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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兆永:评“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的两株大毒草

2017-06-22 11:47: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奚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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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与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目录:

  引言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

  5.关于托派问题

  6.关于汉奸问题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

  7.关于叛徒问题

  8.关于反革命问题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

  结束语

  引言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如果不看内容,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一篇纪念中共建党95周年的文章,但是了解陈独秀其人并且熟悉《炎黄春秋》这家杂志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太了解这家杂志的政治倾向了。粗粗读了这篇文章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必须痛加揭露和批判,以肃清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中共党建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开头写了一段开场白,谓其2001年去嘉兴“会友”,“顺便”参观了“中共建党游船”,回程“途经上海”,——当然更是“顺便”,又看了一大纪念馆,见到一组突出了毛泽东的蜡制群像,使他十多年来都“抹不掉心中的困惑”。他不能理解,怎么可以让毛泽东这样一个“记录员”在那里“如鹤立鸡群,居中挺立,侃侃而谈”呢?于是他批评道:这 “不具备历史价值”。

  其实,“一大”纪念馆的蜡制群像原本就是一组艺术品,如果说到“真实”,它所追求的真实也只能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说,艺术应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以这组蜡像来说,15个人参加了“一大”(其中13人为来自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2人为来自共产国际的国外同志),当时两中共个重要人物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你不能把他们硬放进去,硬放进去就不符合源于生活的原则,也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是,这15个人在艺术上如何处理又必须根据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原则进行艺术创造。过去讲“三突出”,现在不讲了,但是艺术创作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总要有方向,有重点,而对于重点则必须有所突出才能够引导人们前进向上。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里究竟应该突出谁呢?突出张国焘行吗?不行,此人后来成了一个大叛徒、大特务。突出李达行吗?也不行,因为他曾一度脱党,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入党。突出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行吗?他们在不同时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烈士,突出这些为革命献身的先烈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把他们放在最中心的地位似乎也并不那么适合。至于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他们有的因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党开除,有的脱党投入到敌人的营垒,他们或成为托派,成为叛徒,还有的成了汉奸,成了民族罪人,当然就更谈不上突出他们了。最后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了,他们不改初心,舍生忘死、鞠躬尽瘁,奋斗终身,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但就对领导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说,毛泽东的贡献无疑又要更大得多,试问陈研究员,不突出毛泽东又该突出谁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文的结尾部分还特别说到,“本文定稿后,从‘一大’纪念馆有关人士获悉,馆方已决定撤出那一组群体蜡像,重新布展。我衷心期待,一组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出现在中共建党之地。”此话无疑是想证明,馆方已经接受了他15年前提出的意见,撤除了那组他认为“不具有历史价值”的蜡制群像,这是他斗争的一大胜利。但是,请陈研究员不要高兴得太早,一大纪念馆的重新布置与他的意见显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接受陈的意见,那也不会拖到15年后才“改正”;而我们最近从网上看到,新布置的艺术品是一组浮雕群像,毛泽东仍然非常突出地被安排在中心的地位,这与过去的蜡像相比,其实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的选择。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舍此别无他途。陈研究员所想象的“胜利”并没有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他苦思冥想的“胜利”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陈研究员的观点到他的行文论述看、甚至从其所犯的事实和文字技术性错误看,可以断定,他的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见之于唐著《全传》一书封套,相信是得到作者赞同才作此广告宣传的)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因此,我们批判陈研究员的文章,就不能不联系唐研究员的《全传》一书一道来进行。

  两位作者,一陈一唐,都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照理说,他们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才是,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却是充满了毒素的地地道道的害人的大毒草。两件作品,一论一著,都是研究中共早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晚年更有明显变节行为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本应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地进行介绍,以便人们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但是陈唐的论著却不顾事实,制造谎言,一吹一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抹黑正确的历史,在理论界和社会上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应该说,这两株大毒草都是在同样的土壤和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举进攻、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们是毒化社会生活、毒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剧毒,其危害之大,决不可以轻估;我们理应痛加揭露,让其现出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给予无情的批判和挞伐,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一篇

  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

  奚兆永

  一、陈文说毛只是“记录员”,否定其党员代表身份

  陈文说,毛泽东只是“一大”的一个“记录员”,在“一大”纪念馆的雕塑的群像里不应该突出毛泽东,这里我们要问:究竟有没有毛泽东在“一大”担任“纪录员”这回事?因为陈研究员虽然这样说了,但是却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我们读了许多有关著作,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书,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一大”担任所谓“记录员”的记载。读者当然有权向作者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23年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被选进五个人的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曾被选为“委员长”,而毛泽东则被选为秘书。对此,又有人说是“书记员”,其实“秘书”和“书记”在西方语言里都叫cecretary,俄文也一样,只是文字拼写不同,二者意义并无二致,加一个“员”字看来也是为了达到贬低毛泽东的目的。应该说,这个秘书是一个很正式的职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如处理内外文件,中央开会做记录,保管文件等。但是,要说“一大”,实在并无“记录员”一职之设。而从毛泽东对“一大”回忆不多的情况来看,那时他显然也并没有做什么纪录;倒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里,对“一大”情况记录得相当周详,很可能他倒是认真做了记录的。这也不奇怪,因为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三人曾被选进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当时由于陈独秀在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手下担任教育厅厅长,人在广州,未参加“一大”会议,人不在上海,书记一职是由李汉俊代理的。应该说,由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涛作纪录是很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在“一大”曾被人推举临时作过纪录,陈研究员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在陈研究员看来,人是应该分高低贵贱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出的“一大”代表也应该是分等级的,毛泽东既然只是一个“记录员”,当然就应该坐在会场一隅埋头做他的纪录,怎么可以站到会场的中心位置去发表议论呢?其实,只要一个人讲话,而当旁人注意听时他就很自然地处于中心位置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陈研究员显然是把今天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记录员和当年“一大”代表被与会者临时推出来做纪录的情况混为一谈了。毛泽东是参加“一大”的正式代表,他当然有发言权。不可能想象,他一旦被推为纪录就失去了发言权。实际上,“一大”开会的时间长达十多天,而代表只有十三人,加上共产国际的两个外国人也只有十五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与会者当然都有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唯独毛泽东就不能站起来发言呢?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代表临时推毛泽东出来做记录,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能写得一手好字,并且曾经发表过不少好文章,应该说是对他的一种尊重,为什么陈研究员偏偏就因此把毛泽东看成低人一等而认为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议论了呢?

  陈文为了诋毁毛泽东还别有用心地说,“1921年7月出席‘一大’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遵循陈独秀关于先建团后建党的指示,当时湖南尚未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言外之意,他是要说,毛泽东当时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头,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当时的湖南还根本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党的组织呢。我们要问,这是事实吗?显然,这不是事实,这完全是陈研究员制造的谎言!

  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大志向,他在1918年和1919年曾经两次北上,一次是为了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人筹款,一次是为了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第二次北上,他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和后来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见了面,后到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几次长谈,陈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决定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的社会地位较高,在社会上较有名望,共产国际希望由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并且由他来领导党的创建工作。根据萧子升的回忆,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准备在一年之内在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引用了这段话,并且说,“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毛泽东传》接着又引用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一段话:“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联系,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但引文却未注明具体版本和页数。我虽然并不怀疑这段引文,但是为郑重起见还是去查对了《我的回忆》一书。结果发现,与引文的文字颇有出入。我所查的文字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确实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仅次于施存统、俞秀松等在杭州创办的《浙江新潮》。……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通信鼓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近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4页)当然,两者就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确实有很大不同,这究竟是版本不同所致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像《毛泽东传》这样的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非常严肃的而政治性又极强的读物,引文不注明出版社和页码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是因为原来的文字存在问题而加以改动也不妥当,更何况这里还是加了引号的直接引用,这就更加显得不严谨了。应该说,张国焘在文字上也确有故意贬低毛泽东的地方,如他明明比毛泽东要小几岁,但是却故意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称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还说什么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是‘小团体’,而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则是“小型刊物”,还把它说成是‘仅次于’《浙江新潮》的刊物等都有这种倾向。而实际上,这两个期刊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当《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创办时,早在1919年7月就已创刊的《湘江评论》已在8月份就被迫停刊了,既然并不同时存在,又何言“仅次于”?即使将两者进行比较,《湘江评论》办得比《浙江新潮》要早几个月,出版的期数也更多,而所登的毛泽东写的那些雄文,特别是连续三期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反响巨大,影响深远,更是《浙江新潮》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浙江新潮》上也有佳作,特别是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当时在全国曾引起轰动,并导致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去职浙江一师校长的风潮,广为世人所知,应该说办得也是很不错的。不过,张国焘如此刻意厚《浙》而薄《湘》、褒俞(《浙江评论》主编)而贬毛(《湘江评论》主编),其不良居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从萧子升和张国焘的回忆里,我们看到,陈研究员说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身份只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似乎连党员都还不是,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建立等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早在1920年11月就已经建立起来,是一个建立得较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写的给蔡和森的回信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信里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仲甫所为)。”这里说的“吾党”和“党一层”当然是指共产党。如果毛泽东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显然是不会这样说的。而且从他掌握的这些情况看,毛泽东显然也和陈独秀一道投入了建党的工作。怎么能说到“一大”时毛还没有入党呢?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毛泽东还不是党员,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代表去参加“一大”呢?这明显不合事实与逻辑嘛。

  至于陈研究员说的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指示”,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还仅仅在建立过程之中,哪里会有什么陈独秀的“指示”?关于青年团的性质,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就是“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按照逻辑,当然是先建党、后建团,而绝不应该有什么“先建团,后建党”的所谓“原则”。从事实上来说也是这样,各个地方都是先有党(共产主义小组)而后才有团的;有的地方党和团建立的时间很接近,团也都是在党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就全国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却是第二年即1922年5月召开的。孰先孰后不是很清楚吗?哪里是陈文说的“根据陈独秀所确定的”所谓“先建团,后建党”的“原则”?

  当然,毛泽东确实也做过湖南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但是,陈文把时间搞错了,那不是在1921年,而是在1922年。此事有192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复亮的一封信为证: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三、四、五号通告均收,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郅(即李立三——引者)。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年龄虽然过二十八岁,然需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请中央局同意,乞示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陈文还说,“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活动中,始终是在陈独秀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对全国建党的其他建树。”其实,那时的陈独秀的思想还刚刚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变过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显然还准备不足,还不可能有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说毛泽东始终在陈独秀都在陈独秀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建党工作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然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创造精神的人。他早在1918年就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团结了一批立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青年;后来,他又支持一些青年出国勤工俭学,让他们拓展自己的视野,获取更多的对于世界的了解,同时又脚踏实地,十分注意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研究;他还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且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之后又组织成立了自修大学和文化书社,一方面宣传马列、培养人才,同时向社会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上面这些事,当然不可能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知道,湖南在全国不是一个大省,长沙在全国也不是一个大都市,但是长沙那么早就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到欧洲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中参加共产党的一些成员不少也是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应该说,这和毛泽东的上述活动都是分不开的;而陈独秀之所以看中毛泽东并且愿意与他建立通信关系显然也与他的上述活动有关。不管怎么说,长沙小组不仅建立得早,而且其活动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大”时全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中,长沙小组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当时小组的党员人数已达十人之多,是仅次于北京小组(15人)的第二大小组,它的党员人数多于上海小组(9人)、武汉小组(8人)、济南小组(8人)、广州小组(7人)和东京小组(2人)。这本身就是对于推动全国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至于后来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显然,我们不能把党的建设只是理解为建党初期的事,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后一系列挫折之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其实都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陈研究员不顾事实,制造谎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由无数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被人们所公认。虽然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毛泽东被打击、排挤,但是当他在1929年10月下旬因病从上杭转到苏家坡养病时,国民党因不知其去向,一些报纸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这个消息后来也被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没有核实就信以为真,——当时的条件实际上也无法核实,就在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讣闻,宣布,毛已经去世并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和重要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讣闻说: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一直转战于湘赣边界和闽西地区,他没有去过共产国际,也没有去过莫斯科,但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一直关注着这位从未谋面的革命家的活动,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事迹在共产国际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以后,他又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最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带领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西转移到了陕北,为后来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经过长期观察,他们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里的领袖地位。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选定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由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的英明果断和在遵义会议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内外所公认的,又岂是陈研究员伪造几个毫无根据的所谓“事实”就能诋毁得了的?!

  二、唐著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

  本来,《全传》的传主是陈独秀,关于毛泽东是无需大费周章,占用太多篇幅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在书里说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话,当然不是什么好话,而是一些中伤的话,一些不实之词:比如在《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节里写道,“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毛泽东当时给朋友的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要实行共产的生活。’”(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269页)其实,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没有定型,他也从未说他此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实在并没有什么进行揭露的价值和加以指责的理由。问题还在于,胡适文章的要害是“少谈些主义”,至于“问题”,谁也没有说不要研究。李大钊强调主义的重要,强调“根本解决”之道,但也并不否认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自己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研究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唐研究员把“主义”与“问题”这两者割裂开来并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毛泽东创办“问题研究会”和办自修大学,是站错了队,这种看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殊不知,毛泽东并不反对“谈主义”,而且一直在为追求科学的理想的主义而努力,他强调要“政治挂帅”,要“改造世界观”,何曾否定过主义的重要?但是,他一生都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把重视理论指导和研究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并且一再提倡重视调查研究,认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恰恰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一个光辉典范。

  《全传》还说,“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引导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同上,第269页)唐著通过这些话实际上是向读者宣传陈独秀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而毛泽东是因为受到陈独秀的指点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陈独秀在1919年到1920年夏这一段时期自己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怎么能够成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导师”呢?李大钊在1919年8月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里就谈到了陈独秀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很少议论的情况,他说,“《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指陈独秀——引者)和先生(指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见《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在这里,李大钊当然不是自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是为了表明陈独秀的被捕和胡适被诬为“过激党”都是他的这篇文章惹出来的,实际上是在道义上帮他们承担责任。这是他在实践自己给章士钊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里所说的处世为人之道,因为这副对联也正是他用以律己的座右铭。不过他的这段话也确实告诉人们,那时的陈独秀自己也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唐著也承认,陈独秀只是在1920年8月维经斯基与之长谈后他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又怎么能够说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呢?不错,毛泽东在七大时曾这样说到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不过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讲了此话之后,并没有画上句号,而只是打了一个逗号,紧接着还说,“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实际上,“总司令”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略带风趣的说法,而后面的话则表明,这里说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李大钊也是“起了大作用的”。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讲话肯定陈独秀也只是肯定他在建党初期的功劳,但是对他后来所犯的错误并没有给予原谅,相反,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把陈独秀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比时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他还说,“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同上)“孟什维克”何也?右派是也。《全传》引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应该完整地引,而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断句取义。至于陈独秀后来在南京出狱时的表现和他在江津不止一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再通过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送给他巨额津贴等事,由于其时还是战争环境,国民党的一些档案资料还未公开,更是毛泽东讲话时所无法完全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本文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是先点到一下。

  唐在《全传)里还大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他印象最深的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这样说显然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但却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还在北京时,他就有可能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中译本。我们知道,那时湖南籍的罗章龙正在北京大学学德语,那时他已把《宣言》的德文版译成了中文,只是此书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用蜡纸放在钢板上刻写后通过油印而成的所谓油印本,只在小范围里流传。毛泽东与罗章龙是同乡,而且又都是新民学会成员,并且又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能想象,《宣言》会不在他们之间交流。

  至于上海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之事,其实与陈独秀并无关系。最早想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是戴季陶。我们知道,上世纪初戴季陶曾留学日本。1906年,《共产党宣言》被译成日文,并且将其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全文发表。这在当时的日本当然是一件大事,这时的戴季陶还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当然也很感兴趣,他将此《宣言》日译本一直保存着,并在回国时带了回来。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和欢迎,1919年,戴季陶先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译载了他根据日本人高  素之翻译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解说》日文本转译的一部分译文(未译完,后来经胡汉民补译才交付出版社出书)。到1920年初,戴季陶又想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并且准备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正当他真的要翻译《宣言》之时,才发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还知道得太少,外文方面也有欠缺,翻译此书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国民党元老、此时正在上海办《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知道此事后就开始物色适合翻译此书的人选。他想到了陈望道。陈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浙江一师国文教师,因施存统在《浙江评论》上发表《非孝》一文受牵连而被迫离校;他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通晓日语和英语,还了解马克思主义,实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于是邵力子就写信给陈,告知戴季陶的《星期评论》想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且为他提供戴季陶的日译本,还通过李大钊借了北大图书馆的英译本。可见,翻译《宣言》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邵力子做的,怎么能说是陈独秀做的呢?此事很快就得到陈的应允,他于1920年初春回到义乌农村的老家,在乡下的柴房里夜以继日地开始了翻译工作,并在5月初完成初稿回上海复命。但是,由于倾向进步的《星期评论》当时受到反动势力要“邮检”的压力而被迫停刊,连载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陈望道又把译好的初稿通过俞秀松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又和李汉俊对初稿进行了校订,认为可以作单行本出版发行。应该说,能够出单行本实际上比在刊物上连载更便于《宣言》的传播,但却又遇到了经费问题。恰在这时第三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上海,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谈到此事,维经斯基答应给以资助,这样,经费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接着在上海成立了又新印刷所进行印刷,而《宣言》则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实际上,第一版出的1000册并没有卖,而是直接送给了需要的人。应该说,邵力子才是《宣言》翻译工作的真正的组织者;而陈独秀只是在最后出版阶段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应该肯定,但是说他是整个翻译出版工作的组织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在《全传》里还对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自己在1920年夏读过《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加质疑。他振振有词地说,“毛泽东在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绝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见《全传》,第270页)

  在我看来,唐研究员的这一质疑,无论是从事实来说,还是从逻辑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就事实来说,前面已经说过,陈望道的《宣言》全译本并不是“陈独秀组织翻译的”,陈只做了后期出版方面的一些工作,至于“组织翻译”,那是邵力子做的事,根本与他无涉。此书早在1920年5月就已经译好,但是到8月才出版,相隔3个月,而且还是自己办的临时印刷所印的,毛泽东从5月初就抵沪,到6月底才离沪返湘,在上海有两个月时间,而且他和陈独秀有密切来往,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关《宣言》一书的翻译和出版消息。毛泽东作为一个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的探求者,他也不可能不想“先睹为快”,他必然会想方设法去找《宣言》等书的手稿、清样或手抄本之类来阅读。就算不能“先睹为快”,由于《宣言》等书在上海出版,而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丛书”之间的渠道也已打通,尽早读到《宣言》等书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当然,毛泽东的话是回忆,难免会有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由于事关自己的思想转变这样的大事,出错的可能性却只能是很低的;倒是唐著说《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两本书是第二年即1821年才出版的,反而更不符合事实。据了解,由李季翻译的T.克卡朴编著的《社会主义史》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的,其上册有蔡元培写的序言,在1920年7月就已经出版,其下册也是在在当年(1920年)就出版了,何来“第二年(即1921年)出版”之说?而由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当时译为柯祖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则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8辑出版的,时间是1921年1月。这时正好是冬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法把1921年1月说成是1920年冬天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唐研究员何如此斤斤计较耳?

  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认为自己在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建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认为自1920年夏天以后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已经发生转变,是否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恐怕只有自己最清楚,旁人对此说三道四显然并是不适当的。唐研究员说什么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当然,发展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有数量的变化,而且还有性质的变化,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变,人的思想的转变乃是一个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过程。不同思想在一定时期虽然可以互相并存,但总是处于不断地消长变化之中,并且会由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不可能总是半斤八两地在那里并存,更不可能永远这样并存下去。因为不同的思想是对立的,是互相斗争的,不可能总是处于势均力敌地处于平衡的状态,总有一方要占上风,居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些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都曾有所论述,像唐研究员这样年龄的人,后来又曾在人大党史专业学习过,并且还在高校担任过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都学习和宣传过,怎么都丢得一干二净了呢?如果用唐著的观点看问题,一定要以“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才叫转变,那显然是一种绝对化的看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按照这种看法,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所谓“大杂烩”,但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年王明曾经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形而上学。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总还可能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只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应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唐著提出“完全代替旧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对毛泽东的诋毁又是什么?应该说,《全传》的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到上海与他谈话并介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后转变了思想,并且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以后就接受了列宁主义,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这不正是他所反对的是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吗?这不是也丢掉了一个转化的“过程”了吗?唐研究员的这种“双重标准”难道不感到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三、驳唐著说陈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

  唐研究员为了贬低毛泽东、抬高陈独秀,除了使用上面那些明显的花样外,还使了一些“暗招”。比如,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和初期曾经提出过并论述过“持久战”的观点,并且写过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唐深知若公开否认此事是没有胜算的,于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办法来否定,居然在《全传》列出专门章节吹捧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1831-1932)”,说他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见《全传》第453页)

  陈独秀是“反蒋抗日的旗手”吗?显然不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最先揭起反蒋介石大旗的显然不是陈独秀,时间也不是在1931-1932年。我们甚至从陈独秀在1927年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就可以知道,早在1926年就有人预见到了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在文中写道,“去年3月20日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革命路上走;然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当然,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位先知先觉者的姓名,而弄清此人是谁,看来也并非易事。不过我有一个猜测,此人或恐是柳亚子。而这里两次提到党,应该也是指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因为蒋介石和柳亚子都属于国民党,而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国共合作,他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柳亚子曾做过孙中山总统的秘书,后来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非常忠诚,是国民党里的一个著名左派。柳还认为自己有预见,有先见之明,可以充当左派领袖;而后来据说他还想暗杀蒋介石,对蒋极为了解和仇视。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至于最早公开揭起反蒋大旗的,那应该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是一介书生,他的新诗《女神》曾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蒋介石为了收揽人才把他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任上请去当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又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在打下长江流域一带后准备在南昌建都,而汪精卫则坚持在武汉建都,两人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期间,郭看到蒋介石的许多言行已经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激愤之下,于1927年3月31日在汉口朱德家中写下了讨蒋檄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在武昌的《中央日报》上发表。郭的这篇文章还以小册子和传单的形式到处散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郭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于8月4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他不仅以文章,而且以行动参加了反蒋的斗争。若说郭沫若第一个揭起了反蒋的大旗应该并不为过,不过实际上,真正领导反蒋或反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但是,作为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权”的主张,并且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他无疑是中央正确路线的真正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曾经多次取得了反蒋介石围剿的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最终还是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于1936年10月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三大红军在那里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的胜利。应该说,真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蒋斗争的旗手是毛泽东,而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而仅是人数极少且内部极为涣散、矛盾重重的托派小团体的一个头目而已。虽然他仍然不甘寂寞,仍然进行一些活动,但是对于全国政治而言早已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一信中也承认,“我们在上海和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满五十,其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他甚至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见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2页)就这样一个连自己都认为没有前途和希望并且会成为革命阻碍的小宗派组织的头头,唐著居然把他吹捧为“反蒋抗日的旗手”,岂不是荒唐之极吗?

  至于唐所说的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其根据竟是陈在《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里的一句语,即所谓“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即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的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中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一语。(转引自唐著《全传》第654页,粗体字为转引者所加)应该说,陈独秀的上述说法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使得民族矛盾上升,而阶级矛盾相对下降,主张抗日的不仅有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包括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都有抗日的要求,即使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做出政策的调整,由“不抵抗主义”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为抵抗日本的抗战政策,这就有可能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把抗日的力量仅仅限制在所谓革命民众的范围之内,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都排在抗日的力量之外,后来出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上述陈独秀的话里曾经说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一语,但是唐著竟然把此话说成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这是不是也太“望文生义”了呢?以此为据就认定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思想第一人“,难道不觉得是太轻率、太浮躁、太不严谨了呢?实际上,在这段话里,所谓“持久殊死”四字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抗日决心的形容词,并不是提出抗战的方略,更谈不上理论的论述。唐著《全传》把它说成是“持久战”思想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提出是必须有所论证的,而陈独秀根本就没有作任何论证,这叫什么“思想”或理论呢?至于说什么“第一人”,那也需要有所论证,也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显然,《全传》之所以要这样说,其用心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其标志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它虽然也激起全国民众极大的抗日要求,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日显然还没有实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这一时期仍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前夕所提出的“持久战”主张和抗战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一书所做的完整的论述。应该说,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主张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他们认为敌强我弱,认为“战必亡”;另一种是“速胜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速战速胜”,很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当然,许多人是坚决反对上述两种错误论调而主张“持久战”的,但是他们对于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不甚了了,还谈不上是一个经过论证的科学论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就已经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着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之后,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又对“持久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海岸和沿海地区,中国能否继续抗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做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隔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1993年版,第402页)

  而在1938年5月,即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个月之后,毛泽东更写出了《论持久战》一书,一方面用实践检验了以前的观点,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同时又对一些问题做了更深入、更切实的补充论述,使之成为更完整系统、更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见《论持久战》之“问题的根据”及以后各部分,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515页)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沦陷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争相传阅,甚至还影响了国民党的高层,连号称是“小诸葛”的白崇禧也大为佩服,因而对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唐研究员一心想要抬高陈独秀,竟至于失去了理智,他也不想想,毛泽东的这样一部光辉的著作哪里是陈独秀的那几个字表示决心的形容词就能够否定得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但是他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和豪情了,而是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如他在《致托洛茨基》一文中说,“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还说,“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的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894年版,第390-391页)

  人们要问:陈独秀讲的这些是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吗?否,他这里所说的连“持久战”的一点影子都没有;他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亡国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里对这种亡国论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就国内条件来说,中国成立共产党已经有17年的经验,而就国际条件而言,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更是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再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少、物少、人少、兵少,而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绝不会亡的根据。”(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453 页)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对亡国论所做的这些批驳和分析比起陈独秀在1938年11月写的《致托洛茨基》信中所散布的亡国论要早得多,陈独秀当然是看到了的,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受到教益,说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比之于毛泽东的论述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篇

  歪曲历史,贬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

  奚兆永

  一、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陈研究员不仅捏造事实,肆意诋毁毛泽东,而且为了提高陈独秀的地位,还伪造历史,蓄意贬低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革命先驱李大钊。陈文这样写道:

  “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大门派: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过去被众多学者认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其实与陈独秀并无不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重在‘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高瑞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陈独秀又从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译介的日共党员写的文章以及施、周所写通俗文章中,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摒弃社会民主主义。不久,维经斯基来华,带来大量共产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又在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下,陈独秀立即投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怀抱,其标志是1920年9月份发表的《论政治》一文。陈独秀在此文中说: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月1日)

  陈文以陈独秀的上述观点为据评论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把民主一切两半,一个叫资产阶级民主,一个叫无产阶级民主, 误信列宁所说后者比前者民主高“百万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9-643 页 ,陈文引用有误,列宁所著书名应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引者注)

  陈文接着又评论李大钊说,“这时,曾经主张“人道主义”,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也转而信奉列宁主义,跟随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了。”

  不过,这些话也并不是陈研究员的发明。我们在唐著《陈独秀全传》中发现,他们两人的观点和论述简直是如出一辙。在唐著《全传》的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有专门的一节是写“误入列宁主义”的。在唐研究员看来,陈独秀“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唐还说,“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它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接着,唐又加重语气说,“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哪里是什么“三年后”?其实两年还不到——引者注),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而“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历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唐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同上,第231-232页)

  如前所说,毛泽东认为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领袖,两人好像难分伯仲。就年龄而言,陈独秀要比李大钊长十岁,似乎应该更为成熟,但是人们在感觉上却觉得李大钊反而更为沉稳;而从思想的深度来看,可能也正因为李大钊比陈独秀年轻十岁,他观察问题也似乎更敏锐,接受新事物也更快。实际上,当陈独秀还在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启蒙思想、主张民主和科学的时候,李大钊已经超前一步,看到了世界的新潮流。

  要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不能不说一说中国的社会党。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江亢虎就曾在1911年11月在上海创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党,而北京的报人陈翼龙也是创建人之一。可能是受陈翼龙的影响,李大钊早在1812年初,当他还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这个中国社会党。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早在赴日本留学之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可能与他注意时事和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英语和日语有关。陈翼龙对李大钊很欣赏,很快就让他担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次年(即1913年)夏,陈翼龙因在北方配合南方的讨袁行动而遭袁世凯的逮捕和杀害,刚成立还不到两年的中国社会党也因此被袁世凯所取缔。这样李大钊也只得回到河北老家暂避一时,并在1913年底因得到资助而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进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有人说他在日本曾受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影响,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当李大钊去日本时幸德秋水已在1911年被处死;而河上肇当时是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两人并不在一地,更重要的是河上肇那时讲授的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即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财富之类的老生常谈,甚至到了1916和1917年,他所写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也还是只有庞巴维克、克拉克、费雪、康芒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一点也没有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时他显然还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河上肇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一番挣扎,到1919年初,他在《读卖新闻》创办了一个 《社会问题研究》专刊,并且不断在上面发表文章。同时,开始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按照《自传》的说法,到他50岁即1929年时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他是日本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且曾和片山潜一道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老前辈了。李大钊由于在国内就学了日语和英语,又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对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日本社会党的领袖幸德秋水当然也是有所了解的,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无疑也会对李大钊产生很大的影响。1916年夏,李大钊回到中国。1917年初,章士钊邀请他和高一涵在自己创办的《甲寅日刊》当编辑,两人轮流写社论。由于李在国内问题上的观点不合章的看法,所以后来就专写国外新闻的文章。这样,就使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有了较多的了解,使他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工人阶级应该采取反战的态度,同时也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意义。毫无疑问,这对他完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十月革命震憾了整个世界,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开来。18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由于十月革命的关系,全世界都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纪念活动,李大钊借着掌握英、日两种外语和后来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了世界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资料,同时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为其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做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准备,这也是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要原因。可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既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就此而论,人们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绝没有任何夸大的地方,那是完全符合事实并且是准确无误的;这个称号,只有李大钊才当之无愧,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陈、唐两位研究员所说的是更接近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列宁所捍卫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李大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甚至从李大钊所使用的语言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关于十月革命,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一文中说,“法兰西革命是18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又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当为协约国——引者)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同上,第168页)

  而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则更加旗帜鲜明地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斯基(Trotsky)(今译托洛茨基——引者)、郭冷苔(Gollontay)(今译柯伦泰——引者)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今译李卜克内西——引者)、夏蝶曼(Schademann)、(今译谢德曼——引者)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今译马克思——引者)的功业。”(同上,第172页)

  在上面的论述里,李大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看法,肯定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功业”,他提到了许多人,但是,就是既没有提到考茨基也没有提到普列汉诺夫,陈、唐两位研究员硬要把李大钊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捆绑到一起,说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更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这是毫无根据的,明显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倒是要问:十月革命是不是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维埃俄国究竟是按照列宁的思想还是按照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李大钊如此热烈地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他的思想怎么是更加接近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呢?逻辑混乱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应该说,上面引用的李大钊的这样一些话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重新思考问题,认识世界。但是,如果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他在这些话语里,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道理;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时也指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至德国左派领袖的观点乃是地道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里,李大钊的立场和观点是如此鲜明,而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哪里还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子?至于唐著把卢森堡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放在一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完全是别有用心。实际上,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里著名的左派,是第三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对她评价很高,称她是“革命的鹰”。我们知道,卢森堡不仅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虽然她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正如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鹰与鸡》一文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他还特别说到卢森堡:“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644页)列宁在这里还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句名言:“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并且紧接着说,“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而与此同时,列宁则把考茨基极其团伙称之为“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一群鸡”(同上)。唐著怎么可以把鹰和鸡,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叛徒考茨基之流相提并论呢?

  说到罗莎.卢森堡,不由我想起两年前我在写呼吁中央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一文时也曾引用过列宁的上面这些话。列宁写这些话时离卢森堡被害只有3年时间,但他认为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出版卢森堡全集是拖得太久了,可是伟大导师毛泽东逝世至今已整整40周年了,而中共中央还曾经公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承诺要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也整整40年了,但是,《毛泽东全集》的出版至今还是不见踪影,遥遥无期,这是不是真正“拖得太久了”呢?当年德国共产党所处的恶劣环境自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不能与之相比的,他们三年未出《卢森堡全集》,那时列宁只是说“某种程度情有可原”,我们至今都不出《毛泽东全集》还能够说“情有可原”吗?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直以“说话是算数的”而闻名于世,再不出《毛泽东全集》势必要严重影响中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人们实在想不出这样做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为此,特在这里再次呼吁,希望中央能够顺应党心民意,尽快把这一曾经公开承诺的伟大工程迅速提上日程、付诸行动,使人们盼望已久的《毛泽东全集》能够早日问世,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年(2016年)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人们都在怀念这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如果中央领导人真正尊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无比热爱毛泽东的感情,真正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庄严规定,真正信守中国共产党四十年前《关于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开承诺,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出版《毛泽东全集》,并且带头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践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对革命前辈的最好的纪念,也是“不忘初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妄图继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陈唐两位研究员的上述说法,离事实之远,让人感到吃惊,但是,若将他们两人的说法与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相比,那就会发现,他们两人其实不过是谢韬文章的模仿者罢了。谢韬的文章虽然没有具体涉及李大钊和陈独秀,但是在大前提、大方向上却决定了陈唐两人的基本观点,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陈唐倆两人也是按照谢韬文章的观点和思路来写他们的论著的,因而我们处处可以从二人的论著里见到谢文的影子。这件事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实际上,谢文早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之前,即2006年底,就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极其张扬、极具挑战性的标题在网上传布;大概是由于这个名称过于嚣张的缘故,在《炎黄春秋》正式发表时才稍加收敛,改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样一个稍微中性一点的题目。但是,从文章内容看,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史仍然是竭尽篡改歪曲之能事,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逻辑,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完全不成样子。如该文胡说什么,“马恩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通过工人阶级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是恩格斯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他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共产党是“标新立异”,而成立第三国际是“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谢文一出笼,立即引起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坚决批驳。一时间,谢的谬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笔者那时也感到问题严重,集中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文章最初在《毛泽东旗帜网》上陆续刊发,其中有一部分曾寄给《当代经济研究》、《红旗文稿》、《高校理论战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老一辈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曾对拙稿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很有说服力”;并说,谢的谬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不想十年之后的今天,《炎黄春秋》虽然进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组,但它的那些旧班底仍然阴魂不散,他们又组织网站,将其放在首页的“排行榜”上,让其继续释放毒素,贻害社会。这个网站的特点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狰狞”。最近以来,更是变本加厉,每天都在网上公开露面。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为新出的《炎黄春秋》刊登目录,作广告宣传,实际上是通过“核心作者”和“排行榜”为改组前一些极其错误的文章大开绿灯。人们发现,在该网页上,改组之后的文章只登目录不登内容,表现他们对于改组的仇恨和不满,说明他们只是以之作幌子而已;而改组之前旧班底蓄意制造的那些有毒的文章则可以通过所谓“核心作者”和“排行榜”等栏目则可以随时查到内容。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借壳还魂”的黑网站。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不过对于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这倒未必是一件坏事,那些有毒的东西摆在那里,有些是过去批判过的,有些则是漏网之鱼,还没有进行过批判,我们正好可以把它们找出来,继续进行批判。对于落水狗,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绝不放过,还要“痛打”,并且“从而打之”。

  在这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两位研究员竟然如此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居然全盘接受了谢文那些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还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我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在指导思想上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何等之程度。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谢韬在他的文章里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的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好像他谢韬才是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导言》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依我看,谢轁本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资本论》,也根本不了解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研究的现状,他硬说《资本论》中的股份资本就是所谓“社会资本”;而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里就已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股份资本是公司资本,而中译本将后者译为“社会资本”是有缺陷的,因为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是有非常明确的解释的,——它是指社会各个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在内)之和;之所以误译,是由于在德语里Gesellschaft(名词)和gesellschaftlich(形容词)兼有“社会”和“公司”二义,应该分别具体情况加以翻译,他在《资本论》第三卷讲股份资本所说的gesellschftskapital应该译为公司资本,而不应译为“社会资本”。后来,中央编译局似已接受了我的这个意见,在本世纪初新出版的《马恩全集》第46卷和《资本论》第3卷里已经加注作了说明。但是,这个变化对于谢韬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对于他来说,公司资本就是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就是社会企业,而其性质更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除此之外,谢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显然也很不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在写完《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后再回过头来润色《资本论》第一卷的文字的,因此,第一卷出版的时间虽然早于第三卷,但是就写作时间来说,先出版的第一卷的写作却是晚于第三卷手稿的。在这里也就根本不存在谢文所说的第三卷推翻第一卷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第三卷推翻第一卷,当年庞巴维克就说过,后来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谢韬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参见拙文:《关于股份制几个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至于谢韬在其文章里说的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更是陈唐论著里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所留下的模仿的痕迹也更为明显,更值得我们加以批驳和评说。本来,如果谢韬对这个他认为的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持稍微认真一点的态度,把《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编者为该文作的题注好好读一读,就不会不知道,此文是恩格斯应新闻工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理査.费舍的要求而做了某些违心的修改的。费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当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害怕国会可能要通过新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于是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把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新版《导言》里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且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接信后对费舍的这种不坚定的立场和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考虑了一些费舍的意见,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领袖竟将恩格斯的《导言》进行断章取义的删改,做成一份所谓“摘录”在《前进报》上加以发表。这使恩格斯非常愤慨。这些情况在以后恩格斯给费舍、考茨基、拉法格等的信里都表达得十分清楚。对于费舍等人逼迫恩格斯写这样的东西,妄图把他们的思想强加给恩格斯,恩格斯在回费舍的信中曾很不客气地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守法”,“如果你们信仰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恩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恩格斯在4月1日写给考茨基的信里还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同上,第432页)人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时恩格斯所受到的屈辱和怒不可遏的情形。这才是恩格斯对一些机会主义者取消暴力革命、宣扬无条件守法的真正态度!应该说,恩格斯在《导言》里还是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原则立场,非常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而在所谓摘录里这些都被删除了。谢文居然硬说什么恩格斯在《导言》里恩格斯完全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导言》是他的最后遗嘱。实际上,恩格斯在《导言》发表后写的这些信件才是他的真正观点,才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遗嘱”。(参见拙稿:《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红旗文稿》2007年第10期)

  谢文还说什么“《<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其意思是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害怕恩格斯的《导言》,一直在拖着,不让出版。这更是谢文在主观臆测和恶意歪曲基础上制造的谣言,毫无事实的根据的一派胡言。实际上,真正不让《导言》按照恩格斯的原文出版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反动势力的嚣张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知道,恩格斯逝世后,马恩的手稿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梅林等保管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曾是马恩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的字迹很潦草,也只有恩格斯和他指导过的这几个学生能够加以辨认。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很快就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利用自己掌握手稿的权力,一直不让恩格斯的《导言》按照原稿出版。只是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出版马恩的手稿,派达.波.梁赞诺夫到欧洲特别是到德国去搜集这些手稿后情况才有所变化。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当然需要花费时间。直到1924年,梁赞诺夫才在伯恩斯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手稿。当年,他就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中发表了这篇《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同时,这篇文章还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1期上发表了其德文原文。梁赞诺夫还根据《导言》手稿和校样版对所有1895年发布时被删除的地方都作了介绍。(见秀丰、韩文臣、闻文编:《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谢韬说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显然不符合事实。至于说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显然更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早在20年代,翻译家柯柏年就已经把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译成了中文,当然那时还没有条件将恩格斯的《导言》也一并翻译出来。抗日战争以后,柯柏年到了延安,由于苏联早已出版了《导言》的德文本和俄文本,柯很快又把恩格斯的这篇《导言》翻译了出来。因此恩格斯的《导言》早在40年代初就得以与马克思的原著一道出版发行了。事实上,该书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各解放区都曾多次出版发行,怎么可能是1956年才出版的呢?这些情况,谢韬作为4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应该是很清楚的,怎么能信口开河,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亦步亦趋地追随了谢韬的错误,而且还大有发展,以致他们把谢文的错误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荒唐的高度。陈文说,“《宣言》出版的四五十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已经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斗争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他还说,“这个序言是标志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因此中文版马恩全集或选集均不收入。这里的引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转引【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陈独秀全传》第227页)

  看来,无论是陈研究员还是唐研究员都不知道恩格斯1995年写的《导言》是给马克思哪一部著作写的《导言》。因为,恩格斯1895年写的明明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而到了陈、唐两位研究员那里却变成了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言”了,如此张冠李戴,说明两位研究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实在是太无知了,两位专业人员也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其治学的态度之差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须知,《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对于近代法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名著”:一部是研究欧洲革命期间(I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部是研究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两者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当然,恩格斯在1891年也曾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过一篇《导言》,但是,一,那不是1895年写的;二,那内容主要是谈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起义中的作用问题,根本未涉及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问题,与陈唐二人所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问题还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只是在德国具体情况下强调了一下合法斗争,而且这是在费舍的请求下做的一些修改,根本谈不上放弃革命的原则,哪里会有什么列宁主义者将其视为修正主义而不予出版的问题?至于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完整地收入了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哪里有陈、唐说的什么“均不收入”的事?这更是从谢韬那里学来的污蔑和讹诈的手法。作为学者,如果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们完全可以到《马恩全集》或《马恩选集》中文版里去查一查,——当然,他们如果这样做,他们的谎言也就彻底破产了。他们出于本能没有这样做,而是舍近求远地从法国人编的一本《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的中译本里转弯抹角地去引用那个使恩格斯极为生气的“摘录”,其阴暗的不可告人的心理可以说是昭然若揭。尤其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两位研究员在引用那本书时竟故意将恩格斯的书名写错——书里清清楚楚写的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法兰西内战》,而陈唐二人却硬是要把它说成是《法兰西内战》。这不是公开的篡改是什么?而且法国人编的那本书,书名明明是《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而陈唐两人在引用时却硬是把《社会党历史》写成了《社会党史》,看来,这也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在故意制造人们查阅的困难,以遂其蒙骗世人的目的。因为不管是谁要进行图书检索,哪怕错一个字或一个符号也是查不到的。我在查阅此书时就因此而未能一下子查到,只是在后来当改用“社会党历史”取代他们所故意篡改的“社会党史”时才找到了那本书。本来,书名也如人名、国名一样,都是专有名词,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你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省几个字说成是“中华民国”吗?当然不行。人们有理由要追究:陈、唐二人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究竟是属于做事不认真呢,还是故意使坏、别有用心地制造混乱呢?唐研究员曾在《全传》的《繁体字版前言》里吹嘘香港出版社在注释等方面“按国际惯例,要求甚高”,批评“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但是,曾经在香港出版并且被评为“十大好书”第二名的《全传》繁体字本却出现了上面那些十分荒唐的错误,而且,该书的常识性错误即所谓“硬伤”还有不少,我们在后面还将予以披露。校勘工作也不怎么样,一些明显的错字也没有能够加以订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已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曾对大陆出版的《新英汉大词典》(当是前不久离世的陆谷孙主持编写的那本)和《辞源》倍加称赞,指出台湾编的同类工具书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看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

  以下我们再就就上面所引的陈文和唐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来说点看法。两位研究员都谈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派别的分裂,但是,他们都没有谈到这个分裂的源头。其实,这个分裂并不是从列宁与考茨基的对立开始的,而是要早得多。实际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早在马恩生前就已经有了某些不良政治倾向的苗头,马克思在生前对伯恩斯坦就有批评,并且对考茨基也有微词。但是慑于马恩的崇高威望,他们还不敢公开地违背马恩的思想和意志。1883年和199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伯恩斯坦感到时机到了。他从1896年起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言论,而到1899年,更抛出了他那本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公开地全面地向他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发出了挑战。伯恩斯坦在该书的初版序言里曾这样不打自招地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两个人的著作曾经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起过极大的影响”,“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我过去一直尽可能不把我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8页)伯恩斯坦的这一自白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一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成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源头,把修正主义美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在这里,连伯恩斯坦自己都供认不讳,他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理论要点的,而且由来已久,现在是他自己公开跳出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导师和门人进行挑战和论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继续为之辩护,并且诋毁马克思恩格斯,只要稍微知道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又有谁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呢?

  伯恩斯坦此书一出,立即就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和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争论,并且由此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了三派:以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由于德国党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工人政党,而且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影响也最大,它的分裂当然也相当大地影响到第二国际在各国的党。不过从1912年11月举行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左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一场掠夺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有行将爆发的危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仍然占据着上风。大会一致通过了《巴塞尔宣言》,其中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这场战争中应该持反对的立场,并且力求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人们把《巴塞尔宣言》称作《反战宣言》。应该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最初也是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也曾经发表过正确的意见,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以后,他们完全背弃了过去的立场,成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完全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和其他第二国际政党的领导人,竟然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竭尽全力地为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战争辩护。由于除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左派领袖以外,第二国际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的一边去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就遭到了破坏,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这样一来,第二国际也就破产了。当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努力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都持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怎么能够把他们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呢?

