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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精英们可能是真的很无辜——从教授不理解刘胡兰说起

2017-05-26 11:33:3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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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教授阿忆说刘胡兰是被她的乡亲们动手所害,江苏某校曾经有教授写文章说刘胡兰是“政治童工”,有人据此认为这些教授和记者合伙造谣,通过“恶搞”历史细节来解构革命,其实并非一定如此。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是真的很无辜。虽然事后解放军报记者调查证实阿忆的说法并没有经过调查,他们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不能说明他们是从恶意出发来编排历史的。精英们完全可以从自认为是真理的理论起点出发,来表述他们对刘胡兰的“完全不理解”,他们确实需要一种事实(无论真假)来证实刘胡兰的事迹纯属虚假和偶然、无意义,否则他们所执着的理论信念和真理知识,将受到最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否定”而显得不完满。

  还是从国共内战说起,以前的共产党宣传中间,最具理论性的分析是认定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农的利益相反,而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两个集团的冲突是阶级利益不相容的必然结果。最终,共产党的胜利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胜利,按照毛泽东在《人民的大联合》那篇文章中间的说法(其早期说法更容易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是人民的大联合战胜了地主资本家的大联合。在宣传的另一方面,许多马屁文人(其中有些是思想并未入党的共产党员),则长期着力宣传是共产党高官谁谁谁聪明机智、勇敢顽强对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共产党的胜利被宣传为高官们领导有方、道德优越等方面超过了国民党人。体现其它宣传倾向的材料也有,但是基于这两种逻辑的宣传材料占据了大多数。

  在这些宣传逻辑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常常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国共双方认识世界的“范式”差别。国共内战的爆发并越打越大,在操作层面上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看问题方法和对力量对比的不同判断依据。见识过赌博的人都有经验,对垒双方的底牌都很好的时候,赌注会在双方共同的必胜信心推动下上升得很高。大体上可以认为:国民党方面的底牌是有形实力的优势――人力物力兵器美援等等,这是他们的胜利信心所在,老蒋和陈诚在内战爆发初期公开宣布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方面也有必胜信念,共产党的底牌是民心向背――可以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的脚跟前,毛泽东在四六年预言五年左右取得最后胜利。

  综合起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不仅仅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有一个纯粹的看问题方法的巨大差别:国民党认为笃定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那些因素,共产党方面则持否定态度;共产党方面认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国民党方面完全看不到。如果双方看问题的方法相同,作出的最后判断一致,则有可能实现妥协――甚至存在一方投降另一方的可能。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番邦蛮夷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在范式革命后,从前被认为是鸭子的东西现在被普遍看作是兔子。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范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革命性的区别――共产党认定是兔子的东西,往往被国民党人看成是鸭子。

  这种“不可通约性”广泛存在,由来以久,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位曹刿先生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个话说的很生动很具体,意思是说:那些吃肉吃得多的人,思维一定会产生障碍,有很多重大问题注定是那些人看不到的。孟子也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也很清楚,在忧患时代可以很“自然”地把握到的东西,等到了享福过好日子的年月,就再也找不到了。结合这两位先贤的说法,可以发现同一个人头脑里发生“范式革命”的决定性条件:一个人从贫贱走向富贵、肉吃得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就会改变,从而导致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经验,这一范式革命的后果通常意味着:看问题的范式从与共产党一致转而走向与国民党接近。范式革命带来思维方式变化之深刻,会在导致新旧思维方式之间的严重对立,基于“不可通约性”的存在,一个人新获得的思维方式会自发反对和遮蔽他从前获得的经验和知识积累。一般来说,一个人从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地位,范式革命的后果总是消极的,这一点上,曹刿和孟子有共识;毛泽东有一句话,精英们一听就要跳起来,但用于翻译“曹孟共识”,则显得很贴切很通俗,也更彻底,他说得有点赤裸裸: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说到底,共产党革命胜利至今已经接近六十年了,有些从前吃不上肉的人,解放后都吃上肉了,这些人的头脑中间革命理性会相对淡化甚至是健忘。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共产党员,会在糖衣炮弹面前投降变节,相应地,他头脑中间用以观察理解世界的“范式”,将疏远乃至抛弃认识上的“共产党范式”而接近“国民党范式”,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所定义的“思想变修”。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有肉吃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吃肉特多的精英阶层,在他们的头脑中间发生“范式革命”就有必然性。不理解共产党和革命在精英们中间恐怕不在少数,硬要他们明了当初共产党艰苦奋斗时期的看问题“范式”,确实是有些勉为其难。阿忆教授四五千块的月薪还嫌少,吃肉很多,头脑就肯定要跟着发生变化;阿忆教授还自己开车,这个事情恐怕也会加速头脑里的范式革命,不利于他认识问题,尤其是不利于认识共产党革命。

