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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革命的彻底使中国贵族完全断根

2017-05-22 07:55:32  来源: 微信“大脚看天下”   作者: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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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5月14日,李零老师在“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的演讲文字稿。)

  李零: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说中国贵族》。刚才尹吉男教授说我最初的题目是《说世袭平民》,这两个其实是同一内容,就是把题目换了一下。

  李零:贵族非常讲究血统和姓氏

  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

  李零:我就言归正传,我们大家都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阿Q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阿贵。穷人常常用富和贵给孩子取名字,比如说蒯大富还有陈永贵,都是农家孩子们常起的一种名字。穷人造反,陈胜是一个代表人物,早先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苟富贵,无相忘。”别人都以为他是在说胡话,他回应道:“你们这些小麻雀怎么知道鸿鹄之志?”其实大富大贵的确是所有穷人的最高理想。那什么是贵族,有时候很笼统,比如说世族大家、有钱有势有派有范,大家这样的印象不能说都错,但并不是一个准确定义。

  我们先从这个“范”开始说起。现在的世界到处散发着保守情绪,中国也不例外,什么都吃后悔药。本来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可以休矣。错,现在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只不过是反过来了,地主资本家好,国民党军、警、宪、特好,北洋军阀好,满清遗老遗少更好,再不济也得是个御膳房给皇上做饭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大家热衷寻根,一代一代跨着辈往前倒腾,特想找一个与共产党无关,与受苦人无关,反正不是大富就是大贵的亲戚。

  现在流行民国范,说什么民国的流氓都比现在有范。那么什么是“范”?范就是Style,Style不光看你的作品也要看你的扮相。现在什么不是表演啊,范就是你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你一站那大家就能看出你身份。

  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西安商店里到处贴了一种小广告,山西话管这个广告叫露布(音),露布上说:“本店新到石头眼镜,预购请速。”那个时候山西老汉时兴戴一种眼镜,就是那种茶色平板的两个圆片,黑糊糊跟熊猫似的。然后头上再戴一个瓜皮帽,后来我看溥仪的照片,不是他穿龙袍或者穿西装的那种,而是他穿长袍马褂那种。发现皇上和老汉都是一样打扮。

  前些年发明了一种国服,就是扣排的绫罗绸缎,中间有一个福字寿字,花团锦簇,有人说这种服装有两大优点。一个可以取代毛服,二还可以区分于西装。既不会把外国人吓着,又凸显了中国特色。其实毛服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才是民国范儿。季羡林先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出国都不肯换。王世襄先生穿中式服,可能也许该叫前国服。我也有那么一件,是的确良的,领口下面有一排扣子,或者就是用尼龙大扣一帖,一脱衣服呲拉一下。其实这种服装应该说是一种文革Style,早先是没有的,现在也没有。

  贵族从哪儿来

  李零:大家很关心贵族是从哪里来的,咱们也进行一番追根溯源。不仅要原富还要原贵。贵族的特点就是血统高贵。他为什么高贵呢,那就得问他爸爸,可是他爸爸前面还有爸爸,你一直追根刨底问下去的话,就像中国古书的一种讲法,假托神意编个瞎话。说他最老的祖奶奶吃了一种什么米,或者偷了一个什么蛋或者踩一个什么巨人的脚印,感孕而生。

  贵族都是有世袭有谱牒的。不但财富世袭,而且身份也世袭。一代一代往下传。读历史有一件事最清楚,就是全世界最先富起来的人是一些人上人,这种人上人可能就算是最早的贵族了。考古学家讲良渚遗址还算是新石器时代呢,当时物质好贫乏可是人已经两极分化了。老百姓住的地方还有死了埋葬的地方全都在低处,洪水来了,不想当鱼鳖你就赶快上树或者上船,现在这里是一片一片长满了竹林。而贵族就不一样了,贵族住在高的地方,四周有一个很大很厚的城墙,既可以防盗贼也可以拦洪水。他们的确是人上人,住在高处不说,住的那个大平台,果园那一带完全令人想不到地面是人工弄的,开车都得走半天。这些贵族们死了以后埋在祭坛上面,一个一个祭坛就像是金字塔。过去我在北京看展览关心就是良渚玉器,现在真正让我感觉到震撼的实际上是这些用土堆起来的台子。你把他的土方量算一下的话,跟金字塔也是有一比的。