  可以说,“一战”是一个分水岭。“一战”前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虽然还号称“中派”,但一战后他们不仅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但是,陈、唐两位研究员却仍然把他们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其用心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曾用过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并且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叫做社会民主党,同样,列宁也曾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俄共早先也曾称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肖门徒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后,难道不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吗?显然,无论是列宁将社会民主党改称共产党,还是他和各个左派政党创立第三国际,都是为了与第二国际或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党划清界限,谢韬把这说成“标新立异”而加以攻击,显然是根本站错了立场。

  特别令人奇怪的是,陈、唐两位研究员不仅没有把修正主义作为错误的一方,反而倒是把列宁置于错误的一方。陈文说“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这不明明是说陈独秀本来是清醒的、正确的,而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反而走上了不清楚的错误的道路?唐著也是一样,他把陈独秀接受第三国际维经斯基向他灌输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误入列宁主义”,把陈独秀接受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说成是“误信了列宁的说教”,用这样一种态度和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荒诞无稽,毫无道理的。在他们笔下,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变成了不如陈独秀原先思想正确的错误思想了,让人看了十分气愤,不禁要问: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两人竟然不知道,我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吗?怎么可以用这样轻率的态度和不敬的语言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不是公开违宪的言论么?应该说,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理应受到革命人民和进步人类的欢迎和尊重,陈、唐两人如此诋毁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其言行已经构成违宪犯法,不仅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批判,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陈文和唐著都认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他们的主张都接近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其实还根本没有“列宁主义”一说。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以后,斯大林在悼念列宁的文章里才提出来的。就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斯大林将其定义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主要是讲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而陈唐两位研究员把它概括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列宁的发明,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始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恩在1847年写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共产党宣言》时就已在其结尾处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也说得很清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际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对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考茨基说它只是一个“词儿”,而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里却强调,这是他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之一。他写道,“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当时魏德迈正在美国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可见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又再次讲到这一点。如此一再反复地讲,就是因为它牵涉到是这样的目标——消灭阶级的实现;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又妄图将其否定,所以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等地方又突出了它的意义,把它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这方面列宁的坚持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列宁的一大功劳,又何错之有?

  说穿了,陈唐二人之所以追随并且坚持谢韬的的一些错误说法和做法,就是为了否定列宁主义的正统性,而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货色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妄图在中国推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十年前,谢韬跳出来闹腾了一番,但是在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批驳之下只好默不作声,未敢公开应战,最后不了了之,匆匆作罢;今天陈唐再次跳出来,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历史的车轮终将滚滚向前,毕竟,螳臂怎能当车?!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李大钊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陈唐所说的那种更接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那种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陈独秀,他后来的言行虽然已不能与李大钊相提并论,但是在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显然也不属于陈唐所说的那种被“修正”过的社会主义。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还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他被广州公立法政学校邀请去讲社会主义问题。其中第三部分是讲“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他说,“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社会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我们看到,他从所列举的五派社会主义中首先批评了工团社会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接着又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然后他说,“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克思,马克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 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今译考茨基——引者)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今译伯恩斯坦——引者)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起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和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今译孟什维克——引者)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同出于马克思,而两派的主张彼此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斗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同上,第184-185页)

  应该说,陈独秀所用的词汇与我们今天不尽相同,但是他当年(1921年)所作的一些论述却相当准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方面,陈唐两位研究员却硬要把当年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放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列,其认识水平显然还不如95年前的陈独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陈独秀到了晚年,完全忘记了他的初心,竟然重新大谈资本主义、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等属于修正主义的主张,而将阶级斗争、直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弃之不顾,完全走向了反面。其教训之深刻,很值得人们深思。

  三、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

  陈、唐两位研究员都提到了李大钊肯定过“人道主义”,好像他们抓住了这一条就可以否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了。其实他们这样做,除了暴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诚然,人道主义的观念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后来在法国大革命革命时人们又把它具体化为“博爱”、“平等”、“自由”等口号。应该说,这些思想主张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揭露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剥削无产阶级方面的惨无人道的种种事实。他说,“如果按照奥日尔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可见,资产阶级讲“人道主义”是很虚伪的。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里就曾谈到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不仅不排除人道的方式,甚至还可以通过最人道的方式进行,以消除阶级社会那种把劳动推到别人身上的不人道现象。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才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这里提到“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显然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苏联50年代修订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里就设有“人道主义”的词条,它也不是从反面而是从正面阐释“人道主义”的,其中还提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曾经提出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新人道主义”(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4页)。后来在80年代出版的《百科辞典》里也设有“人道主义”词条,所作阐释同样也是正面的。而在中国,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曾为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题词虽然是为医务工作者写的,但其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一点。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俘虏,就制订了不杀俘虏和不虐待俘虏以致优待俘虏的政策;如果俘虏愿意回家,还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这里所体现的显然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键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曾经有过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由于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的、友爱的关系,这里通行的原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试问,这不是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1894年年初,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杂志找一个题词,用简单的字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回信说:“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编者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出适合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这句话就是前面刚刚引用过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际上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是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关系时,那就是人道主义发挥作用的场所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关键是要弄清楚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这方面,李大钊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得很清楚:对于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来说,“马氏已经把它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它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起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除了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以外,其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实现人道主义。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不是什么二元论,而恰恰是事物辩证发展的客观要求。《宣言》之所以提出两个决裂——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也正是由这两个目标决定的。应该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讲“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和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两个决裂的论述显然是相一致的;那种认为只要一提到人道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本身恰恰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物质第一性,但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许多重要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四、驳中国的马列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普贤直接而来之谬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有些人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他们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早就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不能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显然是想用个别性的前提来否定一般性的结论。我们当然不否认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有个别或极少数政治家和学者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和孙中山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说里都曾经提到过马克思,后来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江亢虎等也曾经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事迹和著作。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系统地研究过马恩的主要著作,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些知识或常识的介绍,而读者或听众的范围也很有限,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当毛泽东在七大第一次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时就已经清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十月革命后就不同了。由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事变,因此震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在中国,正确地介绍十月革命并且使人们知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正是李大钊。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第29页)这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苏俄十月革命脱钩而与日本挂钩的说法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实际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一样,也是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活跃起来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日本因素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流”,而绝不是一个“源”。对这个问题,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自传》一书里曾这样写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也就是跨出了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这样一件大事,给了世界各国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精神影响,它的余波,也达到了东海里的孤岛日本国的史学界。那些在理论上似乎懂得而对于是否能实现却半信半疑、彷徨瞻顾的人,也暂时看到了前途的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这种影响,比一百个理论也许都要有力。但是,俄国革命不仅用事实,而且还用理论给全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见《河上肇自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译本,第132—133页)亲身经历那个时期的河上肇的话,无疑是对石川说法的一个很好的批驳。

  在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有一行黑体字的小标题,叫“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其中说,“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加“所谓”二字?是表示否定吗?——引者)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现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的距离较近的缘故,”他还说,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受过茅原华山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石川桢浩的这段话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武断和猜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我在五年前写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九十年的沉思》里已经对其进行过批驳,但是,由于至今还一些人仍深受其影响,因此还有对其进行深入批评的必要。在这方面,只要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以渊泉的名义发表在《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6日和8日上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以及发表在该该刊1919年4月1日、3日和4日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译文加以对照,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前面已经提到,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早在发表的前一年即1918年5月5日全世界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后就已经开始准备,为此他曾很努力地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并且广泛地搜集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有关论述。因为他很清楚,“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2135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李大钊所言甚是。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逝世前两个月写的一封信里还曾说过这样的警句:“对三卷《资本论》作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作家能够给自己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在整个欧洲,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找不到半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8页)在资本主义发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尚且找不到六个人能够做这件事,在亚洲恐怕就更难找了。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他无疑是以极大的敬畏之心来写这篇文章的。用他自己在文章里的话说,“我平素对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不可能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位道德文章都十分优秀的公众人物会不认真花时间精力去学习、研究和写作,而用极不负责的态度和极不道德的手段去抄袭陈溥贤翻译的报刊文章。我们知道,李大钊在《晨报》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他是《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创始人,对后来《晨报》实际上是祖师,他还对1919年2月7日《晨报》副刊的改版工作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我们在《晨报》副刊上甚至还看到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守常投稿”的专栏,足见他在社会上和《晨报》副刊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怎么能够想象像李大钊这样一个极有地位、极有身份的人,会不顾脸面地“完全承袭”他的属下陈溥贤写的文章呢?事实上,《新青年》早就已经确定了1919年第6卷各期的计划和主编责任人的名单,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辑”和由他写的重头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早已定在计划之中,而此时陈溥贤以渊泉名义翻译的文章连影子都还没有,甚至原作者河上肇的文章也还没有发表呢,李大钊又怎么可能去抄袭他的文章,而陈溥贤又怎么能够起到“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介作用”?

  现在我们再以李大钊的文章和陈溥贤的文章进行比较,文字上也根本不能发现什么雷同之处。李大钊的文章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行文旁征博引、生动有趣,不仅向读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其知识性、趣味性也很强,让人读了很受教益,爱不释手;而与之相比,陈溥贤的译文就逊色多了。陈溥贤的译文的原作者河上肇在日本很有名,但陈的译文却并没有为之增色,却有减分之嫌。举例来说,陈溥贤居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写作时间1959年错译成了1958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李大钊在文章里写的就不是1858年而是1859年,这说明李陈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是大不一样的。不仅如此,李大钊的文章还特别引用了河上肇译文所没有的《哲学的贫困》里的论述,实际上还不指名地提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的话,还提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这些在河上肇的文章和陈溥贤的译文里都没有,而这些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在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字后曾在括号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有人可能会据此认为,这是李大钊依照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文的译文的一个证据。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这里说的“译语”实际上是指“译名”,而不可能是指译文。河上肇当然不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成中文,但是他在翻译序言时却可能从汉字里寻找适当的词语来做译名,而李大钊也跟着采用了这样的译名。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学术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文翻译和中文翻译里都曾出现过,如“经济”、“革命”、“封建”等译名就是如此。这些大家都能接受,早已见怪不怪了。

  关键在于,从内容上看,李大钊的论述远比陈溥贤的译文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许多问题,李大钊论述了,而陈溥贤的译文根本没有涉及。李大钊的文章有三万多字,而陈溥贤的译文只有五六千字,“完全承袭”之说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看到,李大钊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讲起,讲了唯物史观,讲了阶级斗争,还对非难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论辩。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提到这些非难并不是李大钊赞成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不过是为了引出错误的观点来以便对它们进行批判,这恰恰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应该强调的是,李大钊在文章里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即《资本论》的内容,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论(他当时译作“余工余值论”),还介绍了第三卷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因为它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所解决不了的两大难题。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所有精妙之处都作了介绍,或者认为他的阐释都已很精当,但是在九十七年前那个时候能够做出这样的介绍,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显然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在这之前中国有谁做过这样的介绍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他不是第一人,那谁是第一人呢?陈、唐两位研究员说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试问:在1919年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陈独秀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三年之后,陈独秀也写过一篇《马克思的学说》,其框架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李文,甚至有些说法也重复了李的说法,如说三卷《资本论》有两千多页之类,当然,在译名上有了一些改进,如将李的“余工余值”改成了“剩余价值”,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反而没有介绍,仅此一点,也能说明,陈对《资本论》的理解是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的。如果联系到后来的一些号称“理论家”的人物,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连碰一碰《资本论》的勇气都没有,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而从九十七年后的今天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李大钊那样深入地学习过《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满腔热情地钻研并且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呢?!甚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最高学府里又有多少干部和教员是认认真真地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的呢?人们从中央党校某些干部和教员一再发表的谬论里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基本功实际上是很不扎实的,他们的信念其实是很不坚定的,是经不起风浪的颠簸和敲打的。在这方面,李大钊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九十七年前就能够写出那样一篇深入学习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中国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向他学习的伟大榜样。当然,陈溥贤翻译的文章也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他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是有不小贡献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抹杀,但是,若与李大钊相比,可以说是高下立判,两人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学过英语和日语,而到日本后,由于离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时间,他住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又继续学习日语,同时还跟一个美国人学习英语,应该说,他的英语和日语都有扎实的基础,完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刊,而且他当时又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订阅外文书刊根本也不是问题,他还需要依赖陈溥贤为其提供资料翻译吗?我们看到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倒是李大钊出于友谊,私下为别人翻译了不少东西:1919年秋,周启明(即周作人)需要了解法国马隆(Benoit Malon)的整体的社会主义(Integral Socialism),李大钊曾专门去查了一本经济学辞典,并且将两个词条的内容译出给他寄上;而为了让吴弱男(章士钊的夫人。李大钊与章士钊有通家之好,曾争取章革命,但未果;章的夫人吴弱男思想也比较进步,李大钊称她为“同志”、“吾友”,还为章家三个儿子上过课。)教育她的三个儿子,还把一个日本人写的名叫《早教育与天才》的书摘译了几千字的“要领”以书信的形式给她做了介绍。(见《李大钊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2015年版,第113、214-218页)李大钊有这样的外文水平,又有这样热心快肠、真诚待人、乐于助人的人品,他怎么会剽窃别人翻译的文章,把别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呢?石川的说法完全是对李大钊的恶意诽谤!

  石川还大讲当时日本的“知识环境”,似乎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非常之高,而中国则非常落后。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读河上肇的《自传》可以知道,连这位被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学者(郭沫若后来在其翻译的河上肇著《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解放后校订本写的序言里称,河上肇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和鲁迅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有些类似,是一个非常受人崇敬的人物)自己也认为,就是到了1924年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还是很天真、很浅薄的。在这之前,他甚至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纯粹经济学,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也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因此提出要进行“新的旅行”。后来他投入到紧张的翻译《资本论》、撰写《资本论入门》之中,还继续为报刊撰写文章,并且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曾经亲历那个时代的河上肇对日本“知识环境”的评价,比之后来只是从二手材料得出的看法显然要正确得多。

  中国也有些人赞成石川的观点,在这方面,唐研究员也认为,李大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见《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里要指出的是,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来自河上肇的文章外还来自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更加没有道理。诚然,福田德三是日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著述很多,涉及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他甚至被称为“日本经济学第一人”。但是,经济学是一个有强烈阶级性的学科,福田的著述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其中有几种已经译成中文,但是,李大钊所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资本论》,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福田德三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怎么可能是从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根据的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三篇

  歪曲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

  奚兆永

  一、 驳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

  为了抬高陈独秀的地位,唐研究员还捏造事实,疯狂地贬抑、压低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说什么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还“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居然把鲁迅的投入革命斗争和在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归之于陈独秀的“培养”。

  唐在《全传》一书中写道,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玄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抄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其实,当时的《新青年》只不过是一个同人杂志,创始人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人,每期出版1000册,其社会影响也不是如现在一些人所说的一传十、十传百的那样大,用鲁迅《呐喊》自序里的话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事实上,只是由于后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1918年初李大钊与鲁迅及周作人等的加盟,才使《新青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并且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所谓陈独秀如何“委派”钱玄同拜访鲁迅约稿写小说,显然也不是事实。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1907年,由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了一个纪录影片,影片纪录了日俄战争时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国人的侦探而被日本人抓到了,正被日本人绑着准备砍下头颅示众,而周围围观的中国人竟一个个显示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神情。这给了鲁迅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改变他们的国民性要比医治他们的身体疾病更加重要。于是他不等学期结束就离开学校,由学医改为学习文艺,准备在文学和美术方面发展,以期对改造中国能够有所贡献。他到了东京,先是准备出版刊物,办了一个《新生》杂志,但因缺乏读者和资金而没有能够成功。后来,章太炎借东京《民报》社举办汉语文字学训练班,鲁迅、钱玄同和黄侃等都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由于鲁迅和钱玄同都是章太炎的门人而彼此熟悉起来,成为朋友。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应蔡元培之召到北京教育部当部员,并在一些大学兼课。其时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话打动了鲁迅,他后来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的绝无来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1页)

  从鲁迅写的《呐喊》自序里,我们看到,鲁迅之转向文艺创作、其实与陈独秀毫无关系,更谈不上陈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实际上,陈独秀曾经和鲁迅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又差不多同时在浙江教书,但两人并未谋过面,相互并不认识,他们是因为《新青年》的关系才互相认识的。不过从鲁迅写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对李大钊的印象最好,对刘半农也印象不错,而对陈独秀与胡适之的印象则比较差,因为他们两人都很讲韬略,会用心计。用鲁迅的话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有人说刘半农浅,但在鲁迅看来,“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他还说到“半农的忠厚”。(见《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实际上鲁迅与陈独秀的往来很少。至于说陈独秀“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显然也不符合事实。陈独秀和钱玄同二人当时都在《新青年》当编辑,钱又是一位教授,陈似乎也不可能以领导或上级的身份差遣或“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而即使是约稿,也不会是要鲁迅写小说,因为此前鲁迅还从未发表过小说,又有谁知道他会写小说呢?而钱玄同之去鲁迅家,鲁迅称之为“偶或来谈”,完全是由于他们俩是“老朋友”;至于钱玄同要鲁迅写文章也是由于他“偶或”地看到了鲁迅古碑的钞本才引出的话题。关于文章的体裁问题,是写小说,还是写论文,或是写其他,别人显然更是无法知道,怎么能够说是陈独秀“委派”他去鲁迅家约写小说的?而且就因此就成了“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了呢?当然,由于《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陈独秀对鲁迅写的《狂人日记》评价是很高的,他曾在1920年8月22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转引自唐著《全传》,第177页)后来他还多次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同上)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是一个鲁迅小说的爱好者或崇拜者对于鲁迅的崇拜和期待,而且时间都是在鲁迅已经写了小说并且已经发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之前,又何来“引路”之说?再说,如果陈独秀真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他自己就应当是写小说的高手,对写小说是驾轻就熟的作家,但陈独秀并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据说他曾经为苏曼殊节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做过润色加工,但这和创作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当然,陈独秀也曾经想写小说,但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只有失败的纪录而没有成功的作品。这样,他又如何能够为鲁迅写小说“引路”呢?而从时间上来说,鲁迅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早在1907年日本仙台医专时就已经确定;后来鲁迅翻译东欧包括俄罗斯和波兰、捷克等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为其进行文学创作做了准备;更重要的是,鲁迅自己家道中落的经历,使他对于旧社会有更深切的体验,因而能够“杀回马枪”;而在日本留学时,由于除学习日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学习了英语、德语和俄语,他既可以阅读这些文本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译本,这就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从而使他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包括陈独秀在内)对社会有更为深刻、更为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向往革命的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国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除了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之外,作为外因,在当时具体情况下真正说服鲁迅写文章的也只能是他的“老朋友”钱玄同,而绝不会是陈独秀。这一点,鲁迅在1925年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作者自叙传略》里也讲得很明确:“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把“朋友钱玄同的劝告”说成是陈独秀的“引路”之功,硬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这种借鲁迅之名来抬高陈独秀的作派更是一种极坏的风气,是万万不可长的。

  《全传.》除了在《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一节大肆贬低鲁迅并以此吹捧陈独秀外,在《被打成“汉奸‘即对鲁迅的评价》一节更是变本加厉,再次用打压鲁迅的手段来抬高陈独秀在文学界的地位。在那里,唐研究员说: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同时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如上述,鲁迅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2页)

  唐研究员的这番话,明显使人感到文不对题。因为他的题目是《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怎么在这里又反过来讲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呢?这使人一看便知,他是在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通过鲁迅来抬高陈独秀。同时也使人感到,他在这里明显地造假。试问: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主要是介绍自己写小说的过程和经验,至于提到‘陈独秀先生’当然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提到陈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丝毫没有提到什么‘主将’,更没有说过陈‘是自己的启蒙导师’这样的话。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什么?唐研究员还说什么,“在另一篇文章里,鲁迅还赞扬陈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但是却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确定,这同样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捏造。因为,在鲁迅的文章里,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的评价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甚至鲁迅还表明,拿陈独秀和胡适两人与刘半农比,他更愿意亲近刘半农而不是陈胡二人。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这里讲不多说了。

  二、关于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

  唐著《全传》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而“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代替的。”(见《全传》第178页)

  但是,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所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杂在一起,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非要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醒悟了其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鲁迅这段关于杂文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杂文的历史和杂文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诚如鲁迅此文的注释所介绍,《说文解字》卷三《杂文》里曾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誥誓问,或蓝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同上,第5页)显然,杂文并不是如唐著所说的那样,是陈独秀的“带头”和“创造”的文体。而鲁迅之写杂文也并不是由于陈独秀的“带动”或“推动”,只是从1919年1月才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际上,鲁迅早在1907年就开始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就发表过这类文章了。至于唐著说只是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有鲁迅写的两则随感录”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就是在《新青年》上,鲁迅也早在1918年7月就开已发表了《我之节烈观》一文,若要归类,此文当然也是杂文。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用“随感录”之名,其实只是一个栏目的名称,并不是一种文体,当然这些文章称文体上手也是杂文。实际上,即使就鲁迅在《新青年》上以“随感录”之名发表杂文,也不是在1919年1月,而是在1918年9月就已开始,到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发表的有“随感录25”以及随感录33、35、36、37、38等,加起来一共有六篇之多,怎么可以随意将这些作品横加抹杀呢?当然,问题还不在于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在《新青年》“随感录”里发表杂文的人有好几位,除了陈独秀、钱玄同而外,陶孟和、刘半农、鲁迅、周启明等都在这个栏目发表过杂文,而鲁迅的杂文以其深刻、犀利,而且语言幽默、生动而深受读者欢迎,较之他人明显更胜一筹。唐著那些对陈独秀的赞誉,其实原来都是人们对鲁迅杂文的赞誉;陈独秀之所以一再向鲁迅索稿,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难道这能说是陈独秀“带动”和“推动”的吗?

  在这方面,唐著居然还大讲什么“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全传》,第178页)

  我们要说,如果唐著说出如此贬抑鲁迅而抬高陈独秀的话来还“不为过”的话,那还有什么样的话才叫“为过”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这样称赞鲁迅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文化战线”和“中华民族新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明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看来,唐著对陈独秀的过高评价正是是针对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说的;唐著贬低鲁迅、拔高陈独秀,其实正是为了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现代文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的小说就被外国的翻译家译成捷克文和俄文先后出版,而他还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师和巨匠。在这方面,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质考古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中国时,听人们谈论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巨大的影响,曾经向刘半农提议鲁迅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刘半农通过台静农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像鲁迅这样既有很高水平又有优秀品格的文学大家,陈独秀又怎么能够与他相比呢?

  唐著把陈独秀称为“主将”,说鲁迅晚年是“写杂文的专业户”,这显然是对鲁迅的蓄意贬低。不错,鲁迅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是刺向反动派和一切御用文人的最锐利的匕首和投枪,它构思精巧,分析到位,杀伤力特别巨大,敌人看了胆寒,革命的人民和看了拍手称快,陈独秀的“随感录”能够与之相比吗?鲁迅的知识面很广,他不仅了解中国过去的那些古董,也了解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由于底蕴丰厚,他的杂文涉及古今中外,许多东西都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好像都是浑然天成的。鲁迅的杂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唐著竟然把它说成是和陈独秀的“随感录”完全一样的风格,也就是从陈独秀那里学来的,这样的胡说八道,真是闻所未闻,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上面已经提到,当时《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并不是陈独秀一人所写,而是《新青年》同人都可以利用的一个栏目;只是在《新青年》出现了分裂以后有一个时期才出现过陈独秀一人包办的现象。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西方也有人说,“风格就是人”。不同的作者自然会有不同的风格,显然不能因为它们都用“随感录”这个栏目名称就认为它们是同一风格的,更不能说别人都是按照陈独秀的风格写的。特别是鲁迅,其晚年由于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更加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已更加成熟,在文字表达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称“鲁迅杂文”,成为一个品牌,其中许多文章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学习他的人很多,但是又有谁能够和他相比呢?陈独秀写的那些“随感录”能够和鲁迅的杂文相比吗?

  鲁迅的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擅长写杂文,写短篇小说,还能翻译用几种不同文字写的文学作品。唐著把他的晚年说成是“写杂文的专业户”,似乎鲁迅只能写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能写鸿篇巨制,这显然又是对鲁迅的贬低。其实,鲁迅这样做并不是他没有写长篇的才能,也不是他缺少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是完全有条件写长篇小说的一位文学大家,但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去写什么“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鸿篇巨制”。在这方面,鲁迅自己就说过,“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实际上,鲁迅晚年不仅写了许多杂文,还把很多时间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这同样也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他翻译的苏俄和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和武器。他在翻译方面花的时间甚至比写杂文的时间要多出许多倍。前几年曾经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望道译文集》,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要出版《鲁迅译文集》的话,其数量不知要比《陈望道译文集》多多少倍?虽然鲁迅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文学作品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鲁迅和郭沫若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不就是看到了文学的这一巨大功能吗?鲁迅默默地耕耘显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如果是为了个人名利的话,他就会去创作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去了,他写杂文、搞翻译恰恰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德识才学兼具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当然很懂得“利用旧形式”为当前斗争服务,使用杂文这类形式写文章显然也不需要陈独秀来“带动”或“推动”,更不需要他一再催索才写的。唐著这样歪曲事实,倒果为因,无非是为了贬抑鲁迅和吹捧陈独秀,以证明陈独秀比鲁迅高明得多,是他“培养”了鲁迅写小说、写杂文。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拙劣的,谁都会把它看穿,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三、想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唐研究员为了吹捧陈独秀而把他说成是“前驱”、“主将”以及如何理解所谓“遵命文学”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唐研究员在《全传》里说,“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从前的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全传》第178页)实际上,鲁迅只比陈独秀小两岁,而在德识才学方面显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青年》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先驱者”与后继者的关系,也不是“主将”与小喽啰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关系。鲁迅在写《守常全集》的《题记》时曾经谈到他和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他说,“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随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当然,“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只收二三折了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539-540页)在《新青年》时期,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跟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应该是有共同性的,他们都曾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而不同的是,李大钊成了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先驱”,而陈独秀当然还活着,他后来的行为则表明,他其实并没有为理想而奋斗到底,成了一个背弃初心、不断改换门庭的投机分子。至于鲁迅所说的“呐喊”、“听将令”乃至“遵命文学”等等,那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幽默的说法,或者不过是戏称而已,切不可坐实了讲,以为真是那么一回事,那就太不了解鲁迅的为人和他的语言的风格了。实际上,鲁迅对于《新青年》初期只刊登言论和翻译作品,而没有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很懂得文学的作用,没有小说就不能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读者,也不可能使作品更加深入人心,起到改造人的精神和改变国民性的作用。这一点在《呐喊》的自序里是表达得很清楚的。在这方面,鲁迅的想法和列宁倒是很一致的。上世纪初叶,列宁曾经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够为当班的刊物《启蒙》杂志写点小说。他说,“如果我们逐渐团结一些小说家来退机《启蒙》杂志,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读者是新的、无产阶级的读者我们一定要降低杂志的售价,您可选登一些小说,但只能是民族主义的,而不能是无病呻吟的,没有气节的小说。我们一定要把个人团结起来。”(《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2页)鲁迅虽然通俄文,但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致高尔基的新是不大可能公开发表的,无论在俄国和中国都不打可能看到,轮训鲁迅有与列宁系统的想法,恐怕只能说说“英雄所见略同”,而陈独秀就相差远甚了。

  唐著还说鲁迅对陈独秀如何如何“崇敬”,这又有什么根据呢?其根据不过是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句话而已。这句话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其实,这不过是将《新青年》编辑们特别是陈独秀在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不断催促他写小说的情况说给读者而已,根本谈不上鲁迅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崇敬”之意。当然,这时的陈独秀正在南京监狱服刑,鲁迅特别提到他并且称他为先生显然也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这与唐著所说的“崇敬”毕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先生这个称谓是一个极普通的称谓,在社会上几乎对任何男性公民都可以用,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敬称。在鲁迅的书信中,对一般都用先生这个称谓,而对比较熟悉的人,则多用“兄”来称呼,有时也用“君”这个称呼。1936年6月,当陈其昌代表托派想拉他下水时,鲁迅在回信里曾给予无情的揭露,鲁迅写信用的称呼就是“陈先生”,难道这里的“先生”二字也是表示对陈其昌的“崇敬”吗?显然,因为鲁迅对陈独秀用了“先生”就认为对他特别崇敬,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入使用语言的习惯了。

  我们从鲁迅的《一件小事》里知道,鲁迅自己说他有个“坏脾气”,就是看不起人,而由“乡下”到“京城”后的六年间又“增长了”这个坏脾气,使他“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实际上,鲁迅说的“看不起人”并不是由于他自大,而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于社会上的人和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当然也包括陈独秀在内。前面说到,鲁迅对于李大钊很称赞,而对于陈独秀和胡适则有所保留,他说《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他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人;说这样话的鲁迅怎么会对陈独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崇敬心情”呢?当然,鲁迅也善于解剖自己。实际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就说明了这点。不过,至少在为《新青年》写稿那个时期,他还没有改掉他的“坏脾气”,他虽然尊重别人,但却不会轻易对别人表示“崇敬”。当然,到了晚年,他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表现出了崇敬之心的,不过对以陈独秀为头目的托派小集团却是嗤之以鼻的。1936年6月3日,另一个也是姓陈的托派头目(陈其昌)给鲁迅写信,想利用鲁迅与一些党内人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所谓“国防文学”口号上的分歧,拉拢鲁迅跟他们托派一道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却遭到了鲁迅的严词痛斥。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最后,他还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距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在这里,鲁迅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崇敬的绝不是托派的头目托洛斯基及其中国的追随者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而恰恰是他们反对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托派的批评很尖锐,但是也很有分寸,他只是揭露了托派的刊物很豪华气派,有人会说他们拿日本人的钱办报,但并没有直接说他们就是汉奸,因为当时毕竟还没有掌握更多的真凭实据;这种斗争的艺术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实际上,就是陈独秀本人,也并不承认“听将令”、“遵命文学”等说法。他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曾明确地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他还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从陈独秀用以评价鲁迅的语言来看,他称鲁迅“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他还说过“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等等,应该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的。不过,他强调鲁迅只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而“不是最主要的作者”;而在另一个场合还说,“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比其他作家要深刻许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啰,渺不足道。”(《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 页)好像《新青年》的“最主要作者”或“主将”就是他陈独秀,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陈独秀在纪念逝世一周年之时说这样的话,更表现出他蓄意抬高自己、压低鲁迅的丑恶用心,这实在也显得太庸俗无聊了。而且,这样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陈独秀承认鲁迅是“空前的天才”,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为什么又说他“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两种说法能够统一得起来吗?至于他说鲁迅在《新青年》上“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而如果称鲁迅为“主将”的话,“其余的人”就“是喽啰,渺不足道”了,这个话在逻辑上说得通吗?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那“不是主将”的鲁迅岂不也一样“是喽啰,渺不足道”的人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陈独秀是很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而且如此居功自傲也是很让人看不起的。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他的这些论调就给予了严厉的批驳。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毛泽东的这段话既是对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历史地位的崇高评价,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吹嘘自己、贬低鲁迅谬论的有力批驳。本文之所以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其用意正在于后者。因为有作者认为,陈独秀说鲁迅是战将而不是主将在前,而毛泽东说鲁迅是“旗手”和“主将”在后,陈独秀所说并不是针对毛泽东的;但是,这位作者怎么不想想,正因为陈独秀讲话在前而毛泽东讲话在后,毛泽东的话不正好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言论而说的吗?后来,在“七大”时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上述以《新青年》“最主要作者”、“主将”自居,否定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主将”地位和作用的言论就属于这一类“很不正确的言论”,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进行批评和纠正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引了陈其昌给鲁迅的信,应该说,陈其昌的做法,陈独秀也并不是不赞成,试想,如果能够把鲁迅这样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拉到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营垒里来,那对托派该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啊!但是,鲁迅根本不吃这一套,相反,他把托派狠狠地揭露了一番,使得托派很下不了台。唐研究员曾引用托派的一员大将王文元的话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此事件后,大发脾气,我们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转引自《全传》第786页)不过唐对于王文元所转述的陈独秀的话表示怀疑,他认为,“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没变。”其实,陈独秀“大发脾气”一点也不需要怀疑,这正是他对托派的阴谋未成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此事也很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不过陈独秀说鲁迅因为受到共产党的“捧”而在“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那是他在以他自己的小人之心度鲁迅的君子之腹,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对陈独秀说这样的话,则大可不必怀疑。陈实际上对蒋介石对他的种种宽大和优待是“感恩图报”的,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绝不能再有不计是非之心了”,但是,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他绝不是陈说的那种人。陈是一个没有真正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有这类思想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赞颂,是在鲁迅逝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特别是鲁迅在1936年6月9日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前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对鲁迅的颂扬之词,而后来所说的一些高度肯定的话乃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捧”。实际的情况是,对毛泽东的那些赞扬的话,鲁迅生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而他对于“捧”也有很高的自觉,曾专门写过《骂杀与捧杀》一文加以评论,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的问题,更不会有什么“不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这样的想法。这话显然是对鲁迅的恶毒攻击!在我看来,陈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其实是极为嫉妒的,所以才出言不逊,说了那样一些很不像样的话。这不仅是对鲁迅的污蔑,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应该说,唐说陈鲁之间“互相赞誉的情感”,这个话比之他先前说鲁迅对陈独秀“毫不掩饰的崇敬”来说已是大大后退了一步,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符事实。陈对于鲁迅确有不少赞誉之词,但是鲁迅对陈却并没有什么赞誉,即使有也只是为了表示自谦或客气,抑或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的一种幽默的说法而已。比如,关于“主将”、“前驱”等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他对陈独秀往往有一些保留,甚至还有一些微词。比如鲁迅讲“陈独秀先生是向他催稿最着力的一个”,这算什么“崇敬”?那只不过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根本谈不上是鲁迅对陈独秀的“崇敬”。实际上,鲁迅对于别人不断向他催稿这样的事内心并不高兴,反而是反感的。试想,当地主向农民催租逼债时,农民会高兴吗?鲁迅在1926年应聘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当教授,当时任校长的林文庆也总希望鲁迅能够多做工作、快出成果,鲁迅心中对此也是很不高兴的;他之所以离开厦大,虽然有多种原因,而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晚年,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对陈其昌的斥责,其实也是对于陈独秀之流的整个托派的斥责,这里有的只是蔑视,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崇敬”了。

  对于陈鲁二人的关系,鲁迅1935年8月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里曾经有所提及。他从回忆《新青年》编辑部商定稿件的情况比较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个人给他的印象。他写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把韬略比作是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说我这样的人——又是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鲁迅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有韬略的人,这个所谓韬略不过是手腕而已,其实并不高深。不过两人的韬略是不同的:陈是搞的吓人战术,竖起了大旗,写上了大字,说“内皆武器”,使人看了害怕,感到恐怖,其实也就是几支枪、几把刀而已,这让人想起鲁迅的另一句“名言”——“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这种吓人战术;而胡适搞的则是骗人战术,用小纸条写道,,“内无武器”,要人们放心,这就如同旧故事里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一样,用谎言进行欺骗。但是,对于中国的一般人来说,特别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这一套所谓韬略其实既不高明,也不中用,人们是绝不会相信并且上当的,所以要“侧着头想一想”,结果反而疏离了他们,对他们敬而远之。而刘半农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鲁迅说他“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里的“佩服”显然具有讽刺的意味,联系到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说的“《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指李大钊——引者)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所说的“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其实就是指陈胡二人。应该说,鲁迅的这些话对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鲁迅在另一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6页)这另一文章就是我在前面引用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人们看得很清楚,鲁迅在这篇文章里究竟是赞扬陈胡二人,还是赞扬刘半农?如果是赞扬陈胡,他怎么不是和陈胡二人亲近而是与刘半农亲近呢?看来,唐研究员并没有看懂鲁迅的文字,抓住了里面的“一目了然”四字就胡乱引申出陈的“光明磊落”,其实鲁迅说的“一目了然”指的是“几支枪”和“几把刀”,而不是指陈独秀其人,所谓“光明磊落”就更是无从说起了。联系在文章里谈到刘半农的“浅”,但是说它“如一条清溪,清澈见底”,还说他“忠厚”,说他“作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与中国更为有益”,而对于陈胡二人,就没有这样的赞誉了。

  说到陈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由于他在国内外的影响,他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都引起了震动。当时由宋庆龄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及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商定了一个包括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在内的九人治丧委员会,而毛泽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10月22日,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是相当严重的,蒋介石为了威胁和恐吓宋庆龄,蒋介石甚至让特务枪杀了她的重要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可是宋庆龄、蔡元培等都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葬礼。同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了致哀的电报。陈独秀当然不可能受邀参加葬礼,但是拍一个致哀的电报总是可以的;而且他在狱中有特殊的待遇,有书报杂志可读,可以知道外面的消息,有文房四宝可用,可以在狱中写文章,而事实上他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写一篇悼念的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并没有为鲁迅的逝世写任何一点东西。唐研究员说“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未变”,但从事实来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之所以如此,陈独秀显然有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深知写这样的文章蒋介石是不高兴的,写还不如不写,这对他更为有利;而从感情上来说,1936年6月鲁迅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显然也极不愿意写悼念鲁迅的文章。虽然1937年8月出狱后第三个月即11月他写了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是看得出,他写此文是很勉强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是别有用心的。从时间上来说,他本来应该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1937年10月19日)之前写作此文,这样才是真正对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但是他没有;他是在这个周年纪念日一个月之后即1937年11月21日才在《宇宙风》旬刊上发表此文的。他发表此文,其实也不是为了纪念鲁迅,而是因为他不满于“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才有感而发的。因为此文既批评了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又批评了后来鲁迅接近政党之后,“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表面上看,他批评的对象只是文学圈子或文化圈子里的人,说得似乎也冠冕堂皇,而实际上,他批评的真正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就在一个月前,曾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即《论鲁迅》。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讲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和鲁迅精神。演说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而自己只是“贤人”,是鲁迅的学生。毛泽东在演说里对鲁迅的认识,和陈独秀后来在文章里对鲁迅的认识迥然不同,大异其趣,高下立判,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在文章的末尾还重弹了他的托派老调,继续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也是鲁迅所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总之,陈独秀与鲁迅两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如唐研究员之前说的是什么“引路人”、“推动者”或“主将”与“听将令“的关系,也不是他后来说的“互相赞誉的情感”那样一种关系。唐研究员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也很清楚:因为鲁迅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威望,把陈与鲁捆绑在一起,并且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和“鲁迅杂文的推动者”,就可以大大压低鲁迅,并且可以大大抬高陈独秀的地位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鲁迅是一座高山,而陈独秀只是一抔黄土,一抔黄土怎么能够和一座高山相比呢?

  古人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唐著为了抬高陈独秀可谓费尽了心机,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变得越来越笨拙,稍有见识者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这些鬼把戏呢?

  第四篇

  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奚兆永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大肆造谣传谣,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都崇拜一个名叫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

  一、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说到涅恰耶夫,由于其参加历史活动的时间很短,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大,知道的人似乎也不多。知道一点的人看法也不同,有人把他说成是圣徒,有人则认为他是个魔鬼。近年有人出书对他进行介绍,但由于受到时代和视野的局限,看来也未能做到客观和真实。由于此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而且曾因故意杀人罪从俄国逃到欧洲去找巴枯宁,并且想混进第一国际进行招摇撞骗,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和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此人,不过对他的评价则完全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多读一些马恩著作,通过马恩的书信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我们也就不难了解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了。

  谢尔盖.格纳迪耶维奇.涅恰耶夫于1847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奴的家庭,曾在别人帮助下受过初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在学生年代曾参加反对沙俄专制政府的学生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1869年春,他为自己捏造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彼得保罗监狱的国事犯,一个是全俄惩治委员会的代表,来到了日内瓦。他找到了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巴枯宁对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很器重,一下子就轻信了他的谎言,认为那个全俄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他的命令,同时,把他看作是摧毁旧俄国的新一代的代表,和他一起出版具有强烈革命思想的著作,并将其寄往俄国国内。由于他还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发表声明,揭露“涅恰耶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并且指出“他声称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涅恰耶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0页)

  涅恰耶夫的真相,是由俄国的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后来是《资本论》俄译本的两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丹尼尔逊)的洛帕廷告诉马克思的。洛帕廷经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保尔.拉法格的介绍于1970年7月2日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邀请他第二天再来。他在马克思家从上午10点一直呆到晚上12点。洛帕廷告诉马克思:“涅恰耶夫的全部历史(23年)都是无耻的伪造。涅恰耶夫从来没有蹲过一个俄国监狱,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杀害他等等。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俄国的少数代理人之一)属于一个秘密团体。另一个青年人X.( 伊.伊万诺夫。——《马恩全集》编者注),他很有钱,曾通过涅恰耶夫资助过这个团体。一天,X.向涅恰耶夫声明,他今后一个戈比也不出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涅恰耶夫先生为此(也许是因为报不出账来)向他的秘密团体的同党提议杀害X.,因为他有朝一日会改变信仰而成为叛徒。他果真杀害了这个青年。可见政府完全是把涅恰耶夫当作普通杀人犯予以追究的。洛帕廷在日内瓦首先要求涅恰耶夫亲自(对他的谎言)加以说明,后者辩解说,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可以给事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于是洛帕廷把事情经过告诉巴枯宁,巴枯宁对洛帕廷说,他这个‘好老头’完全相信他的话。接着巴枯宁要求洛帕廷当着涅恰耶夫的面把这一切重复一遍。洛帕廷便立刻和巴枯宁一同去涅恰耶夫那里,在那里把这幕戏重演了一遍。涅恰耶夫默不作声。当洛帕廷在日内瓦的时候,涅恰耶夫表现得非常安分守己一言不发。但是,洛帕廷一去巴黎,他马上又开始装腔作势了。之后不久,洛帕廷收到巴枯宁的一封关于这件事的辱骂信。他用更加厉害的辱骂回敬了他。结果,巴枯宁写了一封信——‘父亲,我犯了罪’(《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在这儿洛帕廷手里),不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轻信的老头儿’。”(《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7页)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涅恰耶夫的为人和活动都极为愤慨。当涅恰耶夫在奥地利一家日报上发表文章时,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曾评论说,“维也纳的报纸‘漫游者’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耶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康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同上,第409页)

  在这方面,涅恰耶夫比之他的老师巴枯宁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知道,由于第一国际为了广泛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吸收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像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也都参加了第一国际。应该说,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它的俄译本(第一版)。他还答应将《资本论》译成俄文,并且接受了出版者预付的稿酬三百卢布,但是,他言而无信,《资本论》长期拖延不译;而涅恰耶夫也劝巴枯宁不要翻译《资本论》,而将将精力集中于他们的密谋活动,并且创建了他们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妄图用恐怖手段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却拒绝退还已经拿到手的那笔预支的稿费,甚至还写恐吓信,用所谓“置于死地”威胁与出版人联系的中间人柳巴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巴枯宁等的背叛和无赖行为,马克思和煾格斯向第一国际1873年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并且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由于涅恰耶夫在出国前杀害了农学院大学生伊.伊万诺夫,俄国政府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法院也对此案进行了审判。由于此案涉及到秘密团体的许多人,结果有八十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苦役,而涅恰耶夫却由于逃到外国而长期逍遥法外。他流徙于瑞士和伦敦、巴黎之间进行活动,一直到1872年秋天,才因奸细出卖,在苏黎世被警方逮捕。沙俄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将其引渡给俄罗斯,遭到巴枯宁等人的反对,他们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他辩护。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没有成功,涅恰耶夫还是被引渡回到了俄国,并且被判二十年年苦役。涅恰耶夫最后于1882年死于狱中。

  涅恰耶夫作为故意杀人的主犯,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故意杀人,这和革命根本无关,完全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有人却把他说成是“圣徒”加以吹捧,当然也有人把他言行严加痛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很鲜明。马克思曾经把洛帕廷与他谈涅恰耶夫的内容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接信后马上回信说:“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0页)前面已提到,恩格斯曾称他是“无耻之徒”。至于马克思,则干脆把他称作“坏蛋涅恰耶夫”(同上,第498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涅恰耶夫的评价是如此之差,可以说对他已经到了深恶痛绝极其厌恶的程度,难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会对涅恰耶夫表现出“崇拜”之情吗?!