  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时候,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解放战争初期,都是在技术和兵器劣势的条件下作战的,所以,共产党头子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军队将领: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怀等人偶尔违背一次(例如“百团大战”)这个教导之外,共产党在战争中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毛泽东所要求的那个样子。但是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没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下的刀枪互戳,那怎么能够称为打仗呢?国民党当年就宣称八路军是“游而不击”,今天的精英们在认识范式也逐步向当年的国民党回归,说共产党“假抗日”的精英,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孙武写文章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精英们读得很熟,至少比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更熟,但是要他们把这个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很困难了。当年革命时代的农民虽然完全不识字,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指导之下,对孙武的思想倒是能够学以致用。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在对打仗的认识上,基本上局限在孙武认定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层次的打法上,由于“肉食者鄙”引发“范式革命”导致认识方面的障碍,精英们的认识始终难以达到孙武所说的“上等战争”的打法层次上。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穷得叮当响,孙武所说的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战争打法,除了解放战争后期之外,共产党往往打不起。共产党别无出路,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打第二等(其次伐交)和第一等(上兵伐谋)的仗。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要求“政治挂帅”,军队必须克服单纯军事主义,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必须在打仗之外,学会“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个部分涉及到革命军队生存和发展的全部主要环节,实际上是把普通士兵的思维和视野强行提升到“总经理”的地位上。在抗战期间,表现得就更为典型了,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就象赶鸭子一样赶出华北,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器比国民党还差,却能够逆向渗透过去,生存下来。就是在精英们认定共产党没有怎么跟日本人真刀真枪打的情况下,硬是把华北的日军统统赶进了“炮楼”――那些侵略军理性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自己,晚上就睡不成安稳觉。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人如果不是头脑糊涂,抑或死不要面子,早就应该知道他们的仗已经败了,应该老老实实卷铺盖回老家了。为什么日本人不肯回老家、硬要赖在炮楼里不走呢?很显然,他们欺负共产党的土八路穷得叮当响,没有大炮和炸药可以摧毁炮楼,一时半刻还威胁不到他们的“炮楼生存模式”,所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赖上些时候。

  日本人搞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想要捉住八路军主力决战,希图按照日本人自己的技术和武器优势来规定战争样式。但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反对按照敌人优势来打仗,拒绝接受日本人所期望的“伐兵”和“攻城”等作战模式;反过来,日本人最终被迫按照八路军的优势陷入所谓的“麻雀战”,被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受到八路军“伐交”“伐谋”战争模式的打击,龟缩在“炮楼”里面。

  当时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队伍很少以大部队行动,分成很小的分队和小组(例如“武工队”),深入到群众中间,建立起抗日政权,把群众组织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最终的结果是:蕴藏在群众中间的“战争伟力”多数为共产党八路军所用而不为日本侵略军所用,使得侵略军的经济补给和人力补充成了严重问题,而人民军队却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和壮大起来,这其实就是孙武所说的“其次伐交”――切断敌人赖以进行人力物力补充的社会联系;最后让敌人既面临补给困难,又面临着现实的、零碎的、日常的生存危机。

  战争原本是最高层次的竞争,是用杀人武器和活生生的生命作为投入,去追求利益的行为。规划战争的人不得不摒弃一切虚伪和骄傲,把目标确立在最精明的算计上。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借助武器优势通过战争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在日本人看来,最好是能够建立稳定的傀儡政权,从而低成本地、长期而系统地掠夺中华民族的经济剩余。这样的战争目标,在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伐交”)打法之下,就必然地落空了,侵华战争不仅未能建立起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系统,反而成为消耗日本国力的泥潭,这样,日本军阀所规划和发动侵华战争的利益目标,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从宏观和战略层次上看,共产党的“伐交”战法,最终成功地上升到了“伐谋”层次――根本打消了日本侵华的一切如意算盘。

  只要是执行这个宏观上“伐谋”战法和操作上“伐交”的战法,作为参加战争的个人,就一定会常常陷入刘胡兰所面临的那种危险。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系群众、并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的巨大地方行政管理网络中间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处在毛泽东所称的那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之下,常常缺乏大部队的保护,是那种真正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者――这其实就是刘胡兰所说的“怕死不当共产党员”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共产党革命胜利,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数量高达370万人,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堂堂正正地死在战场之上的,许多人死于刑场,甚至是死于工作上的失误和偶然遭遇的敌人――就跟刘胡兰一样。在这种偶然背后,有必然性,因为共产党人在劣势下不得不以“伐交”战法去替代堂堂之阵,个人与优势敌人遭遇的情况,就是经常的、大量的,所以没有刘胡兰所说的“不怕死”的心理准备,是不可能主动投入风险极高的共产党革命事业的。

  精英们不理解革命,有其必然性,这是范式革命跟着吃肉数量上升而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精英很高明,完全理解革命,但是革命时期共产党那种群众组织方式,从根本上足以颠覆精英们的一切统治优势,所以他们需要在宣传上进行抹黑和歪曲,以免群众掌握之后对他们构成现实的危险。不过,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真正足以突破范式革命障碍认清共产党革命奥妙的精英,是极少数和个别的。

  最后,做一点总结发言,一般说来,愚蠢不总是由于文化知识或者技术性知识不足带来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认识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一个人是否能够超出自己的阶级偏见和立场来看问题,超出那个跟着吃肉数量而发生的“范式革命”所带来的障碍,可能是影响认识进步更为关键的因素,所以我很赞成宋明儒家针对精英提出的一个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熟读《孙子》,但是等到他们分析中国革命中间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却常常表现出来惊人的无知,看来,熟知确实不等于真知。不过,精英们也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一些参加过共产党革命全过程并在新中国当了高官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中国革命,有个著名的大官的女儿写了本《我的父亲×××》,说她老爸是――“长征路上跟着走,解放战争跟着打”――就是这么着懵里懵懂地跟着干了一场革命的。

  二○○七年一月十九日

  本文首发工农之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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