  贵族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讲血统,我们知道养马有所谓的纯血马,纯血马都是要登记造册的。这个贵族也一样,非常强调血统要纯之又纯。欧洲贵族门上有族徽,墙上有盔甲刀剑,马厩里面养着马;日本贵族也这个样子;中国贵族金玉满堂,这个金不是黄金是青铜。商代铜器上面有族徽,这个器皿是哪一家的分得非常清楚。西周铜器有一种铭文叫策命金文,策命封赏的时候就会把天子委任状重复一遍,你爷爷你爸爸有很大的功劳,现在我要任命你,让你继承他的差事继续当他们当过的官。最后结束的地方都有一个套话,就是永保佑子子孙孙,这些都是跟延续他的香火有关。

  贵族很讲究姓氏。有一个姓就是带女字旁的姓,像什么姬姓姜姓。如果要通婚的话一定要女字旁的姓,因为普通人是没有这种姓氏的。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东周以来同姓铭文有个特点,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凡说这个话的人,其实都跟他铭文讲的非常显赫的祖宗差了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再厉害的贵族传不了多少代,族要分,财要散,血缘要稀释。先头还可以说血浓于水,后来水越拆越多,和注水猪肉一样。

  东周时期距离文武周公的时代已经非常远,社会上有很多落魄公子旧王孙。他们如果要把自己的世袭往前面倒腾那也不得了,比如孔子的祖上是宋国大司马,再向上追溯他是商汤的后代,比周都老派,但在鲁国他是第四代的移民,他爸爸是小官,乡镇干部,他妈是当地的土著,姓颜的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是小邾国后代,那个小邾国的墓就在山东枣庄。孔子年轻的时候很穷,干过很多下贱的工作,但是喜欢谈论贵族政治和贵族道德。孔子周游列国,古代叫宦游,现在叫跑官。东周时期这种人到处找工作,写求职广告说,当时的贵族要学问没学问要道德没道德,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应该选贤任能。有本事的人不仅可以当大官,而且应该当大官。所以当时就有所谓布衣卿相的宣传,像伊尹、傅说这些人。

  就连尧舜禅让的传说也一下火了起来。禅让其实是说选接班人这个事只能由领导指定,你要懂事你得坚辞不就,让领导在后面追。你到公司应聘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的要求也不高,你把位子让给我得了,我肯定能把公司办好。战国时期禅让从幻想变成现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齐人伐燕”。燕王效法大禹把王位让给他父亲的老臣子之,孟子大怒,认为乱了名分,不合“王道”,劝齐宣王发五都之兵,入侵燕国,燕王死难,子之被垛成肉泥。

  当时大家都认为制度很不好应该改革,但是改革的思路不一样,比如说吴起和商鞅从表面上看跟孔子的立场是相反的,其实殊途同归,他们也不满意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同在于,孔子说,东周罹患全怪没有照周公老规矩办事,咱们还是回到周公那个时代吧。吴起商鞅不信这套,说既然官吏倒置,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加强军权,并且不是尊周天子,而是一方面要尊本国的诸侯,一方面削平各国小贵族。让诸侯成为本国唯一的贵族。就像给果树修枝一样,所有多余的枝杈都给他剪掉。他们还有气魄,快刀斩乱麻给后世立规矩。当然就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事,人家当然不干了。所以他们的下场都很惨,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五马分尸。这种改革十八世纪的欧洲也有,但是比我们晚了2000多年了。

  秦始皇用商鞅法推行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制下面有一个大军,今天叫劳改队,也有等级。有了这个制度,人不问出身,只要你地种得好,杀敌杀得多,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从此除了皇亲国戚谁都不是贵族。高官厚禄地位再高,那叫高官不叫贵族。