  二、驳所谓“列宁和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陈文说,“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陈文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无耻谰言而已。

  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经广泛地搜集列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笔记,编辑出版《列宁全集》,先后达五个版次之多。但是,即使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1-55卷人名索引》(已译为中文出版)里也没有出现过涅恰耶夫的名字。《列宁全集》的中文版也出了两个版次:中文第一版是50年代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而中文第二版是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且增收了《列宁文集》里的一部分文献编辑、翻译出版的。因此卷数比俄文第五版的55卷有所增加,有60卷。此外,中文第二版还根据《列宁文集》俄文版,编辑并翻译了《列宁全集补遗》。经查,在中文版第55卷的人名索引里出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不过那也不是列宁的论述,而是列宁读过的一本书上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叫尤.米.斯切克洛夫,书名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列宁大概是1909年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读这本书的。该书在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时有一处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话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和拉萨尔(后者曾是他的学生)等欧洲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以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俄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活动是如此严格,但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好感。”(《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正文第二版,第576页)列宁在这里既没有写什么批注,也没有作任何记号。显然,这里列宁所真正关注的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而作者提到其他人,也不过是为了作反面对比的需要,是为了更加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已,并没有给予什么注意,只是提了一下名字,更不用说列宁对他们有什么“崇拜”了。

  这一点,从列宁在该书接下来讲的一段话的旁边做了记号可以得到说明: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要表示赞赏是极有分寸的,而且也不轻易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却承认我们这位作者是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显然这个很高的评语出于严格的马克思之口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总有某些重要的理由的。”列宁在这些话的旁边划了两竖(“||”)(同上)表示值得注意。

  该书作者作这样的对比,显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同态度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它是有“重要的理由的”,而列宁做的“||”记号显然也是表示同意和重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这里当然也根本谈不上对涅恰耶夫有什么“崇拜”,相反,列宁是赞成作者关于马克思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很高的评价的。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过一部革命小说,叫《怎么办》,列宁为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倾向也写过一部理论著作,也用了同样的名字,说明列宁不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而且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列宁对于俄国某些革命家热衷于搞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政治人物也和马克思一样是持批判的看法的。

  我们知道,由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都很强烈。但是,在他们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托尔斯泰、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洛帕廷、涅恰耶夫、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的在俄国,有的流亡于欧洲英、法、德、瑞士等国,开展革命活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讲到当时的情况,他写道,“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 的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俄国的一些些政治人物虽然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抱有好感,表示欢迎,但是在要他们真正接受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情结,也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想。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25年来“不断与俄国人进行斗争”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许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可以不经过所谓“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而直接从俄国的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很清楚,村社土地的公有制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过,而赫尔岑也不是在俄国而是从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毫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村社的。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西方爆发世界革命的条件下,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却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那种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分割开来的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不妨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马克思对洛帕廷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他曾向恩格斯这样介绍洛帕廷,说他“还很年轻,被监禁了两年,之后在高加索一个要塞被监禁了八个月,并从那里越狱逃跑了。他是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圣彼得堡大学以教书为生。现在靠俄文翻译工作维持生活,很穷。”还说他“头脑清醒,有批判力,性格开朗,坚毅,像一个俄国农民一样知足。弱点就是波兰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6页)三个月后,洛帕廷再次来到伦敦,马克思又向恩格斯介绍说,“他是至今我遇到的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友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全家也很喜欢他,长期关心他的命运。后来,他也成了恩格斯的朋友。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曾拜访过恩格斯,这次谈话的内容,洛帕廷在其给民意党国外代表奥沙尼娜的信里曾经有所介绍,10年后,经拉甫罗夫提出和恩格斯同意,这个讲话内容公开发表,后来作为附录载于《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9-544页。应该说,洛帕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信任,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俄国的情况,包括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况。当然,他也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等的影响,拉甫罗夫不喜欢洛帕廷和马克思过于接近并把俄国的秘密情况都告诉马克思。作为《资本论》俄文版的两译者之一,他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也就是说,他翻译了该书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马克思也很清楚,说他翻译了主要部分。从1870年开始,他就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要改变他的民族偏见,消除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营救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于1872年又从伦敦回到俄罗斯,在离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的地方很近的伊尔库茨克被捕,后来又于1873年越狱逃跑到国外。直到1884年才又回到俄国,成为民意党管理委员会的首脑。显然他仍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革命家。1887年他再次被捕,被判终身苦役,并于1918年逝世。

  俄国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变化。这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12月,出身于一个贵族小地主的家庭。母亲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侄女,由于受到伯父思想和品德的影响自然也追求进步,而母亲的教育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也很大。他的小学和中学一年级是在家里由母亲教的。后来进了军事学校和炮兵学校。这期间,他知道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决心改学自然科学。1874年,他考进圣彼得堡的矿业学院。这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本(它是《资本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译本,马克思一再说它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已经在1872年圣彼得堡出版,而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史的教授费森科还给工人讲授《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费森科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攻读《资本论》,他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因为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而于1876年12月被学院开除。1877年1月初,他流亡国外,在欧洲侨居了半年多。他在巴黎拜访了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拉甫罗夫丰富的藏书曾使他震撼,于是发奋阅读了许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当然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等写的著作。回国后,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1879年4月2日,亚.索洛维耶夫谋杀沙皇失败,更导致了沙皇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普列汉诺夫本人也遭到通缉,1880年1月,他再次流亡国外。应该说,民粹派革命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反面给予他很大的教育,而俄国著名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误解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更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它第一次强烈地动摇了我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尽管我曾反对过他的观点。”(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版,第35页)1881年底,他决心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还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并回答他们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新俄文版写的序言,使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人们往往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转变定在1883年,因为这年是他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立之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总是先有思想的转变或世界观的转变,而后才有他所创立的代表一种新思想、新世界观团体的创立,这两者不应该是同时的,而是应该有先后的。对于这个问题,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自己是有明确的说法的,他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22页;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7页)他还具体地说到了思想转变的标志:“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1980版,第75页)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是在1881年底到1882年初。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对于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且和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一道为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而奋斗。在很短时间里,他们就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继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查苏利奇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普列汉诺夫更写出了一批与民粹主义斗争的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作品。对于普列汉诺夫等的工作,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里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传播,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俄国的被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普列汉诺夫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俄国反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但是,他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1914年时,列宁曾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底到1906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8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08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4-295页)以后,他在1914年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上,他成了护国主义者;而在1917年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也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持反对的立场。应该说,他在很长时期都犯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在基本理论上,坚持的仍然是正确的东西。列宁说,“他在策略上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71页)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讨论,这就是理论与策略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基本理论上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策略上却一再奉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不是很矛盾么?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其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有所涉及。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670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一方面强调了基本理论的重要,说它是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策略只不过是把基本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已。就是说,基本理论是根本的,而策略只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是从属的。但是,正确的策略的制定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为此就必须了解本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家有联系,但是他们总是强调俄国情况特殊,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甚至作为“秘密”不让马恩知道。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马克思甚至在1869年底(当时他已经51岁了)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还下决心开始学习俄语,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居然“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他不仅读了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还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7-178页)从他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看,他也确实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本经济学著作(即《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后来恩格斯也用与马克思同样的方法学习了俄语。但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容易,毕竟要深入到这个国家去才行,一些事情外国人在外国是很难完全弄清楚的。就是本国人,如果长期侨居国外,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也是不行的。普列汉诺夫一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920年,斯大林在论述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时曾说:

  “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这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之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革命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价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该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36页)

  事实说明,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不行,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不行。普列汉诺夫后来之所以被列宁所取代乃是革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就是对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这一代人的教育与培养。不管怎么说,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称作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8页注)他还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称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2页)

  从以上所述可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普列汉诺夫的教育与培养而成就了列宁这一代人的。但是,陈文却说什么“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这显然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谎言。如果陈研究员不是它的制造者,那也必定是它的传播者。造谣当然可耻,传谣也是很可悲的。

  其实,涅恰耶夫根本就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向马克思揭露涅恰耶夫丑恶嘴脸的洛帕廷才真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批评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对他很佩服,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称他的著作《穆勒经济学概述》是“杰出的”,说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作了出色的说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大思想家怎么会培养出像涅恰耶夫这样不学无术而品行又很恶劣的“无耻之徒”和“坏蛋”来呢?洛帕廷在1870年造访马克思时也曾向马克思谈到了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从洛帕廷那里了解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64年被判在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八年,因此还有两年才满期。初级法院曾相当公正地宣布,根本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东西,所谓图谋不轨的秘密信件显系伪造(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参政部遵照谕旨,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力撤销了法院的宣判,并把这个狡猾的人物放逐西伯利亚,如判决所云,此人‘如此狡猾’,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又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绝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只要目的高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非常谨慎、也非常睿智,就连沙皇专制体制下的法院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沙皇政权的高层说他“如此狡猾”实际上正是他的高明和智慧之处。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欣赏,并且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前面说过的以外,他还告诉恩格斯:“洛帕廷原来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研究过自然科学。但也搞过商业活动,要是在这方面替他找到点什么事,那就很幸运了。我将同波克罕和保尔谈谈这件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508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欣赏和爱护洛帕廷,当然是因为洛帕廷本人的知识素养和人品性格,但是也不能排除有“爱屋及乌”的情结,——因为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此也连带着喜欢他的弟子了;或者反过来说,他之所以那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因为“爱子重先生”所致,——因为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生洛帕廷是如此优秀,因而就更加敬重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当然,还应该看到,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无辜地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服苦役,马克思对俄国的司法非常气愤,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特别充满敬意地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显然还包含有同情和声援的成分。与洛帕廷不同,从涅恰耶夫的经历来看,他生于1847年,因家庭穷困,读的只是是初级师范,学历不高,根本也不可能去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且他知识有限,品行恶劣,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流氓”,他也根本不配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就更谈不上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之间的所谓“渊源纽带”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列宁了。列宁出生于1870年,父亲是一位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母亲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女性。列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涅恰耶夫离世时,列宁才12岁,他也不可能受到涅恰耶夫的思想影响。当然,他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是一个民意党人。亚.伊.乌里扬诺夫于1887年3月13日因和另外四个民意党人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捕。5月20日,亚.伊.乌里扬诺夫和其他四个谋刺者在狱中被杀害。5月22日,当列宁在得知他哥哥已被杀害的消息后说:“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列宁年谱》第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36页)“这条路”也就是民粹主义者走的通过密谋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道路。17岁的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并且下决心要走另外的道路了,难道他还会重蹈覆辙民意党人搞恐怖的老路吗?也是在这一年,列宁考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但由于积极参加12月4日学生反对政府禁止“车夫、仆役、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等几类家庭的子女进入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决定,他激于义愤冲在最前列,加上他哥哥谋刺沙皇这件事的牵连,因而于12月19日被喀山大学开除。这以后,他在喀山参加了费多塞耶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不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等的作品,并且阅读《同时代人》、《俄罗斯言论》、《祖国纪事》等杂志。列宁也不忘继续自学大学的法学课程,准备返回大学。1890年9月1日,列宁第一次去彼得堡,联系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经过多门功课的国家考试,列宁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1891年11月,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决定发给列宁甲等毕业证书,1892年1月,列宁领到了该项毕业证书。这以后列宁开始在萨马拉地区从事律师职业,他由助理而律师,曾多次为贫苦劳动人民辩护,为他们争取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移居萨马拉后,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敬服了。他对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1893年秋,列宁由萨马拉前往彼得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说,当时她还不认识列宁,但“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这说明,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从批判民粹主义开始的。这以后,他发表了《论所谓市场问题》、《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论著。1895年,他把彼得堡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下了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列宁之走向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就谈不上经过涅恰耶夫这样一个中介,而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民粹主义的结果;而涅恰耶夫这个无德无才的民粹主义者也根本不可能是列宁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渊源纽带”。

  这里不妨再说一说另一个与涅恰耶夫同时代的人弗兰茨.梅林对他的评价。梅林生于1846年,比涅恰耶夫长1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写著作深得恩格斯的好评。他在《马克思传》里曾经这样说到涅恰耶夫:“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这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的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5页)从梅林的这一叙述可知,涅恰耶夫的知识和智力都很平庸,他之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出于本能。这一点,与布朗基似乎倒有些相像。他曾经利用过巴枯宁,后来巴枯宁也与他分道扬镳。陈文还把涅恰耶夫的无耻行径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头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究竟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污蔑呢?沙皇专制下的初级法院尚且不相信强加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罪名和所谓的罪证,只有沙俄最高统治者因为害怕真理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有很高的评价,难道陈文的这种强加会改变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有的的看法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的那个《革命者教义问答》再做一些分析。《问答》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涅恰耶夫还是巴枯宁?梅林说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陈文说它是涅恰耶夫所作,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所说,涅恰耶夫虽然与这个《问答》有关,但却并不是它的作者;其作者应该还是巴枯宁。由于涅恰耶夫杀人案1871年7月曾在俄罗斯进行过公开审判,许多事实早已不是秘密,马恩的文章也大量引用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可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里说,“涅恰耶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也从来不否认他是这本《问答》的作者。而且这个小册子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471页)应该说,《问答》的作者是巴枯宁,而不是涅恰耶夫,是很清楚的。陈研究员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不会把作者弄错了。可惜的是,他是从虞友谦写的《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一书里转引来的说法。明明有权威的可靠的《马恩全集》可以引用,却偏要要转弯抹角地从一些并不具备权威性的书里去转引,而且一再如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些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是多么的生疏和可怜!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认真猜测它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同上,第472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问答》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只出了它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顶点。显然,这一切都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背道而驰的。从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冒充第一国际的行为方式和涅恰耶夫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嗤之以鼻的评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更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17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的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而已。”(同上)巴枯宁炮制这个小册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把两百多年前耶稣会天主教的教义改换成“神圣革命事业”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问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仍然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他们的文章里。这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高度的自信:既然自己掌握着真理,自然也就不怕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问答》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比如第一条说,“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我们就不能说它不对;如果革命者没有献身精神,那还能叫革命者吗?还敢于去与强大的敌人斗争吗?还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吗?

  至于说列宁和斯大林如何崇拜涅恰耶夫,那更是无稽之谈。列宁和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著,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批判态度,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巴枯宁、特卡乔夫以及涅恰耶夫所持的坚决而严厉的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搞的那一套都是采取很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我们知道,早在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里,就有一个是专门针对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说:

  “代表大会坚决拒绝把恐怖手段即个别政治暗杀方式作为政治斗争的方法,这种手段在目前是极其不恰当的,它使优秀力量放弃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破坏革命者和居民中革命阶级的群众的联系,并且使革命者本身和一般居民都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产生极端错误的想法。”(《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页)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派(多数票)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分裂。有些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派是左派,是强硬派,而孟什维克是右派,是温和派,于是就把恐怖暗杀手段与布尔什维克派联系了起来。这样联系是毫无道理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是反对个人恐怖或暗杀手段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恐怖。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就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说,“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就此而论,革命的恐怖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

  但是,绝不能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民粹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了。这一点,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特卡乔夫写给恩格斯的公开信里表现得很突出,他说:“您到底为什么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神秘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这里,即在欧洲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政权,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同上)恩格斯还针对特卡乔夫把涅恰耶夫称为“青年的表率”而对他们利用第一国际名义进行欺骗活动进行了揭露。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手段,但是也绝不一般地或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恐怖。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起来参加革命,它才能真正成功。道理很简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仅仅靠个别人或少数人搞密谋和暗杀活动,即使把个别统治着杀死了,统治阶级中很快就会有别人来代替他,而对革命者的镇压必定会随之加强,这种依靠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所谓“革命”当然不能成功。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以长期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748页)列宁这话是1907年说的,这和他在1903年为“二大”写的决议草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区别,而在俄国,所谓其他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区别的基础其实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英雄史观基础上的。列宁的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他是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众史观,而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是坚决反对的。显而易见,列宁是坚决批判涅恰耶夫的错误思想而绝不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至于陈文说斯大林“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更是无稽之谈,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也根本不近情理。按照陈文所说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教条”只有八行字,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里的内容也不过几页纸,要掌握它的内容还需要整天随身携带吗?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记忆力非常之强,据苏联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雅可福列夫在《生平回忆》一书中说,一次斯大林曾要雅可福列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工作,讨论得很晚,最后斯大林请大家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斯大林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连饭厅的墙壁都放满了书橱。雅可福列夫回忆说,“斯大林的言论无论何时都是充满着文学引证的。他的记忆力真是罕有的——他从个别著作中摘引长段引证时,差不多一个字也遗漏不下。”(雅可福列夫:《生平回忆》,大连大众书店1949年版,第82页)雅可福列夫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且还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人,但是在斯大林向他问起某本书的内容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住这些内容。为此他感到很惭愧。可见斯大林对所读之书是多么熟悉和记忆力是多么之强;涅恰耶夫那区区几页或不过只有八行内容的《问答》自然就更难不倒斯大林了,何用随身带着?况且,在白色恐怖下把这类小册子整天放在身边也很不安全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根本不会去崇拜涅恰耶夫的那些错误教条;斯大林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崇拜列宁,当然跟列宁的思想走,而绝不会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思想走。在这方面,他在其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里曾经这样批评民粹主义的主张和手段,他说: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社开始来准备谋刺沙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获得丝毫益处。刺杀,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以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采取的这种用谋刺个别人物、用个人恐怖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是于革命有害的错误手段。个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把所谓积极‘英雄’与消极‘群氓’对立的荒谬民粹主义理论,以为‘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据这一荒谬理论所说,只有个别卓越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氓、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所鄙薄称呼的‘群氓’,则不能作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绝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群众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最大革命家之一哈尔士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专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其谋刺压迫者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这种于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实行与压迫者阶级斗争的视线。他们阻碍了工农革命自动性与积极性的发展。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独立政党的事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22-23页)

  斯大林的观点与上述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恰恰与民粹派的观点是正好相反的。事实就是这样。陈文又怎么能凭空说斯大林崇拜《革命者教义问答》呢?又怎么可以凭空说斯大林对它入魔了呢?

  三、驳陈唐对苏共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

  陈文说,“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反帝国主义)民主(反封建主义)革命运动,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苏俄革命)相互结合,以推行世界革命。这些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国家苏联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直达苏式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真义,远说要把‘苏维埃’插遍,近说要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联国界,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便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联党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他们拿出大量金钱和武器扶植其代理人,只不过是为了掌控和礼遇这些代理人,以换取苏俄更大的国家利益。”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列宁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回答“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说:“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以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当然,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世界性革命”里,世界还只是指西方世界。这在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里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同时有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马克思的这封信写于1877年11月,但马克思一直没有寄出公开发表,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俄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关系太重大了,所以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同时,马克思还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后来,普列汉诺夫翻译《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给马克思写信,请他们写新版序言并且回答有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如果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当时的形势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就是在《宣言》俄译本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同上)过了一个多月,即1882年3月8日,马克思在回答查苏利奇写给马克思的信件时,他又说,“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的专门研究,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9页)在这里,关键是要“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还有就是俄国革命成为西方革命的信号同时两种革命能够互相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非常慎重。他在收到信后曾三次写回信,但都未发而成了草稿(即初稿、二稿和三稿),最后写回信已经是第四稿了。而且我们看到,他的草稿一次比一次慎重。如前所说,这是一个事关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问题,而马克思总是感到,他对俄国的了解是不够的。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当然不能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了。所幸的是,恩格斯继承了他的的未竟事业,不仅以极大的精力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不仅为亡友的其他著作重新出版撰写了好些导言或序言,而且还承担起了领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继续关心并指导着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885年他写给查苏利奇的信,表达了恩格斯对俄罗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信赖,他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局面将会发生重要变化。这以后,他一直关心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到1894年1月,当他为重新出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写跋时,曾经总结俄国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变迁;他在引述《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那段话后,又说了这样的话:“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建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的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实际上,恩格斯根据新的事实证明,俄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在土地村社公有制的基础上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恩格斯还是认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的农村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上,第450-451) 列宁继承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关系的思想。由于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进行了新的研究,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结论。不过他也认为,俄国革命需要西方革命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后,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相继发生了革命,实现了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的相互支持。当然,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还处于分裂的状态,力量分散,不能一致对外,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都没有最后获得成功。俄国革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想取得革命的最后的胜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那当然也还需要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时,还发现,在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作用是大为加强了。这样,西方帝国主义就成了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而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出了“西方切莫忘记了东方”的指示。他认为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他说,“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还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直接继承和重大发展。说列宁的思想直接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因为马恩都曾认为,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在俄罗斯发生革命并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和西方无产阶级给予俄罗斯以援助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列宁显然继承了马恩的这一思想。说它是列宁的重大发展,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一个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有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的状态下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范围显然是大大地扩大了。这里关键的关键,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得到了加强,可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这些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以巨大的帮助。这和民粹主义所说的无条件的“跨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列宁的世界革命路线的指引和推动下,不仅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一改过去第二国际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先后发生了革命;而东方一大批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的斗争。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在苏联境内,除少数国家如爱沙尼亚北部的爱斯兰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展,文盲已经基本消灭,处于比较发达阶段外,东方的许多民族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很快就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比如西藏还处于农奴社会阶段,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云南的独龙族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族也还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是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也很快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证明,列宁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那种不顾条件变化,认为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观念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陈文说,“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这纯粹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列宁提出“西方切莫要忘记了东方”,他之所以如此关注东方,不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也在东方,世界的东方有着最广袤的土地,居住着最众多的人口,东方还曾是古代几大文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在近代东方却大大地落后了;东方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国家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东方国家的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更受着多重的压迫和剥削。作为具有解放全人类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会对东方国家非常同情和关注;列宁在其著作里曾经多次提到土耳其、伊朗、印度和中国,把这些说成是出于利己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是怼列宁的污蔑。至于说中国是列宁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那也并不符合事实。不错,中国共产党成立得比较早,但是,印度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得更早。这也不奇怪,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中国更早也更发达,产业工人也出现得更早,那里的共产党1920年就成立了,罗易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之一;而印度尼西亚也长期是荷兰的殖民地,因为东印度公司长期在那里经营石油和矿业,产业工人也出现得较早,而受宗主国荷兰的影响,那里也很早就成立了社会党,后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社会党于1920年改成了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马林就是荷兰人,他在来中国之前就曾长期在印尼从事革命工作。显然,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尼,他们都说不上是苏俄的近邻,但是,共产党的成立都比中国早,怎么能说中国因为是近邻所以是首选呢?

  实际上,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世界革命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拿这些成果和第二国际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陈研究员竟然看不到这些进步和成绩呢?

  在陈研究员看来,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他们之所以主张世界革命,都是为了苏联自己本身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实际上,世界革命的思想是马恩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提出来的思想,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们革命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提出世界革命来的呢?后来虽然苏俄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共产国际是在苏俄取得革命胜利后成立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和否定像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断定他们是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呢?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所突出、所强调的,恰恰不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利益,而是各个民族共同的利益。《宣言》说,“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如果一个政党所代表的只是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它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党,而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党和国际主义者的党;只有当它代表了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利益,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利益时,它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党和国际主义的党。事实也正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苏俄曾遇到极大的困难,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已疲惫不堪,而且粮食缺乏、燃料缺乏,交通遭到破坏,加之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国外则有若干外国的武装干涉,到1921年春甚至还出现了喀朗斯塔得要塞的武装叛乱,如果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是不会去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的,但是,它支持了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还对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建党和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热请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任何民族利己主义者所做不到的,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领导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做到了。在上世纪20年代初,苏联还为培养东方国家的革命干部办起了一座东方大学,后来又为中国大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办起了黄埔军官学校,而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又在莫斯科办起了中山大学。1936年7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独裁者弗朗哥发动内乱,企图推翻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政府。苏联曾为合法政府的军队提供了武器装备,而共产国际则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当时许多欧洲、北美和墨西哥的许多志愿者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来中国之前就曾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而英国前首相希斯年轻时也曾利用暑假到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他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时还兴奋不已。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援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苏俄是最早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为了中国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还有少共国际曾多次派遣代表来华,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帮助实现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从中国参加共产国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当然不大,但在当时那确实是雪中送炭,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试想,那些抛弃了家庭没有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如果没有经费的支持又如何开开展革命活动呢?当然,在十年内战期间,毛泽东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有了经济来源,还很好地发动了群众,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闹革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苏联为支援中国抗战派来了作战飞机参加了武汉和兰州的对日本飞机的空战。另据《党史信息报》披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的巨额支持,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全部收入的6.2倍。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曾撰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和斯大林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在二战中,苏联在相当时期是单独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实现了大转折,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德国侵略军赶回到了它的老家,并且解放了中欧和东南欧一大片国家;三个月后,红军又挥师东向,与蒙古的人民革命军一道,消灭了日本的陆军主力——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不惜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吗?陈文居然看不到这些事实,完全不顾历史,把苏联和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说成只是为了苏联自身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说成是这些国家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火中取栗”,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苏联和斯大林,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两大阵营。斗争当然仍在继续。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帝国主义眼看南韩李承晚集团不堪一击,于是拼凑了一些仆从国家组织成所谓“联合国军”在元山和仁川登陆,直接参加作战,并且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虽然正处在建国初期,但是为了卫国保家,同时也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苏联也不顾二战造成的战争创伤,经济还在恢复的过程之中,积极给中国和朝鲜以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有一本论述抗美援朝历史的书里曾讲到这样一件事,读来颇为令人感动,特摘录如下:1951年5月2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告以苏联生产的米格-9飞机已经装备了中国6个航空师,而米格-15由于生产不足,装备了4个航空师,现在可以用米格-15取代米格-9了,准备给中国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是无偿的,只需付由苏联运往中国的运费即可。过了四天,即5月26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告以原来以为米格-9即可对付英美的喷气式飞机,实际上不行,这是他们俄国人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会影响到中国的空防,所以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消除,把全部米格-9都无偿地改换为米格-15,而原来说只要中国支付运费即可的话也不提了。(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页)如果心中只有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陈文还污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什么“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这样说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列宁早在1912年7月11日就从孙中山发表于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认识了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际上此时孙中山已经辞去此职),知道他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在那篇文章里,孙中山说,“因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我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这是典型的在俄国颇为流行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因此列宁说,“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兴趣。列宁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正是从他们俄国人那里学来的。原来,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曾去英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在那里被捕过,后来又在那里进行考察,结识了一些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当然,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一样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孙中山在这篇文章里还强调了一点,他说,“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 tous lestires)。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进步要求这样做。”(《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列宁对此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一个“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他评论说,“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他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还比较了孙中山这个“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和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不同,他说,“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与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等等了。”而孙中山则不同,“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弱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绝不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早在1912年列宁就如此肯定和赞扬孙中山,怎么能够说苏俄和共产国际最青睐的是吴佩孚和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呢?实际上这时的吴佩孚和陈炯明们显然还不为世人所知,更不可能进入列宁的视野,何言“最青睐”他们两人呢?更不用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还没有成立,无产阶级还没有处于执政的地位,说列宁欣赏孙中山,其“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这说得通吗?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演说是1912年4月1日在南京讲的,因孙一度想参加社会党国际,曾让人将此演说翻译为法文刊登于7月11日的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le people)上,当时列宁在欧洲,见报后将其由法文译为俄文,同时自己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呵民粹主义》的评论文章,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于7月15日的《涅瓦明星报》上。列宁如此热心地向俄国的革命者和人民介绍孙中山的文章,如此热情地评价孙中山的思想和纲领,显然是发自内心的赞赏,而绝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陈研究员说的那番话倒是使人感到,他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太主观武断了。当然,后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确也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去做过吴佩孚、陈炯明的工作,那也是先中共而后才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又何来“最青睐”他们二人之说?

  看来,陈文是把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混为一谈了。我们知道,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先锋队,因此他们都是主张“以党治国”论的。显然,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党与党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国与国的关系是第二位的,而领袖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前两种关系以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列宁要继续进行世界革命,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共产国际,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作为第一步,就是要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共产党,无论是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这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最大的帮助。陈独秀说,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中国的革命如果从秦末的陈胜、吴广算起一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前后两千年时间一直连绵不断,但是却一直没有真正成功。其原因就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来作指导,只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功。没有外国人的帮助行么?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的时期,由于共产党还刚刚成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只是掌握着南方部分地区的政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全国的政权,而苏俄要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当时要找北洋军阀政府的实力人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们知道,吴佩孚曾经是一个前清秀才,后来投入淮军,做过曹锟手下的管带和旅长,曾随军入川,镇压蔡锷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任第三师代师长和前敌总指挥,由于段祺瑞乘着前方胜利的形势安插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引起吴的极大不满,遂发出罢战主和之通电。此主张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包括毛泽东也积极参加了“驱张运动”。五四时期,吴佩孚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都使他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在上世纪20年代初,吴佩孚在奉军配合下经过直皖战争,大败皖军;又经过直奉战争,把奉军赶到关外,结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最重要的人物。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提出“四不”: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不贪财。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后当然会注意到吴佩孚,还通过李大钊、白坚武(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时的同窗)到洛阳去见过吴佩孚。李大钊曾游说吴佩孚发了一个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对于吴佩孚,马林(亨德力克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来中国时,也从苏联伊尔库茨克局对吴佩孚进行了一些了解。伊局的一些俄国人认为,可以与之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代表苏联整个官方,也不代表共产国际。而马林的看法显然与之有所不同。他说,“中国现在最有力的军人自然要算洛阳军阀了。洛阳军阀的力量并不是他的思想比别的军阀高明一点;吴佩孚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所以受苦的原因他更是不知道。但是无论哪个留心国事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实际上能指挥北京政府,保曹威权的存在全靠吴佩孚的拥护。他不是一个政客,亦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没有什么主义的,然而他有他的方法宰制中国的势力。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知道组织的重要。”(同上,第158页)应该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那是一个抬举他的说法,其实吴佩孚是一个很懂得权术、善于随机应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至于陈炯明,他也是一个前清秀才,他和吴佩孚一道被称为“南北两秀才”和“儒帅”或“儒将”。陈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后又参加过淡水起义,对光复惠州曾做出过贡献。他1918年到1920年曾在福建漳州实行新政,开办“新闽学书局”,发售《新青年》杂志,并且创办《闽星》半周刊,宣传“民治主义”,甚至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后来接受孙中山的邀约,出任广东省省长和粤军司令。本来孙陈两人是朋友,孙中山对陈炯明也是称赞有加,说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由于陈的政声不错,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曾于1920年秋去造访过陈炯明,以便“就近仔细观察”他。(《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不过,他与孙中山政见并不一致:他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则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由于政见不一,孙中山曾长期犹豫不决;后来孙中山知道他反对北伐是要靠拢吴佩孚,因此解除了他的全部职务。陈对此极为不满,其部下于1922年6月16日举行兵变,炮击总统府和越秀楼,把孙中山赶出了广东,并且解散了南方政府,公开支持吴佩孚。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吴佩孚在1923年2月7日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对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大开杀戒,枪杀工人数十人,伤及工人数百人,并且处决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并且杀害了大律师施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

  一个搞“6.16兵变”,一个制造“2.7惨案”,彻底暴露了陈炯明和吴佩孚作为反动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

  对于吴佩孚和陈炯明两人的本质,苏联和共产国际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维经斯基也好,马林也好,都曾在来中国之前在美国和荷属东印度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而且具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之所以要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吴佩孚和陈炯明就近进行仔细的了解,这本身就说明他们采取的是存疑的态度,而绝不如陈文所说是什么“最青睐”的轻信态度。在这方面,作为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的使节的马林,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期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陈炯明道:“从前是孙中山的好友而现在变为他的叛徒的,从前是‘民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走卒之陈炯明,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和他这一年的态度,把它的脸孔丢尽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至于吴佩孚,他的廉洁曾经蒙蔽了一些人,但是他的表里不一和出尔反尔,终于使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号称“儒帅”,虽然很重视名节,声称不进租界,不去国外,但晚年竟在业已沦陷的北平充当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亦可见其虚伪之至。应该说,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林和维经斯基对他不可能毫无觉察,而对他采取“最青睐”的轻信态度,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想与苏联及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都是非常慎重的。那时,他们主动帮助中共建党,而对于稍后想争取参加共产国际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虽然也保持接触,但是对于加入国际的问题却十分慎重,没有轻易答应。对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都心知肚明,他们都很清楚,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把共产党当作正宗来看待的,而没有把国民党和社会党看作是正宗,以致他们在内心深处表现了强烈的不满。这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陈文说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最青睐”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苏联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三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成立无不衷心拥护,对于共产国际积极推行的世界革命的路线更是拍手称快。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来说,他们却如丧考妣,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一幕幕活剧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实际上,包括西方世界一些顶级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官和政要,如凯恩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等,他们都曾到苏联去访问过,对于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连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也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巨大变化而对斯大林表现出谦恭的态度。陈研究员似乎对这些都全然不知,或者只是佯作不知,而企图全盘抹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世界革命和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种鸵鸟作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更不应该忘记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看到世界列强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欺侮中国的人民,他们提出要发奋图强,要向西方学习,但是经过许多次的努力,包括像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也都没有真正成功。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徒有民国之名而并无民国之实。最先觉悟的是孙中山,包括国民党的左派廖仲恺等人,他们看到十月革命比中国晚六年,而成就远在中国之上。孙中山把列宁尊为“革命的圣人”,下决心要“以俄为师”。当然,他不懂得俄国革命胜利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过他也看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奠定理论基础的工作,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具体的样板。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没有苏联十月革命,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实际上也是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唐研究员的《全传》也毫不落后于陈文,针对人们对陈独秀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批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道:

  “所谓‘反苏’就是反斯大林,也是反共产国际所衍生出来的。原则上来说,‘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都没有错。斯大林有那么多错误,甚至杀人如麻,不应该反对吗?他对别国革命的瞎指挥,不应该反对吗?”

  我们说,“从原则上来说”,提出“反苏”、“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极为反动的。这里没有提到“反列宁”,其实,用唐研究员的话说,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斯大林也好,都是和列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的,都是列宁主义的“衍生物”。既反上述三者,就必定要反列宁,反列宁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全传》里早就把列宁主义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曾说陈独秀“误入列宁主义”一语就是《全传》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二节的一个标题。显然,“误入”二字已经包含着了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正像国民党在为变节者设计“反共启事”时所常用的语言所说的,“本人因择友不慎,误入歧途”一样,信仰列宁主义也被说成是“误入歧途”,就跟入了“邪教”一般。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的污蔑,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污蔑。

  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不能反对,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提出要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只要看一看历史,就会知道,什么人反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呢?是帝国主义者,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是沙皇,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分子,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难道唐研究员真的愿意与这些人为伍,真的愿意和他们一道大骂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吗?

  至于说“斯大林杀人如麻”,他杀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么?他杀的是人民的敌人。而对于人民,斯大林其实充满着爱。列宁在1919年派斯大林调运粮食,他一方面考虑到城市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给他们留下了他们之所需,并没有全部调走。还有一件小事同样也可以说明问题:十月革命后,他的一位老战友阿尔乔姆(是一位中央委员,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21年6月在莫斯科郊区牺牲,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对其家属的安置问题,由于阿尔乔姆的妻子身体不好,而她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要好的朋友,斯大林主动提出,领养了战友的儿子。当时,小阿尔乔姆才5个月大,阿尔乔姆的妻子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斯大林家抚养。小阿尔乔姆成了斯大林的养子,他和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同吃同住,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斯大林家的房子很小,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只好住在餐厅的角落,而小阿尔乔姆和瓦西里则同住一间房子。他还回忆了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的感情,说他们俩关系很好,有时在孩子们面前也拥抱亲吻;并且指出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所说的阿利卢耶娃是因为斯大林语言粗鲁而自杀并不正确,因为她当时并不在家,而那时她只有7岁,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她母亲去世的。阿尔乔姆的母亲说,阿利卢耶娃是因为头痛病太厉害而无法挣脱为自杀的。由于阿利卢耶娃去世时阿尔乔姆才11岁,他母亲对他所说的话可能还有顾忌和不便,看来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不过阿尔乔姆参加了葬礼,亲眼看到斯大林失声痛哭的情景,他不相信维斯特兰娜的说法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阿尔乔姆离开了斯大林家,但是斯大林对他仍然十分关心,他曾经背着阿尔乔姆给学校校长打过电话,希望学校能对他严格要求。后来他参了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成长为一位将军。但他从未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养子,他沉默了几十年,几乎是一辈子;但是在2004年接受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的采访,记者以《领袖的养子》为题的文章刊登于2004年8月3日该报,而2004年8月18日《参考消息》曾予译载,题目改为《重感情的斯大林》。对斯大林妻子的自杀,莫洛托夫另有一说,认为是因为阿利卢耶娃吃醋,不过他坚决否认斯大林有外遇;只是因为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政治局的成员在伏罗希洛夫家聚餐,斯大林大概多喝了一点酒,当着大家的面捏了一个面包团并将其扔给了叶戈洛夫元帅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一位茨冈(吉卜赛人),在这方面比较敏感,当时有些心理变态,她感到受不了,于是就和莫洛托夫的妻子一道离开了宴席,两人在克里姆林宫散步,谈话中对斯大林的行为十分不满,以致后来发生了用手枪自杀的事情。莫洛托夫也说,“我从未见过斯大林哭泣,可是,在阿利卢耶娃灵柩旁我见他流泪了。”他还听到斯大林自责说,“我是个坏丈夫,我没有时间带她去看电影。”(见《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3页)看来,莫洛托夫的说法要更可信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独秀的文章里还一再提到斯大林的独裁,陈唐的论著显然也很赞同这一说法。实际上,斯大林平易近人,和同事相处也很友善。和斯大林共事40年的莫洛托夫曾经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跟他讲过一件事:一次,斯大林请他去,问到他父母的情况,可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神父,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斯大林说,“忘记父母不好,不过您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偿还欠账了!”他走近保险柜去取一叠邮局汇款收据。原来斯大林按时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汇款,而老人还以为是儿子汇的呢。“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华西列夫斯基说。莫洛托夫讲了这件事,他感叹地说,“斯大林的这些事情可真够细心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在政治局内部,斯大林对一些重大问题也能够和大家进行商量。本世纪初,俄罗斯的报刊——《独立报》公布了1931年到1936年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包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等人的通信摘录,我国《参考消息》也译载了一部分这些信件或电报的摘录。在这些摘录里,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计划外进口的问题,对日本和所谓“满洲国”的态度问题,和美国及英、法、德、意等国的关系问题。这些信件既表现了斯大林的原则性和睿智,也表现了他对同事的尊重,一些问题都是通过商量的口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作为苏联和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这样做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主的作风,而绝不像有人说的,斯大林是一个大独裁者。(见《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载《参考消息》20014月20日地12版)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和罗斯福、丘吉尔也有许多信件和电报来往。据莫洛托夫说,仅仅和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丘吉尔的通信就有两卷之多。他善于和别人商量,也善于说服别人。因此,斯大林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甚至西方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斯大林也十分崇敬。丘吉尔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我们知道,丘吉尔在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时,曾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俄成了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丘吉尔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进攻时,丘吉尔在当天就表示,“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并且保证援助苏联人民。后来三巨头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多次举行会议,他对斯大林的了解更多了,他甚至对斯大林抱有极大的好感。有一次,在三巨头的小型宴会上,丘吉尔甚至对罗斯福说,“我早上起来祈祷,祝愿斯大林活着,祝愿他身体健康。只有斯大林能够拯救世界。”丘吉尔表示相信,正是斯大林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那种特殊的作用。说着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滚落下来。(见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莫洛托夫在讲到此事时说,“说来并不奇怪,在我们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的情况下,英国总共只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单单为这一点英国人也该为之动心。”(同上)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过了六年又九个多月,即1959年12月21日,当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发表了一个满怀激情的讲话。他说:

  “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里,是不屈不挠的天才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俄国的大幸。斯大林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严酷无情的时代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印象。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他在交谈时表现出来的敏锐、犀利和无情,就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斯大林最富幽默感,言辞辛辣,善于准确领悟别人的思想。斯大林的力量如此之伟大,显示出他是历代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领袖中最难得的人才。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处乱不惊和富于逻辑思维的深邃睿智。他是一位能在艰难时刻从绝望中化险为夷的常胜匠师。无论在危急关头,还是胜利时刻,斯大林始终保持冷静,从不沉湎于幻想。他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缔造并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是一个善于以敌制敌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独裁者,他把一个拥有锄犁的俄国变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俄国。

  “是的,历史和人民不会忘却这样的人。”(同上,第73页)

  丘吉尔对斯大林给予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但是其中却没有一句是虚饰或溢美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说,丘吉尔都没有必要在斯大林逝世多年之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甚至还自愧不如地说“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来称赞斯大林;而丘吉尔讲这样的话,显然会冒犯当时正在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但他也毫不忌讳。我相信,丘吉尔上述那些话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知道,二战前,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而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了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他对斯大林更了解了,也更佩服了,他很清楚,如果没有斯大林,没有强大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斯大林当然也有错误和过失。毛泽东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他强调,斯大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极其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要求他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的指责却是出于他们的偏见,是很不客观的。列宁在世时就驳斥过这类资产阶级的偏见:

  “资产阶级的奴仆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现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牺牲50万人到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6页)

  至于说“斯大林错误那么多”,那也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斯大林的功劳大得很:他和列宁一道领导了十月革命和苏联最初几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继承了列宁的遗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的大革命进行了有力的帮助,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在他逝世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是“最伟大的友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提出反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

  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大肆宣扬所谓苏联革命的错误时,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里也做过非常精彩的反驳。他说:“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地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和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这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

  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页)

  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是整个劳动阶级,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进代表,对于他们的领导机关,对于他们的领袖人物,也是完全适用的。

  恰如斯大林的亲密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85年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修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他还说:“斯大林起了巨大的作用。我相信会名声再振,在历史上荣膺应有的地位。”(《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他这样说,因为那时他就知道,尽管几届苏共中央领导人都没有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有许多人到斯大林墓前给他献鲜花。据说,那时,除了斯大林,安德罗波夫墓前也有些鲜花。人民是最公正的。而自普京上台以后,肯定斯大林的事情就更多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莫洛托夫的上述预言,包括他晚年说的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将其改称“伏尔加格勒”——引者)“将来仍会叫斯大林格勒”(同上,第447页)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

  第五篇

  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

  奚兆永

  陈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极其狂妄地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当年,陈独秀创建中共时,不少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起者是认可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上市场经济,又经国家适度干预调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生无忧、前景可期的国家。试问: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还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观苏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标榜国有化实乃官有化,特权阶级随之产生,经济萎缩、民众贫困、文化倒退、思想僵化。苏联是不推自倒,应了黎澍生前所断定的‘內溃’二字。苏俄建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英美诸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两相对照,其优劣成败,其实并不难判断。”

  陈研究员大概以为,这几百个字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确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以及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推翻了。如果真是那么容易,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从1848年出版到今天已经169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到今天已经96年,按照陈研究员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好,早就应该结束了,它们还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吗?

