再次被车碾压。最终被一个拾荒老人救助，但为时已晚。近日，河南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当专家在媒体上发表“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高论，媒体又大肆传播，那么，那些视而不见、见义不为的路人，是否都是这种观点的信奉者呢?他们听信了媒体传播的专家言论，在这样一个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刻，“宁做真小人”，为怕惹麻烦，不愿伸出援助之手，任由悲剧发生。而那位拾荒老人很可能正是因为没听过专家的谬论，没有被坏媒体传播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污染，而成为美好道德的幸存者。退一万步说，如果路过的十几人中，但凡有一个愿意做“伪君子”，危难之中小女孩的生命是否就有可能被挽救呢?因此，对于世俗主义原则来说，“好人有好报”的真实兑现，即便有可能刺激“唯利是图”的产生，只要它的大方向是维护社会正面价值的，便不足以彻底污化正面价值的弘扬。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真是假，相信群众能够分辨。“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如果一个伪君子一辈子都在为了现实利益而伪装做好事，那他也快成真君子了。更进一步说，做好事不求回报，可以成为真君子的个人原则，但不应该是世俗主义的普遍原则。
因此，我认为《秘密大改造》节目值得肯定。一方面它实现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对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为媒体如何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中获得良好成绩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好人有好报”的世俗主义道德原则的兑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它无需借助明星，仅凭身边好人就能获得真实的感动。这些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榜样人物应该成为比偶像明星更有号召力的真正的明星。与明星的巨额出场费、天价片酬相比，给身边好人的那点物质利益，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当拿着天价片酬的明星们纷纷成为监狱里“吸毒队”、“嫖娼队”的竞赛参与者，以较少的财富奖励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哪个更有价值，哪个更重要，社会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财富与道德，两个价值观体系的对立与协调，通过《秘密大改造》放大到了全社会。我们期待这类节目越多越好。我们相信这样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中国观众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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