  《殷周制度论》更像一篇建国大纲

  李零:中国超现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官文化发达,文官制度完善,特别是有一套选官制度,从平民到高官有直通车,这是西方没有的。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商周有什么不同,但更像是一篇建国大纲。不光讲学术,还宣传政治主张。他说,人类最理想的制度就是周公的制度,所谓的《周公之制》其实并不是孔子说的周公之制,而是从秦到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制度。皇权世袭加选官制,缺一不可。皇帝一定不能选,官一定要选。如果像西方那样选领导,在他看来天下就乱了。

  王国维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他的文化立场是保守主义的。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贵族是什么呢?中国史书兹兹于一姓之兴旺,秦始皇以下世袭贵族都是以朝代为断线。比如汉朝姓刘,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秦朝最短,只有十来年。汉朝最长,有四百多年。一般王朝也就一二百年,或者二三百年。

  秦始皇本姓赵,他才是原始意义上的贵族

  李零:秦始皇号称始皇帝,皇是三皇,帝是五帝,把所有高贵的头衔集于一身,原来意义上的贵族他是最后一人。始皇嬴姓,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叫嬴政,电视剧都是错误的。嬴姓是带女字旁的姓,男人有姓但是不能加在名字前面,女人才在名字前面冠姓。大家都以为秦始皇是陕西人,但是他的祖庭却在曲阜。嬴姓西迁,先入山西者为赵,后入陕甘者为秦,秦赵是同族的。赵是最初住在霍山下,也就是洪洞县的赵城镇。天水赵氏、邯郸赵氏、太原赵氏都是来源于赵城。北大汉简有一篇叫《赵政书》,可以证明秦始皇是叫赵政。这种氏,汉以来才叫姓。我们只能管它叫赵政,不能叫嬴政。

  孔子是素王,中国读书人奉他为万世师表

  跨朝代的贵族千年只有孔姓

  李零:中国有没有跨朝代的贵族,有,只有一家,就是姓孔。孔子是素王,没有王位的王,中国读书人奉他为万世师表,但是他只是一个精神贵族。

  在贵族底下有平民。人分三六九等,从来就不平等。统治者说既然不平等,当然得分高低贵贱,重要的是长幼尊卑有秩序。这种秩序孔子叫礼,秦始皇叫法。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四大种姓,僧侣、武士、平民、贱民。身份是固定的,生下来是哪一种,世世代代就是哪一种。

  中国跟印度不一样,我们的四民秩序是士、农、工、商。士早先是武士后来是文士,文士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人。农地位也在工商之上,很多读书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上层和下层有流动。和尚、道士不从事生产,处于社会边缘,没有特殊地位。传统中国优点是世俗程度高,没有教皇,只有皇帝;没有小贵族,只有皇亲国戚,赐给他们食邑,让他们做一个不问政事的藩王。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大一统,民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阶层有流动,下层有文化。

  抗战时候咱们唱的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工农兵学商对官而言,全都是平民百姓。

  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李零:读书人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士不是僧侣,儒学不是宗教,孔子不是教皇。西方传统里面僧侣、武士地位最高,僧侣源于巫婆、神汉,他们以神道设教,垄断神义,垄断知识。西方的大学都是从庙里来的。这种人当然是人上人。世界上的大宗教本来都是解救受苦人的学说,比如基督教就是古罗马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变味了,成了买卖,成了精神鸦片和洗脑工具。什么人最容易信教?孤苦无告的人最容易信教,妇女比男人更容易信教。欧洲中世纪教会比君主权力大,神是虚拟领导,无所不在,永远领导你,谭嗣同有诗:“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缥渺间。”

  武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的军头现在叫军阀。大人有大刀,你有命,你不听话,杀!当然很厉害,这也是一种人上人。西方的世俗统治靠武士,武士的头子是君临尘世的王。美国推行世俗化选来选去多半是这类强人。伊朗之前有个国王巴列维,他的父亲叫礼萨·汗,本来是一个哥萨克小兵,就是以军阀起家。所以不要以为是国王就有多少代,他就两代。但是军阀再厉害,地盘有限,寿命有限,他们管得着的地方归他们管,管不着的地方归神管。西方中世纪王权不够强大,宗教是唯一的大一统。世俗君主都是基督徒,除了世俗事务都得归教皇管。普天之下都归教皇管,所以他们的僧侣地位要比我国高。