  一、“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应该说,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人类由于生活在私有制的社会,他们既看到了它的的文明和进步,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先进的人们很早就提出了实行公有的伟大理想。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礼记》的《礼运篇》里早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而在西方,早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也提出了《乌托邦》的伟大理想。但是,这些理想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存在于人们头脑里和书本上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它们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一方面生产力有了革命性的变革,而同时,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某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矛盾也显露出来,还出现了两大阶级的对抗。而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还要通过破坏一部分生产力,来实现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反对私有制和要求实行公有制的主张。马尔萨斯为什么要写《人口原理》一书,就是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主张所有人的公平和正义;而英国政治家葛德文也在其《政治的正义论》一书里则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于是他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写了《人口原理》,希图把社会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纯自然的问题,用以作为对付孔多塞、葛德文思想的消毒剂。不过,他的这一图谋当时就受到了李嘉图的批评。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被人们称作是社会主义之父。受其影响,后来在英国和法国还出现了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

  恩格斯此话告诉我们,是否消灭私有制并且实行公有制不能以是否合乎公平正义作为评价标准,而应以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依据: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还处于比较原始、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时,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在社会发展进入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实行公有制和消灭阶级对立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这样的历史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说“现在已经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了。恩格斯还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同上,第724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同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它是建立于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的。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里尔一个律师的家庭,母亲是荷兰人。看来,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有“子承父业”的思想,在马克思中学毕业后于1835年让他选择了波恩大学法学专业。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大学的课堂学习,认为那种像用汤匙喂食的方法获取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写了不少诗,他的言行有人颇有一些诗人的作派,曾因酗酒喧闹而受到校方惩处——他被禁闭了一天。后来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并且于1939年着手写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他不那么喜欢柏林,而希望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波恩工作,其理想的工作是在波恩大型担任哲学副教授。1841年,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没有获得该校的博士证书。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并且很快收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证书。他在柏林待了三年,在柏林大学听了一些课,还在柏林参加了“博士俱乐部”,结识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德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遗憾的是,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曾经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这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过,马克思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当人们已经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他却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人。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未能如愿到波恩大学去当副教授,因为当时的政府实行反动政策,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先后失去了教职,而他想当副教授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他和布鲁诺.鲍威尔一道被聘为科隆《莱茵报》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由于他思想激进,受到了科隆地方政府“书报检查”的限制,而《莱茵报》更在1843年1月遭到了查封。政府视马克思如同洪水猛兽,其实,这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一些社会问题如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等的讨论涉及到经济学知识,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于是在《莱茵报》被查封后他决定从社会的舞台再退回书斋。在这期间,马克思首先清理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并且将辩证唯物主义用之于研究历史,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批评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于1943年8月在他和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表明他已完成了由唯心主义辩证法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说,“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就是指马克思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同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十分赞赏,从此开始了两人的终身友谊。恩格斯的《大纲》也激发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在巴黎,他阅读了大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且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所谓“批判的批判”的一系列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并且从正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的哲学思想,包括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一些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这本书在马恩生前并没有出版,只有很小一部分曾经发表过,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由苏联出版。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了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还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科学的阐述。马克思从此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至于后来马恩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创作《资本论》更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了。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经过革命性改造而产生的科学结晶,它来之不易,是两位思想巨人以数十年功夫进行创造性劳动而得出来的伟大的科学成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从1848年诞生至今已经169年,后者从1867年诞生至今已150年,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胜利成果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正则好是100年。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一些无知无畏的狂人,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学者敢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更深深地感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站起来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今天,我们理应用一种敬畏之心来正确对待它,老老实实地学习它,运用它,而不应以一种浅薄的、浮躁的态度去对待它。一些人还没有学习,既谈不上入门,更遑论精通,就急急忙忙要去否定它,这种人就是一些所谓无知无畏者。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常常把它用作褒义,称赞那些敢说敢干的人,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说初生牛犊真的比老虎厉害,而是说初生牛犊的无知,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一旦真的遇到了老虎,十个就有十个要被老虎吃掉。无知无畏者也一样,他们口出狂言,讲的那些大话,也是出于无知,他们也一定是十个有十个要失败,除了给人们留下笑柄以外,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的名声!

  二、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阶梯上,社会主义当然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在一些思想右倾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好像处处都优越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将万世长存,社会主义永远也不能取代资本主义。前面我们所引用的陈文的那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要问: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的情形。

  大家知道,作为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人口虽然比不上中国和印度,但在欧洲却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过,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过去生产力比较落后。虽然彼得大帝为俄国的现代化曾经殚精竭虑、励精图治,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农奴制拖了俄国的后腿,资本主义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诏令,决定废除农奴制。这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不过由于不是采取革命的办法,而是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良的方法,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远落后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工业生产处于欧洲第四、世界第五的地位,其产值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也只有7%。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沙皇俄国是参战的一方——协约国的一个成员,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的衣钵,继续参加这场战争;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被拖得疲惫不堪,国家更是满目疮痍。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根据列宁的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和平法令”,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不少于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举行和平谈判,同时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和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觉悟的工人们”呼吁,帮助拜托一切奴役“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民众一切停止这场战争,但协约国不同意,他们想借德国人之手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掉。因此列宁又不得不提出与参战另一方——德国(当然还有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其为首者当然是德国)单独媾和的主张,以争取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但由于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错误做法,使德国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加苛严的要求,结果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割让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而乌克兰则成了德国的藩属国,损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想通过这个和约来加强国内的建设和管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站稳脚跟。但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害怕布列斯特和约会使德国处于战争的有利地位,又害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会对西欧的革命运动产生示范作用,起来革本国的统治阶级的命。于是英法美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决定联合起来,并且纠结一些俄国周边国家的反动势力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便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对德奥两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苏俄国内的白卫分子即那些被推翻的反革命阶级自然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要重新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这样,由于国内外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在1918年夏季就开始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它既是一场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同时又是一场国内战争,二者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有人要否认这场战争,想在名称上做文章,他们认为,说14国武装干涉或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都不符合事实。但是,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的著作,也无论是权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其他有影响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也都只是说外国武装干涉,而没有特别强调是14个国家。当然,也的确有人在讲课时说过“14国武装干涉”,我自己也受此影响,在讲课和写文章时也这样说过,但是,最近查了一下,方知这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说法,也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还是以说“外国武装干涉”为好。尽管这里所说的外国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也包括俄国周边的一些受帝国主义影响的仆从国家,但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协约国即英法美日等国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虽然有布列斯特和约的限制,实际上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武装干涉者。问题还在于,那些参与武装干涉的仆从国家显然也是受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再说,名称毕竟是第二性的,而事实才是第一位的。既然外国的武装干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国内反革命的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认这个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和国内战争存在的事实呢?

  当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些仆从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希图消灭苏俄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俄国国内一些反动势力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已非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所能比拟。尽管从十月革命到外国发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发动国内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八九个月时间,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性质,并且极大地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具体来说:

  第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开头,即在胜利后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通过了“和平法令”之后,还通过了“土地法令”。该法令规定,“立即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这个规定是根据全国240个地方农民委托书制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为基础通过的。委托书说,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面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寺观土地,一律无报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当然,土地的国有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只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措施。但是它消灭了绝对地租,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它无偿地给了农民1亿5千万俄亩的土地使用权,使他们每年省去了5亿金卢布的租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根据苏俄党纲的有关条文,这也为以后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等)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即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根据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当时怀着敬畏的心情而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历史教训,让赤卫队在当天就占领了革命前俄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国家银行。1917年初,国家银行设有11个管辖行,133个固定的和5个临时的分行,在42个粮库设有代办所,到十月革命前两天为止,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达242亿卢布,而当时全国所有私营信贷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仅为1800万卢布。私营银行业务上所必须的货币资金的供应,要依赖国家银行这一发行中心。在国家银行的往来账户上集中了主要属于私营银行的大量资金。接着,在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又改组了国家银行各管辖行和各分行的贴现贷款委员会,大大增加国家银行和了苏维埃代表的人数。这样,国家银行这一信贷系统就由金融资本的统治工具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进行经济管理的工具。

  第三,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早在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就想用怠工的手段对付布尔什维克。针对这一情况,列宁提出加强工人的监督。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据1918年的普查,64%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4348个)直接参加了工厂的管理。此举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一些私营银行用故意不方便提供贷款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监督的企业,结果在1917年12月,所有的私营银行一律被收归国有。至于国有化,最初国有化的只是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后来铁路、邮电、航运业相继收归国有。1918年4月,开始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到1918年秋,已有3688个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接着又对5人以上并且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工人在10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到1920年底,共有4547家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这些企业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实力。

  第四,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实行了余粮征集制。我们知道,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苏俄遭受到极大的经济破坏,工厂不能正常开工,不能生产大量工业品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相交换,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也不能正常进行,军队和城市工人所需的粮食供应也不能得到保障,甚至处于饥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余粮征集制才能解决当时异常紧迫的粮食问题,才能支持军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行余粮征集制就是向产粮区的农民摊派他们提供给国家的贷款。苏维埃政府向农民担保,这笔贷款将在战争胜利和恢复工业后得到优厚的补偿。而事实上后来也实现了。不过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列宁曾明确地说,“余粮收集制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必要,相反的看法是错误的。(《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6页)

  通过上述革命措施,苏俄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且经济上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对于战胜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叛乱都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于苏维埃俄国并不看好。武装干涉开始后,英法两国在俄国北方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扶持当地的反革命叛乱,成立所谓“北俄政府”;日本则在俄国东部沿海的符拉廸沃斯托克(海参威)登陆,占领了沿海州,也扶持当地白卫分子进行叛乱;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在英法的援助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在德国暗地支持下,发动哥萨克进行叛乱;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由于英法两国的阴谋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变,并且让他们在回国途中加入了英法发动的反苏维埃的叛乱;德国因为和苏俄定了布列斯特和约,不能公开反对苏俄,但是很明显,他们也是苏俄的敌人。当时,苏俄有3/4的国土被敌人占领,工人每天只能获得1/8磅面包,甚至还有不能发放面包的日子。列宁于1918年2月23日发表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文章,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有几十万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后来人们把这一天确定为“红军节”。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以高薪吸收一部分旧军官加入红军,同时又加强了对于新的军事人才培养,还在红军中实行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这样,红军就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建立了起来,并且迅速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在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苏俄的武装干涉,英法代替了德国,把军舰开进了黑海,在敖德萨和高加索一带登陆,他们和俄国国内的白卫分子一道,用残暴的武力杀害工农群众和负领导责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实行恐怖政策,并宣布对苏俄进行所谓封锁。当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白卫分子、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这个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俄国最高执政者”。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当然也派出了由党团员和工人为主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卫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这时却提出了一个可疑的计划,停止了对高尔察克的进攻,而把东方战线的军队调往南方战线。俄共中央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托洛茨基以辞职相威胁,而俄共中央再次否定了他的意见,同时又令他离开东线的领导工作,结果又给高尔察克以新的打击。1919年夏,又有白卫分子、西北一带的反动将领尤登尼奇奉帝国主义之命进攻彼得格勒,企图以此牵制东方战线的红军。这时彼得格勒还出现了两个炮台的叛乱,但是在革命军民的奋力斗争下终于从叛军手中夺回了两个炮台,使尤登尼奇的军队也遭到失败。这样也使东方战线更加易于集中力量同高尔察克进行斗争。1919年末,高尔察克被擒,并且经过革命委员会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曾选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讽刺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滚蛋了。”

  高尔察克的白卫军被彻底粉碎了,接着,协约国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由于南方战线变得重要起来,俄共中央派出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布琼尼四人到南俄前线,斯大林等改变了托洛茨基制定的作战计划,避开了顿河草原哥萨克居住的地区,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前进的路线,取得了战胜邓尼金的胜利。到1920年初,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武装干涉者和白军手中解放了出来。1920年1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取消对苏俄的封锁。虽然此时远东、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驱赶出去,但是,苏俄已经取得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时机,可以用更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了。之后,1920年4月,波兰军队和白卫分子弗兰格尔率领的军队又闯入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占领了基辅,而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占领了顿涅茨矿区。经过红军南方和西方军队的奋力反攻,最后于1920年10月20日与波兰签订了和约,同时继续与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展开作战,并于1920年11月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使其成为苏维埃俄国的一部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也由此宣告结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战争的原因归纳为八条,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所实行的政策不仅得到国内人们的支持,而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一因素。他说,“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列宁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虽然列宁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2年3月在苏共11大作政治报告时讲这番话的,当时已经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还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它是收到了积极成效的;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做,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很有可能“被打垮了”。这样说显然也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列宁的论断和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分析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当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行“剥夺剥夺者”,工人阶级由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转变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的武装干涉,打败本国地主和资本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即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即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地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他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陈研究员显然不相信列宁的这一论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永远优越于社会主义。但是,事实却有力地证明,列宁的上述论述是无比正确的真理。

  我们知道,由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经历了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这又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加以恢复。因此,苏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到1928年即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才开始的。

  关于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为起草《共产党宣言》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里就说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化合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而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还以此作为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他区分这两种经济学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他称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财产的经济学”或“资本的经济学”,而称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而另一个根据则是按照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的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按照“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来运行的,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实际上,所谓“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又做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事实也是这样,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即供求规律的自发作用运行的,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更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社会只能通过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平衡,以便使生产和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危害性造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时,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里没有商品生产,也没有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人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也不需要用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社会的理智也不会在事后而能在事先就发挥作用。他写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它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然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为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分配。.....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的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和他们劳动和领导产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海市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很清楚,马克思是把计划经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主要特征看待的。

  苏俄是历史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它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投入到五年计划的建设之中,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任务。下表就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

  1928年1932/33计划1932实际 计划完成% 1932对1928% 年增%

  国民收入(按26/27

  价格,10亿卢布)  24.4      49.7       45.3         92        186       16.8

  基本建设投资

  (按相应年价格)             64.4       60.0         93        ——       ——

  其中

  公有化成份投资               46.9       52.5        112        ——       ——

  工厂工业总产值     15.8      36.6       36.8        96.4        233       23.5

  (按26/27年价格)

  第一部类        7.0       17.4       20.6      109.8        293       31.0

  第二部类        8.8       19.2       16.2       84.4        184       16.5

  铁路货物流转量

  (10亿吨公里)    93.4      102.7      169.3      102.1        181       16.0

  职工的年平均人数

  (百万人)          11.6       15.8       22.9      145.5        198      1 8.5

  其中

  工业的年平均人数     3.5        4,6        6.8       145.4        193     17.9

  工业劳动生产率(%)100       210        141       ——         ——      9,0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页)

  上述数字表明,他们仅仅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在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上还超过计划的12%,工业中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超过计划9,8%,铁路货物周转量超过计划2.1%。与1928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86,年平均增长16.8%;工业总产值增长133%,年平均增长23.5%;第一部类增长183%,年平均增长31.0%;第二部类增长84%,年平均增长16.5%;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81%,年平均增长16%。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在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与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当时正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仅谈不上任何增长,而是出现了大萧条,是急剧的负增长。这真是冰火两重天!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那么的明显,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铁一般的事实!

  第二个个五年计划同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点可见下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32                  1932年  1937计划  1937年实际  1937年对1932年的%

  —————————————————————————————计划——— 实际——

  国民收入(按1926/27

  年度价格)              45.5      100.2        95.5        200        212

  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工程     50       120.0       137,5        235        272

  工业总产值(按26/27年价)43.3     92.7        95.3        214        220

  其中:甲类               23.1       43.5        55.2        197        240

  乙类               20.2       47.2        40.3        237        200

  农业总产值(按26/27年价)13.0      26.2        20.1         200        154

  国民经济职工数(百万人) 22.9       28.9        27.0        126        118

  劳动生产率

  工业 (%)              100        163         182        ——       ——               建筑业(%)             100        175         183        ——       ——

  —————————————————————————————

  (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相应数字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按照计划指标,还是按照实际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都没有下降。但是,有一点,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以后的五年计划都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就是,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增长比由增加职工人数所导致的增长在比例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增长只有51%的比例,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这个比例就提高到了79%。(苏联国家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6页)当然这还是从比较抽象的相对的数来看的,如果从一些绝对数来看,进步就更明显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有1500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而发生了变化。从1941年7月到11月,一共转移了1523家工业企业,而转移的职工和家属达1500万人之多。把那么多的物力和人口从靠近前线和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转移的距离长达数千公里,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2月,仅通过铁路运送的大约就有150万节车皮之多。(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9页)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做得到的。不仅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在由民用生产转为军品生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汽车和拖拉机厂在生产牵引机和汽车的同时,也组织了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一些农业机械厂改行制造各种兵器,一些机器制造厂改为制造弹药、通讯工具和工兵装备的工厂,很快适应了战时的需要,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想做到这一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二战中,苏联所受到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是凭借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战后的重建中也明显地走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 苏联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凭证供应,并且还在战后七次降低物价,而且降价的幅度很大,降低了两三倍,——当然,这也与战时曾经大幅度地涨价有关,但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经济危机迫使他们被动降价,而要想资本家主动地降价以让利于民那是不可能的。据莫洛托夫说,降价是斯大林提出的主张,他用“很好”、“更可靠”、“妙极了”、“十分高明”这样的字眼称赞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措施。(《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3页)我们知道,苏联的低物价和免费福利,使苏联人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关键在于,这种实惠所惠及的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与苏联相比,英国在1947年时还不能取消战时留下来的配给制,甚至还要靠美国的救济才能过日子。两种社会制度哪个更好,不是很清楚吗?陈研究员把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主义国家捧上了天,其实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已衰落,昔日被人称为“日不没国”的大英帝国曾几何时却被人们称为“约翰牛”了,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已不能和当年相比。至于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其实是剥削全世界的结果。对这样的现象,恩格斯早就有所揭露,后来列宁斯大林也有论述,而事实也很清楚,本应给以揭露和批判才是,而陈研究员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佯作不知,大加隐瞒,不过,从他对马列著作的了解显然不够而又喜欢妄加评论的情况看,很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是无知,又充满偏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者,如果不学马列,其离真理之远则是可想而知的。

  陈研究员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还大讲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其实无论是罗斯福实行“新政”,还是凯因斯凯因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其实都是因为受了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大获成功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他们搞的大型公共工程和刺激需求的措施,对经济拉动的影响其实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往往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这和苏联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本来就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它也绝不能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顽症,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说是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差不多隔不了多久就会不期而至。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凯因斯,还是哪一个别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他们都不可能开出根治经济危机的药方。实际上,任何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克服它的真正解决办法。

  纵观苏联的历史,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我们且把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的某些重要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以及几种主要产品指标的变化情况作一个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致使苏联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快于美国,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明显输小,而一些产品苏联已经超过美国水平的情况:

  ———————————————————————————

  国民收入     苏联为美国的%   化肥       苏联为美国的%

  1950年           31           1913年         3

  1970年           65强         1970年        88

  1976年           67           1976年        126

  工业产值                       水泥

  1913年           12.5          1913年         13

  1950年           30弱         1970年        141

  1970年           75强         1976年        178

  1976年           80强        棉织品

  钢产量                            1913年         41

  1913年              15         1970年         98

  1970年              95         1976年        136

  1976年             121

  ————————————————————————————— (摘自《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6-88页)

  以上数字表明,从总体上看,在1913年时,苏联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8,但是经过了63年之后苏联占美国工业的百分比已经达到80%强,而许多产品包括钢铁、化肥、水泥和棉织品等重要产品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这里的关键在于,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都大大高于美国。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从1951年到197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8%,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8%,而美国的相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3.4%、4.2%和2.3,连苏联的一半都没有。(同上,第88页)究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难道还不清楚吗?

  当然,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一点,其后期的发展速度似乎不如前期的发展速度。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后来的基数扩大了,也就是说,分母变大了,如果分子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个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基数的扩大,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大,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的增加,其所提供的增加的产品量或产值数当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增加,就是说,分子也应该同步增加,甚至还会出现更快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呢?如果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就应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寻找原因,而绝不应该归之于所谓基数的扩大。赫鲁晓夫及后来的一些继任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修正主义思潮在苏联得以泛滥,影响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这才是造成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我们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主张,比如什么“三和两全”(所谓“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丢在一边,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而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过一些很错误的观点。有个名叫叶.利别尔曼的经济学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大力主张“利润挂帅”,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把人们引向奖金、金钱的目标,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此文在苏联引起很大争论,反对的人很多,但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在苏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显然起着腐蚀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起的作用当然是负面的。当然,它在中国也有人响应,那就是孙冶方,不过由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和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据我所知,当时我国权威经济学家王亚南是坚决反对的,于光远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处当处长也是反对的,吴敬琏当时跟风,也是反对的。经济学界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对生产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苏联的解体,应该说,那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苏联某些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的结果。陈文引黎澍的话,说它是“自溃”,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关键是要弄清楚内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苏联不出现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如果斯大林再晚一些年去世或生前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接班人,情况恐怕就不会是这样了。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掌握领导权以后,斯大林过去的同事和战友,也就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7人(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在中央主席团11个委员里已经占将近2/3多数)在1957年6月18日到21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起来与赫鲁晓夫进行过斗争,准备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通过国防部长朱可夫把中央委员调到首都,以召开中央会议的形式宣布7人为反党集团,并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他四人也分别受到不同处分。这就是所谓“六月事件”。这说明,赫鲁晓夫在初上台时并不稳固,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革命家还是起来与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无疑利用了军队的力量,也利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这些显然是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党内斗争,怎么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当然,后来苏联解体,我们也不能低估帝国主义这个外因的作用。实际上,就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说,帝国主义一方也可以说是内因。帝国主义动用了它的一切手段,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舆论的、公开的、秘密的手段,可以说无孔不入,无计不施,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显然不能否定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应该看到,在一定时期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的某些优势,他们还有资本的力量,并且还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内外勾结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进行深入讨论的。

  陈文在比较苏联和英、美、法、德、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劣时,居然笼统地把这五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知道,英国早在14世纪末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序幕的变革,也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初进行的,其资本主义发展少说也有500年了。法国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稍后于英国,也是比较早的。至于荷兰,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经过八十年战争成为独立国家,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它很早就称霸于世界,不过在对英战争和对法战争失败后开始衰弱。但在一个时期仍然印尼等地拥有殖民地。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较晚,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经过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比较后起的,但至今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把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说成都只有200年历史,显然是为了把苏联比下去。但是,事实是无情的。苏联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解体,存在的时间只有74年。但是,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经过几百年发展的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居欧洲第一的地位;并且逐渐赶上有二百年历史发展的美国,包括钢铁、水泥、化肥、棉织品等的生产都已经超过美国,在科技方面,它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第一个实现了载人飞行,在宇航领域走到了美国前面,其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虽然在解体后有很大削弱,但其雄厚的基础直到今天都让美国不敢小视。这样一比较,究竟谁快谁慢、谁优谁劣,其结论显然就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而恰恰是正好相反了。

  三、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下面再说说中国的情况。中国是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的。由于有苏联的经验,并且有苏联的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这个年平均增长率虽然不如苏联一五期间那么高,但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二五期间虽然出现了“大跃进”高指标的问题,但是“大跃进”对于中国所起的作用绝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消极的、破坏的,它所产生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实际上,我国很多工业门类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我国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差不多也都是那时开始起步的,它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是这三年工农业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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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工业                   农业

  1958年                54.8%                 2.4%

  1959年                36.2%               -13.5%

  1960年                11.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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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编:(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第35页;转引自刘日新著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我国第二个五计划前三年的增长速度之所以能够那么快,显然和这三年的“大跃进”有关,实际上,第三个五年计划,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应该说,这是大跃进的积极成果,我们显然不应该轻易否定它。江苏省的常州市在80年代初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明星城市,全国许多地方都到那里学习取经,南大经济系也曾到那里去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那里许多知名企业都是在大跃进年代创办的街道工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可以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度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程开甲院士在回忆大跃进时说,那时人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各高校的研究风气很盛。钱三强1958年曾到一些地方和高校考察,呼吁开展核物理研究。在南京,他希望南大建立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南大物理系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积极响应,很快就筹建起了南大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还和青年教师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研制出了两台实验仪器,一方面是对大跃进的献礼,同时也为进行核物理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60年3月,据说也是钱三强“点将”,二机部发函“借调”程开甲去核武器研究所工作。那时提出“全国一盘棋”,提倡协作精神,学校领导和他本人都没说二话就同意了“借调”。据说,南大物理系对于把他们的台柱子“借”走还是提出了讨价还价,想换一个在北京研究单位进修的青年教师,但最终也还是以服从大局为重同意放行。当时之所以点名要程开甲,当然是因为他的水平和能力出类拔萃,同时也与他在大跃进期间筹建核物理教研室和研制实验仪器所作出的贡献有关。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位科学家,他叫王榕树,是一位核化学家和水化学家。50年代我在厦大读书时因为和他在厦大广播电台和“厦大通讯组”(简称“厦通”)一道搞社会工作而相识,他是学化学的,是卢嘉锡和蔡启瑞两位名师的弟子,专业方面受到两位大科学家的熏陶自不必说;其文笔也很好,还擅长写诗,后来曾有长诗在《光明日报》发表。他1959年毕业,正好赶上大跃进时机。半个多世纪来,他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早已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了,但在媒体上看到,他在回忆当年大跃进的情形时常有一句话说,“大跃进时迎难而上”,看来,大跃进是他进入科学殿堂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不论时间多长也不会忘掉。实际上,在神州大地,大跃进的成就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北京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那么巨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工程,仅仅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设计、施工完成并且投入了使用。这是什么速度?此外,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万吨水压机,火车车轮轮毂、大型平板车等都是那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大跃进,就没有后来的现代化。 毛泽东在1965年10月19日和政治局常委听取计委汇报时曾经插话说,“(技术革新的成就,主要还是三年大跃进时提出,这四年开花结果)北京郊区的水果还不是一样,也是那时候起来的嘛,1958年搞起,7年了,结果了。”(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我们显然不应该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大跃进,对大跃进行冷嘲热讽、说三道四;应该说,大跃进对后世的影响大得很,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当然,大跃进也有缺点。从经济上来说,比如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上,积累的比例过高,消费的比例过低,工业投资上的项目过多,而抽调的农村劳动力也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所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然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教训也是要吸取的。

  不过一些党史著作对于“大跃进”的论述却存在者明显的肯定不足、否定有余的问题,并且还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写道,“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计划)的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投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是你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大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工业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1959年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而迅速建设起来的。......

  “十年新修铁路八千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等线路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正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5年10月16日(此处有误,应为1964年10月16日——引者注),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碉堡了我国科学技术但是达到的新水平。......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的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0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404页)

  应该说,上面的这些成就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矛盾,与事实也是一致的,本来对其进行论述应该都是正面的,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却硬是被放在了否定的论述之后,用了一个“然而”将它们“带”出来的。这样一种论述方法显然让人感到十分别扭。本来,包括“大跃进”在内的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大跃进”对后来建设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这方面《决议》对它的肯定也说说得非常明白,而且该书还引用了《决议》中的这样一段话,即:“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但是,该书为了曲意迎合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否定大跃进并进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还是抛弃了正常情况下先讲成绩、先讲“主导方面”的通常做法,硬是把“‘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提到前面来说,而在“然而”之后才带出“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那一大篇话。这样做不仅不合写文章的章法,而且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试想,既然那么多那么大的成就都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既然“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那么错误和缺点就只能是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为什么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位置而加以突出和强调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决议”里还是在这本党史书里,都认为这这十年里,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于哪个方面是主导的,哪个方面是次要的,就只好避而不提了。对于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和“其缺点是”什么什么,而没有谁是主、谁是次的分析;而从其认为“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说法看,实际上是认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但这和前面所说的“主导方面”和所论述的种种巨大成就又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这本党史书,用许多数字补充了《决议》所说的“主导方面”,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紧接着也是不分主次地大讲“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大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似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说得通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就和黄炎培谈论过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的问题。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务必”,讲到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进城以后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运动,继续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57年又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大跃进后,毛泽东在1960年3月22日看到了鞍山市委由马宾起草的“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当即作出批示,写道:“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将此报告转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到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鞍钢宪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还在世界范围也引起了一些管理学者的注意,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一大革命,弥足珍贵。但是,在国内,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推广。

  1962年8月和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论述,强调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的讲话,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还是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却把它作为所谓“左”的指导思想来看待,甚至在党的中央全会上竟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被作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悄悄地“停止使用”(全会的“公报”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只是在两年半后才向人民公布此事。这样对待毛泽东,不仅不公平,而且对于指导实际工作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这十年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抓典型、树标兵,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推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马钢宪法以外,毛泽东还亲自树立了一批模范人物典型,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吴桂贤、董家耕、邢燕子等,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口号,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生产热情,各行各业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大好形势,人人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整个社会形成了热气腾腾、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些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指导思想说成是反面的消极的东西呢?

  当然,消极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在干部队伍里,一些人以为过去是打天下,现在是坐天下了;过去枪林弹雨,要艰苦奋斗,现在是和平时代,该坐享清福了。他们满足于做官当老爷,讲究享受,搞特殊化,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完全违背了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实际上,一些人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了,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已经是一个正在变修的修正主义者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所在都有。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和普通的老百姓已经感觉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已经觉悟了的子女也感觉到了。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学生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们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过去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渐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反党纪国法,作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应该说,这是革命的呼声,也是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读后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同上)从这些干部子弟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突发奇想,而是他多年观察了解得出的正确结论,而这个结论和群众的想法又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了防修反修,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所产生的种种表现,也都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特别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它不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但对于经济领域也有巨大影响。在文革期间,在经济领域,它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文化大革命前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如强调政治挂帅,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学鞍钢宪法、学大庆、学大寨等,加之,运动一开始就强调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就这点来说,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显然,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文革十年,我国进行了三线建设,使生产力的布局更加合理。在这期间,我国还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国的经济是有了很大发展的,这样的经济和财政情况,怎么可能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呢?以下是1965年到197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

  主要指标    单位   1965年    1976年     年平均增长率

  工农业总产值  指数     100       233.5           8.0

  粮食          亿斤    3891      5726             3.6

  棉花          万担    4196       4112

  猪            万头   16693      28725             4.9

  纲            万吨    1223        2046            6.9

  煤            亿吨     2.32         4.83           10.5

  电            亿度      676       2031            10.5

  石油          万吨      1131       8716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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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以上数字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即使个别年份因为两派内战对生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并不慢,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充分体现了了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的氢弹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从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所间隔的时间只有两年零8个月,比美国和苏联所花的时间都短得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其直径为1米,重量为173公斤,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四国发射第一颗卫星重量加起来之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于1970年12月26日成功下水,于1974年8月1日服役:我国第一架大型飞机运10于1970年由上海市委的王洪文和马天水提出、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立项研制,到1978年11月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1979年12月造出第二架,一次试飞成功,而后来还多次飞到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运送军需供应品,次次都获得成功,证明了它的安全可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国家急迫需要的科技成果,在80年代中期却被迫下马,不再提供经费,使得我国大飞机的制造损失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还有许多军工项目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些高精尖项目,转为普通的民品的生产,其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反思。文革期间,基础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袁隆平所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屠呦呦所进行的青蒿素研究都是在这段时间取得重大成果的。那时的科研,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且“全国一盘棋”,能够发扬大协作的精神,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正如周光召同志所说,那时没有等级观念,人与人的关系平等,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论资排辈,人人都能畅所欲言,这些都是后来所不能比的。毫无疑问,这对于出成果出人才都是非常有利的。应该说,文革十年是我国高精尖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方面,即使在文革中挨整的邓小平也承认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是“突飞猛进”的,而国际威望也是“空前提高”的。他在写给毛泽东的要求工作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转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 页)他第二次复出后也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就在同一个讲话里,他又说: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同上,第163-164页)不久,在接见外国人时他又进一步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这前后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前一种说法说中国“突飞猛进”,“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后一种说法则大讲世界上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则是“国民经济大破坏”,“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按照这种说法,60年代初,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没有氢弹、没有人造卫星、没有核潜艇和大飞机时,与世界的差距“不太大”,而经过十年努力后,我们有了这些高精尖的东西,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得太大了”,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他还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大加指责,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这种说法不仅和前面引用的他自己的说法相互抵触,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这种说法,好像我国经济和科技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在所谓“‘左’的错误”指导下取得的,都是在“忽视发展生产力力”下取得的。这个说法说得通吗?说“对外封闭”显然也不符事实,明明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怎么说是我国“对外封闭”呢?至于说“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也不是毛泽东喜欢搞阶级斗争,而是由于阶级斗争是个客观存在,你不承认不行。实际上,不仅毛泽东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莫不如此。列宁在《卡尔.马克思》里说里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指导性线索”不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吗?特别是,当我国已经形成了如此庞大的新资产阶级中时还说什么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这能够站得住脚吗?

  不过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里的某些话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说的后一种说法。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他要大家记住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不就是大跃进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么?事情很清楚,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好多高科技”,都是在大跃进时代上马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些项目都纷纷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要记住那个年代”,如果不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记住什么年代呢?既然说了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说毛泽东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好多高科技”,都是由于毛泽东有远大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英明决策的结果,也是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统筹规划、精心安排,发挥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刻苦攻关、大力协同、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能一再批评毛泽东,说他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相反,在80年代中期,想用购买国外大飞机和先进技术的办法取代自己研制的运10大飞机等一批高科技项目,迫使这些高科技项目下马,难道就不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吗?如果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加以对比,我们究竟应该肯定谁呢?

  确实,我们应该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是个革命的年代,火红的年代;那是个让人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干劲冲天的年代;那也是个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的年代。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说过,历史上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确实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等速运动,它既有停滞和缓慢发展的时期,也有大踏步前进甚至飞速发展的跃进的年代。孙中山说过大跃进,毛泽东不仅说过而且领导过大跃进。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如果我们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丢掉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而金钱也可以买到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再不及时纠正,很可能我们又要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危言耸听,这样说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这些年出现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贪腐现象,仅仅已经揭露的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还有没有揭露的呢?而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几乎是一路走低,农产品的自给率也在不断下降,据说现在粮食每年需进口6000万吨才能满足需要,不少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实际上已经跌到建国以来很少见到的低水平。而与周边一些国家比,比如同印度比,过去印度的年增长率差不多一直都低于中国,而现在印度已开始超过中国了。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基本国策,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一些城市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全国其他城市也必然会跟着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可以预见,印度人口将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我们如果再没有忧患意识,积极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使我国经济得到较快的增长,那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反思是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提出了“大家要记住那个时代”,实际上肯定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发展经济和高精尖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提出了农业要有“两次飞跃”,以后还是要发展农业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问题,并且对于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少数人暴富,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我看来,这些反思实际上是在对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做的某些负面评价进行的重新肯定,或者说,这是否定之否定。可惜的是,他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太晚,而且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动,甚至在南方讲话时还说“不能动”。后来的领导人显然也看到了这点,知道邓小平的这些话并不当真,当然也是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我们今天应该研究邓小平只说不做的原因,更应该研究后来的领导人得过且过滑下去的原因;如果不弄清楚这些原因,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总之,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是苏联的历史,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这是革命导师们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显然不应该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而应该以敬畏之心接受他们的教导,并且应该切实加以践行才是。

  第六篇

  兼评理论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奚兆永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宪法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却时有出现。应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实际上,不仅陈文、唐著里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不少所谓的社会精英也时有各种反马列主义的论调出现,有的还以此种言论而闻名于世。如果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不加揭露和批判,它们就会泛滥,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对陈唐两位研究员的相关观点进行批驳,也要兼及其他一些作者的相关观点,特别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吴敬琏、厉以宁和王长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必须进行批驳。

  一、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前面说到,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再过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他诞生二百周年了。一些人既不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仅仅根据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显然是一个毫无道理的非常肤浅的看法。就在上一个千年行将过去,新的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99年举行过一个“评选十大思想巨人”的活动,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思想巨匠纷纷入选,而马克思高居榜首,排名第一,是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如果他的思想已经过时,他还能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吗?

  当然,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被人们评选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巨人,问题在于,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它为指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世界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起义,虽然由于工人阶级还缺乏经验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预演,其对后世无产阶级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起义在新时期的继续。由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发生的并且是第一次获得了伟大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以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后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又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有觉得意义的贡献;而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东欧一系列国家,还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经过自己艰苦的革命斗争,也相继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胜利,归根到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在肯尼廸和约翰逊两人任总统时担任过民主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197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加耳布雷思说过这样一段话:“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对马克思的影响理解得更差了。说他抓住了千百万人的心理,当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广泛地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只限于他的信徒。在传统的智慧中,他的观念正像天花一样是一种传染病。人们或者传染上它,从此永留瘢痕;或则由于有效的种痘而免受传染。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远离真相了。马克思深深地影响着不接受他的体系的人们。他的思想延伸到那些自以为最少沾染它的人们。”(见《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页)事实也正是这样。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熊彼特、萨缪尔森等,当然也包括加耳布雷思本人在内,他们虽然并不接受马克思的体系,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明显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方面,加耳布雷思还十分公允地说,“若是马克思在大多数问题上是错的话,他的影响将早已很快地烟消云散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数以千计的人们,早已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但在许多问题上,他显然是对的,尤其关联到他的时代时是如此。后一点值得重视。现在没有人辩护亚当.斯密这样的信念,即公司——股份公司——没有前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要求:马克思不但在他自己的时代是对的,而且在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考验。”(同上,第62页)这个问题涉及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看来,加耳布雷思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真理,而对它是绝对真理则有所保留。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不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对真理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在这方面,经验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叫做‘独断主义’”(同上,第103页)列宁有力地批评了波格丹诺夫的这一观点,指出:“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显然,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03-104页,粗体是原有的)由于加耳布雷思的观点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颇为相似,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评也可以当作是对加耳布雷思的批评。不过对加耳布雷思所说的“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时代”,似乎还需要加以界定。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在马克思去世时还远没有结束,甚至直到今天也远没有结束,即使仅仅作为相对真理,它也远远没有过时,而作为绝对真理的构成部分那就更说不上过时了。

  这里不想对那些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精英”们的“过时论”进行批评,他们其实是没有资格讲“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这里要对一个曾经似乎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还写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观点文章,但后来去了一趟美国以后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                                                                                                                                                                                                                                                                                                                                                                                                                                                                                                                                                                                                                                                                                                                                                                                                                                                                                                                                                                                                                                                                                                                                                                                                                                                                                                                                                                                                                                                                                                                                                                                                                                                                                                                                                                                                                                                                                                                                                                                                                                                                                                                                                                                                                                                                                                                                                                                                                                                                                                                                                                                                                                                                                                                                                                                                                                                                                                                                                                                                                                                                                                                                                                                                                                                                                                                                                                                                                                                                                                                                                                                                                                                                                                                                                                                                                                                                                                                                                                                                                                                                                                                                                                                                                                                                                                                                                                                                                                                                                                                                                                                                                                                                                                                                                                                                                                                                                                                                                                                                                                                                                                                                                                                                                                                                                                                                                                                                                                                                                                                                                                                                                                                                                                                                                                                                                                                                                                                                                                                                                                                                                                                                                                                                                                                                                                                                                                                                                                                                                                                                                                                                                                                                                                                                                                                                                                                                                                                                                                                                                                                                                                                                                                                                                                                                                                                                                                                                                                                                                                                                                                                                                                                                                                                                                                                                                                                                                                                                                                                                                                                                                                                                                                                                                                                                                               样彻底改变了自己信仰的知名人士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一些批驳。我说的这个“知名人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敬琏研究员,或人们习惯地称为的“吴市场”。实际上,所谓的“吴市场”本来并不主张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他在1983年还和周叔莲合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的文章,发表在《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但是,就在这年,据他自己说,为了改善“知识结构”,他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回国后就再也不写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了。当然一个人改宗祖师、改换门庭、改变自己的信仰,是他自己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总得对自己的读者有一个交代,说明为什么今天的观点和昨天的观点不同了。但是,吴市场从来也没有向人们说过他为什么会发生这180度的变化的;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把1983年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以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统统隐匿起来,一概不让它们在自己的“文集”里出现,让人觉得,那些文章好像都不是他吴敬琏写的。这是一种极不光彩的做法。在这方面,有一事可以证明:他在2013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吴敬琏文集》里竟然只有一篇是1980年写的文章,1983年批评市场经济观点的那篇文章当然不会再放进《文集》,而以前所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都再也不见踪影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了么?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80年代才出道的新人呢,要不然,他前半辈子怎么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呢?其实,他在这之前写的文章并不少,在我看来,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比之后来写的一些歪理邪说其实要有价值得多,将其统统抛弃岂不是太可惜也不太可悲了吗?当然,对于已经该换了门庭的吴敬琏来说,他是不会这样想的,对他来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如同弃之如家的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琏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觉得,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几十年前作出的个别论断来判断党的当前政策的是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经院式注经解经的‘引文战’而绝不可能得出切合现代社会实际的结论。”(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载《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此文是他在1997年5月即十五大前夕写给江泽民的一份意见书,文章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建议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行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种经济成份都奋发努力、共同缔造我国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同上,第191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显然,吴敬琏在这里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其实就是要更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这样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大问题,而绝不是如吴敬琏所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谓“个别论断”!那么,吴敬琏又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再定义”呢?原来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讲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十分不满、非常反感。据他说,这是所谓“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还说什么马克思是激烈反对“国家迷信”的。其实,马克思主张消灭阶级,主张国家消亡,但是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还需要有国家的存在。激烈反对所谓对国家的迷信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曾这样批评拉萨尔和马克思:“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照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转引自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实际上,马克思在摘录这些话时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些话;而巴枯宁尽管反对马克思,但也并没有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显然,他们是主张公有制的。《宣言》还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93页)这不是用公有制或国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什么?同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说“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算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明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为什么吴敬琏还一定坚持要党代会明确他的“再定义”呢?原来他是中国要搞私有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私有制万古长存。这在他的意见书里也说得很明白,他认为“以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主要论据,论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存在缺点,因为“即使到21世纪初期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采取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政策。如果强调只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水平我们才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政策,那就无异于肯定,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实行‘一大二公’仍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他还提出,“还有一种设想”,“是把初级阶段延长到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看来,这种说法也显得相当勉强,弄得不好,反而会给反对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口实。”(《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13年版,第190-191页)原来,吴敬琏之所以反对公有制和国有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永远地存在下去。他很清楚,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或者以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来说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他看来,只有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所谓“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保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变地继续发展。显然,这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他还说,“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1页)我们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长期搞“不同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而不会建立在不同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吴敬琏来说,这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只有在社会主义“再定义”上作文章了。他的所谓“再定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条。这两条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它的质的区别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不可能是生产力。你说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都曾发展过生产力,难道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吗?这显然说不通。至于“共同富裕”,那确实也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但是,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作为一个口号可以,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则不行。因为如果不建立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发展之后,公有制削弱了,因此才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可靠保证,只有它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里还要指出,在公有制经济里,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起着其他公有制形式所不能起的作用。吴敬琏把这说成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这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早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里就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页)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两种公有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只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据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论述,即使在消灭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后的社会,也不可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大工厂”,而是由“各联合体所构成的”,不过这些生产者是“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的。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将帮助小农组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显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国家要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这个示范的经济的经济应该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农场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合作社,就是说,在恩格斯的设想里显然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里,工业是国有的,农业则明显地既有国营农场也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并不掌握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经营的企业。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证集体农庄的利益不至于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应该说,这一考虑也是有道理的。由于国营企业是代表国家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它可以保证共同的合理的计划的实现,强调国有企业的这一作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苏联教科书的论述和马恩的上述论述显然是完全一致的,又何错之有?

  吴敬琏的“再定义”没有为江泽民和十五大所接受,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首先是因为它并无道理,同时还因为当时还有一份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万言书”在,中央和党代会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吴敬琏把它们说成是“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吴敬琏们只不过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异端而已。

  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送出他的《再定义》的意见书后还不到三个月,大概已经知道了未被采纳的消息,于是又通过一个访谈——《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见《吴敬琏文集》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068页)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再定义”。由于这个新定义在这篇访谈的题目里已经用公式表达得十分清楚,似乎已不需要再引用其他文字了,如果还需要稍加改进的话,那就是干脆把两点的冒号(:)改为两横的等号(=),即把公式写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不过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这个第二个“再定义”离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距离也就更远了。我们知道,社会公正这类口号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类口号后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它所反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肯定,但是绝不如吴敬琏所说的那样,“继承了社会主义创立者的价值观”,(见《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版,第19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显然,说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更加没有道理了。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未来社会要消除商品生产,更不要说列宁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市场经济的致命的弊端:“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等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显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吴敬琏此说能够成立,那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统统都不是社会主义了,而当年苏联和中国过去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也统统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了;而与之相反,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他们都标榜社会公正,而且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吴敬琏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式,都应该统统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岂不荒唐?

  在吴敬琏看来,计划经济有两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是所谓信息问题,一个是所谓激励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与哈耶克、罗宾斯论战时就已批驳了这一观点。那时他提出可以用试错的办法获得均衡价格的信息。后来由于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他更是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试验似乎都也过时。”(《社会主义经济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其实吴敬琏对此是清楚的,他还曾引用过兰格的这段话,但是却以什么“信息量的增加必然快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来做挡箭派。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那个信息量增长快于计算技术发展的所谓“规律”,兰格说得很清楚,过去费事费时的试错和对价格进行调整,有了计算机只要一秒钟就能得出数以千计的联立方程的解。现在超大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又不知比过去的计算机快多少倍,而需要计算的产品又能够增加多少?况且,计划的制定一般都是长期的,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一年,也根本不需要逐月逐日进行。至于激励问题,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吴敬琏说的各种人都在追求各自的自身的利益而导致偏离整体利益的情况,苏联从3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我国从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虽然不能绝对地说没有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影响整体利益的情形发生,但是,总的来说,实行计划经济是成功的。吴敬琏夸大其词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吴敬琏还说什么“任何真正的的改革必定是市场趋向的”,他不无得意洋洋地地在注释里告诉读者:“在中国文献中,本书作者在1986年第一次指出了这一点。我在拙著《经济改革的探索.后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ket-orisnted)的。”(见该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但是,在”吴敬琏这样自吹自擂时,他竟然没有想到,就在他在1986年“在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指出了”此话还不过5年,即到1991年,被他说成是实行了“真正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都一个个地垮台了;实行了吴敬琏所说的“真正改革”的苏东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成功,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一篇长文《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里曾经有所论述。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话——“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页)后来又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另见该书第139、154、172页)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产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这样的改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大丈夫敢说敢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邓小平既然代表中国共产党说了这样的话,他当然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他走了,他的后继者当然也要对这些话负起责任。过去,在老百姓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50年代中后期有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社会主义好》,歌词里就有这么两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怎么变得说得到而做不到了呢?古人说,“人无信而不立”,一个党也是一样。公信力的下降对于一个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说话的调门已经一变再变:最初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公有制”,强调“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本制度”变成了虚设而被置于一边;最初讲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就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最初说的“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却一变再变;最初说“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后来就变成了“允许”“共同发展”,甚至变成了“不能动”。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要动的政策来!这样下去还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不变吗?在我看来,现在该是对资产阶级要讲引导、监督和改造的时候了。如果再优柔寡断下去,拿不出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的的政策,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忽悠群众,所谓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将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败。这些批评是对中央说的,同时也是对吴敬琏这些所谓智囊和幕僚们说的。对于中央,他们当然应该负起历史的责任,对于像吴敬琏这样的右派智囊们来说,他们肯定也应该对人民负责,负起相应的历史责任。

  当然,他的第二个“再定义”也没有为十五大所接受。吴敬琏显然不甘心于失败,他在2013年5月又和马国川一道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叫做《重启改革议程》的书。书里再次提到了1997年5月写的那篇《再定义》的文章。这是第三次讲“再定义”了。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书里居然回避了他之前两次谈到的“再定义”,而只是偷偷地又做了一次修改:把第一次“再定义”里的“发展生产力”一条去掉了,保存了“共同富裕”那一条;把第二次“再定义”里的“市场经济”一条去掉了,但保存了“社会公正”那一条;这样,第三次的“再定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见《重启改革议程》,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9页)可是由于没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作基础,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哪里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呢?再说,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伦理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又怎么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呢?再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分配关系虽然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没有公有制这个大前提,又怎么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呢?至于吴敬琏说什么“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同上)这就更不像是一个曾经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学家说的话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就是为剩余价值而存在的。想要资本家不剥削剩余价值,要资本家不赚钱,那是根本做不到的。《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的一句名言,想必吴敬琏还有印象吧,他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这句话的真理性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也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以为仅仅靠分配政策就可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义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全世界虽然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仍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定义,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它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而吴敬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居然搞了三个“再定义”,但却没有一个为社会所采纳,它的时效性其实等于零。奉劝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人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可以随便改变马克思的论述,那不过是一些狂人的狂妄之举;不承认千年思想巨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是不行的。

  上面批了吴敬琏,这里还要批一位与吴敬琏齐名的精英人士厉以宁(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厉股份”)。据说吴、厉二人一度是金陵中学的同学,后来他们考大学一南一北,吴进入金陵大学,后来院系调整进了复旦,而厉以宁则进了北大。吴毕业后进了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表现很“左”,而厉毕业后留校,后来成了右派。改开后,两人又殊途同归,他们两人都改了调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都决心以西方经济学的马首是瞻了。对吴市场,我过去在文章里曾经有过一些批评,本文前面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对厉股份,我过去写的文章里也有过一些批评,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谈他的一些理论观点了,不过从他的一首诗里可以很鲜明地地看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立场,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这首诗。该诗曰:

  “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说短长。”

  对于这首诗,不久前去世的刘日新同志生前在与他商榷的一篇文章里曾作诗给予了批评,其诗曰:

  “长江滚滚东流去,

  变法窃钩好汉装。

  一枕黄粱君莫喜,

  此生后世骂名长。”

  本人不才,不会写诗。但是,“诗言志”,面对厉以宁的这首关于改革的诗却又不能已于言,因此也写了一首不成其为诗的“诗”来予以回敬:

  改革不是改朝代,

  开放何须换洋装[1]?

  初心盟誓岂可变,

  赤遍寰球路正长。

  ————————————

  [1]改革开放后西风劲吹,穿西服成为一种时尚,连党代会上也几乎都清一色地穿起了西装,以致西方记者甚至把是否穿西装看作是观察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风向标。

  在我看来,厉诗的要害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说成是终须改变的过时的陈规旧说,而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些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没法医治的庸俗理论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实际上是主张把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的病根引进中国这个本来是健康的肌体,使中国也染上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病症。刘诗里说的“此生后世骂名长”,其所指应该也是这一点。对于医治这种疾病,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消灭私有制”才能奏效,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那一套对此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此外,厉诗首句还暗含攻击毛泽东的意思。因为毛泽东在批评郭沫若的诗里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他却大唱反调,说什么“隋代不循秦汉律”,而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就此而论,始皇帝其实是有功的。厉以宁突出朝代的变化,其实改朝换代往往都是“换汤不换药”,换一个皇帝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而厉以宁却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历史的更替,这除了发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二、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

  大家一看便知,这个观点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王长江在去年7月29日讲课提出来的,已经有许多同志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声讨,有关方面好像也对他进行了一些处理,让他按时退休,不再担任主任之职务,也不再讲课了。当然,这是不是组织处理,似乎还在两可之间。我并不看重这个对于其本人的处理,而是觉得中央党校出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央党校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值得党中央深入反思。当然对于王长江和中央党校的一些错误言论和做法,也确实还有进一步加以批判的必要。

  王长江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中看不中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一种变化。试想在150年前,当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有谁会把它看作是“中看”的东西?没有,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一个个装聋作哑、默不作声,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马克思这个人,也没有出版《资本论》这回事,他们想用沉默的办法把马克思“闷死”,把《资本论》扼杀掉。一百年前,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中国,当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洪水猛兽而加以拒斥,又有谁说它“中看”呢?只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以后,人们才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原来马克思主义这么厉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面貌从物质到精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声名大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对一些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中看”了。但是,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我们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人,他们其实并不真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很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可以成为晋升的阶梯,这就是毛泽东老早说过的那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当然也有非共产党员。他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来看待的。作为商品要卖得出去,并且要卖出好价钱,当然要讲究“卖相”,要“中看”才行。王长江讲“中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中央党校要创收,要办班,要吸引人来参加,不“中看”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包括王长江在内的那些主讲的人总是要装潢装潢,把自己打扮一番,说一些离谱的话,还要外加一点能够哗众取宠的俏皮话,以便吸引听众。我们看到,整个王长江的讲课,让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个说相声的,又好像是一个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油腔滑调,满嘴胡言乱语,毫无科学性可言!这哪里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我国已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两译者之一、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他和其他进步教授送到香港暂避一时,解放后,共产党又买舟让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由香港北上,并且将他们接到北京,分配他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并且兼任清华大学工会主席。那时,知识分子中懂马列的人很少,他就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二十年前,一位当时在清华水利系读书的同志在离校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地跟我谈到他曾在清华听过王亚南讲大课的情形。1950年6月政务院任命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回到厦大,他仍然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他的学生郑道传等(也是我的老师)也跟他一样,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但是他们讲这种大课从来都是不取分文的。在他们看来,宣传马列主义是自己的义务,怎么可以把马列主义当成商品赚钱呢?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人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商品赚钱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讨生活的人又时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去创收、去赚钱了,他们拿着高额报酬、参加宴请、还游山玩水,自然也就很愿意东奔西跑、遍走各地、乐此不疲了。甚至连中央党校这样过去讲党性的学校也是如此,——王长江们不正是利用讲马克思主义来办班创收的么?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是创收赚钱,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宣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亵渎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其实就是欺骗害人,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败坏党的名声、造马克思主义的反。毛泽东曾说那些“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一批一批成了反革命”,现在的情形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不妨以王长江领衔主编、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师集体提编写的《政党政治原理》一书为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造马克思主义的反的。本来,所谓“政党政治”也和所谓“议会政治”、“民主政治”一样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的一种说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也不称社会主义政治是所谓“政党政治”的。但是,以王长江为首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却编写了这样一本从正面论述所谓“政党政治”的“教材”,还给它加了“原理”二字,以表明它是一门“科学”。我初步看了一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从旧中国和台湾的学者以及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来的资产阶级货色。王长江是主张所谓“抠概念”的,但是,书中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的概念可说是大相径庭,相去实在太远。比如说“政治”这个概念吧,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很明确的阐述,不知是编者全然不知还是不以为然、硬是弃置不用,却下了这么一个故作高深实际上是含糊其词、空洞无物的所谓定义:“所谓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力的一种社会关系。”(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在此基础上,编者还对政党政治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组织成政党,通过政党对社会公共权力事假影响,以获得活维护特定权利。”(同上)人们不禁要问:“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说的是上层建筑,但是这个上层建筑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而政治和政党又是如何和其他上层建筑区分的呢?定义却没有任何说明,定义里说什么“围绕着特定利益”,然而所谓的“特定利益”又是什么呢?也没有交代。定义还说到所谓“公共权力”,这“公共权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质又是什么呢?同样没有交代。再说,政治难道是和公共权力是同时产生的吗?就是这么一个言之无物、空空洞洞的所谓定义,居然还要让学生当作是“原理”来死记硬背,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如果我们把王长江关于政治和政党所下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下的定义加以比较,其是否具有真理性就非常清楚了。列宁说,“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08页)毛泽东说得也很明确,“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上面提到的王长江定义里的那些问题如果不联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列宁还特别提到了“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这个旧观点其实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而妄图以什么“特定利益”和“公共权力”来掩盖阶级斗争。过去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时曾这样解释政治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他这样说显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旧观点的影响,——我们知道,孙中山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过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显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同上,第120页)如果拿王长江这位中央党校的一级教授和党建教研部主任对政治的认识,与将近一百年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上述认识相比,可以说王的认识不仅毫无进步可言,还要远远落后一大截。

  在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里,可以说,有的是各种资产阶级的歪理邪说,而缺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本来,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列宁在他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没有读过呢,还是佯装不知呢,在所谓的《原理》里竟然看不到有任何阐述。我们在书里倒是看到了一张图,即所谓“参与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这是一个由四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构成的图,其核心圈是所谓“骨干分子”,其外层一圈是所谓“参与者”,其再外层一圈是所谓“支持者”,其最外层一圈则是所谓“民众”。(见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实际上,编者自己也认为各圈层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阶级的政党也是很不一样的。不知画这么个圈层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本来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列宁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集团对立起来,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列宁这里所说的“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在1880年设计的一种世界语。看来王长江搞的这张图也是一样,他想把各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党放在一起,人为地主观地找出他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从王长江关于政治的定义和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刻意避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政治和政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政党观最重要、最强调的问题。列宁曾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做过决议。”(《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92页)按照列宁的话,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已经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而共产党人应该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和其他阶级建立的政党具有根本不同性质,除了在特定时期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必须与其他政党建立一定的同盟外,硬要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拉扯在一道,寻找它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固然,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早已没落,正在走下坡路,这也显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们一样没落下去?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理应根据马恩《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的论述,遵循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党建实践的大量经验总结,用以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素质,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使他们不违初心、继承传统,继续前行,这才是正道;而用王长江们编的《原理》作“教材”,只会与资产阶级越来越近,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在王长江看来.,中国现在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离马克思所说的炸毁资本主义还很远很远。就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他说,“说老实话,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呀?你就是几个大城市,稍微能够闻到一点资本主义的味儿,你还爆炸,你离爆炸还远着呢。”不知道王长江是真不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还是故意散布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谬论。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中国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会有这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还有很肯定的评价。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早已恢复,而且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昔日的规模。虽然在宪法上仍然写着“公有制为主体”,但是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早就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去年公布的2015年私营经济500强排行榜,仅仅这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其营业收入就达到161568.57亿元之钜,户均达323.14亿元。500强的资产总额已达到173004.87亿元之钜,户均达346.01亿元,增幅达25.16%,远远超过全国GDP 的增幅。当然,这500强只是私企的领头羊,全国私企的资产总额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占比,由于统计局不公布相关数字,人们还不知道准确的情况。不过从这个私企500强的排行榜上,人们也不难发现,私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在不断提高。500强中蝉联榜首的大连万达集团的资产总额已达9033.57亿元!中国私企500强中已有12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全国私企500强的员工人数已达826.98万人之众。这样的规模和速度,王长江竟然看不到,竟然还说什么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早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早就被人称为为“世界工厂”,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连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注意到了,特朗普上台后曾经约见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最近到中国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也专门到杭州去拜访了他。近日媒体还报道,马云又与摩纳哥政府签了一份关于“支付宝”的大合约。据说,到2020年,其营业收入将达六万亿之钜。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飞速发展,为什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的王长江竟然看不到?至于王长江说,“中国就是几个大城市,能够稍微闻到资本主义的味儿”,这又是王长江的无知和偏见。中国的资本主义其实早已是无处不在,在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发展得稍微早些,但是,很快,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和东北地区,也都发展了起来。看来,王长江不是没有看到,他是觉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发展得不够多、不够快,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太迫切了,恨不能一下子把公有制全部都变成私有制才称心如意。这样的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让这样的人来作中央党校的中层干部和一级教授,让他来宣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可笑吗?

  王长江还大讲计划经济缺乏动力,其实他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缺乏动力。很显然,计划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才是真正的动力。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激发资本家的积极性,而不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而社会的财富恰恰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王长江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这话其实并不错,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下,工人是为别人——为资本家劳动的,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工人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而劳动的。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里说得好:“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两大阶级的对立和两极分化,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动力,甚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不知王长江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竟然那么有感情?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往事:台湾资本家郭台铭在大陆开设的台资企业“富士康”雇佣的农民工由于不堪忍受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强的劳动强度,以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竟连续发生了十多人跳楼自杀的事件。这样的事,在大陆公有制企业里可以说闻所未闻。究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能够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更能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目了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不受剥削和压迫,他们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而劳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高;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工人要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劳动辛苦,没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他们怎么会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呢?近日江苏省统计局在媒体上公布了2016年江苏省城镇私企和非私企的平均工资的情况,非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71574元,而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只有47156元。简单计算一下,后者仅为前者的65.88%,不足2/3。或者说,前者要比后者高51.78%,,超过一半还多。对于这类事,王长江可以到社会上去作一个调查,看看就业人员究竟是愿意到私企工作,还是愿意到非私企工作?这个对谁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王长江那里却成了问题,这除了用阶级立场来说明问题外,是没法做其他解释的。

  王长江在他的讲课里还大讲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批驳。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否与王长江有关,我不清楚,不过从王长江的讲课和他写的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赞成这一观点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不同的,资产阶级以夺取政权作为其革命的目标,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就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页)之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会遇到现成的经济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可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然后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样,它自然也就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私有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只能在取得政权以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其变为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需要无产阶级的国家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才能进行。总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可能是它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显然,要消灭三大差别,要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要使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达到可以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程度,也需要继续进行革命。哪里有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就不革命的道理呢?这里还要考虑到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同样,一个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有义务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国际主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毛泽东对于上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不断革命的思想,显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1949年进城前夕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一大段很有名的话,他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做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1429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告诉人们,民主革命的胜利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它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的这一教导,它的意义太重大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此有关。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座大山虽然已经被推翻,并且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全部完成,还要进行新区的土地改革,还要进行剿匪、镇压反革命,还要进行抗美援朝。难道因为我们取得了政权,这些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了吗?还有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捧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进攻,难道不需要打退吗?一些干部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腐化堕落,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接下来进行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民主革命的继续。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家还没有真正统一。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的手段做后盾,你就休想解决。这个任务就其性质来说,显然还是一个民主革命的任务,仅仅是由于过去条件还不具备,因此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在大陆,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难道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执政党,就不应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实际上,不仅当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今天,当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如此庞大时,谁要想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还叫共产党吗?

  可以说,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没有一件事不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关。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告别了革命,如果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了,再不革命了,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进城以后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改造,而是跟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样,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党恐怕早就成了第二个李自成,新生的人民政权恐怕早就改变颜色而不复存在了。联系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出现了种种的社会政治问题:马列主义的正气不张,资本主义的邪气抬头,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此外,诸如革命意志衰退,私心杂念膨胀,贪污腐败盛行等不良现象也应运而生。一些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现象如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也出现了。最近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应该说,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的一面。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保持不骄不躁的头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

  当然,也不能说领导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毛泽东的那篇讲话。2007年,胡锦涛刚刚当上总书记就去了一趟西柏坡,专程去学习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讲话;习近平在当了总书记之后也在2013年专门去了一趟西柏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革命起家的,丢了革命二字就丢了根本,丢掉了传家宝,人就会变修,党就会变质,前辈打下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问题在于要拿出行动。事实证明,王长江所积极主张的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口号和过去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口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极其错误而有害的口号;今后显然不应该再宣传这个口号了。

  王长江为了说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还大批列宁所肯定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口号。他说,列宁的话“听着好,冷静下来想,难道它没有漏洞?最大的缺陷,很清楚,缺乏动力。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我们知道,列宁是在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程中讲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00页)列宁的这些话有什么漏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遵循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吗?当然,列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者讲这番话的,而在正常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并不是按需分配,但是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阶段同时也是向共产主义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思想是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就逐步养成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学习和宣传,不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养成共产主义的劳动习惯,不仅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曾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物体、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他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人们熟悉的“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极好教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出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狼牙山五壮士、吴运铎、刘胡兰、郭俊卿、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张积慧、王海、向秀丽、徐学惠、焦裕禄、雷锋、王杰、麦贤德、刘英俊、欧阳海等,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奋不顾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无名英雄更是千千万万。他们也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而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竟然对这些英雄人物竭力加以抹黑和否定,作为中央党校的干部和教授居然也参加进了这样的行列,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尤其令人不能令人容忍,因为雷锋是许多当时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都题了词,要求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年纪稍长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当时(1963年3月5日及之后)都曾题词称赞他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示要向他学习。而王长江竟然如此出言不逊,这不仅是对一位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并且最后是因公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极大的侮辱,同时也是对题词的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的不尊敬。在当时题词的人中还有王长江所非常佩服的邓小平,'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也是他对邓小平的极大的不敬。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对于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是大大地削弱了。现在,人们提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法律是一种强制的约束,道德是一种非强制的约束,它们只是告诉人们要守规矩,什么事不能做,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但是,对言论和行为的约束或规范不能给人们指出应该怎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确立正确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只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给人们指明伟大的理想和前进的方向,把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和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由于缺少正面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于是趁虚而入,社会风气不断变坏,英雄人物也很少听到了。王长江认为精神的东西只在短时间起作用,长时间就不行,只是对少数人有效,对多数人就不行,实际上是否认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否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也是完全背离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的。马克思说,“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毛泽东也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毛泽东说这句话是批判那些讲享受的人时说的。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同上)应该说,这些战士两三年前都还是老百姓,但是经过教育,都能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一个战时去拿老百姓的苹果。怎么能够说,精神的东西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呢?关键还是在于教育,你如果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恐怕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和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都告诉我们,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和全国革命人民前扑后继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仅仅靠短时间、少数人的觉悟和努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有今天吗?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违背唯物史观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简单”论的评说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有人把它说得很难,简直难得高不可攀;也有人把它说得很容易,简直容易得易如反掌。这两种观点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难不难?当然难,因为它是科学,而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玩不了假的,非下功夫不可。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说,特别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都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如他在给路.库格曼医生的信里所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都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637页)

  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绝不是说它高不可攀,没法理解。马克思在1872年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写的跋里曾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恩格斯在 1891年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写导言时也说,“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相当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显然,这里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你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那当然是没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中央党校的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却说,“他(马克思)是个学者,于是他开始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抠,抠完了概念然后就弄成范畴,范畴之后搭建框架,框架之后再弄个体系,整个体系出来之后,就跟数学做出来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就推出来那么一套东西,巨大无比的庞大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就这套体系呀,咱们在座的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连我们都研究不清楚,你说它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接触的就是苏联人的解读,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没有动力,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马克思主义管用不管用?管用是管用的,问题在管多大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作用有限。”

  他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连他这样的精英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没办法”。这是什么话?难道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作为指导思想真的脱离了实际,是搞错了吗?那马克思怎么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呢?而且连奥地利工厂主迈尔也看到了这一点呢?问题显然不在于知识文化的高低,关键在于,《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是专门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讲话的,受剥削的工人、农民显然要比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资本家极其知识分子更容易懂得这些道理。你王长江没有弄清楚,就不等于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和工人就一定也弄不清楚。记得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办的《大地》期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他看到农民工在学《资本论》,感到这事很危险,因为农民工知道了《资本论》的道理后是会造反的。这才是新资产阶级的真正心态,他们真正恐惧的,是害怕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以后对他们自身是极其不利的。

  在王长江看来,马克思作为学者就是抠概念,一个一个概念地抠,然后把它弄成范畴、搭建框架,构成体系。这符合事实吗?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是从抠概念开始的吗?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得很清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在英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还十分明确地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第23-24页)

  王长江显然不懂得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概念或范畴只不过是对生产关系某一方面的本质的概括或抽象,它是研究的结果,而绝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当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只有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工作完成以后,在叙述研究的成果时才需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作为思维得以进行的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这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王长江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

  研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但是要对研究的成果进行叙述却又不能离开概念。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一段对于叙述方法的的阐述,他说: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 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从那里回过头来,知道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显然,王长江是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了。研究的方法是一个从实在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的过程,而叙述的方法,则是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至于王长江说什么“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弄出框架”、“弄出体系”等等,其实也不过是他的“想当然”。实际上,概念与范畴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所做的概括。在习惯上,前者用于思维科学或逻辑学,后者多用于哲学、经济学和一些自然科学。说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实际上是一句不通的外行话。至于说先抠概念,然后再从外面找一个逻辑把它们串起来,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阐述早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之前10年即1857年8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就已经明确地确定了,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现着事物内部的联系,哪里会等到概念或范畴全部抠完了之以后才从外部找一种逻辑去“串”呢?

  王长江故意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说得高不可攀,说什么连他自己在内的党校教师搞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清楚,至于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他这样说,其用心很清楚,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在中央党校当一级教授、作党建教研部主任吗?

  前面提到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不过他紧接下去就指出,“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7页)恩格斯主张读原著,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反对对原著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应该说,自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有关《资本论》的通俗化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首先是恩格斯,他率先写作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后来荷兰工人党的活动家纽文胡斯、法国社会主义者杰维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都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其中1887年出版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陈溥贤早在1919年5月就以《马氏<资本论>释义》为题将其译为中文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又印成小册子出版,对于在中国传播《资本论》做出了贡献。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1897年出版了《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在1898年2月曾写过一篇《书评》对其加以肯定,盛赞它是经济学入门书中“最出色的一本”,说它“对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从发展中研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说它“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所做的那样),而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页)不过列宁说“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有些不确,因为波格丹诺夫最后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的论述很简单,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波格丹诺夫的《教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翻译出版波格丹诺夫此书的时间也很早。早在1926年周佛海就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书名为《经济科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施存统(亦名施复亮),也以《经济科学大纲》的书名在开明书店出版,到1946年,一共出了九版。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的河上肇于1928以《资本论》为底本撰写了《经济学大纲》,次年,陈豹隐(即陈启修,五四时曾任北大教授)将其译为中文由乐群书店出版。这些通俗读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30年代和40年代,由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奥斯特洛维季扬诺夫等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也陆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解放区和国统区出版,有的还被作为教材使用。这些,对于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只是在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世界上才真正有了一本比较成熟的不仅包括在不在一部分,而且包括前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应该说,该书的出版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不易。早在二战前,苏联就积极准备该书的编写,由于战争,只好暂停,战后才得以继续。1948年,拿出了“未定稿”进行讨论。斯大林对讨论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使该书的修改工作有所遵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4年8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苏联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出版的一本教科书。1955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人们把该书的出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以当学生的态度来对待这本教科书的。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郑州会议)给全国四级干部(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干部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后来在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要求。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和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热潮,据说全国编写了一百多本,其特点是增加了不少中国的内容,如“两条腿走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等。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有人又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视为修正主义的标本。陈伯达在1958年就想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后来各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我那时正在农村劳动锻炼,也被调回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自治区编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讨论和修改工作。记得当时曾经传达过一本陈伯达划过杠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里面否定的地方很多,包括列宁说的“物质利益原则”,即’“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也在否定之列。当然,列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也就是在刚刚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实行“退却”之时,等到新经济政策开始转入“进攻”之后,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列宁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如果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将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我国许多人批评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这个问题在苏联也是有不同解的观点。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里就谈到了自己的的看法,他要求人们注意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观点,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从右的方面否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现象。其突出的代表是当时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写的一篇《“苏联范式”批判》的文章,登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上。这篇文章以批判“苏联范式”为名,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妄图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读后曾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题目叫做《“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曾于1996年春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报告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我把它投给《南京大学学报》,却遭到学校某权力人物的压制,长期扣着不发;当然我也为此进行了斗争,此文最后还是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整地被拖延了两年多时间,也反映了不同思想之间斗争的激烈。本来,不同思想的斗争应该通过双方的论辩来解决,像这样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不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

  应该说,苏联编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它根据马恩列斯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总结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经验,是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著作。毛泽东虽然对它也有不少批评,但是,他强调:“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但是,王长江的讲课再次否定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过其水准却让人不敢恭维。王长江说,“让大字不识的农民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我们接触的据说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

  在他看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造成的迷信。这是毫无根据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明白地讲到“自由人联合体”,讲到了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讲到了“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试问,这不是计划经济是什么?前面还提到,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国际写的成立宣言里还讲到了未来社会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难道这不是指计划经济?怎么能够说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造成的迷信呢?实际上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阐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时也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就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毛泽东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曾经组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教科书,读到到这个地方,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这是对的。”(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党史博览》2011年第5期)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长征过程中就曾经如饥似渴地读过《反杜林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肯定是有印象的。1955年,他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里还说过:“人类发展已经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们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页)马恩的论述也好,毛泽东的肯定和他自己的论述也好,都是完全正确的,怎么王长江硬要把计划经济说成是迷信呢?硬要把马恩和毛泽东的论述统统怪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苏联人的“解读”呢?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

  王长江还说什么“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不允许你追求个人利益。”我们要问:究竟是哪一位革命导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还是哪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过这样的话?我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只知道,计划经济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但是,它不仅不否定个人利益,还保护个人利益。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还表现在一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否定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当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时,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否定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甚至还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保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当然,当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阶段过渡,也就是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时是要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时也并没有否定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

  王长江还从西方学者那里搬来一套生产资源是有限的,而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陈词滥调,否定共产主义的宣传。其实资源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都是稀缺的,至少日光、空气和水就不稀缺,还有一些资源因人们还不知道其用途也无所谓稀缺;而人的欲望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无限的。实际上,世界上的资源有一部分已经开发,但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所发现,其未来被使用的空间实际上仍然是非常之大的;而人的需要其实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吃穿住用达到一定量以后就满足了,并不需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有害健康,造成浪费,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耳布雷斯就在其所著《丰裕社会》一书里对传统智慧发出了挑战。现在看来,他的挑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稀缺问题也确实应该重新考虑。18世纪最后30年,发明了蒸汽机,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后来又发明了火车后轮船,推动了交通的进步,但是,蒸汽机烧煤炭 ,污染环境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又先后发明了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核能发电技术,这又是一个大进步;再后来又发明了内燃机和汽车,人们在在获得出行方便的同时,又害怕石油会枯竭和汽车尾气的污染。总之,社会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步的。现在,又发现了可燃冰,其储藏量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和的两倍。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在研究能源的其他代替方式,如受控热核反应,以氢的同位素氘为燃料,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且是无止境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已经被发现和尚未被发现的资源之分,而不存在资源有限之说,大量事实证明,资源是可以替代的。害怕资源短缺或枯竭实际上是杞人忧天。至于人的欲望,实际上也根本说不上是无限的。加耳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一书中说,“富人之所以储蓄,是由于他能够满足他所有的欲望以后还有多余。换句话说,这种储蓄是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7页)当然,穷人的储蓄有所不同,他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或将要发生的需要。但是,富人在满足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会越来越多,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实际上,人的欲望还会受到时间、知识、兴趣和健康等因素的影响,显然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且这个问题也和消费的方式有关。像美国人那样,一个人开一辆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到处跑,不仅人很累,速度也不快,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改乘高铁,不仅可以大大节约能源,而且还能节约出时间进行休闲或从事其他活动。在这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模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自己一味迷信市场经济,去为说别人迷信计划经济,但是,实际上,社会越向前发展,它市场经济的弱点就会越加暴露,它就越接近于消亡。苏联在二战后从1947年到1954年曾七次降低物价,使人民得到很大的实惠。1947年要用1000卢布购买的商品,到1954年只要433卢布即可买到;粮食、动物油和肉类的降幅更大,1954年的价格比之1947 年的价格降低了2/3,糖降低了56.5%。(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2页)物价的降低可以推动生产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的流通费用,同时增加产品的数量。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物价总的趋势却是上涨的。特别是商品在各种不同的商人之间买来卖去,大大增加了流通费用。这种纯粹由于商品买卖产生的费用,由于销售的困难甚至还有提高的趋势,而对社会来说,它们完全是一种“虚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此外,经济危机对社会劳动造成的浪费更是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价格的降低还可以为未来消除商品生产创造条件。可以设想,当生产商品的数量足以满足需要而商品价格越来越低,消费者付出的货币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越来越接近于零付费时,消除商品生产并且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也就逐步具备了。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而是一个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讨论未免为时过早。不过商品生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它也会在历史上消失,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那种以为商品货币关系将万古长存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

  值得注意的是,王长江在竭力宣传《资本论》难度、很难读懂的同时,为了表现自己高明,又大讲马克思主义很简单、很容易。他说,“马克思主义说起来逻辑并不复杂,逻辑比较简单,就一条线。起点,资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终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这显然又是信口雌黄。我们要问: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有哪一本书的起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又有哪一本书的终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王长江祭出这一套显然是为了丑化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确实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是,在《资本论》里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所做的概括,是恩格斯首先使用的。在恩格斯之后,列宁在1897年写的《评经济浪漫主义》里曾经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后来斯大林在1930年6月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原理。但是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都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都没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起点”和“终点”来论述。至于马克思《资本论》起点和终点,那也很清楚:《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是《商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简单的范畴,在论述商品时连货币、资本等范畴都还没有出现,哪里会讲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至于《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第三卷第52章是《阶级》,也并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胜利。实际上,整个三卷《资本论》是按照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叙述的,其起点和终点显然也不可能是一样的。王长江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既不如王长江所说的那么难,也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花费工夫,不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是高不可攀。任何人都可以学,既可以入门,也可以深造,甚至可以成为理论家。

  四、学习毛泽东,认真读马列,改造世界观

  在学习马列著作方面,伟大领袖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读毛泽东的著作,发现他一有机会就要讲学习问题。学习的方面当然很多,他也会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一个普遍的要求,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总是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虽然已经有了提高,但是还是很不够。比如他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将近33年后,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两报一刊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写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写的批语里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在这方面,他总是以身作则,为人们作出榜样。在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于农村根据地被国民党封锁,环境恶劣,大城市出的书去不了农村,马列的书更是去不了。到1932年打下漳州,在漳州一个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不少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毛泽东简直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不仅自己如饥似渴般地手不释卷地反复学习,还把书寄给他人,带动大家学习。长征过程中也是这样。到延安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一批研究文史哲的知识分子如王学文、范文澜、何干之、艾思奇等到了延安,还有一些通晓外语的翻译家如柯柏年、吴亮平、徐冰(邢西萍)、黄华等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对他们都很重视,鼓励他们进行教学、研究、著述和翻译。在延安,他还开始学习《资本论》,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而未能通读,因此1949年底去苏联时,当莫洛托夫问他是否读过《资本论》时,他谦虚地告以没有读过。这样,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就传到了斯大林那里。苏联人甚至怀疑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于没有通读《资本论》,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十分遗憾,因此,后来一有机会他都要读《资本论》,甚至到外地开会或调查研究,他也不忘把《资本论》带着。这种学习精神,恐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里找不到第二个。据王力在《反思录》里说,刘少奇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林彪也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他们都认为读小册子就可以了。而毛泽东则认为领导人应该读原著,应该读《资本论》。不仅如此,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政治秘书同时又是理论家的陈伯达和胡乔木,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读《资本论》。王力在《反思录》里说,“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人,看到他的长处,也看到短处,说乔木受读书过多之害,一些核心的书,他没有读。陈伯达也是。对陈伯达和乔木这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通《资本论》。”对此,王力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犯错误,从理论根源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上,对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了的的结论并没有消化。”(《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7、1058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胡乔木的评价以及对于学习《资本论》重要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王力的一些认识也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里却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他显然也没有读过《资本论》,而且也不主张读《资本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这样说显然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如果《资本论》变成只是“搞专业的人读的”,而领导人可以不读,群众更可以不读,那么“搞专业的人”一旦搞错,领导人和群众也都不能辨别,这对党和国家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九届二中全会时陈伯达大搞“天才论”骗了很多人,不是毛泽东发现,林彪的阴谋不就得逞了吗?有了这一教训,怎么还不吸取呢?关于本本和本本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得很清楚,他反对的是本本主义,而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不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以为仅仅靠“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历史上早就有此说法,难道中国古人早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怎么行呢?改革开放以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不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形成学习马列著作的良好风气,这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保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效的武。当然也要联系实际,舍此别无它途。

  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方面,还特别强调要联系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他曾经结合自己的经历讲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跳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自身发展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运动,其目的就是希望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变化,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有成效的。我们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都有了很大变化。作为那时的学生,也确实感到了老师的这种变化。比如教我们俄语的方兴亚老师,他原来是教英语的,按照他的水平当时已可当副教授,但是,用于工作需要,他选择了教俄语,虽然这样一来,他就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副教授了,但是他却很乐于这样做。还有一位老教授,就是万灿先生,他早年留学日、法、德、苏联诸国,能操多种外语。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当过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在政治上,他是国民党党的老党员,后来追随邓演达,是第三党的支持者和参加者。1933年曾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闽变失败被通缉,流亡国外。抗战后又回到国内,曾任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等职。解放初期,曾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院系调整时,他已年过半百,还到人民大学去进修,并且于1954年应王亚南之邀到厦大经济系任教并兼厦大工会主席。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朱德、周恩来等以及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林森、胡汉民、邹鲁、于右任、李济深等都有交往。1956年还作为“特邀委员”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且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问他想做什么工作,他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是说,“还是教书好”,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在厦大,他,为了教好统计专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心甘情愿地去和我们一道听一位青年教师——罗郁聪先生的课。他不是听一次两次,而是一周三次,整整听了一学期;而且雷打不动,一次不落。他听课总是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位置,正好和我比邻而坐,又是还把我的笔迹拿去看看。他的这种认真态度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非常感动。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学生如果生病或有其他困难,老师也会倍加关心,甚至会解囊相助。当然这也不一定都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无关。现在有人对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都采取否定态度,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贪腐现象已经普遍化。一些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我们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亡羊补牢,虽说未晚,但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再不采取有力行动,那就会积重难返,很难纠正了。

  第七篇

  去真存伪,隐恶扬“善”,人为造假陈独秀

  奚兆永

  历史贵在真实,传记乃是以个人或群体为对象的历史,当然应该追求真实,没有的好事不能捏造,进行吹捧;发生的错事、坏事也不能粉饰,加以掩盖。在这方面,唐研究员的《全传》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颠倒是非,妄图通过造假把一个应该受到批判的反面人物塑造成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这样的陈独秀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陈独秀,而是一个人为地假造出来的陈独秀。

  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

  《全传》第三章有一节标题叫做“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是写蔡元培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我们知道,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感到学校风气不好,特别是文科,守旧势力仍然相当严重,遂决心加以整顿。当时,担任北京北大预科国文主任的沈尹默和担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都是陈独秀的旧交:沈尹默是在陈独秀任职杭州陆军小学时认识的,而汤尔和则是陈独秀在日本成城学校读书时的同窗,他们两人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本来就认识陈独秀的蔡元培也认为,陈“品学兼优,可胜此任”。此时恰好陈独秀来京为《新青年》筹款,住在一个小旅馆。于是蔡元培决定找陈独秀谈这件事。虽然蔡元培曾任前清高官,后来成为反满志士,辛亥革命后还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教育总长,地位很高,但是,对于陈独秀而言,他们毕竟是熟人,而且在辛亥革命前两人还一道在上海参加过研制炸弹,因此,蔡元培到小旅馆去找陈独秀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肆渲染,而且请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也并不是什么“请总司令”,那时五四运动还未发生,也谈不上陈就是“总司令”;而将陈独秀比为诸葛孔明显然也属过分。总之,将蔡元培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比作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实际上并不恰当。而事实上,《全传》也并没有说清楚蔡元培是如何“三顾”陈独秀的。

  在这方面,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沈尹默在回忆里对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的事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照沈尹默的说法,陈独秀当时在上海办《新青年》,因为筹款而来到北京。沈尹默偶然在琉璃厂与陈独秀相遇,他了解了陈独秀的住在前门附近的一家旅店,由于他曾经向蔡元培推荐陈做北大文科学长,所以要陈暂时不要离开北京,同时把陈来北京的事及时告诉了蔡元培。蔡要沈到旅馆去征询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的意见,但被陈拒绝,理由是他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沈尹默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蔡。蔡对沈说,你叫他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好了。沈向陈转达了蔡的意见后,陈马上就答应了。沈还说,汤尔和也向蔡元培进过言。(见沈尹默:《我和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样,陈就受聘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对于上述两种说法,我觉得,沈尹默的说法显然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蔡元培尽管对于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事相当看重,但是,他刚刚担任北大校长,“万事开头难”,要做的事很多,不大可能如《全传》所引用的所谓“据汪孟邹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记载: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蔡元培当然是一个很温和,很平易近人的人,但是作为新上任的北大校长,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天天来看”陈独秀?而且还是大清早?其实,要讨论的事情本身并不复杂,用得着花那么多时间吗?再说,此内容与汪孟邹并无关系,怎么汪要把它写进自己的日记?而且还写得那么具体!显然,这个所谓的日记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相反,沈尹默的回忆却写得很自然:他与陈独秀是老友,在北京是偶然相遇;由于曾经向蔡元培推荐,而作为蔡的晚辈,他也很乐于在蔡陈之间跑腿传话,根本也无需蔡元培“天天来看”陈独秀。因此我认为,沈尹默的说法要比《全传》的说法可信得多,而所谓汪孟邹日记的说法显然是可疑的。。

  此外,近几年舆论界还披露了当时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履历的事,不知《全传》何以没有提及?原来,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按照当时的标准其实并不够格。一是他的学历不够。陈虽然多次去日本读书,但差不多都是是肄业,而从未在所谓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取得过学位;二是他并无在大学从教的经历。陈独秀当然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接受这个文科学长之职。他先是推荐尚在美国求学未归的胡适,继而答应可以先试任三个月再说。而蔡元培整顿北大文科急于要人,当然不能等胡适,于是也就同意了陈独秀先试三个月的意见。但是陈的学历和资历仍然是个问题,他们生怕教育部可能会因此而不同意,于是在给教育总长写陈独秀的履历时做了手脚,谎称陈独秀系“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和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样做对当时还信奉无政府主义因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而手段无所谓的蔡、陈二人来说似乎也不算违背什么大的原则,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说谎骗人毕竟很不光彩,而从马克思在他的《自白》里所主张的他最欣赏的品质其实是“简朴”二字,对于弄虚作假他是极为反感甚至是深恶痛绝的;他为什么对涅恰耶夫那样痛恨,就是因为他不诚实、不讲信用、谎话连篇、不择手段。如果蔡元培写假履历的这类事当时一旦被暴露出来,肯定是一个大大的丑闻。所以,这对他们二人来说,心中恐怕还是很忐忑不安,放心不下的。令他们或许可以自慰的是,在他们有生之年(二人先后于1940年和1942年离世),此事都没有暴露出来,以致世人长期皆不知此一丑闻。不过假的就是假的,总有一天这一丑闻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果然,前几年舆论界将这一丑闻爆了光,引发了公众的哗然:蔡、陈居然也做这种事!不过一贯对陈独秀抱持“为尊者讳”原则的唐研究员对此却不置一词,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唐研究员写的此传虽然号称《全传》,但实际上却是一本极其片面、虚假得很的歌功颂德之作。

  陈独秀任职北大文科学长之事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他上任后也积极进行文科整顿,北大文科也聘用了包括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内的一批新人,不过这些同时也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与反弹,新旧势力的斗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对此,唐研究员在《全传》第三章设有专门一节——《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加以论述。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论述把新旧势力的斗争和陈独秀个人道德品行的缺陷搅混在一起,以新旧势力之争掩盖陈独秀个人私德的严重缺陷,混淆是非,殊不客观,很值得一驳。

  《全传》在该节的一开头就说,“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和肤浅。”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有一股闯劲的。他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在日本帮章士钊办《甲寅》,在上海、北京办《新青年》都是有成绩的。至于到北大整顿文科,主要还是靠蔡元培校长实行了“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北京大学而言,陈独秀所做的实际贡献其实并不大。

  有一件小事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在《我和陈独秀》一文里曾讲到了一件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英语,同班一个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还请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后误听人言,不作调查研究,把这件事记在了许德珩的身上,并且在布告牌子上发布了一个处分决定:“许德珩经常旷课,特记大过一次。”许德珩见到这个记大过的的布告后,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而在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布告牌给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暴躁,知后也大怒,于是对许德珩砸布告牌又记一过。许见后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碎,并且站在陈独秀的办公室门口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许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274页)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工作作风有欠深入,不善于做调查研究,处理问题简单粗暴,这种工作作风在学校里显然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会引起师生的反感。

  除了工作作风粗暴,在生活作风方面陈独秀也很不检点,影响极坏。当时的北大,无论是教师中还是学生中都有些人常到“八大胡同”嫖娼的恶习。作为一所高等学府,这实在是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和当时新派在社会上提倡民主和科学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蔡元培入主北大,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没有采取惩办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正面引导的做法。1918年1月19日,也就是他担任北大校长的一年之后,由他亲自倡导成立了一个进德会。进德会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要求做到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条戒律;乙等在甲等基础上再加两条戒律,即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一共五条戒律;丙等在乙等基础上再加三条戒律,即不饮酒、不食肉、不抽烟,一共八条戒律。三等中,丙等最难做到,特别是“不食肉”一条,提倡素食主义,不仅一般人很难做到,而且也很不科学。蔡元培过去曾跟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道提倡过素食主义,后来自己也认为仅吃素食,于健康不利,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当时丙等仅李石曾和梁漱溟等极少数人参加,而甲乙两等相对容易做到,参加者占绝大多数。这些戒律得到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拥护。参加进德会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填一张申请表,然后在《北大日刊》上公布即可。进德会还设有评议会,作为领导机构;同时还规定了“既往不咎”的原则。比如第三戒“不纳妾”,有的人(如马寅初)已经纳了妾,有了两个老婆怎么办?那就实行“既往不咎”一条,不予追究,当然以后就不能再搞新的重婚纳妾的事了。一时报名申请参加者极为踊跃,几个月时间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不用说,像蔡元培、马寅初、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在八条戒律中,第一戒就是不嫖娼。但是,嫖娼仍然大有人在。1919年初,有人举报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行为,而理科学长也有此劣行。而且陈还与学生争风吃醋,并且为泄愤而挖伤某妓女下体。作为一个教授和学长,而且是进德会及其评议会的成员竟然做出这种事来,影响当然是极为恶劣的。蔡元培尽管对陈独秀于公于私都很倚重,但事关校风校纪和学校整顿的大局,当然不能姑息放任。他于是在2月16日召开会议,一方面研究如何处置陈独秀等人,一方面研究如何进行内部体制的调整。出席者有马寅初、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是蔡元培看重的一些知名教授。结果作出的决定是,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两位学长都有嫖娼问题,而文科学长陈独秀更因为新旧势力矛盾变得更为突出)的设置,同时设立教务长,由马寅初担任,取代两学长的工作。这样处置既不留痕迹地解决了举报的问题,又不致使新旧两派势力的矛盾尖锐化,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参见薛锋:《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刮道德旋风》,《中国人大杂志》2013年第15期)