  中国士农工商头号是士,中国读书人从名义上讲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供在文庙里,每个县城都有,孔子也是一个虚拟领导,孔子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但不是神。文庙里没有出家人,儒家反对出家,读书人父母在不远游,死了还得丁忧守制,他们不是僧侣,中国没有精神。要说精神贵族只有一家就是孔家,但是孔家也不管学政,仕途是归政府管的,孔子不是教皇,他只是在精神上领导这些读书人。宗教如果没有大众就不能叫宗教,儒学不是宗教。

  中国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在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现在的读书人都喜欢吹捧读书人,说老百姓是暴民,不像他们有知识、有理性、有高雅品位、有社会关怀、以天下为己任,是人类良心。

  其实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很难靠这种漂亮话给他们定位。

  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

  李零:四民士为首,读书为哪般?答案是做官。中国读书人有个高贵头衔“文人士大夫”,这个词英文怎么翻译呢?Scholars?Officials?就是他又是个官又是个学,模棱两可的一个词。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

  中国学者的理想是“学者中官最大,官僚中最有学问”。但当上官你是官,当不上官你还是老百姓。一部《儒林外史》写得真好,超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做官、当大官那是极少数,其他人只能入于外史。中国读书人是个能上能下的阶层,你别光拿眼睛往上瞅。他们很多人都出身寒微,来自基层。科场不利,干什么的都有。当幕僚的,当塾师的(就是孩子王),里巷行医、江湖卖卜,落地秀才连上山落草的都有。你把他捧得太高不对,贬得太低也不对,还是读读《儒林外史》吧。

  一个故事进来一个故事又出去,《儒林外史》的结构是这样的。人物也很多,这些人多半都是讽刺对象,形象高大的人物只在一头一尾。开头是王冕,在村里边放牛卖画不肯做官;结尾是四个市井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自娱自乐,粪土当官。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泾渭分明

  李零:过去我以为大隐隐于市是中国的人文幻想。但乾嘉之际,温州有市井七子。这七个人职业是铁匠、鱼贩、银匠、营卒、菜贩、理发师和茶馆里跑堂的,可居然吟诗作赋小有名气。研究中国你别以为乡村市井里面全是文盲,其实什么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咱们中国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画家、书法家有些是贵族,没错。比如宋徽宗,八大山人。但很多都扯不上,作者笼而统之说是文人士大夫,但是他们自己标榜的身份不是农就是樵或者是无名渔夫,没有人拿大官当雅号的。齐白石有一首诗“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齐白石是布衣,原来是个雕花木匠,自称鲁班门下。他就是个现实版的王冕。我去过浙江诸暨县王冕的家,真正的王冕跟小说中的王冕不一样,小说理想化了。

  研究艺术史的很多人都以为,匠气是俗气的代名词。雷德侯教授讲艺术史特别看重书法,我们讲艺术史一般不会从字讲起,但是他的《万物》一上来讲的就是字。他说,中国的艺术特点是工厂艺术,十年磨一剑。什么都是磨剑,但什么又不是磨剑呢?恐怕就连最自由的所谓文人画其实也免不了重复制作。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不也如此嘛。

  艺术史、艺术和工艺是什么关系,文人和匠人是什么关系,文人画该怎么定义,一部艺术史有多少是文人的贡献,这些都是问题。白石老人以画名,但是诗书画印他说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故意把画搁最后。

  中国的壁画,爬高上低都是匠人所为;用青田石、寿山石刻印,这个事在以前也是匠人的事,像吾丘衍、赵孟頫他们的印都是自己写字然后让匠人去刻,因为铸铜印文人干不了,就是用象牙或者牛角刻章也不好刻。石印过去都说是王冕发明的,不对。南京市博物馆有一枚阴纹的印章,上书两字“隐逸”。这是1960年从南京一座宋墓出土的。宋时江浙一带,民间有人用这类石头雕小玩艺儿卖,文人受他们启发,模仿着来,才有所谓篆刻。然而治印这些并不是文人的强项。文人的强项就是画上题诗写字。文人会写字,所以宣传什么书画同源、笔墨异曲。这些俗人懂吗?