  应该说,这件事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是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其本身就是新旧势力斗争的一部分。但是,代表守旧势力的一方也利用了这场斗争来达到攻击革新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目的,因而具有错综复杂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守旧势力利用这一斗争攻击新派人物的一面,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这场斗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所具有的革故鼎新的意义。五四运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不仅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而且也要反对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包括革新者身上残留的各种丑恶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能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仅仅看作是革命者,实际上,他们身上也有许多需要革除的旧思想和旧道德的残留。就以陈独秀来说,他一方面反对旧礼教,主张民主和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同时却又嫖娼岬妓,把妇女当性奴隶,欺侮妇女,如果新文化运动不与这种现象作斗争,那还是新文化运动吗?如果蔡元培不与这种现象作斗争,那他接手后办的新北大和过去的旧北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本来应该带头与这些旧文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但是由于他自身律己不严,沾染的旧习气还是很严重的。尽人皆知,陈独秀在婚姻问题上是比较乱的,或者说是很不严肃的,他不止一次地搞重婚。人们说他与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但是包括《全传》在内的许多陈独秀传记又大肆渲染,说陈独秀自幼即性格倔强,不听长辈的话,他自己的婚姻怎么能够由别人的包办呢?他要是真的反封建,就应拒绝这个婚姻才是,但是他没有,他和第一任妻子一道生活了十多年,生了四个儿女。而在这期间又与后来的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好。据《全传》说,这第二次婚姻是“由于自由恋爱而同居”。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通。你既然没有与高晓岚解除婚约,就必须受到婚约的约束,根本谈不上有与高君曼有什么恋爱的“自由”,更谈不上有什么与之同居的“自由”。者是起码的常识。在这方面,《全传》居然还大谈什么“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把这种为社会所不齿的丑恶行为说成是高尚的爱情,是反封建的革命行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地为陈独秀涂脂抹粉、进行掩饰。实际上,陈独秀和高君曼两人都极其自私,完全不考虑这种结合给他人特别是给高晓岚一生所造成的痛苦,是一种极端的损人利己的恶劣行为;它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因而也影响了陈独秀在社会上的名誉。这个所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实际上也很不稳固,其延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到1924年,他与高君曼也分手了(同样也没有解除婚约)。陈的第三次婚姻(?)是地下婚姻,(按现在的说法是“非法同居”,按过去上海人的说法是“轧姘头”)谁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第三任妻子”姓甚名谁,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知道,此人名叫施之瑛。《全传》竟再次为陈独秀开脱说,“这不是陈独秀的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温情,乃人的本能所为。”后来,在1925年,高君曼因为生活无着曾来上海找他,他避而不见;他儿子来沪开会,找他也不见;因为他地下的“家”是绝对保密而不能公开的。不仅如此,他甚至发展到不再到中央机关去看文件,以致党中央也没法找到他,登报纸也找不到他。这对地下夫妻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陈独秀为了他自己说的那个“动物本能”居然连党的工作也不顾了。直到六十多年后,也就是陈独秀和施之瑛都已先后去世以后,才解开了这个谜。陈独秀最后一次婚姻可以说是它第三次婚姻的重演,同样也是一个“地下婚姻”。不同的是,后来因为陈被捕第四任夫人前来探监遂由幕后走到了幕前,而为世人所知晓。她叫潘兰珍,是一个女工,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九岁。陈独秀一生给多少人造成了多大的痛苦!特别是对于第一任妻子,所受痛苦尤为深重。有人说他不爱高晓岚,是封建包办婚姻,实际上,他娶高晓岚为妻是在他中了秀才之后,恰在其人生得意之时。当时到陈家来提亲的人很多,陈家当然也是有选择的;再说,此时的陈家,封建势力并不强大,陈的父亲很早就离世,其祖父对陈独秀也无可如何,至于继父,因与陈独秀关系不好,对他显然也无能为力,他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而陈的生母和继母跟他的关系都很好,也不可能强迫要他接受他自己不愿意的婚姻,总之,陈家封建势力其实很弱;而陈家的反封建势力却相对很强,因为陈独秀从小就桀骜不驯,倔强得很,就是长辈们想强迫包办也强迫包办不了,更何况说亲者甚众,选择的余地也多,究竟选谁显然也不可能不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如果没有陈自己的同意,这桩婚姻肯定也是办不成的。显然,强调这个婚姻是所谓封建包办婚姻,实际上也说不通。在这方面,陈的好友潘赞化对他的婚姻也有评述,说陈不顾家,却要让妻子为他做牺牲,在家侍奉老人、抚养子女,甚至还要她交出陪嫁的黄金手镯供他游学,因为遭到了拒绝,这才造成了两人关系的不和。在这方面,唐研究员为了给陈独秀辩护,居然还指摘高晓岚“不支持陈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虽然《全传》也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妻子的普通要求”,但是紧接其后就强调说,“只是这种要求对陈而言,太难以忍受了。陈这时已经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小小的家庭,岂能笼住这只雄鹰。因此,他也不妥协。再加上二人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这是陈后来浪漫情史的根源。”(《全传》,第016页)其实,事情远非如此。就是按照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他也是到了甲午年(1894年)因为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日本国的;也是到了庚子年(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才知道世界上有所谓“八国”的,哪里说得上他的思想比高晓岚要进步一个多世纪呢?实际上,当陈独秀听说这些事情时,高晓岚也是能够听说得到的。不要忘记,那些反对洋鬼子的义和团,其实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绝大多数恐怕都是“目不识丁”者;而高晓嵐的父亲高登科是做大官(时任安庆府统领)的,而且由于继母对她虐待,其父把她带在身边,对于社会上的大事岂有不听说之理?唐研究员和一些传记作者强调她目不识丁,也显然过甚其词。高晓岚的名字起得很文气,很可能是他父亲高登科给起的,连族谱上都有记载,唐研究员却要加以否定,说她没有名字,按照当时习惯,婚后就叫陈高氏。其根据是陈独秀的小儿子的说法。问题在于,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是1910年生的,出生时其母即已被陈独秀抛弃,哪里还有人再叫她高晓岚呢?按照当时社会上的习惯,称之为“陈高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母亲从来就没有名字或从来就没有叫过高晓岚这个名字。实际上,在中国旧社会,像高登科这样做大官的大户人家,生孩子是不可能不起名字的。当然,高登科可能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没有让她进学堂或私塾,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不至于到目不识丁的地步。实际上,旧社会许多没有上过学的女性,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多少也识得一些字,有的还粗懂一点诗文,至少也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她能够写出高晓嵐这三个比较繁难的字,更简单的字也肯定会识得一些的,怎么能说是目不识丁呢?至于潘贊化说他两人思想相距不止一个世纪的话,是不是也太夸大其词了?实际上,两人不和并且最后反目为仇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陈在1909年遇上了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并且与之同居造成的。说高不支持陈独秀在外面的活动,实际上,陈在与高结婚时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小青年,还根本说不上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更哪里谈得上是什么“雄鹰”呢?说那时陈独秀在外面的活动,其实也不过是一次一次跑到日本去读书而已,并没有唐研究员说得那么高尚和崇高;即使后来到杭州陆军小学做教员,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等报刊,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用所谓“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和所谓“雄鹰”之类的桂冠加在他的头上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报刊上也发表过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反对男人压迫女人,批评男人只是把妻子当作给他生儿育女的工具,但是,在生活中,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如此言行不一、表里相背,难道还值得欣赏和吹捧吗?陈不仅对妻子不好,对子女也很少过问,根本谈不上培养教育,甚至在上海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共同生活时也不让前妻高晓岚生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在家里吃住,而让他们在亚东图书馆睡地板。此事连高君曼都感到陈做得太不像话,忍不住请他的好友潘贊化出来说项,而他却搬出儒家的男尊女卑的一套,以所谓“妇人之仁”作为挡箭牌来为自己辩护。结果与《全传》所谓的“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第二任妻子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当然,两人关系不好的真正原因,还是由于他又有了新的外遇——地下妻子施之瑛。《全传》原来说第一任妻子高晓岚没有文化,跟他的思想相差一个世纪;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师范学校出身,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而这个新的外遇施之瑛,说起来是医生,其实文化只有初小二年级,哪里能够当医生?就是当护士也不够格,又能够有多少知识和文化呢?而《全传》却把她吹捧得很肉麻。实际上,陈独秀在上海“弄了个女人”同居的事,在上世纪20年代初李达就知道一些,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说,“那时候,我搞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在我这里。我租了一间房,陈独秀不跟我一起住,他的住处根本不许我们去,他弄了个女人在那里。”(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转引自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考察》一文,载《党史博览》2008年底5期)从李达所用的语言看,他对陈独秀这种做法显然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很看不起的。至于这个女人与陈独秀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感情生活,《全传》竟然能够加以描绘,也不知唐研究员是怎么写得出来的?还有那个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同样也没有文化,怎么就不认为跟他的差距太大了呢?实际上,陈独秀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色”字,他对婚姻的态度似乎也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是一个“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人。而唐研究员却对他大加美化,把他说成是“无所顾忌,成为一个彻底的性解放者”。我们说,陈独秀在一世纪前搞所谓“性解放”,一再重婚,如果按照旧婚姻观,纳妾是允许的,但按照新婚姻观,重婚是犯罪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什么不去反对旧婚姻的纳妾行为,而对新婚姻观不允许重婚的新规却置之脑后呢?他的这种言行配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吗?可是,唐研究员居然还对他的一再重婚大加赞赏,把它美化成是什么“浪漫情史”,还说什么“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进行追捧,难道不感到肉麻和羞耻吗?

  说到陈独秀在北京“八大胡同”嫖娼狎妓一事,其影响当然是非常恶劣的。当年胡适为他辩护,说什么嫖娼是合法的;今天又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鬼迷心窍走进了八大胡同”。作为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的胡适竟然如此助纣为虐,而作为今天的作者记叙此事竟然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言,这都很令人气愤,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陈独秀身为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一个青年导师,怎么会作出这种事情来呢?其实他的这个恶习并非初犯,根据他的《自传》,早在他到南京夫子庙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就对这类事就很感兴趣。不过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一再说自己是“正人君子”,唐研究员在《全传》里也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其实他哪里是;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惯于玩弄女性的好色之徒,就是一个被人称为“文人无行”的无耻文人。据和他一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坐牢的他的表亲濮清泉(也是个托派)说,“陈独秀谈起女人来,眉飞色舞,隽语风生,说某个眉清目秀,一往情深;说某个皮肤细腻,红白均匀;某个又是外秀内丑;一谈几个小时,也无倦容。德性如此,也无法劝他改正。不过他有一句名言:‘好友之妻绝对不可侵犯’,对因同志被捕入狱,而竟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人,他骂他是坏蛋,是畜生。他说这种人连青红帮都不如,帮会有一规定:‘朋友妻不可欺’。名为革命者,同志被捕,竟如此不义,不配做人。最后他说,我不是道学先生,我一生反对假道学,他们口是心非,言善行恶,我是表里如一,心中一致的。娼门女子谈不上贞节,同志之妻应视为神圣。”(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濮清泉说他“德性如此,也无法劝他改正”,此话是有来由的。原来陈独秀进监狱后,蒋介石对他比较宽容,探监也比较自由,他竟然在监狱里与前来探监的潘兰珍发生肉体关系起来,引起监狱典狱长很大不满。曾通过濮清泉劝他要“自爱”,以后要注意检点,不料他竟对濮清泉大发宏论,说什么“孔子云,食色性也,我是个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同上)在两性问题上,在他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实际上就是认为这两性关系就是动物的本能,仅仅是一个满足生理要求的本能行为,最多也不过是青红帮的“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而已;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连妻子的妹妹都认为可欺!按照他的逻辑,对于朋友之外的他人之妻以及尚未为人妻的女性,似乎欺一欺也无妨;至于娼妓,他认为她们谈不上贞节,当然更可以随便加以欺侮了。这种思想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大相径庭,和马恩关于两性关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论述及列宁反对“杯水主义”的批评显然都是背道而驰的,而和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陈独秀自己行为不端,居然还有脸拿那些庸俗不堪的谬论进行宣传,简直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唐研究员说什么“谣言杀人”,其实陈独秀嫖娼明明是事实,哪里是什么“谣言”?就连《全传》所引用的胡适写给汤尔和的信里也承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引者)都干的事”,这怎么是谣言呢?事实上,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都不再任学长之职,校方并不是只处理新派人物陈独秀一人,在处理上应该说是公平的。胡适在信中还提出质问说,“‘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这就更不适当了,难道某妓受到伤害后还要公开出示其下体吗?这岂不荒唐之极?!至于唐著引用胡适信件,说陈独秀的“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又有什么根据呢?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战友”就是沈尹默和汤尔和二人,他们两人都是陈独秀的好友,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出任文科学长就是他们两人积极推荐和蔡元培果断决策的结果,他们两人在连胡适都承认的陈独秀嫖妓的事实面前,主张取消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正好是出于公心和正义的表现,怎么能够说他们是为了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呢?看来,这位曾经留学美国的胡适博士,他所遵循的还是江湖义气那一套,在他的思想里,哪里还有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是和非的界限?在我看来,胡适的信,与其说是为陈独秀辩护,不如说是为他自己辩护。最近在网上看到,胡适自己在这方面也很不干净,他自己就是妓院的常客。总之,无论是胡博士还是引用胡博士高论的唐研究员,他们的这些谬说不仅是“十分无聊而肤浅”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其目的显然只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为陈独秀的丑闻辩护而已,是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和事实的检验的。唐研究员说沈尹默和汤尔和是“落井下石”,其实,就是陈独秀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他在晚年写给台静农的信里,曾经写了四首给沈尹默的绝句,托其转寄给沈尹默,现摘其中第一首于后:

  “湖上诗人旧酒徒,

  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

  恨不逢君尽一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如果当年沈尹默曾经对他不是出于公心和正义,而是为了“洗刷自己而落尽下石”,陈独秀到晚年还会写得出这样饱含感情的诗来吗?

  二、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

  唐著《全传》说,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后,金陵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国民党政府提出本人要具“悔过书”,陈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但是,当8月21日,司法部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中说道,陈独秀原“处有期徒刑8年,……该犯入狱以来,已愈(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第二天,“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实之词。照顾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罗世藩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必须更正。但是,一向“实话实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既没有极力反对,也没有提出抗议,似乎是“默认”了。《全传》作者为其辩解说,“其实,陈独秀认为,经过上次考证和朋友帮忙,政府已经不让他写‘悔过书’了,这次再拒绝“政府明令”,怕生枝节,遂争取先出狱再说。”只是在出狱后第三天,他才给上海《申报》写了一个声明信,说什么“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云云,其实不过是玩了一点小伎俩而已,实际上就在这封给《申报》编辑部的声明信里,他也没有忘记向蒋介石丑表功,说什么“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此话实际上也是为了骂共产党是“称兵据地”和“闽变”是“企图称兵据地”都犯了“内乱罪”,以获得蒋介石的欢心。当时由于上海战局紧张,人们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各个报纸的篇幅都大大缩减,此信在编辑部“研究”过程中最后决定“暂不发表”,就是说,该声明实际上并未发表。而《全传》作者却用了《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作为小标题,为之掩盖,甚至还说什么此信后来披露时“人们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实硬骨头”(同上,788-801页)作者把读者当成了傻瓜,以为经过他这么一番掩饰和辩解,一个叛徒一下子就成为英雄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事实,任何人也篡改不了历史。我们要问:陈独秀在狱中究竟有没有“深自悔悟”?

  我们在陈独秀给西流的信里看到他有这样一大段话: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态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徳、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说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具体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制还不如。(五)历史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只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的形式。”“(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更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6页)陈独秀这些话是1940年9月说的,他说这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提出的意见。也就是说,这是他从1933年10月被判刑以来这段时间进行“沉思熟虑”的反思所得出的意见。

  而在他被捕入狱之前,他的思想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他1932年11月17日发表于《先锋》第5期的《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一文里看到的思想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他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诉求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够负担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之优点和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同上,第344-345页)这就是说,仅仅在六七年之前,当他还没有进国民党的监狱进行“沉思熟虑”之前,他无论是对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苏联的苏维埃政权都还是充满信心的,而在监狱里进行了“沉思熟虑”的反省之后,他就180度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的一些观点早在出狱前就已发生变化。举例来说,比如他在1935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其调子与过去就大不一样了,——原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复兴的保证,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功,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现在就开始批评中国共产党学习斯大林和苏联太快了。

  又比如,陈独秀在被捕前于1932年10月1日发表的《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还说,“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的只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群众;一面是反赤化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无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转引自《全传》第654页)但是在他被捕只过了半年之后,在1933年4月14、15日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陈独秀就改口了,他说他与中共的“意见不同”,说他认为,“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照现在状况尚不需要有红军”。(引自《全传》第697页)正当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围剿之时,陈独秀也由主张赤化转为“不需要红军”。试问,如果没有红军又如何会有红色政权?而当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之后,为什么还要说“不需要红军”?试问:如果没有红军又如何保卫红色政权?如此自相矛盾,实在已经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再比如,陈独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民主主义已从一味崇拜转而持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它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达到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地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民主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任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但是,进监狱后,经过“沉思熟虑”,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了。他在1936年3月发表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一文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针对封建主义而言的,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目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口号和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苏联所实行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官僚主义,明显是为了响应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一贯主张。

  再比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当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在一封信里曾这样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则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由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入狱后经过“沉思熟虑”,他的这一看法也根本改变了。虽然西文dictator一词可以两译,即既可译为“独裁”,也可译为“专政”,在中文里前者似有贬义,而后者则是中性的,褒贬都可用;在“沉思熟虑”之前,陈都用“专政”且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取肯定的态度,而在这之后,他就改称“独裁”并且大加否定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写道:“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在这里他竟然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独裁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把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苏联说成是法西斯独裁者的“本土”,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可说已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沉思熟虑”的反思蒋介石是很清楚的,他手下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统计调查局长朱家骅以及中统副局长、特务头子徐恩曾等也都是很清楚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方面对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一再大搞围剿,一方面对白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大肆屠杀,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和著名的进步人士惨死于他的屠刀之下。他还不惜重金用悬赏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头颅,同时对捉到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方志敏、瞿秋白等下令“就地正法”的办法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实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政策。但是对这个经过六七年“沉思熟虑”的反省而“深自悔悟”的陈独秀就大不一样了,给了他很多“优待”,让他可以住单独的房子,并且给他配备了两个书架和一张书桌,好让他可以读书写作;还让他的亲朋好友可以探监,甚至还让他的情妇可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乃至发生肉体关系。实际上,蒋介石与陈独秀之间的这种关系,彼此都很明白,只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能够说他们之间没有暗地进行条件的交换吗?显然不能。实际上,对于这种暗箱操作的条件交换,就是普通老百姓在也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在接受法庭传讯时,陈独秀就表现出了一副尊重法律、坦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的奴才相。他说他“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当亦愿受。”(转引自《全传》,第697页)这里陈独秀表示的“愿”、“望”以及对“罪”的“应得”和“愿受”,都表现出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顺从和对当时法律的敬畏,充分表现出了他愿意与官方合作的态度。这和唐著所说的“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见《全传》第791页)能够一致得起来吗?!这和时间与之相近的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问题上的铿锵有力的揭露相比,和后来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里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相比,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种种“优待”和“宽大”,都是以他承认“罪有应得”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的判决是很轻的,抓到方志敏、瞿秋白,蒋介石都是“就地正法”,而唯独陈独秀不同。直到1933年4月才进行法庭调查,由于陈独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被共产党开除是因为他的意见不同,特别是在红军问题上,他主张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而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而他与皖湘闽赣等省共产党不能合作,也是因为政策不同。章士钊在为其辩护时也说陈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由于陈独秀的这些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不同而与蒋介石的主张暗合,蒋介石对他自然也就乐于从轻发落了。与对别的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待遇不同,陈独秀只被判了13年徒刑。而判决一年后,由于陈继续“沉思熟虑”地积极反思,在他发表的文章里不断又有新的“表现”,国民政府又于1934年再次“施恩”于他,将刑期一下子由13年改判为8年,一次就减刑5年。而在三年后,即1937年又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明令”再次提前五年年释放。这一切,显然是和陈独秀的“沉思熟虑”的反思和“深自悔悟”的行动密不可分、互为条件的。陈对所谓“深自悔悟”的“明令”生怕“节外生枝”以后有变,采取了完全默认的态度。这一点甚至连他的表亲、和他一起坐牢的托派濮清泉(濮德志)都不以为然;如此丧失气节,实乃一个地地道道的软骨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硬骨头”

  三、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极其严重

  陈独秀表面上一生都在追求民主,这个我们当然也不必完全否定。但是他对民主的理解却是不断变化的。他最初讲的民主,其实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才知道有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最后,他又批评列宁以下包括斯大林和他所崇拜托洛茨基不懂得民主的价值,实际上又回到了一般民主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唐研究员竟然把它成是什么“光辉的升华”,这离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不过,考虑这里的篇幅,我们并不想讨论这样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要揭露他在言行上的高度不一致。

  人们都知道,陈独秀的领袖欲很强,为人非常粗暴,他不能平等待人,不善于团结他人一道工作,开会也喜欢搞一言堂,存在十分严重的家长式作风。但是,这些,在《全传》里都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有什么批判的论述。看来,作者是下决心要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了。在我看来,为了了客观地真实地了解陈独秀其人,这方面的问题是非讲不可的。

  陈独秀在1921年一大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有50多个人,他也并不很重视这个书记职务,但是共产国际当然要求他回上海赴任,他也只好服从。于是他从做陈炯明的广东教育厅长任上回到上海,开始履行他作为书记的职责。谁知,他刚一上任,就暴露出他这个在五四时期一直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非常追求民主的新文化人物,其实封建专制的思想作风非常严重。在这方面,和他一起工作的李达是有很深体会的。他在回忆文章里说,“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就怕他,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有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去,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他一看就大骂,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转引自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考察》,《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由于陈独秀的这种家长式作风,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当时一些同志包括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都不愿意与他在一道工作,先后都退了党。当然,这些人的退党也有其主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党内缺乏民主的空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陈独秀养成这样的不良作风,他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应该通过学习和自我改造,努力加以克服才是。但是他没有。在大革命中,他依然故我,不仅没有得到改造和进步,甚至还有增无已,愈演愈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事情是这样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时年仅23岁的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积极投入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徐克祥跟着蒋介石叛变,屠杀工农。陈独秀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应对。这时,任弼时起草了一个《政治意见书》,请陈独秀来团中央一道进行讨论。陈到团中央后任弼时接待了他,请他看这个《政治意见书》。他一边看一边骂“幼稚”、“荒唐”,而当他看到“为什么不开展土地革命”时,竟然恼羞成怒,把《政治意见书》给撕了。陈还指着任弼时大骂道:“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听了并不生气,对陈说,团中央的同志在二楼等着向你陈述意见。陈也没有办法拒绝,跟着上了二楼。任再次向陈读了《意见书》,陈再次大发脾气,没有等任读完,竟然就气冲冲离开了会场。这样的作风哪里像个共产党的总书记?

  社会上形势进一步恶化。6月28日,汉口的《民国日报》刊登了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缴械的公告。29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举行会议,任弼时与瞿秋白一道来到会场,并且再次把《政治意见书》就交给了与会者。7月3日,中央开扩大会议,中央委员、当地活跃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了陈独秀准备的11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陈独秀做了发言。陈发言后,任弼时随即发言,要求宣读《政治意见书》。陈马上进行压制,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理直气壮地说,“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种权利?”陈一时气昏了头,语无伦次地说:“青年团国际的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该进行干预。”他竟然忘记,任弼时是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当然有权提议案,因此陈的话音一落,会场立即大哗。7月12日,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以上内容见李金明《任弼时执着革命二三事》之《三谏陈独秀》,载《人民网》)

  鉴于陈独秀的教训,毛泽东多次一再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作风,主张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主张平等待人,主张团结同志,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在这方面,陈独秀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第八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

  奚兆永

  一、“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不能成立

  唐研究员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影响的三个主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30年》,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其实,上述三个决议和党史著作并没有给陈独秀定什么罪,而政党本来也不是司法机关,是不好给它的成员定罪的。当然党有党的章程,有党的纪律,它可以对它的犯了错误或违反纪律的成员进行批评教育,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惩治处罚,目的也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和法庭宣布罪状、判处徒刑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实际上,所谓帽子,其实也就是对一些错误的称呼而已。所谓“十宗罪”,其实也就是十项政治错误,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极其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至于说这些极其严重政治错误都没有根据,是“莫须有”,都是强加于陈独秀的不实之词,更是不能成立。

  我们知道,唐研究员所说的“十宗罪”或我们所认为的十项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都是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确立的,难道说,党中央对陈独秀有什么偏见吗?中央主要领导人和陈独秀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吗?那么,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后来的中央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陈独秀的头上呢?以下,我们就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一些批判性的论述。

  ‘

  二,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本来,这一条我们也可以不讨论的,因为唐自己也认为这一条“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但是他又认为“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虽然自相矛盾,自己已经否定了自己,不过还是有再讨论、再批评的价值。特别是,这一条可以说是他其他错误的一个总根源,对它进行分析更有其必要。

  严格地说,陈独秀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所主张的民治主义,其实就是杜威的民治主义,就是英美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1919年12月,也就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两年以后,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行民治的基础》的文章,大肆吹嘘杜威的民治主义,他说:“杜威博士在他《美国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就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他又说:‘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的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所以当初他们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走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杜威说的“美国联邦是由那些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说穿了就是由欧洲移民过来的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的资产者合并起来的资本主义共和国。陈独秀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像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然,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这种思想也不奇怪,我们似乎不必苛求于他。但是,半年之后,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他长谈几次后他的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懂得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问题是,他的这个进步只是别人灌输的结果,而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入的研究,因此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进步是不扎实的,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发生动摇。比如在大革命时期,在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认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也看不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地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还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至于农民,他虽然也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的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底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同上,第234-235页)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还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页)他显然不懂得, 在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世界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苏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完全可以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不需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应该发挥领导的作用,同时和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里本来是说得很清楚的。但是,陈独秀并没有真正掌握,却提出了让资产阶级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即使按陈独秀自己所说也是属于向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本来,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妥协退让。这种妥协退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里所说的投降主义,不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投降,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投降。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早就有所表露。18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以舰长李之龙为首的共产党人。这是一个信号,也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可是陈独秀不仅不进行斗争,相反,却在6月4日写信蒋介石对主张倒蒋的大泼冷水,而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什么“倒蒋必以却又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友意见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9页)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实际上,仅仅过了一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3月20日到今4月12始终迁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载《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由于陈独秀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不像毛泽东那样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还通过几年来工人的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力量,认识到了“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幼稚的工人阶级根本不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于是他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29年之所以被开除出党,当然与他的这个错误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莫大损失有关,同时也是和他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分不开的。                                                                                                                                                                                                                                                                                                                                                                                                                                                                                                                                                                                                                                                                                                                                                                                                                                                                                                                                                                                                                                                                                                                                                                 至于在他1932年10月被捕入狱后,经过所谓“沉思熟虑”的过程,又回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认识,竟然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科学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 ,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如果说,他在1920年夏曾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是前进了一步,那么,他现在则又大大地退后了一步。而唐研究员在《全传》里竟然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又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成是什么“大彻大悟,到达彼岸”,是什么“最后的思想辉煌”,其实,陈独秀最后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论述,不仅完全脱离了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最彻底的背叛。他还把二战中苏联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而人们都知道,英美等国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只是在1944年5月才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前,苏联以一国之武装力量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已经有四年时间,而且经过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扭转了战争的局面。这个事实全世界都知道,陈独秀1942年去世,至少也应该知道其相当一部分,怎么好像浑然不知呢?特别是,陈把苏联和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完全混淆了不同阵营的界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试问,如果没有苏联艰苦卓绝的对德作战,并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仅仅靠英美等所谓“民主国家”1944年在西线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就能够打败希特勒德国了吗?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最后消灭日本的关东军,仅仅靠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会投降吗?如果美国的原子弹真有那么厉害,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为什么在波茨坦会议上英美还要求苏联在三个月后出兵呢?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头头都不相信“唯武器论”,不相信一两件新式武器就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为什么曾经在人民大学这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重镇受过“母校栽培”的《全传》作者居然会相信这种“理论”呢?

  把资本主义的民主看成是理想的民主,认为资本主义社今后会万世常存下去,居然把这种极其落后的历史观还当做科学来宣扬,这不能不令人为他的倒退而唏嘘不已!’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既不是什么“一次革命论”,也不是什么“二次革命论”。在中国,“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由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他在1905年写的《民报》发刊词里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我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其瞠乎后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他所说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两大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明显是受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影响,其实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主义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并不赞成孙中山所说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思想。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要经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革命也是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所谓“政治革命”乃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社会革命”乃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的性质不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也不同,它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无产阶级应该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把民主革命向前推到最大限度并且在条件具备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里的关键是一个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里就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当然,列宁的《两种策略》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翻译成中译本的,当时陈独秀无缘看到列宁的这些论述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也是在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以后才读到列宁的这本书的。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列宁1920年6-7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也有很明确的论述。这特别表现在列宁针对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讲的“六个必须”里面: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各国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资本主义前的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经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同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

  列宁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落后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应该把反封建放在特别的地位,它要和资产阶级结成临时的联盟,更要重视农民运动,对资产阶级要既联合又斗争,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并且还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了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意见。可以说,这正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一个完美结合的策略。但是,陈独秀并没有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这个很正确也很切实的指导意见,相反,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虽然是一个重要分子,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农民数量虽然很大,但是他们分散、保守、易于苟安,难以加入革命,对于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他也很不满意,说什么是“过分了”,“糟得很”;实际上,他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他不止一次地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不过由于有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在,他也不得不对此稍作补充;但在根本上却是抵制的。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沙皇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他还说,“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同上,第239-240页)

  可以说,陈独秀的观点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他先是“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革命成功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用他的话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陈独秀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3年6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1页)他甚至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2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只能是下一次革命即第二次革命的事了。

  当然,陈独秀也提到了所谓特殊情况下有可能无产阶级也能够得到若干政权,不过这要由“机会”来决定,而“机会”又是不能预计的,想都不应该想,必须彻底断了这个念头才是。试问,这不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论”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陈独秀的这些“高论”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苏俄的革命实践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列宁,他在1905年进行反对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就已经注意到两种不同的策略,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而在1917年进行二月革命时,他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策略思想,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后怎么会出现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呢?关于二月革命,上世纪50年代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人都知道一些,现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这里不妨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由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巴库、下新城等地的工人罢工开始的,罢工迅速扩大,并且一天天地获得新的拥护者,出现了像1905年那样的革命形势。1917年2月18日(俄历),俄罗斯最大的重工业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接着彼得堡大多数大企业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到2月23日(公历为3月8日),女工们也响应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而工人们则用宣传总罢工的行动支持女工的示威游行。到2月26日(公历为3月11日)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变成为起义的尝试。当时彼得堡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出布告,要工人在2月28日复工,而沙皇在这之前也下令要他“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但是,这时沙皇的命令已经不灵,在26日出现了军人中有人向骑警开火的事情,工人们,特别是女工们积极地开展了争取士兵参加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局(负责人是莫洛托夫)当即发表宣言,号召继续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2月27日(公历为3月12日),彼得堡的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起义的军人由早晨的一万人发展到晚上的六万人。接着,起义的工人和兵士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二月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应该说,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前锋并且领导了身穿军装的数百万农民进行的革命的成果。

  陈独秀把二月革命的胜利归之于“资本主义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这个客观因素,这是说不通的。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而绝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自救”的战争,也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保卫祖国”的战争。同样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个个都忙着去“保卫”资产阶级国家去了,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为当班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转为革命,这样,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如果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对待这次战争,大家都去“保卫祖国”,哪里还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苏俄之所以爆发革命,显然不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客观因素来说明。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的工人的成分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由于沙皇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工厂里有相当一些工人当兵打仗去了,而补充进工厂的是一些觉悟程度较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远不像原来那些老工人那样具有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实际上是滋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土壤,结果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钻了空子,而这些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则成了他们的俘虏。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派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乘机在苏维埃里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结果把政权转给了资产阶级,痴心指望这个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自己的工作。对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揭穿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而让广大群众知道,必须用工兵代表苏维埃代替临时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机会”,而恰恰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说的:“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采取的是前者,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助手,结果大革命失败了;而列宁主张的是后者,所以才能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革命的转变,由民主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列宁在二月革命发生后的第35天即4月3日(公历4月16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他在第一天就做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在“提纲”中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还处于少数地位”,“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形成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者纠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提纲”里,列宁还提出了“更改党的名称”和“革新国际”的意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14-116页)总之,提纲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革命转变,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两个政权并存转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们说“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初苏维埃的势力还是比较弱小的——最初只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几个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苏维埃都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里,但是经过布尔什维克几个月的积极工作,情况就有了很大转变, 到了9月,俄罗斯的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了多数地位,列宁提出,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了,起义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即《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一文)中说,“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摇摆不定已经感到厌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234页)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和列宁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在这方面,唐研究员在其所写的《全传》“代序”里引述了贾文臣和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如果说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那么,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政府,然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说列宁也是“二次革命论”呢?他居然利用会上“众多权威学者”说“不能”而认定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见《全传》,第005-006页)本来,人们认为“不能”只是肯定列宁,而唐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对陈独秀观点的肯定。殊不知陈独秀的观点恰恰是违背列宁的观点的,怎么能够以人们对列宁的肯定作为肯定陈独秀的依据?真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如果问题就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的话,那么任何真正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和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列宁是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对于这一情况,列宁立即提出了改变的意见,因为这是革命能否转变的一个关键。列宁从未说过什么不管领导权是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民主革命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都要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样的话。把显然错误的观点硬强加于列宁,这是对列宁的极大的污蔑。很清楚,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与陈独秀所谓的理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处,硬要把它们混为一谈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在这方面,我建议唐研究员再好好读一读列宁的《两种策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对于这些理论和策略问题,不读马列著作是不行的。特别是列宁的有关论述,已经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问题,以及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还无视列宁的论述,议论什么列宁是不是也是“二次革命论”,那就未免太浅薄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唐研究员过去的著作里,他也是承认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的。比如他在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那本《中国托派史》里就明白无误地说,“也要看到,陈独秀犯错误又有其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5页)那时,他还生怕人们看不到陈独秀的这一错误,可是,后来竟然千方百计地为陈独秀掩盖和否定这一错误。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唐研究员的观点发生了这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自己的观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应该作出说明的;而作为读者,人们也有权要求作者对此作出负责任的交待的。

  现在有些人一说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就认为是它们的指导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罢了。唐研究员也是这种观点。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根本上来说,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和整个东方殖民地与落后国家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正确方针的结果。这个错误不由陈独秀来承担,难道还要由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列宁和共产国际来承担吗?当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指导上有失误,对此中共领导人应该提出进行讨论而不应该盲目执行;如果盲目执行了,那执行者自己理应承担起责任,一概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国共合作究竟是采取党内联合还是党外联合并不是大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实行党内联合时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而且采取党内联合的形式是列宁和孙中山在世时就决定了的,那时斯大林虽然已经做了总书记,但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件往返中可知,即使是由斯大林起草的文件也是需要经过列宁同意才能发出的。列宁在世时斯大林还不是最高领袖,怎么能够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的错误?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这方面,列宁说得很明确,而陈独秀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生怕会把资产阶级吓跑,一再妥协退让,结果让蒋介石掌握了领导权,他也不敢斗争,还一再帮蒋介石说好话。陈独秀既然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怎么能够对大革命的失败不负责任呢?

  必须指出,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不仅在《两种策略》一书里已经讲得十分明确,而且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里也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认为这是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加以拒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这个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实际上,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上很软弱的阶级,它既有主张进行民主革命的一面,又有革命不彻底的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剥削社会,如果它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过于彻底将会触及其本身的利益。所以,差不多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那些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出于“正确的本能”都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封建社会,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都是不彻底的。列宁曾说,“一切先进国家中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原来苏俄的无产阶级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了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继续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彻底性来说,不仅远远超过临时政府时期,而且大大超过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优越性所在。陈独秀不懂这一点,而毛泽东早在1925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筠的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当红军打下漳州读到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时,毛泽东更是如获至宝,并且把此书寄给彭德怀看,还用铅笔在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写《新民主主义论》是受了列宁《两种策略》一书的很大影响的。现在有人居然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我们庆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万万不可忘记陈独秀。”(贾立臣:《陈独秀实现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这位贾立臣先生,就是唐研究员大力推崇的所谓“否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第一人”,但是他竟然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转变的关键,也不懂得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也正在于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实际上,陈独秀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新民主主义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完全是南辕北辙!其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抬高陈独秀,贬低毛泽东!

  至于唐研究员说什么“‘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知道,邓小平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也从来没有研究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怎么能够说“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呢?现在人们说的“邓小平理论”,那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提法。在唐研究员看来,改革开放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社会,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跟当年陈独秀说的“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脉相承,当然就可以将二者等同起来而没有必要反对“二次革命论”的问题了,而陈独秀违背列宁教导搞“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也就不成其为错误了。我们说,不对!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都有些人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来了,他们主张私有化,要全盘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后来的领导人,他们都没有公开主张过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他们主张“四个坚持”,主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说法和做法(如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并不正确,并且还出现过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这些当然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的。但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路线,将二者划上等号,为陈独秀的错误翻案,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唐研究员实际上是故技重演,他其实是想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但是他又失算了,这套伎俩,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他意欲否定社会主义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丑恶嘴脸。

  第九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

  奚兆永

  四、关于“取消派”或“取消主义”问题

  取消派或取消主义也是苏俄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俄国在1905-1907年的革命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且颁布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法。这样做就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所发布的宣言,因为宣言曾宣布沙皇政府未经杜马同意不得发布任何新的法令。这以后,原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成员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边远的的地区。按照新的选举法,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席位大大增加,而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则成倍地减少。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人们把6月3日称为“政变日”。与此同时,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数千革命者惨遭杀害。从1905年开始的革命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纲领。布尔什维克称他们为为“取消派”。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些人,像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不起考验,思想发生动摇,他们转入敌人的营垒,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主张召回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甚至合法斗争也要停止。这些人被称为“召回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就其思想来说,都是取消革命、否定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它们又都被称为“取消主义”。

  陈独秀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如他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1927年11月12日写的《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中说,“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取得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斗争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力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非对于江苏运动,侧重于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陈独秀在这里所说,其实是反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这方面,斯大林于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所做的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曾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也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他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一道看作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同上,第606页)陈独秀显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打响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等待时机成熟,只是“侧重于经济的斗争”,哪里会有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全国众多命根据地的建立?哪里会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哪里会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当然,陈独秀似乎也没有顽固地坚持他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就在他写了这封信的第二天,即1927年11月13日,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上,第314页)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动摇的,而不是坚定不移的。不过,从长时期来看,我们发现,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经过若干年才谈得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这一思想又是是非常顽固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的国家的帮助下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明确的论断,竟然说什么“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众政权,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中大起来的》,1968年版)

  陈独秀的这番话是1926年9月25日讲的,到了1938年8月5日,也就是12年之后,当他在《政论》月刊上发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一文时,他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讲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几乎是指着革命导师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大骂道:“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说法”。(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页)而仅仅20天之前,即7月16日,他还在重庆民生公司作了一个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其中还从理论上回顾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指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分析。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哪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以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之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与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和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画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上,270-271页)在这方面,他在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据:“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同上,第272页)

  表面上看,他说的某些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他的这些有道理的话并不是他的发明,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即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里已经讲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决定事物性质的道理;但是在陈独秀运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时,由于他对于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我们显然不能只看城市而不看农村;而对于农产品,也不能只看经济作物而不看粮食作物,前者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发展,而后者则是农业的主要部分,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而粮食作物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商品率很低;更重要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不能把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而他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

  这话的基本观点最早其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说的,而不是列宁首先说的。马克思当时说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原话最初是这样说的: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正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当然,陈独秀说“列宁说过”也没有措,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说法和陈独秀引用的并不相同。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不过陈独秀引用的的译文译得并不准确,它把“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译成了“俄国工人”。这样译虽然很简洁,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列宁的原意。正如马克思当年讲德国时还讲了“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列宁讲的“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讲的也是一种国家类型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类型,而不是专指所谓“俄国工人”,更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俄国所特有的问题。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把列宁原著所说的“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一句翻译成或说成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试比较“与其说......,不如说......”和“吃了......的苦,而不是吃了......的苦”这两种句式,前者并没有否定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而后者则根本否定了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的是“不仅......而且......”这种递进句式,其错误更是显而易见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列宁《两种策略》的中译本,陈独秀已经能够引用其中列宁的论述,那他显然也可以跟毛泽东一样,能够而且也应该读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有关论述,并且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自己作为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检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和陈独秀学习马列著作显然大不相同:毛泽东学马列,是要从当中寻求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而陈独秀学马列,其实只不过是猎奇,给自己装装门面而已。对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不过,既然陈独秀在这里提到了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托派文人之间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而且表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为了追求真理和正本清源,今天再对那场论战作一个简略的回顾,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曾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文人严灵峰、任曙等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积极撰文参加了这场论战。严灵峰说,“1929年回来上海以后,经过半年的实际观察,第一次在去年3月间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批评》的长文内,发表过对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与主张。......我们的结论:1.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这个社会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内部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怕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这整个中国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3.因为,帝国主义是推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因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造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必然会按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而发展的,并且学者还是继续发展的。4.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农村,不断地瓦解和侵蚀自然经济的结果。正确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生产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5中国的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是不能分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以至帝国主义的统治。”(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8-10页)

  另一个托派文人任曙也鼓吹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帆船代表封建社会,那么轮船就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轮船已经大大超过了帆船(他提供的二者比例是98:2),那就说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主义应该“一视同仁”,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转引自《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严灵峰和任曙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可以取消了,只等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实际上,在中国,帝国主义都是很明显的阻碍中国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影响,在严灵峰和任曙看来,他们却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只看到中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完全搞乱了敌我的界限。他们也看不到农民的力量和反封建主义的重要性。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王学文、潘东周和何干之等人的批判,由此而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经济论》,第47页)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对此,何干之作出评价说,“虽然这不是极严谨的定义,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色,在此可说已具有一个雏形。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见《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胜利,后来这个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采纳,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公认,以致何干之把他称为“划时代的贡献”。(同上,第37页)

  针对托陈的上述错误思想,1945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请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写道:

  “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页)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以来都被公认是一个很好的决议。由于它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将近一年的讨论制定的,有理有据,由胡乔木写成并经毛泽东修改定稿,最后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拥护,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研究中共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准绳。毛泽东对它很满意,把它作为附录放在自己的《选集》里。就是唐研究员本人在1994年出版《中国托派史》一书时,对这个决议有关陈独秀取消主义的论述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这本书中曾这样写道:

  “(陈独秀)在写给中央的意见中,有些意见不无可取之处,......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意见中,也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

  “陈独秀正确地看到了‘往下落’的形势,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革命应该全面退却。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在承认革命低潮的同时,看到中国特殊的国情,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而是在教条地搬用西方国家在低潮时的革命经验,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于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4年版,第52页)

  在这里,唐研究员还非常明确地说陈独秀在革命低潮时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说他“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可是,时间才过了八年,当唐研究员在《世纪》杂志发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即《陈独秀全传》的“代序”时,“托陈取消派”就成了所谓“莫须有”强加给陈独秀的一宗罪名了。试问唐研究员,你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又如何能够把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统一起来呢?对于这些,难道你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的责任吗?

  五、关于“托派”问题

  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不同,苏联的托派是土生土长的,而中国的托派却是舶来品,是从苏联托洛茨基那里批发进口的。托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形简称。中国的托派实际上是由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因为受到托派理论家、该校副校长拉狄克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随着他们的回国,也就把托派的思想带回来了。

  讲到托派,当然就不能不讲到托洛茨基其人。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和斯大林同年。不过两人的出身不同,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哥里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皮匠)家庭,其父早先曾在第比里斯的鞋厂当过工人,而托洛茨基却出身于俄罗斯亚诺夫卡一个富有的富农家庭,并且是一个暴发户。托的童年衣食无忧,家里有管家、厨娘和仆人为其一家人服务,当然还雇佣有农业工人为其进行农业生产。但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满意,他说,“我的童年既不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阳光灿烂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经受着饥寒交迫。我所经历的,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角落,中下层家庭的淡而无味的灰色童年。”(《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看来他所向往的是城市文明和贵族般的生活。1888年,托洛茨基到敖德萨读书,城乡文明的对比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乡村生活让他熟悉了农村经济。不过在我看来,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熟悉一些农村生活当然没有问题,至于要真正熟悉农村经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那是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做基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莱茵报》当编辑,但是由于过去学的是法学而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决定去研究经济学的;而托洛茨基居然说他9岁就熟悉农村经济了,这种大话人们能够相信吗?看来,托洛茨基是一个爱说大话,喜欢夸大其词的人。他为了表明自己的记忆力高人一等,竟说他还模糊地记得他吃奶的事,实际上,一个吃奶的婴儿大脑还远没有发育健全,是不可能有记事能力的。托洛茨基之所以在其《自传》里说这样一些话,显然是有其用心的。他在先后被迁居到阿拉木图、驱逐出苏联国境暂住于伊斯坦布尔以及流亡墨西哥之后这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回忆性质的书,既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关于别人的,而仅仅关于斯大林的的书就写了几本,当然包括《斯大林评传》在内。对于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人们自然会有怀疑,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的高超,于是就编造了这样一些神话。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一些具体事物(如地形、城市、房屋、人物)的记忆并不那么好,而强调他对抽象的思想的记忆特别强,因为有关具体事物的回忆容易受到别人的检验而被否定,至于抽象的思想的回忆就可以随他凭空乱说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提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批评他看不到农民的作用,他的《自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他9岁前一直在农村,强调他9岁时就已熟悉农村经济了,以证明不存在不了解农民的作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徒劳的。事实胜于雄辩,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清楚不过地说明,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的手段,他的那些观点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托洛茨基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七年级。他嫌这里太土气,学校的水平也太差。当时他的思想是很保守的。他在1896年17岁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被时代战胜了。他开始旷课,荒废学业,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结交了有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朋友。他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自己则在纯数学和革命之间游移不定,不过最后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一年后(1897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以后他进过监狱,也被流放过。后来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又流亡到国外,并于1902年在英国见到了列宁。列宁看他年轻,也能干,准备把他留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为此,列宁曾在1903年3月2日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由于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无好感,列宁怕他不同意,所以在信中把他夸赞了一番,而这也就成了他的一个资本。此信曾在他的《自传》里全文照抄了出来。本来,列宁是有心对他进行培养的,但是,他在《火星报》跟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更加亲近,而与列宁却不是那么融洽。在随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他没有站在列宁一边,而是追随于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之后,成了一个孟什维克(少数派或温和派),而没有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或强硬派)。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才与区联派一道集体参加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来。在这十四年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孟什维克。而列宁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托洛茨基居然在他的《自传》里说什么他与列宁的关系从1902年见面到后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在这一时期间他和列宁的一些著述,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谎言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想借列宁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里,列宁曾经多次批判过他的政治错误、组织错误和理论错误,多次和他进行了用词十分激烈的论战;就是在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他和列宁之间也多次发生矛盾,常有格格不入之处。这里不妨讲几件事:

  一件是关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苏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提出结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当时的苏俄,由于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参加了这场战争,国家被拖累得疲惫不堪,缺少粮食和燃料,交通也遭到很大破坏,人心厌战,迫切需要和平,结束战争,以便恢复经济,让人民休养生息。苏俄的和平谈判的提议遭到了英法两国的拒绝,于是苏俄又转向德奥两国进行谈判。谈判从1917年12月3日开始,5日签订了休战协定。由于当时苏俄的经济极为困难,人们普遍不愿继续战争,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几近陷于瓦解的局面;而德国却企图在战争最后夺取俄罗斯的某些土地,并且把波兰、乌克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变成其附属国。谈判是在对苏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得洛夫都认为,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作出妥协和让步,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愿作出让步。特别是托洛茨基,借口是为了德奥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是外交人民委员,是谈判的首席代表,他主张拖延谈判,坚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而不愿签字。谈判在1918年2月10日中断。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完全背离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使苏俄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本来,党中央还在2月18日就已经通过了列宁所主张的致电德政府立刻签订和约的提议,由于托洛茨基的故意拖延,结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2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只好接受德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条件而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无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一意孤行,使苏俄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这件事不仅反映了托洛茨基对列宁和党中央的不尊重,而且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时也说明他不善于审时度势,并且还有一意孤行的弱点。

  再一次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虽然让他担任了红军总司令,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1919年后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却有有不同看法,曾以中央名义专门派遣斯大林等人到前线去纠正了他的错误做法。此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且不详说。

  另一件事是处理日常工作的“小事”。托洛茨基办大事不行,连一些日常小事也办不好。1922年4月4日,当时担任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给担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我偶然地,但是是从一个熟悉情况和绝对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们在挨饿,这是一,第二,他们都对警卫任务异常繁重而无法学习表示不满。鉴于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1页)列宁提出的问题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语言也很客气。可是,信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以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回列宁的信中说,“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院的伙食情况,而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挨饿’;托洛茨基证实了警卫任务繁重,讲到为减轻警卫任务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搞机械化是很难实现的”。他还谈到小人民委员会拨了“150万战前卢布”用于扩建军事学校学员的住房。但是,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科里尼柯夫打算就这个决定对政治局提出控告。而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这封回信后,在上面做了许多批注:对“没有挨饿”一语画了两条线,对“没有”一词又画了个圈弧,并在上方打了三个问号。在“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员”一语中对“我”字写了批注——“他们不会对托洛茨基讲全部真实情况”,并在这句话上画了一条线。对“150万战前卢布”这几个字画了着重线,并在页边写了“?太多!”在最后一条意见上他画了两条线。(同上,第654页注释434)这里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交办的事是漫不经心的,他的工作作风和行政能力都是很可怀疑的。列宁没有再去找托洛茨基,隔了一天,即4月6日,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回信转给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去处理,并且写了一封信说,“我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消息来源我未指明),军事学校学员在挨饿。这是他的回信。大概人们没有对他说实话。还是应该尽力弄清真实情况。”(同上,第388页)列宁认真负责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和托洛茨基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几件事,前两件当然是大事,后一件则是所谓“小事”,托洛茨基都没有办好。后来,列宁于病中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了若干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第一个札记当天就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其他几份札记则是在列宁逝世几个月后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5月18日在联共(布)十三大召开前几天交给中央委员会的。而在这之前的3月5日,列宁还口授了两封信,以绝密和亲手的保密等级发送给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谈到了格鲁吉亚和边疆区的问题,列宁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在这个问题上有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对少数民族不够谨慎,而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在调查中有可能支持了他。所以列宁希望托洛茨基能够和他站在一边。而给斯大林的信则是由于列宁的妻子曾经纪录了列宁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斯大林认为列宁在病中的作息应该严格控制,对列宁妻子记录这封口授信很不应该,说话很不客气。其实纪录口授的事是经过医生同意的,并非克鲁普斯卡娅的过错。她虽然答应斯大林把这件事忘记,但是后来她因为感到委屈,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加米涅夫,结果仍让列宁知道了。列宁对此十分气愤,要求斯大林向他妻子道歉,否则就要断绝往来。本来,斯大林的出发点也是好意,——是为了列宁的健康,但是由于脾气粗暴,说话不注意,结果造成了列宁的极度反感。实际上,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分歧。斯大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列宁的学生,在十月革命后,他实际上是列宁的副手,许多问题列宁都与斯大林商量,尽管他的名字远不如托洛茨基那么显赫,但是列宁对他的水平、能力和气质却是很欣赏的,因此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这就引起了自视很高而又颇有野心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极端嫉妒。他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曾说过这样一席话:“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创造性的想象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总的来说,这些话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是,说列宁重视斯大林的阴险并且说它是进行革命所必须的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后来不断上升而他自己不断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关键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还很不够,而列宁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却非常欣赏;同时也是他不懂得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所造成的。差不多与托洛茨基说上面一席话的同时,斯大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地点。他在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这一天中午,曾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一道在伏罗希洛夫家中聚餐,斯大林发表了祝酒辞,他说,“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如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部分和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它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虽然斯大林继续说:“关于伟大的领袖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部——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季米特洛夫插话:“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接着说 :”不,不。主要是那些中层干部。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里记录的斯大林的这番话道出了托洛茨基等人为什么会被淘汰掉的真正原因。这是托洛茨基再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到的。

  列宁在他最后口授的札记里包含有对斯大林很严厉的词语,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斯大林对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这样一件事。在俄共(布)十三大开会前,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列宁的意愿,向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了这些札记。不过十三大的代表,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些中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后,还是选举了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有人说,列宁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当总书记,是加米涅夫推荐的,列宁表示同意。选斯大林是一个谜。,只有一个人知道底细,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此表示确认,他说,“对,我确实知道是列宁推荐他的。”(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托洛茨基当然然是落选了。应该说,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一个目无组织、目无领袖、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而又缺乏实践经验、不会办事的人,能够当好总书记一职吗?我们即使不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仅仅就他在重大问题上对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态度,他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来说,他也是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的。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苏共选择了托洛茨基,苏联能够有后来那样的发展吗?社会主义能够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吗?事情显然就不是那样了。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开始阶段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常常被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们人为地夸大了。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曾经写过一篇《论列宁》,文章到处把自己与列宁并列,随心所欲地夸大自己的作用。对此,斯大林在稍后于1924年11月19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绝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的会议纪录。出席会议的有......     共25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决议以20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3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5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责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的说法怎能符合呢?.....

  但是,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意志的执行者。......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页)

  应该说,斯大林的说法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他虽然批评了托洛茨基及一些流行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明显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可是,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就不同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诋毁斯大林。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按照他的偏见,斯大林几乎一无是处。他看不起斯大林的家庭出身,说他得的天花是平民生的病;相形之下,以表现自己出身高贵。他还说斯大林是“亚洲人”,他甚至发表大俄罗斯主义的看法,说格鲁吉亚人“懒惰而无能”。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了解得很差的。他还笑斯大林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写的文章没有他多,等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完全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实际上,从文化程度来说,托洛茨基并不比斯大林高,他们两人的学历都不算很高,托洛茨基没有上过大学,斯大林的学历实际上还比他强一些,他幼年是在家乡哥里的东正教教会办的初级神学校读的,他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够称为一名神父。哥里有一家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据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几乎读完了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藏书”。14岁时他被学校保送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由于沙皇把俄语定为“国语”,上课都要用国语,而且还要学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这样,俄语虽然不是母语,但是他的俄语表达能力已经很强了。此外,他还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斯大林对于希腊神话故事也是很熟悉的。在这里,他还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和自然科学和哲学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外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小组有了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早在神学院读书期间,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据一位曾和丘耶夫一道访谈莫洛托夫达70次(全部访谈140次)的绍塔.伊万诺维奇(他是研究历史的,但1977年还不到50岁就突然去世,未参加以后的访谈)在一次访谈时插话说,“斯大林在教会学校曾经抄写过全部《资本论》,这个学校有一套这种书。”莫洛托夫没有否定他的看法,却感叹道:“只有英雄豪杰才能读完《资本论》啊。”(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我在前面曾经说到,莫洛托夫曾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49年底以前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或没有通读过《资本论》而并非根本“没有读过”。而从莫洛托夫的这一感叹可以看出,他自己也并没有通读过全部《资本论》,但他却因此说毛泽东只是一个特卡乔夫(18世纪俄国的英雄人物)式的农民领袖,离马克思主义者甚远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看他是不是读过《资本论》,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观,看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过,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底与莫洛托夫谈话之前没有能够系统地阅读过《资本论》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方面,斯大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部《资本论》抄写了一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学习,不说别的,单就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刻苦好学的精神,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他的扎实的理论功底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所缺乏的。

  至于斯大林是否出过国以及他的外语水平,由于沙皇的黑暗统治,十月革命前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差不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先后到芬兰、瑞典和英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出过国呢?当然,和托洛茨基比,由于托在在敖德萨读中学时曾学过德语和法语,而且由于长期在国外流亡,能够说两三种外语,而斯大林在革命前许多时间都是在监狱或流放地度过的,去国外的时间当然也少得多,但是绝不能由此说他一种外语都不懂。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在回答丘耶夫的提问时也说到了。丘问:“斯大林懂一点德文吧?”莫答:“他到过欧洲,懂一点。”丘问:“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引者注)说话他听得懂吗?”莫答:“不,不懂,连我也听不懂。”(同上,第311页)最明显的证据是,他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就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写成的。应该说,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俄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语或非本民族语言。他对俄语十分精通,在工作中还常常批评一些人写的文字里有“文理不通”的现象。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福列夫在其所写的回忆录《生平回忆》中曾经讲到他的一次经历:一次,由斯大林口授,而由他草拟文件的情形:斯大林看他把主词写在宾词的后面,就说,“您这样不太顺当吧?应当这样才对”,于是把它改了过来。后来,雅可福列夫又很认真地把俄文文法温习了一遍。莫洛托夫也认为斯大林的俄语说得很好,就是有时也会把重音搞错的现象。当然,斯大林的论著没有托洛茨基那么多,据说,托洛茨基出版的全集竟有一百多卷之多。但是论著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理论水平。关键还是论著的质量,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论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扎实,不仅很有分量,而且很有特色。列宁很早就发现斯大林是一个很杰出的理论家。我们知道,列宁在1904年初为了反对经济派曾经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的书名写过一本《怎么办》的理论著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斯大林读到后深感它的重要,于是在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从外部灌输”的文章,即《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不是重复列宁的论述,而是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阐述,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国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把斯大林称作“高加索的列宁”。当时侨居国外的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去《略论党的意见分歧》(斯大林的未署名著作)一书,并且定期寄去他们编辑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在收到斯大林的书和报纸后,还专门发表了一篇书评——《无产阶级斗争报》,对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该文的观点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页)请注意,列宁在这里用了“绝妙”这样一个极具褒义的形容词,其欣赏和满意的程度真可谓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列宁还在自己写的书评里把斯大林文章的观点分成四个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同上)

  七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泛滥,民族问题成了除农民问题以外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又想到了斯大林。此时的列宁正侨居于波兰的克拉柯夫,他要斯大林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要和他研究《真理报》的问题,并且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另一方面就是想让他写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而为了搜集资料的方便,他建议斯大林去维也纳,因为那里有维也纳大学,在欧洲也是一个学术重镇。斯大林于1912年11月到了维也纳。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篇“大文章”,分三期发表于《启蒙》1913年的3、4、5期,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单独发行。对于斯大林写的这篇论著,列宁倍加欣赏。他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关于民族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3页)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列宁在九个月后写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时又一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4页)。我们知道,列宁在这段时间也写过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但是他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首先要提出来的”文献而加以特别的推荐,可见他对斯大林此书的重视程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斯大林是“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而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里的译文则有所不同,那里译为“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 第一版,第73页)显然,“卓越非凡的”要比“非常好的”译法要崇高得多。经查列宁原著的俄文,这里用的是чудесный一词,该词的词根为чудo(即“奇迹”),而作为形容词则有“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绝佳的”等意思;显然,将其译为“非常好的”是太一般化了,这就跟说oчень хорошо差不多了,相比之下,译为“卓越非凡的”与原意显然更加切近。当然,如果译为“神奇的”或“奇异的”或“绝佳的”就更符合原意了。不知中文第二版的译者为什么要把原来列宁极为称赞的一个褒义语词改译成为一个极为一般、极为普通的语词?是不是认为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不高了,应该用较一般的词语来淡化一些呢?但是,这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理应照直翻译,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做这样的改变呢?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建议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人,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这个词语的改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在媒体上作出公开的说明;如果确实是改错了,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这一错误。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出于他对斯大林的嫉妒心,走得更远。虽然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高度评价他不敢公开否定,并且承认斯大林“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但又到处散步流言蜚语,说什么“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在他笔下,斯大林简直成了一个极其笨拙的小学生,这篇著名著作根本就不是斯大林写的,而是在列宁的启发和监督之下写成的,而且在写成之后列宁还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列宁为什么还要说斯大林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呢?这不就成了列宁是自己赞赏自己了么?这说得通吗?托洛茨基还援引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的话进行他的“论证”,他说,“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许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熟悉了在那里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亚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这些话可以说全都是托洛茨基的凭空想象和无中生有的捏造!不要忘记,那时的托洛茨基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还是一个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些事,他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内容呢?关键在于,斯大林早已不是一个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作者,而是一个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的理论家,列宁之所以要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的文章,正是由于对他已十分了解,特别是他七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阐述“从外面灌输”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列宁甚至用“绝妙提法”这样的词语来盛赞它。再说,当列宁子2月上半月与他谈话时,斯大林早在一月份已经把文章写好了,他在文章末尾清楚地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地点是“1913年1月于维也纳”而且,《列宁回忆录》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的文章是“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研究民族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这些事实都说明,正因为斯大林在之前写了这样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列宁才会“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并且和他“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托洛茨基却硬要把斯大林论著说成是列宁与他谈话、进行灌输的结果,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捏造。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谎言还不够完善,于是又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后面几页里讲述列宁对青年革命家波利斯的一封信里对他写作进行帮助的一段叙述:“我回忆起伊里奇对缺乏经验的住着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致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租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人。......”(同上,第248页)来说明斯大林的文章是列宁指导下写成的。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进一步加油添酱地写道:“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宇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遇,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有受过什么据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困难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着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里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笔迹。”(《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在这里,托洛茨基好像看到了斯大林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布哈林在维也纳给他选择引语和确定文章结构,列宁在克拉柯夫为其校改,甚至列宁的“笔迹”他都看到了。真是神奇到了极点!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如此的蠢笨无能,整个文章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贡献,斯大林什么都没有。人们要问,既然如此,列宁为什么要让斯大林写这篇文章?干脆列宁自己写得了,或者叫布哈林写得了,何必要斯大林来写呢?问题还在于,列宁对斯大林此文评价甚高,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称此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里”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文献。这合乎常理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说什么克鲁普斯卡娅“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导师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实际上,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写的,这里所涉及的内容都属于第二部的《克拉科夫1912-1914年》一章,根本没有什么“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她不过是把发生在1912-1914年的事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罢了。有关斯大林到克拉科夫的事发生在1913年2月,所以放在这一部分里面叙述,这很自然。至于说到波利斯,那是因为后来列宁曾到维也纳看望布哈林,并陪妻子到伯尔尼作手术(当时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陷入残废状态),而在回程路过慕尼黑,于是又去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波利斯见了面。波利斯写的第一部著作《论俄国农民的分化问题》于1912年出版,出版后给列宁寄了一本;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列宁曾经写信给他以帮助和指导,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于是又回忆了这段经历。托洛茨基把《列宁回忆录》的这段回忆说成是克鲁普斯卡娅为了维护列宁的著作权并且把它和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说成是同一类问题,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本来,在革命同志之间特别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提供这样的帮助完全是应该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权问题,更谈不上是什么“列宁的一部分著作”“为别人所篡夺”。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的丑恶灵魂,他满脑子是“知识私有”的观念,名利思想极其严重,根本就说不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列宁在1913年2月14日给高尔基的信已经可以说明一切: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卓越非凡”的,是“他”即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埋头给《启蒙》写了一篇大文章”,并且也正是“他”即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造谣中伤,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诬陷罪。但是,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这些明显的谣言居然还有追随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郑异凡研究员,他在《布哈林论稿》一书中介绍布哈林时说,“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搜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根据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到过欧洲,懂一些德文”,虽然在听说方面还不行,但借助于词典搜集和翻译资料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对他也很佩服,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再说,布哈林当时到维也纳的时间也还不长,他既要听庞巴卫克的课,又要准备写《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而他对于民族问题也并没有研究过,又怎么能越俎代庖去当斯大林的资料员呢?当然,同志之间进行一些帮助也是会有的,但绝不会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布哈林提供的。

  斯大林后来还发表了许多名著,如《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汇编的《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全集》;50年代以后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对于语言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还指导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者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后者则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难怪人们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称作“马恩列斯”四大革命导师,把他们四人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他们的著作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数量很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就其影响来说,根本不能与斯大林相提并论。首先是列宁,对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批评的。列宁在世时,经常和他论战,说他“理论一窍不通”。在我国,从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托洛茨基读本》两书来看,这些应该说是他的精品力作了吧,但是人们还是看不到他有什么高水平的可以传世的理论著述,而许多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却是大可争论一番的。

  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有一篇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第50期;紧接着,孟什维克的头子马尔托夫也在《新时代》第5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两篇文章观点相近,互相补充,好像是姊妹篇。列宁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寄给了考茨基,大概是由于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同属于中派的缘故,对作为左派的列宁的批评文章竟然拒绝发表,只是经过列宁交涉,他的文章到1911年4月29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托洛茨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调和主义的倾向,他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原则分歧说成是这样的:“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是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壮大问题。革命利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线程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订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在他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不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是所谓知识分子迁就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产物。他认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出现了涣散的现象,两派都在瓦解的过程中。而“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同上,第58页)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列宁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露了他的这一观点的倾向所在。列宁说,“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50页)列宁在文章里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胜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第二,这种错误表现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排挤出去这一点已经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做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同上,第365-366页)列宁还说,“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同上,第366页)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对托洛茨基此文的批判,不仅涉及到这篇文章本身,而且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和人品的整个看法:列宁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说他是“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是说他人品之低下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而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篇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郑异凡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正面作品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地编进《托洛茨基文选》,这件事,显然也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出版事业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认为,一切反面的东西都不能出版;为了探求真理,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反面的东西当然也可以甚至也必须出版,但是却绝不能把反面的东西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宣传。但是,这本《托洛茨基文选》并不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见《<人民文库>出版前言》,载《托洛茨基文选》扉页)而在该书的《编者说明》里,也完全是“纯客观”的介绍,实际上是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同情和赞扬,不仅没有指出托洛茨基的任何错误,倒是一再提到斯大林的错误,而对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述,编者竟然浑然不知,实际上是佯装不知,一字不提;在《编者说明》和整个《文选》里甚至找不到一句对托洛茨基的带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良莠不辨、是非颠倒的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年轻一代带到哪里去?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不断革命》一文了。本来,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是选集》地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叫做“革命社会主义”,后来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从而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自此以后,原来称作“革命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了。为了更广泛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里的有关内容摘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其一开始就是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不断革命,就是不仅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且要消灭这些差别的基础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三个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从前者到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革命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以及他们之间的顺序显然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可是,被列宁称为“理论上一窍不通”的托洛茨基却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同的不断革命论。他说,“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社会改革过程,并从西方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重印本序,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但是,《托洛茨基文选》没有采用这个早期说法,而是采用了他1929年的晚期说法。问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由于他的早期说法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批评;他显然是想用二十多年以后的晚期说法来掩饰其过去的错误。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文章的第一条里可说是暴露无疑。他说,“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完全彻底地使问题走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意见分歧的回忆领域,而成了关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针对欧洲革命说的,而托洛茨基把这一理论变成了一个俄国的问题,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居然还让人走出过去分歧的回忆领域;更有甚者,他居然批评所谓“列宁的旧公式”!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把马克思说的欧洲革命变成了俄国革命,并且把它和西方革命的支持捆绑在一起,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还把不断革命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它是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是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事物的发展与变革应该是由内因引起,外因只能起某些影响的作用,以国外的力量代替国内人民的斗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

  在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里,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斯大林也早已给予了回答。看来此书编者对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赞成的。问题是,斯大林用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还用苏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向全世界证明了他领导的正确。还是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里说得好:“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鲁迅的话是1936年6月10日说的。后来的事他没有说到。我们知道,在1937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从1940年6月起,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战略退却到战略相持,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转入战略反攻,最后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把红旗插到了柏林的上空。可惜,托洛茨基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随着托洛茨基的去世,人们已经渐渐地把他忘却。但是,斯大林却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当然反对他的人总是有的,那也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而已。当然也不能太小看他们,他们的反苏大合唱,在里应外合之下,居然把有73年历史的苏联给搞垮了。这是一个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对此,我们显然应该没齿不忘,深深记取,永远引以为鉴,而绝不能重蹈覆辙才是。

  当然托洛茨基在组织建立红军、指挥国内战争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他曾被人们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而他的头像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曾与列宁的头像并列悬挂之于许多公共场合,使他得到过一些虚荣。应该说,这也是战争时期常有的事。我们中国在战争时期乃至在解放初期不是也曾把朱德的头像和毛泽东的头像并列悬挂过吗?不过,托洛茨基指挥国内战争只是在前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缺乏他实践经验,又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所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往往是错误的;只是由于1919年初以后列宁派出了斯大林等人去东方前线、西方和南方前线巡视,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并上报中央批准执行,才使战局发生了变化,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才是真正功不可没的。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布)的反对派,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充当的角色一直是负面的;他一直是一个消极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苏联后来的巨大成就和他是无关的,而苏联的最终垮台,倒是有他一份“功劳”在内,——他完全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列宁为了让他和斯大林和解,曾经派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到南俄前线的察里津与他汇合,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一做法当时虽然还不敢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私下还是表现出了不满,说了一些他们两人的坏话。后来他在《自传》里引用列宁的信时还在信上插了两个很不礼貌的注,表示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这也说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托洛茨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对于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由于骑兵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受中央派遣到察里津去,对于解决至关紧迫的粮食问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还妥善地解决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伏罗希洛夫作为铁路工人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曾被托洛茨基任命为军长,但他对斯大林非常崇拜,一直跟随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且屡立战功,多次获得红旗勋章,成为苏联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电影《保卫察里津》曾经纪录了这一段历史。当然对于拍这部电影,托洛茨基肯定也是不高兴的,不过那时他早已经成了历史,再也无法管这种事情了。

  问题是陈独秀为什么会对托洛茨基情有独钟呢?说穿了,那不过是因为陈独秀的一些看法与托洛茨基比较接近。据唐著《中国托派史》所述,1929年5月,彭述之、尹宽、郑超龄等人自苏联归国,陈独秀得以见到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几篇文章,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3页)说得不好听,陈独秀崇拜托洛茨基实际上有一种可以说是“自恋”的成分。从此,陈独秀把托洛茨基当作“知音”,乃至当作崇拜的对象,一脚踏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在看到托派的主张的问题之后,也没有勇气与之公开决裂。

  令人遗憾的是,被陈独秀吹得天花乱坠的托洛茨基写的这些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文都没有收进郑异凡先生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不知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应该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有很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将这些材料公开,并且积极地开展对它的批判,它就能够很好地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大大增强人们对于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力。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叶永烈的《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一书对此曾有介绍:1946年元旦,蒋介石做了一个长篇广播演说,大讲什么军队要必须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这明显是一个撕毁双十协定,要发动内战的信号,毛泽东当即决定,将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让胡乔木撰写了一篇长篇社论进行批驳,让它起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为什么郑异凡先生就看不到托洛茨基这这两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托洛茨基掩饰其错误呢?

  前面已经说过,把大革命失败归之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很皮相的说法;关键不在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关键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就明确说了的,虽然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里也曾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长期没有译成中文,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由个人来负责。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又是不可推卸的。现在好了,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了,陈独秀如获至宝,他现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这样一来,他对大革命失败就没有责任了,而且还可以以一贯正确自居,他在精神上也就可以得到彻底解脱了。这是他很快就皈依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就与他完全不同,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己,他在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并且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陈独秀却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错误的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被历史所淘汰。说到底,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不能出以公心,总是患得患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就谈不上有坚定的信仰。革命前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瞻仰毛泽东故居后曾题词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诚哉斯言!毛泽东至今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而陈独秀呢,尽管曾经风头一时,当过“五任总书记”,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功过相比,那就明显是过大于功,现在除了一些右派精英外,还有谁不承认正是他才是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历史罪人呢?

  应该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其实也并不相同,如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托洛茨基并无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两人在不重视农民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很用功,都喜欢自以为是,而且都主张个人自由而不愿意受到组织的约束。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在1903年就成了孟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也并没有改掉这个劣根。如前所说,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是这样,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1920-1921年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1926年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他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职务;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在他们为联共(布)15大准备的的文件里竟然甚至公开提出,“1.要求党内民主,党内有搞派别活动的自由。2.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3.要求公布列宁遗嘱。4.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英国、德革命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文件被斯大林称作反党文件,不准印发。(见《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页)在这方面,陈独秀几乎也是一样。他在1927年曾经写过一首《国民党四字经》,其头两句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虽然这是说国民党的,但是,在他看来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在共产党内要做反对派,后来成了托派,而后又在托派里又当反对派,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看来说得也不错。但是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组织反对派的,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之被开除出党乃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

  说陈独秀是托派,有什么“莫须有”可说?有关他崇拜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致反对列宁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他还当过中国托派的书记,并且还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情况,反映中国托派内部的争论,而托洛茨基还一再希望他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总理事会,或到美国去生活,这些材料现在人人都可看到,而且在唐研究员写的《全传》和《中国托派史》里都有介绍,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唐研究员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在这方面,可谓是铁证如山,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来补充证明吗?

  六、关于“汉奸”问题

  至于说陈独秀或托派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在唐著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产国际和王明、康生两人的所谓诬陷,还对《解放》杂志、《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进行了批评。其实,更早提出托派汉奸问题的是鲁迅。早在1936年6月,在鲁迅病重时,托派头面人物之一的陈其昌以为可以利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拉鲁迅跟他们托派走,于是给鲁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该信如实地反映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和和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他们拉鲁迅下水的意图。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繆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写这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又为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谬尼斯脱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不拥护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做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经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盘被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现在我们受到各投机分子和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沦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X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XX  六月三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鲁迅是什么人?他的头脑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看问题尖锐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陈其昌来信的恶毒用心,这封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写道: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骂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前面刚刚引过此内容,从略)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引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拿这一手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页)

  鲁迅在回信里没有说托派是汉奸,但是他说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论”“不免要从天生掉下来,掉到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个“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就是最肮脏的地方,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方面,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陈其昌寄给鲁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员们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实际上,油印的只是一些传单,而他们的机关报刊和小册子却是很正规很整齐的铅印出版物,其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题还在于,鲁迅指出他们的刊物所宣传的内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并且还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这究竟是什么言论和行为呢?这不是汉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陈独秀在抗战开始以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前面我在批驳唐研究员关于“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第一人”的说法时就已指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谈敌强我弱,散布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论。这明显是一种受日本侵略者欢迎而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汉奸言论。问题是,他一直在宣传这种失败主义的主张。比如,他1938年写了一篇题为《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文章说,“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文章还现身说法,说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我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最后的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一回做法真要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文章还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人、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战,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先见到这一胜败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宣传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同上)这样的诡辩,正像鲁迅早在1936年时就说过的,真是一个“高超的理论”!应该说,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以个人承认或不承认为转移的。大革命失败了,你不承认行吗?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必须用客观实际来衡量,而绝不能以主观的判断来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是,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长期地看,它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速胜,而必须经过持久的战争,但最后的胜利却肯定属于我们中国。问题是,个别战役的胜败并不能说明整个战争的胜败,但是它也会对整个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初战对以后的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很注意这个“慎重初战”的原则。陈独秀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坚持“战必败”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准备战败以后对日本继续抗战。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令人匪夷所思。在战败之后,中国已经“一败涂地”了,已经亡国了,哪里还有继续抗战的力量?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所谓“从与国”(特别是苏联)身上,但是,他又坚持反对斯大林,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说苏联是法西斯国家,如此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又怎么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呢?也正如鲁迅早在1936年所说,他的这套高超的理论只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而中国的老百姓是绝不会欢迎这些理论的,称其为汉奸理论又有何不可?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把批判的矛头集中于王明和康生身上,这当然是很方便的,因为王明在上世纪40年代的整风中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他又不愿认错,跑到苏联而不归国,早已成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而康生在生前和逝世时虽然受到高度评价,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被重新评价,成为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把罪名加到他们两人头上,当然是再方便不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当时,在30年代,他们曾经是共产国际的执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在他们回国前夕,斯大林还曾在1937年 11月11日召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他们两人以及准备接替他们工作的王稼祥一道到到克里姆林宫谈话。斯大林曾十分强调地说,“‘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要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而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的记载,就在四天前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斯大林还曾就包括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的苏联国家的敌人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看来,所谓汉奸问题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的那样是王明和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问题是,斯大林为什么对托派如此仇恨?这当然不能用两人的个人恩怨来解释。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对托派所取的态度就可以了然。关键在于,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欢迎的,正如中国托派的所作的一切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一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苏联,指向各国共产党,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而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的一支别动队;对于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与之坚决斗争吗?难道不应该将其肃清吗?我们革命的对象既然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么,对他们的帮凶和走狗难道还要讲什么情面和客气吗?!

  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康生1937-1938年间发表于《解放》周刊第29-30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作一些讨论。该文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党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的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双簧戏。”(转引自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21页)

  此书编者尼司对陈独秀是比较同情的,他引用康生文章的这些话时说它们“令人看了惊异的话”,但是他也承认,“陈独秀数月以来,逆来顺受,连起码的声辩也没有。有人去问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觉得奇怪。”(同上)这显然不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显然有难言之隐。因为,1931年时离他加入托派的时间还不久,对托洛茨基还相当崇拜,托的有关世界革命的理论对他还有很大影响,而那时的托派由于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破裂,在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活动经费根本没有着落,因此通过旧时相识、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高官的亲日派汉奸唐有壬(唐曾在1919年在北大任经济系教授,“九一八”时任交通部次长)从日特处获得每月300元津贴也不会嫌其少,况且还有“待有成效后在加之”的承诺在后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拿出什么事实来进行反驳。而另一位陈独秀的研究者任建树在其所写的《陈独秀大传》一书里对此则作了否定的分析:一说是康文没有指出时间地点人物,殊不可信;二说是300元津贴数额太少,也不可信;三说是“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不像日本人的语言,日本人是不会说自己“侵略中国”的。我认为任建树说的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第一,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时间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地点是在上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托派中央正好就设在上海,而唐有壬也在上海与日特川岛芳子作了情报交易。至于人物,康文也明确指出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代表托派中央,而唐有壬代表上海日特机关,都有名有姓。何言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第二,日特机关每月支付300元津贴,这数额看似很少,但是,在1932年时这300元大洋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数字。1930年,北京社会调查所曾经对2000多户工薪收入家庭进行调查,其平均收入只有16块大洋。当然,作为活动经费来说,是偏少了一些,但是,陈独秀等托派当时已经十分穷愁潦倒,有文章说陈独秀在没有钱花时常常跑到东亚图书馆汪老板(汪孟邹及其侄子汪原放都是他在安徽办《俗话报》时的老熟人,后来办东亚图书馆陈独秀也是股东之一)处去磨磨蹭蹭,汪知道他没钱了,就拿些钱给他,当然这些钱后来陈独秀曾用重印《独秀文存》的稿费给还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津贴的钱不多他也是会接受的。实际上,任建树在其所著《陈独秀传》里也曾说过,“‘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任建树:《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我们知道,陈独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唐有壬也是那时到北大任经济系教授的,他们之间既有同事之谊,陈当然也会利用这种关系去筹款的。第三,所谓“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人谈判用的语言,而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的指示和要求;实际上中国的托派即使没有这个津贴也是这样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是针对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当机立断,主张不杀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而托洛茨基则与之相反,把中日战争说成是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因此提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样极其错误的口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托派对抗日根本不积极,他们的所谓抗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搞的是假抗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陈独秀之所以在康生文章发表以后几个月都不出来讲话,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觉得他逆来顺受,感到很奇怪,其原因就在于,陈独秀要否定这些事实,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因而只好选择“开口为银,闭口为金”之一途了。直到1938年的3月16日他的同乡、故旧和一些有亲日倾向的国民党政客才拼凑了一个只有九人参与的公开信,想助他一臂之力,但这个公开信也未能对康文所揭露的基本事实提供任何反驳的材料,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而已,因为他们并没有将康文提到的事实进行真正的辩驳。。

  在这方面,尽管唐研究员一再为之“辩诬”,但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同样也没有拿出任何足以否定的证据来。这里还要说一说康文所说的唐有壬其人。唐有壬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曾任北大教授,以后又于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做官,先后任交通部和外交部次长。其亲日倾向十分明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上海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情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此类信息殊具战略意义,致使日本在优势条件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争。事后,唐有壬受到追究,而他居然藏身于川岛芳子宅内,时间长达两周之久。他还与华北大汉奸殷汝耕一道搞汉奸外交,致使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造成了中国巨大损失。此人深为中国广大民众所痛恨,于1935年12月25日被中华抗日锄奸团击毙。托派与这样的汉奸进行谈判,收取其津贴,实可谓是狼狈为奸,乃一丘之貉,而为彼等进行所谓“辩诬”,则是完全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唐研究员还引用了新版《毛选》的注释作依据。注释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毛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70页注释)请注意,这里是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不就清楚地揭露了托派的抗日只是“宣传上的抗日”或口头上的抗日,而不是行动上的抗日;而在行动上,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在行动上,充其量也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连国民党也不如,因为他们也反对抗日的国民党。而唐研究员居然看不到《毛选》新版这个个注释的实质,说什么这个注释“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全传》,第012页)这样的解读真让人啼笑皆非。明明注释说的是托派只是“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到了唐研究员那里经过斩头去尾的手术后就面目全非,变成了“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试问,这么一个只是“宣传上主张抗日”而在行动上“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托派,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抗日的”吗?当然,这个注释说“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和日本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共产国际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领导机关,而不是清谈馆,更不是街谈巷议之所在,它在世界范围搜集情报,为的是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而绝不只是在那里清谈一番而已,用“流行着”一语显然有欠准确,也是很不严肃的。当然,他们的情报也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像在1930年初发布的毛泽东因患肺结核而病逝的讣闻就不确,但这绝不是什么诬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就是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汇报情况的信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托派言行的反动性质。他在1938年11月3日(另一处写为1939年X月,由于此信译自托洛茨基档案,后一个时间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收到此信的时间——引者)写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曾经谈到中国托派的现状,特别谈到了所谓“极左派”的种种问题。这里要顺便说一说,在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语言里,都把“极左派”和“极左主义”一词当作贬义词使用,现在一些人讲话写文章也有类似情况,开口闭口“极左派”如何如何,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语里,“极左派”指的就是共产党,是一种很正面的说法。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参加同一运动时曾说,“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恩格斯的这些话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极左”一词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和其他阶级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参加某一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胜利并不是他们的最后胜利,作为极左派,一切胜利都是有阶段性的,在达到今天的胜利之后,它们还要继续不断地革命下去,直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是有阶段的,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就体现了革命的阶段性;但是,革命也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的,是没有止境的。大家知道,毛泽东就说过,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还是要继续革命。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的。在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曾经讲到托派(他称作是“极左派”,即,不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托派)的种种表现:“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的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297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实际上,陈独秀指出的托派的这些表现,正是基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主张而产生的。因此上海的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收到陈独秀的信后并没有把它及时转给托洛茨基,而是将其搁置了下来。几个月后,由于托洛茨基急于成立所谓“第四国际”,并且很想让陈独秀这样一个在中国和世界都有些名望的人物进入其“总理事会”,让他充当相当于片山潜(日共创始人和领导人)在第三国际里那样的角色,于是写信给上海托派临委,很关心地问起陈独秀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托派临委决定给托洛茨基写一份报告,和陈独秀的信一道寄给托洛茨基。这样,双方的观点就同时一起放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唐研究员在《全传》中说:

  “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因为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独秀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的老朋友(即陈独秀)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全传》,第833页)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优柔寡断、慵弱无能的特点。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批评了中国托派临委的不积极抗日的种种错误说法和做法,反映了群众骂他们是“托派汉奸”确实是事实,而且连陈独秀自己都看到了托派宣传的观点已经到了不敢与群众见面的程度;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中国托派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动的,甚至连他本人都不能确定这些指示是否正确。既然如此,那不正好证明,共产国际和王明与康生揭露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主张的确是事实而并非是“诬陷”吗?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指出托派的所谓“高超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鲁迅还指出了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对于他们印刷很整齐、很正规的机关报刊等出版物的经费来源提出了质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指出了托派“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并且发出了严厉的追捕、枪毙、消灭托派的指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回国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乃是理所当然的组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他们二人“诬陷”陈独秀的问题。实际上,《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和报纸批判托派是汉奸也都是组织行为,而绝不是王明和康生两人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延安的《解放》周刊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康生当时在社会部工作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那篇长文被置于《解放》第29期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洛甫即张闻天的文章),并且还在上面连载到30期,肯定是经过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意才发表的。毫无疑问,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而绝不是康生个人的意见。唐研究员对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批托的观点未敢公开完全否定,却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谈什么此信不是鲁迅亲笔写的,而是冯雪峰代笔的,说此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这是对鲁迅的污蔑。鲁迅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只是由于自己生病才让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思想观点写成这封信。既然此信事先得到了鲁迅的授意,事后得到了鲁迅的点头同意,那当然就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而鲁迅生前把它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就更证明了此信表达是鲁迅的观点,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显然是徒劳的。唐还说什么,鲁迅点头同意,“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全传》,第785-786页)唐说鲁迅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无奈和勉强认同了某个共识,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托派送去的的机关刊物《火花》和《斗争》里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证明托派的政治倾向;而托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自然也遭到鲁迅和全国人民的否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唐研究员的两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他把重点转移到王明和康生二人身上,是因为此二人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被否定的人物,所谓“墙倒众人推”,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后来某些中央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和读者的赞成,说得不好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投机行为罢了。不过他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达到。实际上,无论是中央宣传部(它只是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它只是党中央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都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都无权改变党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所作出的历史结论;要改变历史上所做出的结论,必须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研究员还借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胡说什么“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唐研究员是研究历史的,当然不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和中共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中的一项原则,难道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遵守?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但是在他受到组织处理时,他从来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敢不敢得罪人”的问题。应该说,“怕得罪人”或“不敢得罪人”本身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样一种极其恶毒的语言加之于毛泽东乃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而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事实上,托派的言论和行动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坚持抗日的人民大众的。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人们称托派是“托派汉奸”,这一点甚至连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都写得很清楚,唐研究员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这个事实呢?

  唐研究员还在书中大谈中共批评“托派汉奸”的负面作用是如何大,其实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人少得可怜。所谓九人联名信,这九人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竟然是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周佛海、陶希圣这样两个大汉奸。由这样一些早就准备投敌的大汉奸出面为陈独秀辩护,只会使被辩护的托派陈独秀蒙羞,怎么会“在道德上对中共伤害最大”呢?当然,写九人联名信中也有像张西曼这样赞成中苏友好、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但是,一来他对托派和陈独秀的了解很有限,二来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的火眼金睛,没有看穿托陈的本质,《新华日报》批评他“不容含糊小心上当”其实是对他的爱护;如果像唐研究员所说使他“气得生病一场”,那就太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了。参加九人信为托陈辩护的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同乡,有的是故旧,只是出于“友谊”的考虑;还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还有的是从共产党里出来的的脱党分子,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写这样一个联名信又能有多大影响?更有意思的是,九人中有一位林庚白,《全传》说他是在“遭到《新华日报》的一个无理反驳后竟然公开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转引自《全传》,第827页)《全传》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林的声明是在九人信见报的当天写的,原因是他见了信的草稿后曾经提出修改意见,但后来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才写信声明不对此信负责。我们知道,这位林庚白,乃福建闽侯人氏,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早年曾参加南社,与柳亚子过从甚密。柳亚子是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一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崇拜毛泽东。林也受其影响,对毛泽东很崇拜,认为毛泽东必将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柳亚子曾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而柳对林的诗也很欣赏,认为其诗可比肩于清代的龚自珍。因为同乡的关系,又同为诗人,林与郑孝胥的关系也很密切,20年代时曾称郑诗为中国第一,而他自己的诗为中国第二,但10年后,郑孝胥当了伪满洲国溥仪的总理兼文教大臣,成为汉奸,他即看清了郑诗感情的虚伪;当他在1933年创办《长风》诗刊时再次比论中国古今诗人,说,“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他虽然自视甚高,自诩“诗狂”,评价未必精当,但他一生爱国,追求进步,1941年在香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这表明,林庚白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讲原则的人。他发表声明退出九人公开信,正说明此联名信的基础很脆弱,而其产生过程也过于匆忙欠周,并没有什么价值。说得不好听,发表这封信,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全传》借此事批评《新华日报》的反驳是“无理的”,批评林庚白的退出是什么“公开动摇”,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极大的不尊重,不过是给这场闹剧又多续了一个狗尾巴而已。

  还需要指出的是,刊登该九人(实为八人)联名信的《大公报》、《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当时都是受到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控制的报纸,实际上名声都不太好。1926年改组后的《大公报》虽是一家大报,但它对国民党一直是“小骂大帮忙”;该报的“三架马车”即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都是所谓“知日派”,周佛海曾经通过胡适、张季鸾、陶希圣、高宗武等以他们特有的身份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向蒋介石建言,要蒋介石不要放弃外交的努力,胡适也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实际上,三家报纸在抗日问题上态度都表现暧昧,它们刊登此信又能产生多大影响?《新华日报》自然未登此信,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未登此信。《全传》说该信的发表影响如何如何之大,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人公开辩护启事发表一年之后,投靠蒋介石并在军统任中将衔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国焘曾向蒋介石“建言”,派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并且将陈独秀的有关抗日的言论编辑成册,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蒋介石经过研究,决定派他的两个“好学生”——胡宗南和戴笠带着那个为陈独秀辩护的启事剪报到陈独秀在江津的住处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戴笠曾将此事跟他的部下文强说过。戴笠说,“这则启事的剪报曾送给校长(蒋介石)看过,校长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只许宗南与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如果陈问到是不是奉命来的,则可说报告过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起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容易泄密,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传战线就有顾虑。......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为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报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日特来求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此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默想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慢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的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另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预料。斯大林之极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老头所言,胡要我呈报校长。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了。”(文强:《戴笠其人》,载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版,第209、210页)

  蒋介石接受张国焘的建议,派其心腹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辩护启事的剪报去造访陈独秀这件事却又不敢公开,这本身就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我们知道,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是脚踩两条船的,他一方面主张抗战,另一方面又想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合作。此时,汪精卫已经投降日本,他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偷偷问计于陈独秀。带着那份剪报去的目的仍是为了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好与日伪合作。陈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在谈话中骂共产党是“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同时又不敢见之于报刊。至于胡宗南大讲苏联前途不妙。陈独秀也大讲苏联是“烂冬瓜”,“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对这种错误的估计,蒋介石还称赞他“见解深湛,眼光远大”,真是可笑之极!关于所谓污蔑,实际上,《解放》周刊早在1937年12月即已经发表康生的文章,但是陈独秀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反映,哪里有什么“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连前面引述过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的编者尼司也都认为陈独秀是逆来顺受而感到不能理解和十分奇怪的。

  唐研究员说,托洛茨基一案已经在1988年被苏联当局平反,在他看来,既然苏联都对托洛茨基平了反,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中国的托派平反,用他的话说,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错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属品,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后又两度换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很短命,一直到到戈尔巴乔夫,已经一步一步地把苏共演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这样一个已经变了质的党所作出的所谓“平反决定”我们难道还应该跟在它后面跑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两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六十年代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而发展为两国国家关系的对立,后来中苏关系虽然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是十分清楚的,怎么可以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看作是“皮”,而把中国看作是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呢?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平反”,难道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地跟在它后面对托洛茨基问题进行“平反”吗?当然不应该这样。实际上,中国在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注释根本就没有接受苏联在80年代后期的有关“平反”的说法,注释虽然在文字上有些修改,如前所说,某些说法也有些不妥,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平反”的问题,哪里有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讲焉附”之说!(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162页之注30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之注33)

  写到这里,我还想补充讲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出了一个最大的汉奸汪精卫。此人早就是一个亲日派和主和派,他希望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对于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一直心存不满。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后也发表过不少所谓抗日言论,由周佛海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下属的独立出版社还将其汇集成册,出了一本《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这件事很令人奇怪:大汉奸居然还大讲抗日!但是只要读过他的这本书,就不难发现,他的所谓“抗日言论”和共产党的抗日言论,甚至和国民党的抗日言论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有一篇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是他1937年8月3日在南京发表的一个广播讲话。此讲话大谈什么“不讲老实话只有亡国”。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为例说,“德国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垂亡之时,人人下了救亡图存之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和呢是要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4页)他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战派听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主张抗战是唱高调,他的所谓“老实话”和“负责任”就是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唱高调”而说的。他还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给主战派泼冷水。参加者有顾祝同、熊式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据说,陈独秀出狱后也常光顾那里。后来武将们走了,胡适也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其他的后来差不多都跟汪精卫一起投敌去了,实际上都成了汉奸。这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汉奸俱乐部,只不过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到日本后又回到了重庆,没有以汉奸治罪,而且还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据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陶希圣帮他写的。

  当然,汪精卫的书里也有一些高调。比如有一篇文章叫《最后关头》,里面大讲什么呢?是宣传战争恐怖,实际上也是要人们走他的和平妥协之路。这篇《最后关头》也是一篇广播讲话,讲得更早些,是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讲。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蒋介石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说的两句“名言”:“和平未至完全断望,绝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本来蒋介石此话是为了对付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现在,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已经声言到了“最后关头”了,汪精卫又为什么把第一句话重提出来呢?这说明,他想的还是他那个所谓“和平运动”,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个和平谈判的主张。当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已经讲了“最后关头”,他也不能不言“牺牲”。他对所谓“牺牲”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言之,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他还说什么,“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2页)此话看起来很壮烈,他准备和全国同胞一起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最后只是“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他的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抵抗是没有出路的,牺牲不过是送死而已。原来他说的是反话。他所宣传的仍然是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在这里,他甚至已经说到了“只有做傀儡”这样的话。

  这哪里是什么抗战言论?这分明是汉奸言论!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不欢迎这种言论,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欢迎这种言论。

  当然,中国也有人为汪精卫的这种汉奸言论喝彩的。

  那是谁?

  托派是也,陈独秀是也。

  在汪精卫的《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发表后一年稍为不到一点,即1938年7月27日,陈写了一篇题目也差不多的文章,叫做《说老实话》,对汪精卫一年前写的那篇《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大加赞扬。他说,“‘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汪精卫先生和我当然都在内),真实逆耳的良言!”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的人,绝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再下去,他就联系实际批评“抗战八股”了。他说,“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带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在开会发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全民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持久战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天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261页)

  那么,什么是汪精卫和陈独秀所谓的老实话呢?从以上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语来看,他所谓的不老实、不负责任的话,其实就是一些抗日的口号,是用来宣传抗日、鼓动群众抗日的语言,他把这些话贬低成是“抗战八股”和所谓“套话”,是“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是“不老实的话”;而他自己所谓的老实话就是他说的“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的话,是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话,也就是心里想说而嘴里不敢说的话。这样的话,汪精卫有,他陈独秀也有。他们俩真想到一块去了。

  或者有人要为陈独秀辩护,说他反对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僚政客借着抗日口号达到美化自己欺骗群众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有的,像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那样的政客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讽刺一下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陈独秀所反对的绝不只是这种人。你看,他对“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似乎表现了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的抗日歌曲也大加讽刺。比如他在同一时期写的《民族野心》一文里居然说什么:“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致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这样的冷嘲热讽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因为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写的《论持久战》里曾经讲到了“能动性”的问题,讲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批判了所谓“唯武器论”。这又有什么不对?实际上,红军的战争史已经把这种“唯武器论”早就批倒了。至于在全国城乡大唱特唱的《大刀进行曲》,更是极大地鼓励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致这首歌久唱不衰,直到今天,还为许多人所传唱。不知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这首著名的深受全国居民喜爱的抗日歌曲?他内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独秀还有一篇写于1937年11月9日的文章,题目叫做《言和即为汉奸》,只要看题目就可知道他是主战派而绝非主和派。问题是,他又为什么与主和派的大汉奸汪精卫那么亲密无间呢?汪精卫一年前讲“说老实话”,他一年后还要来撰文响应,还要为之吹喇叭、抬轿子,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读了文章的内容才知道,他其实是想两面讨好。一方面,他是向汪精卫讨好,说他“讲老实话”讲得如何好;另一方面是向蒋介石讨好,说他讲“言和即为汉奸”讲得又如何好,“从此以后,我们要确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要“人民不要再怀疑政府了”。实际上,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的诱降活动没有停止过,而汪、蒋的求和活动也没有停止过,真不知陈独秀的上述两种表态究竟有什么价值?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即使在他的所谓抗日言论里,他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甚至在他写于1938年7月21日的一篇题为《论游击队》的文章里,他也没有忘记贬低和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过去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国民党诬共产党“游而不击”,陈独秀也紧随其后不指名地骂所谓“‘不正当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他还重谈托派理论的老调,说什么:“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以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的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中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的‘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仍然算是亡了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陈独秀这套所谓的“理论”还是他过去的“城市中心论”和“农民落后论”那些陈旧货色,不仅毫不新鲜,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毛泽东不同,陈独秀没有打过仗,没有上过山,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却要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胡吹一通,其实不过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罢了,在毛泽东面前其实是地地道道的班门弄斧!如果用他的这一套来指导抗战,那不打败仗才怪呢。实际上,在他发表此等“高论”之前两个月,毛泽东就写过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相关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而成的下的“高论”也正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而发的。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强国,同时又是人口不多、兵员不足的小国,游击战争对于中国就不仅有战术的意义,而且有战略的意义。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和边区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还有十年内战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甚至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蒋介石曾在湖南南岳山办过游击战的训练班,请叶剑英给国民党的军官们上课。陈独秀居然把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足见其思想的狭隘和僵化!十年内战期间出现的失败,不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失败,而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毛泽东在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还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不仅山区可以建立根据地(这是比较理想的),而且在平原地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河港湖汊地区(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也可以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太行山、五台山、沂蒙山、茅山、四明山以及皖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在华北平原、苏北平原,在白洋淀、微山湖、阳澄湖等湖港河汊地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后拍的许多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等都是有原型的。抗日战争当然要有打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是,“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陈独秀的种种攻击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什么是汉奸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汉奸问题,陈独秀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在南京出狱后来到武汉,曾经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其中就讲到了汉奸问题。他说,“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陈独秀此言说得很好,他如果用此言来衡量托派,衡量自己,那么托派的言行——当然也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的言行——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属于“对抗战的怠工”?是不是“事实上帮助了敌人”?能不能说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人们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后来在重庆刮起了一阵风,说政府正在与日本谈和,弄得人心惶惶,经过外电辟谣和国民党政府表态:“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又专门写了一篇《言和即为汉奸》的文章,积极加以宣传。应该说,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样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作为“汉奸”的一般定义来说,此说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曾经与德国帝国主义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准备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你能够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俄奸吗?当然不能。是不是可以言和,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列宁曾写过一篇《论妥协》的文章,他说,“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的观点看来是叛卖、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19页)对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和妥协,他还举过这样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另一个是,“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30页)这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和敌人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在于是不是和敌人同流合污一起干了坏事。

  康生写那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所揭露的事实,当然还不止前面所引的内容,该文还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了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谋,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弹说,‘从远东加之苏联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6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1932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托匪匪徒,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的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1933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共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匪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1935、36年——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时,中国有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救国、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个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是日寇挑拨中国内战以华制华使中国灭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呢?它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战线上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污蔑共产党主张是‘出卖阶级’,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反日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他们主张进行内战,‘围剿’红军,散布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死也不会抗日的语言,挑拨离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且日寇和张慕陶派人到陕北来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甘陕苏区。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下来掩盖日寇进攻中国,转移中国人民的反日目标。这无怪鲁迅先生他吗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真推进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30期)

  以上事实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姓名,由于情况复杂,个别的人和事容或有误,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特别是托派对抗日的消极态度,这在托派的机关刊物《斗争》与《火花》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的痕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尼司在1938年编的那本《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里有“局外人的评议”一节,其中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斗争》上看,一手打斯大林派,一手打中国国民党。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我们对于中国的‘托派’,如同宽恕其他造过孽的党派一样,如果是自新悔过,服从三民主义,也为我们所允许,反之,他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反三民主义之实,不论是托派也好,反托派也好,从中国抗战的立场上说,都可以叫他为汉奸,固不必叫他为‘托派汉奸’。”(尼斯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9页)看得出,发表这个意见的读者,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一个两党之外的所谓“局外人”,他的意见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国共联合抗日,而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这样一来,托派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你说他们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说得是何等之好:托派之所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成了这样的人而说他们是汉奸并不违背陈独秀关于汉奸所下的定义,称他们为汉奸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理由说是“莫须有”呢?

  对于王明和康生,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加在他们两人身上。不能说,他们一生做的事情,全都是坏事和错事,也不能认为他们从未做过好事和正确的事情。前南京大学校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匡亚明曾经做过康生的秘书,他对康生当然是了解的,他就不赞成这种绝对的看法。但是,在唐研究员看来,因为《铲除》一文是王明和康生在回国以后写的,它的全部观点和全部论据都是错的,没有一点是正确的。例如《全传》说,“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是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害,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初建党时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汉奸问题上大做文章。”(《全传》,第782页)

  在这里,与其说唐研究员把矛头指向了王明和康生,不如说,他首先指向的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苏共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都成了杀人的魔窟,而斯大林就成了杀人的魔王。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先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除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来自日本的片山潜、野板参三,来自英国的波立特,来自法国的多列士,来自德国的乌布利希,来自捷克斯拉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来自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还有来自中国的瞿秋白、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他们或为各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或代表团团长,或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或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成员,或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们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或著名活动家,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了杀害,那么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能派他们的代表到共产国际去工作吗?共产国际还能够领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事业吗?这种谎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唐研究员如果认为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是“据当时人回忆”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根据”和“出处”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呢?如果他不能说出这个“根据”和“出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捏造的假证据,是属于诬陷。

  而且,在唐研究员笔下,王、康二人只要进行诬告就可以“自保”,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成了什么样的组织了呢?还有什么原则和公正可言呢?这样说显然也是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污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王明、康生回国以后虽然积极反托,但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什么特别的支持。王明自以为他的马列水平比毛泽东高,他显然想当党的领袖,而且反托有功,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因此而支持他,而是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共产国际办事是讲原则的,是公正的,唐研究员的那些污蔑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再说,唐说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都是由于王明“为了自保”进行诬告,由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害的,显然这些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错,盛世才曾经主张反帝、亲苏,主张民族团结和联合共产党,但他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在新疆杀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人,那是在1943年,而不是在王明和康生回国的1937年11月。新疆在1956年曾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为三位烈士建立了陵园,以纪念他们。俞秀松虽然也曾在新疆工作,他曾任省立一中校长和新疆学员院长,他办事公正,工作也很有成就,并且还在那里与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结了婚。应该说,他在历史上与王明也有过矛盾,主要是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曾认为俞是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的头子,并且说他是“托派”,不过在历史上审查时已经被否定。王明、康生回国途经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历史上的事,致使俞秀松于1938年3月被捕入狱,后来被押解到苏联,在苏联被判刑致死。很明显,俞秀松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是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被杀害的。

  至于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时 ,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几位年龄较大的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后又一道参加了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学习,被称为“五老”。五老中,何是1976年生人,年龄最大,他居然在苏联学会了俄语,可见其学习的勤奋。由于何在党内资格最老,又敢于担当,徐特立说,我们在政治上是跟何叔衡走的。回国后,他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去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与瞿秋白、陈潭秋等被留了下来,没有参加长征。1935年初,他们在邓子恢的带领下从江西瑞金向福建长汀转移,2月26日,在长汀水口镇附近被国民党36师宋希濂师长管辖下的福建地方保安团发现,由于寡不敌众,无法突围,他感到自己有时还要用担架抬,这样会拖累大家,而且还很可能会落入敌人之手,就对邓子恢说,“子恢,我走不动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时就向警卫员要枪,正在争夺时,邓说,“你千万不能这样”,他顺势从山崖上跳了下去,邓子恢要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他牺牲得十分壮烈。在跳崖过程中又连中机关枪数发,而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还未死,且语言倔强,又向他补了一枪。1964年1月长汀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很明显,何叔衡既没有到新疆工作过,当然也不可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唐研究员所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像这样在一句话里就有两三处与事实根本相背离的论断,竟然出自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的唐研究员身上,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

  第十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

  奚兆永

  七、关于叛徒问题

  什么是叛徒?说到叛徒,他首先必须曾经是一个信徒;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那也就不存在背叛信仰的问题,也就不会成为叛徒。因此,当一个人从信仰或崇拜某一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而后来变成了不信仰或背叛这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的背叛之徒时,他究竟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叛徒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叛徒的论述里找到例证。

  恩格斯曾经认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福尔马尔是叛徒,而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赞成恩格斯这样说,于是恩格斯在给他的回信里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马恩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列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认定考茨基是叛徒,并且还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列宁还把库诺和考茨基这两个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都说成是叛徒,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绝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以上论述,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背叛了过去曾经笃信的信仰(包括宗教、主义、政党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背叛,而这样的人就应该称他们是叛徒。恩格斯之所以说福尔马尔是叛徒,因为他曾经笃信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后来却主张永远保持大农(即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对于雇工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中农雇佣短工,这明显是对共产主义革命奋斗目标和社会民主党确认的理想的背叛;而列宁之所以说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无祖国”的教导,转到敌人的营垒即资产阶级营垒去要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去了。这不是背叛是什么?这样的人不是叛徒,什么样的人才是叛徒?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珍视他们的理论,如果这个理论被那些不忠诚于他们的不肖门徒们背叛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与之决裂!这个态度是他们在1879年9月中旬《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里曾经有过明确表达的。在那里,他们写道: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他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他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绝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阶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有公开地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了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

  联系到陈独秀,他的经历表明,他曾经是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总书记,但是只不过几年时间,他就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了。1921年初,他还撰文写《社会主义批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直接行动”,但是,到1927年11月12日,他在《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就改口说,“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试问,这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在1921年初所明确确立并且公开宣传的信仰?根据马恩在《通告信》中所阐明的原则立场,根据恩格斯确定福尔马尔是叛徒、列宁确定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的标准,陈独秀应该不应该看作是叛徒?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特别是没有按照列宁关于《两种策略》里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掌握领导权的教导,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结果大革命失败了,又把错误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身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吗?他曾经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后来又转过身来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民主的价值;他曾经做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后来却参加了托派,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他之所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被开除”,不如说是他自己顽固坚持反党立场,自己给自己除了名。特别是,在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之后,就积极“沉思熟虑”,写反苏、反共和反斯大林的文章,而蒋介石也就给他大大减刑,最后还在他默认国民党政府“明令”中所说的“深自悔悟”之后,又提前三年让他出狱;而在它出狱之后,陈拒绝了共产党要他回延安的三个条件,但却多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统局长、特务头子和后来的“最主要的战犯”之一的朱家骅经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之手“赠送”给他的巨额津贴,死后蒋介石还向他捐赠一大笔丧葬费;等等等等。试问,陈独秀这样的人不是叛徒又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全传》作者居然把蒋介石给予陈独秀的这种种收买的手段说成是什么?这恐怕任何一个读者都想不到的。他说:

  “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实践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全传》第860页)

  蒋介石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说他“杀人如麻”绝无丝毫夸张之处。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十年内战中,杀死的工农大众红军士兵?解放战争期间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又杀死了多少军队和老百姓?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啊!他蒋介石又何曾经发过什么善心、讲过什么“人道主义”?唐研究员说这样的话无非是为了替陈独秀辩护,但是如此美化蒋介石,是不是也走得太远了呢?太不着边际了呢?如此高超的理论和如此玄妙的逻辑恐怕也只有唐研究员一个人才懂得,才说得出来,恐怕除了他的同道外任何人都不会接受,正像鲁迅批评托派时所说的,它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说蒋介石对陈独秀是“下功夫”恐怕也并非事实。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的思想是和蒋介石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蒋介石先是想让陈独秀和张国焘重新组织一个所谓“新共产党”,以取代毛泽东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不过,陈独秀还有点自知之明,他看到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大革命失败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屠杀和围剿,但是到了抗战初期,党还是得到了发展壮大,成为在全国具有坚强实力和重大影响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反观自己的托派组织,全国只有百把人,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在人民群众中十分孤立,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也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出的机关刊物、发的传单,被鲁迅揭露得体无完肤,被群众骂为“托派汉奸”,再组建新共产党,他已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什么人会再追随他;而按照蒋介石的调门,写点拥护政府主张的所谓抗日文章,或者写点《实庵自传》或《小学文字较本》(此所谓“小学”指传统的文字学,而非“中小学”之小学也)之类的中性的东西,才是识时务的态度。他公开声明不愿做检讨回共产党,并且声明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白,表达他对于蒋介石的忠心,——为了使蒋介石放心,他最后选择了只身去四川江津避难这一遁世之道。这种态度其实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和欢迎的。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独秀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手,而只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而已,而在经过“沉思熟虑”的反思和接受“深自悔悟”的“明令”之后,还能够和他一起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共的“割据”,反对中共拥有军队,主张所谓经济斗争和所谓“国民会议”,当然是很合他的心意的;让他继续生存下去,实际上只不过是保存一具有益而无害的政治僵尸而已;如果还想陈独秀再干大事,他也认识到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曾经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很懂得,在陈独秀身上花一点国库的钱也算不上是下大功夫,只不过是略施小惠而已,这个买卖对他来说当然还是很值得的,是很划得来的。

  《全传》说陈独秀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所谓“不合作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不合作主义”是印度著名政治家、被人们称作是所谓“圣雄”的甘地提出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主张。他提出“不合作主义”,一是“非暴力”,这显然是应该予以否定的;二是“不合作”,进行抵制,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陈独秀只反对暴力,却没有任何抵制。可以说,他其实与所谓“不合作主义”毫不相干。从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陈独秀采取的并不是什么“不合作”,而恰恰是精诚合作的态度,他合作得很积极,很主动,很默契。你看,他承认自己“罪有应得”,要求蒋介石能够“秉公执法”,以后又一再表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反对中国共产党“割据”和建立红军的做法,表明自己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只是想通过选举建立“国民会议”而已。其出狱时官方向他宣布释放的原因是由于他“爱国情殷”而“深自悔悟”,他为了对方不致“节外生枝”,也不讲二话,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明令”。这一点连他的表亲濮清泉都不以为然。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出狱后,陈独秀一再表示拥护政府,积极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则表现顺从。固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联合抗日,托派主张反蒋是错误的,但革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并未一概取消。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然他还说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信任斗争还是需要的,但是要限制在一定的徐克的范围之内。蒋介石是一个多疑的人,曾经派人对陈跟踪监视,但也没有查出陈有一点违规和越轨的行动,他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表现?说穿了,《全传》给他一个“不合作主义”的头衔,显然是为了给陈独秀戴上一顶左的或革命的桂冠。但是,这个帽子并没有事实能够验证,只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已。

  八、关于反革命问题

  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页)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一再为蒋介石吹捧辩护,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对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甚至在1927年4月5日,当蒋介石已经开始清党之时,还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什么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而对农民运动则喝倒彩,站在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立场上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十年内战期间,他还反对革命暴力,反对建立红军,反对建立根据地政权,简直是跟蒋介石一鼻孔出气。他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究竟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是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蒋介石之所以对陈独秀优待有加、宽容备至,给以种种优厚的待遇,这不正好说明,陈独秀对于蒋介石是有大功劳的吗?他的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毛泽东,他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和列宁,指向苏联和斯大林,这些,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立下了大功劳的。“礼尚往来”,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立了大功的大功臣,蒋介石当然要感谢他、酬劳他、优待他啦。但是,在唐研究员的《全传》里,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写的关于陈独秀的传记里,往往都要加以掩盖,他们把陈独秀的晚年写得很凄凉、很清苦,说他经济拮据,贫病交加,非常可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达到“哀兵必胜”的目的:让人们同情他,怜悯他,为给他“正名”而制造舆论。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客观事实。

  本来,陈独秀虽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但是他一直笔耕不辍,稿费自然不会少,而且他五四时在北大的同事和学生有不少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官,在朱家骅的撮合下,还成立了一个北大同学会,每月给他送去300元馈赠,社会上也有人向他馈赠。按理说,他生活虽不能说如何富裕,但也不能说怎么贫困。但是,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个有功之臣。不说别的,就以蒋介石送给他的津贴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蒋介石给陈独秀开支津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过去一些人都说,陈独秀很硬气,都给退了回去,分文未收。现在台湾公布了一些档案,事实比较清楚了。应该说,所有蒋介石送给陈独秀的钱,陈都已悉数照收,分文不少。当然谢绝的客气话也说了不少,但是客气话毕竟只是客气话而已。这里且把当时陈独秀给朱家骅的一封回信照抄如下: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请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

  独秀启

  民国31年1月29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实际上,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骅,而朱家骅又通过共产党投奔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大叛徒、大特务,曾任军统局中将衔设计委员(专门从事对共产党进行策反工作)的张国焘送钱给陈独秀,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1940年7月17日,以所谓“医药费”名义送去了法币1000元;第二次是事隔半年,在1941年3月,送去了法币5000元;第三次是事隔一年,在1942年1月29日,送去了法币8000元。而每次送这类款项都非常秘密,而且都是通过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送去,既不通过银行,也不通过邮局。授受双方都心知肚明,知道这种事要绝对秘密,以致当时人们都不清楚,只是到了80年代“朱家骅档案”里才解了了这个“绝密”之谜。如果没有鬼,何需这样鬼鬼祟祟?

  对于这些法币的购买力,现在的人们已经难知其详了。所幸,《大众晚报》的有心人在1947年7月30日所出的该报曾经刊发了一个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各个年份100元法币的购买力情况表,谓: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大牛;1938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1大1小)牛;1939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大)牛;1940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小)牛;1941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猪;1942年,100元法币可买1条火腿;......。可惜的是,此表没有具体指明各年购买力的具体日期,因为尽管有早晚市价不同不同之说,在同一天变化的幅度毕竟不会太大,但是,以年为单位,这年年头年尾的差别就很大了。不过舍此不论,我们还是看到,蒋介石所给予陈独秀的馈赠还是一笔颇为不小的数字。以1940年7月送的1000元法币来说,可以购买10头小牛;而以1941年3月所送的5000元法币则可以买50头猪;至于1942年送的8000元法币则可以买80条火腿。我们知道,法币则不断贬值,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获得10头小牛+50头猪+80条火腿那么多的实物馈赠,那是一般人所绝对不可企及的。人民都知道,由于上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断上涨,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著名诗人、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尚且要通过刻图章来补贴家用,而陈独秀坐在家里就可以获得如此丰厚的政府津贴,试问:独秀又何贫困之有?

  唐研究员似乎不愿承认陈独秀收了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认为陈已经把此钱退了回去。这明显是为陈掩盖事实真相。陈独秀收了这5000元,其实在他1942年1月29日写给朱家骅的回信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1942年讲“去年赐款”当然是指1941年,即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不可能是指1940年7月的送的1000元。从逻辑上来说,既然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被退了回去,那朱家骅在1942年就不会再寄,而陈独秀也不会再收。事实上,陈独秀再收而未退就反证了1941年的5000元根本就没有退回去。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唐研究员的辩护和掩盖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朱家骅的经历和身份。朱家骅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在上海同济学堂学机电和德语,再后来去德国柏林留学,学的是矿业。不过他回国后并未从事矿业或地质方面的专业工作,而是在北京大学做了教德语的教授。大革命期间,他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后又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虽然遭当时中大师生反对,但调离后却反而被提拔当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可见其后台之硬,当非蒋介石莫属。以后更是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秘书长和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长,成为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他还当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其实,他在专业领域毫无建树,当研究院的院士都不合格,却成了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的成员,而在蔡元培去世以后更当上了中研院的代理院长。可以说,他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和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中统局长,看重的就是这一点;而让他做中研院的工作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唐研究员在介绍朱家骅时却故意掩盖了这个问题,而用突出他的所谓学者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来加以掩盖。实际上,他的这些学者身份实际上不过是掩护,他的真正作用就是为了“反共”二字。上世纪80年代,台湾有人写《朱家骅传》把他吹捧为“中国现代化先驱”,但也不得不承认朱家骅在反共方面的特殊表现。该传记写道:朱家骅于“29年(即1940年——引者)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长。这个工作一部分是正面组织工作,另一部分则是对付共产党的阴谋破坏,其中统局任务也是两面的,一方面是调查共产党活动,随时予以密报并予以防范,另一方面工作则是党的纪律执行单位。”他“任组织部长四年,每派人去自由区或至敌后担任组织工作,都必严查其政治背景,临行并约来谈话”,“必反复叮咛要抗日,要反共。有一次派赵铁寒回北方故乡办敌后组织工作,临行时,又指示说:‘记住,共产党这个敌人, 比日本人更可怕。’”(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2页)他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和后来再次担任教育部长也是如此。北京解放前夕,他一再动员一些教授去台湾,不过听他话的人少得可怜,北大清华的教授除个别有官衔的人外基本上未走。而在厦门解放前夕,他一方面动员厦大校长汪德耀把厦大搬迁到台湾去,一方面指示汪对王亚南等进步教授进行迫害。汪德耀为应付他,到台湾转了一圈,以没有找到适合的校址为由而交了差;至于王亚南讲马克思主义,汪则以经济学说史课需要提到马克思的学说为由写信回复了他。(汪德耀给朱家骅的信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包括王亚南、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洪深等在内的一批进步教授曾去香港暂避一时,以后共产党又把他们接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由于朱家骅对蒋介石总是忠心耿耿,蒋介石对他也总是委以重任,把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事情交给他去办。实际上,朱家骅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1948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取得了辽沈、京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夺取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夺取全国的胜利,可说是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月1日发布了一个求和的声明,而毛泽东则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文章给予了回答。到1949年的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而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曾经提出了43人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名单中,蒋介石、李宗仁当然都赫然在列,居于榜首,朱家骅是一个“文官”,也在列其中,且名次还比较靠前,可见其罪恶也很不小。到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评论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战犯问题,说:“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战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7页)这里提出了43个战犯中的“最主要者”只有15人,朱家骅也在列其中,而且其名次居于第8名,甚至在一些武将如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之前。可以说,这个朱家骅正是蒋介石反共集团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但是,这样一个极其反动的人物,唐研究员却把他仅仅说成是一个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只是一个学者,这不是蓄意为之掩饰并且进而为陈独秀掩饰又是什么呢?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掩饰也没有用,历史早已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了。

  还有的传记作者为了证明陈独秀的贫困,竟然说他只能以自种土豆度日,结果因为吃土豆不消化而得肠胃病。其实,陈独秀的肠胃病是老毛病,根本与吃土豆无关。陈独秀患有高血压,但他却以为鹿茸这类补品对高血压有效,其实是适得其反,吃错了药。他之所以病死,与此显然有关。可见他并不是贫困致死,而是因为富有吃补品鹿茸致死的。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给他送丧礼的人也不少,出手也很大。蒋介石送了10000元,朱家骅送了5000元法币,陈立夫、段锡朋、王抚五各 2000元、余骐500元,胡小石、金明鸣宇各100元 ,欧阳竟无50元。陈家共收各界的捐款33750元。收到的礼歀既多,支出的用项也大。共支出费用总计达38753元零1分。其中仅棺木和寿衣就用去112295.3元。据说棺木用的是贵重的楠木,送葬时需要由八个人合抬才能行走。其支出超过收入部分由北大同学会拨付。葬礼有数百人参加,多为当地乡绅,当然也有凑热闹的人,但政府高官如朱家骅之流大概是因为不便,都有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据说,当天高官中仅段锡朋一人(教育部次长)参加了这个葬礼。不过,这些高官包括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等以私人名义送的钱实际上也不是自己掏的腰包,而是由国库开支的,它代表了蒋介石政权对于陈独秀生前为蒋家王朝所做工作的肯定。陈独秀生前和死后所得的蒋介石政权的这些钱当有三四万之巨,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陈独秀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陈独秀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真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蒋介石会这样对待他吗?

  联系到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还大谈应该拥蒋而不应该倒蒋的“道理”,说什么“倒蒋必以蒋却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而在审判陈独秀时,章士钊作为律师也说,陈独秀组织反共托派组织,有助于国民党,称他是“国民党的功臣”,陈独秀不是叛徒和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为了否定陈独秀是叛徒,是反革命,唐研究员和陈研究员都一再引用毛泽东对陈独秀的那几句肯定的评价,但是毛泽东的肯定只限于建党初期,对他以后的表现一直是否定的。惟其如此,他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叛徒。这个问题,本文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当不再重复。这里,再提出解放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几次论述,看看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全部历史究竟是这么评价的:

  1955年3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进行了修改,他写道:“我们党内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转引自网文;《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给《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写批语一事也有记载,但有关具体内容未作介绍。)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把陈独秀放在中国共产党内叛徒的第一名,而且称他和张国焘是“著名的大叛徒”

  1956年7月1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谈话中曾经谈到陈独秀、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等人是“反面教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有会见之介绍,但未将此内容列人。其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在 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又再次谈到了陈独秀、张国焘这帮人,他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事实也是这样,苏联共产党曾经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托洛茨基,给他分配工作,他拒不接受,继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这以后才把他驱逐了出去;同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曾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陈独秀,对张国焘和高岗也都曾付出过极大的耐心进行挽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种挽救,不可救药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成了革命的叛徒。

  在这方面,甚至连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一文里也说,“蒋介石不杀他,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陈松年虽然是陈独秀的小儿子,但他生于1910年,对陈独秀及其家庭包括他两个哥哥被国民党杀害的事都是清楚的,对陈独秀后来的表现也是清楚的,他的回忆和看法都很客观,而没有丝毫“为亲者讳”;不过他只是说“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一句还是有些不妥,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作用有正反之分,陈独秀对共产党的正作用或积极作用虽然不起了,但是他的反作用或消极作用却仍然在起,这又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一再把矛头对着中共和苏联共产党,而且一直在反对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他的这个反面作用是不应低估的。相形之下,唐研究员居然还要执意“为尊者讳”,千方百计对其进行种种掩饰,这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上面提到的一些材料,我相信,唐、陈两位研究员一定也很清楚,只是因为不合他们的观点就佯装不知、不加引用了。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和评价人物显然是不正确的。

  九、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

  唐研究员为了洗刷陈独秀的所谓“十宗罪”,当然提供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们在上面已经给予了批驳。他在《全传》《代序》的第四节里还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即这一节作为标题所说的:“新版《毛选》放弃了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乍一看这个标题,人们似乎感到很费解:新版《毛选》是1991年出版的,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十五年,毛泽东怎么还可能会改变观点,放弃过去对陈独秀已有的看法呢?看了内容才知道,不是新版《毛选》放弃了什么什么而是新版《毛选》的编者对过去的的注释进行了修改。唐在讲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学术界”一帮人不顾“有关文件”提醒“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他们“继续沿着求真务实的道路走下去”所取得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陈独秀的注释,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类的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为了弄清楚这个修改,我找出了《毛选》两个版本对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有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做的注释”。其第一版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陈独秀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和和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在1924年至1927年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陈独秀死于1942年。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请参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题释,和本事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2-233页)

  而第二版将它修改为: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地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病故于四川江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38页)

  在我看来,两个版本对同一问题的注释不同,很容易造成混乱,如果不是十分必要,还是不作修改为好。我们知道,第一版的注释工作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主持撰写的,而有关历史注释许多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亲自撰写的,这些注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著作写的,可说是有理有据,而且还都经过毛泽东亲自过目,应该说,无论是就观点来说,还是就文字来说,抑就其程序而言,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第一版注释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还向读者提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线索,指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的题注和《毛选》第二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这样写注释不仅有助于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读者进一步学习毛泽东著作也是大有裨益的。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流的注释本来也无需再作修改。但是,新版编者却硬是对根据毛泽东原著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撰写的原注释的内容做了多处重要修改,我认为这是僭越行为,这样做是很不郑重的。当然,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注释中有关一些人物的自然情况(如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等)当时尚未完全弄清楚,以致还付诸阙如,在这方面对注释做些文字技术补充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其必要性也并不大,可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特别是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内容上删去了一些本不该删去的东西,如关于他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原因,原注释说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当时的幼稚,这样说本来是很客观的,并不需要加以“改正”。陈独秀在五四时名声确实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在建党的前一年,他都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维经斯基之所以建议由他担任总书记,考虑的也就是他的名声,而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水平,但是,由于那时党的幼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还未能把更适合的人——比如李大钊推举为领袖。应该说,写上这一句,对人们认识陈独秀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大有好处的。另外,第二版注释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限制在1927年的上半年,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他写的《中国国民革命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如他说什么“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他还说什么“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就更是幼稚了。”(同上,第236页)而到1926年更是变本加厉,如吹捧蒋介石是如何如何革命,而倒蒋是如何如何反革命等。如果这种行为都不算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才叫右倾机会主义呢?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原注释讲陈独秀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并不是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指的右倾思想发展而形成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在修改的注释中还竭力回避“路线”二字,这也是一种误解。如同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承认它的存在,想方设法回避“路线”二字显然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和稀泥”,它只会模糊了斗争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好处。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竟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提出暴力革命是幻想,主张转向议会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彻底变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这也不能说说路线斗争,那什么才叫路线斗争呢?第二版的注释还添加了一些叙述的成分,文字也不如第一版的注释写得好,不像第一版注释的文字那么精炼、隽永,逊色不少。这样的修改还真不如不改的好。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毛选》第一版的注释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叛徒”二字,修改的注释怎么会有“放弃”包括“叛徒”在内的“六项‘反革命罪’”的说法呢?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六项”里的其他几项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外也都是叙述性的语言,而不是对“罪名”的表述,又何来“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反革命罪”和“指控”的说法都是法律用语,给《毛选》做注释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与与法律上的指控和定罪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怎么会把它变成了法律问题了呢?况且,《毛选》1951年才出初版,而陈独秀早在1942年5月即已故世,难道世界上的法律还有对死人进行诉讼这样的事吗?

  问题还在于,唐研究员不仅反对第一版的注释,而且也反对第二版的注释。因为两个注释里有不少话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个注释里说:“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而第二版的注释也说,“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在文字上还是有一些出入的。而它们的根据实际上都来自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里这句话分别写在第三部分第二段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决议的有关部分做过介绍,这里当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研究员对于决议中这段话是不赞成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批驳道: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在当时情况下进攻大城市,‘首先夺取一个省或数个省的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极左路线,也不是什么‘取消派’。虽然就党的体制和立场言,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提出其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实属违纪,所以执行党的纪律,把他开除出去,别人无权置喙,陈独秀也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革命。所以,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的这条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全传》第010页)

  应该指出的是,《全传》说《毛选》第二版的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那也只不过是唐研究员的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测,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版《毛选》第一卷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毛泽东所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做的注释恰恰还是再提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再次讲了“托陈取消主义”的说法。下面就是第二版对“正文”中出现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作注释的释文: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获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注33)

  在这里,我们要问唐研究员:托洛茨基在苏联“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革命的活动”,这是不是反革命的活动?中国托派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取消派”而言,我们要问:蒋介石通过政变窃取了政权,究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4.12政变以后,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还要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认为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而只需要进行某些改良的话,这是不是取消主义?陈独秀等主张取消主义,是不是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的表现?再有:李立三后来搞盲动主义,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固然是错误的,但是,难道这之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也都是错误的吗?如果没有这些革命起义,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主张难道也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如果像托陈取消派所主张的那样,只搞经济斗争,只搞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22年后中国共产党还能够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奥林爱娜.法拉奇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而且,在一个政党组织之内,根据其宗旨、章程和纪律对于其成员进行组织处理,这是一个组织的权利,别人的确是无权置喙说三道四的。当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它既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它也必须倾听自己阶级和整个社会广大民众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汲取力量。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是一个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如果它的成员背叛了他原来的信仰,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再为党工作,而是站在了党的对立面,并且组织反对派,从事反对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包括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甚至跑到敌人的营垒去了,拿着敌人给的巨额津贴,帮着敌人宣传或办事,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注释里没有提到“叛徒”并不是由于对它进行了修改,而是《决议》里原来就没有提到“叛徒”二字。唐研究员无中生有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故技重演、虚张声势罢了。关键还在于,《毛选》第二版的注释里明明说托派“取消革命运动”,称他们是“托陈取消派”,唐研究员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硬说新版《毛选》注释“没有再提‘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这不是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又是什么?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态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知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它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前提,使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且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能够修改这个决议吗?它在编写《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的注释时有权修改《决议》对陈独秀所作的结论吗?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有些人不愿以它为指导,一再反对这个决议,结果栽了跟头。《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很值得人们借鉴。去年(1916年)有关方面对该刊进行了改组。改组后,刊物有了很大变化。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刊物改组以后的领导班子确立了以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研究中共党史和和中国近代史的原则。看来,有幸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人们更应该模范地遵守这个原则;如果以为自己可以对这个决议说三道四甚至妄加修改,那就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应该明确,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权,只能属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更严格地说,这个七十二年前的《决议》早已成了历史,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人们当然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乃至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权再对它进行修改了。这就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出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时所说的,“《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马恩的这段话,在恩格斯于1888年出版《宣言》英文版作序时又再度引用了一次,说明他对马恩当年确立的这个原则尊重。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才是。

  同样,对于《毛选》中的某些观点可以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都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毛泽东;编者对《毛选》注释所做的某些修改绝不能看作是对《毛选》的修改。应该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和编者之间的这个界限本来应该是很明确的,决不允许把编者凌驾于作者之上,凌驾于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绝不可以随便加以臧否,否则就是僭越行为,就是违宪行为。唐研究员故意把对注释的某些修订说成是对《毛选》的修订,目的是为了提高那些注释的权威性而贬低和动摇《毛选》的权威性,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唐研究员说,“1978年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时机,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请注意,唐研究员在这里用了“中国学术界”这个吓人的说法,我们要问:你唐宝林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学术界”吗?难道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是赞成而没有反对你们为陈独秀“正名”吗?这是不是盗用名义、“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呢?这种吓人战术除了暴露出你们的野心勃勃和内心的空虚外又能吓得了谁呢?

  唐研究员还自我介绍说,就在他的《陈独秀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行动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唐宝林:《繁体字前言》,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3-004页)

  原来,唐宝林及其组织的“陈独秀研究会”并不是想要真正客观地弄清楚陈独秀的历史,而是抱着明确的主观目的,是要为陈独秀“正名”,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也就是说,要为陈独秀翻案,翻中共历史上历次决议中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案,这样的一个还没有进行“研究”而结论就早已确定下来的研究会,他们的所谓“研究”能够客观公正吗?他们还确定“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这哪里是什么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为陈独秀制造舆论的陈独秀生日和忌日的纪念会或陈独秀历史翻案会。按照现在的规矩,对于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只纪念生日而不纪念忌日,而纪念生日也要十年才纪念一次,但陈独秀研究会——其实已经成了陈独秀纪念会却破格纪念陈独秀这样一个政治错误很多并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人物居然是两年纪念一次,其规格竟然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来:“八脩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说,唐研究员居然还把这种活动叫做“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改开以来,有些人认为由于“运动”往往会留下“后遗症”,所以干脆什么运动都不搞了。而唐研究员却要搞什么“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要搞运动,当然要有群众基础,他们搞这个所谓的运动真有群众基础吗?看来不是。在那里蹦跳的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唐研究员自吹说,陈独秀的“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而其中九宗已经被他们推倒,只有一宗还“没有撼动”;让人不解的是,既然至今都“没有撼动”,怎么又说它是“莫须有”的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全传》还提到一件事,说“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主持这次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全传》,第014页)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中央下属的研究机构,它不是中央委员会,更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显然不是党的权力机关,石仲泉又有什么资格在一个座谈会上作这样的“当场表示”?他竟然要根本改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陈独秀的负面的评价,而要求人们“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僭越行为,《全传》竟然把它作为一个根据来支持自己的“正名”和“翻案”活动,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在唐研究员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做的决议,包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用了很长时间、经过学习马列著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写出来的著名决议都错了,用他的话来说,都被他的“颠覆性的意见”推翻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些跟陈独秀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的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什么要对陈独秀搞“莫须有”?为什么历次中共中央关于陈独秀的决议都搞错了呢?为什么过去党史关于陈独秀的论述都成了错误的而必须由你们来纠正呢?难道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难道他们与陈独秀都有私人的仇恨和恩怨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历史难道就这么容易被你们一帮人说颠覆就颠覆了吗?须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不是哪个人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在历史这个巨人面前,个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历史是颠覆不了的,一切想颠覆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必将为历史所唾弃,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结束语

  上面除引言外一共写了九篇文章,对陈文和唐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从总的方面和各不同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文章已经写完,本来也可以结束了。在此行将结束之际,想再对文章的题目和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说几句话。

  此文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个题目,有人可能认为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可不必如此过敏。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曾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然而,事实还是过早地做了结论。当时一些曾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人,由于有情绪,往往不能正确对待,有的人甚至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主要由这样一些人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但是许多人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实践和比较以后,认识不同了。我国著名国务活动家王震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逝世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和正确。他的转变很值得人们深思。

  现在有的青年人,由于对文革缺乏了解,这些年又缺少对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还有人认为“香花”和“毒草”的说法是所谓文革语言,因而对此持否定看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就已经提出了“香花”和“毒草”的说法。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他还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就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总是同谬误相对立的。......香花和毒草也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同上,第416页)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后来人们就把真理,把真善美的东西比做香花,而把谬论,把假恶丑的东西比做毒草。根据前面的揭露和批判,陈铁健研究员写的《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和唐宝林写的《陈独秀全传》一书究竟是真理呢,还是谬说呢?它们是真善美的香花呢,还是假恶丑的毒草呢?读者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唐二人如此不遗余力地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和理论家李大钊,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其直接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吹捧和抬高陈独秀及其所崇拜的托洛茨基这样的共产党的败类和叛徒的地位,为陈独秀“正名”和“翻案”;而其终极目的,则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想使中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从政治上来说,其根源正在于此,其严重性也在于此。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场笔墨官司,只是一场学术之争,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一切革命的人们,一切不忘初心、还要继续革命的人们,岂可袖手旁观?如今,斗争已跨越世纪,战斗正未有穷期。我的专业虽是经济学而不是历史学,但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感参加这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在这一指导思想引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前途而进行的斗争,乃是一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而有机会能参加这一伟大斗争,为之贡献一份力量,并在斗争中继续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何乐而不为?我将为此而继续不懈地努力奋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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