  可是就连这样的事也不尽然。西方的抄手经常都是奴隶,我国的竹简帛书还有敦煌卷子,字写得那么漂亮,却并不是什么书法家的作品。写字抄书,从秦汉到明清主要是书吏,就是所谓刀笔吏,像刑名师爷那样的小官。他们的看家本事是写字。

  文人会写字,主要与考试和当官有关系。即使连王羲之一类的书圣,也不是今天理解的书法家。写字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写个便条就拿去展览。过去的人天天写字,当然写得好,就连管账先生都比现在写得好。沈从文说:“书法家出则书法亡。”很有道理。

  你是汉族就别扯什么贵族了

  李零:中国的贵族离咱们最近的就是满清贵族,不是满人就是蒙人,你是汉族就别扯什么贵族了。康梁不是贵族,戊戌变法失败他们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北洋军阀也不是贵族,皇上就是让他们给撵出紫禁城的,推翻清朝的人从王朝政府看都是乱党。

  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多以骑射得天下。欧洲中世纪也如此,欧洲贵族都是北欧蛮族,擅长打猎和打仗。汉族喜欢吹:“野蛮打不过文明,征服者总是被被征服者同化。”其实文明的腐化才是我们的强项。清初满蒙不忘骑射,经常到承德去打猎;但清末打长毛、打捻军,全靠湘勇淮军。彼此调了一个个儿。很多八旗子弟都被汉族腐化,提笼架鸟,泡戏园子,坐吃山空,变卖家产,最后成了胡同串子。溥仪当年住在宫里被女子小人包围,老想出去,日本人把他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当满洲皇帝,有意思吗?一点都不快活。1960年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香山植物园上班,在胡同里跟老百姓的孩子玩,别提多高兴了。他没有后代,皇上绝无后。

  洪昭光医生的夫人,我同学方虹,他们家是科尔沁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的后代,这位辅国公是乾隆的驸马爷,和敬公主的丈夫。汉姓包。人家才是真贵族的正根嫡脉。

  但是方虹的爸爸是包家的长子,却故意要改名换姓参加革命,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逻辑学,再也不回和敬公主府这个宅子了。

  革命的彻底使得中国贵族完全断根

  李零:咱们中国革命最彻底,贵族制度在中国已经完全断根。启功先生也是皇族,他根本不吹。吹这个的都是假贵族。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党,根本不是贵族。但现在有个说法叫红色贵族。既然有红色贵族当然也有白色贵族。他们的概念是谁掌权谁就是贵族。

  中国的民主党派原来差不多都是反蒋分子,要说贵族他们也只能说是红色贵族了,白色贵族扯不上。

  老板在公司里说一不二,他要传位给谁,谁也管不了。在以金钱为中心的世界上他们比总统都厉害,但他们是大富不是大贵。中国观念里“大富”和“大贵”不一样,你就是再有钱,没有功名不当官不得大贵。是不是当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算大贵了呢?贵族的概念太滥了。

  说到贵族的血统问题,我们会想到“文革”闹血统论,当时有个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非常荒诞。这个对联是中学生的创造,但有个大学生说“混蛋者,只是糊涂小子之谓也,并不算歧视。”

  当时有很多传单呼吁各种改革,我见过一个传单,这个传单说中国百家姓可以简化为两大类十个姓。有五个姓归为红五类:革干、革军、工人、贫农、下中农;还有五个姓就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有十个姓就够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姓是怎么叫,是叫两个字还是叫仨字。

  文革为什么从北京的中学点火

  李零: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搞运动。“风起于青萍之末”,运动者起于蜚短流长、妇姑勃溪。过去的事你不知道,你只要看看现在一个单位里闹什么矛盾你就明白了,比如评职称、分房子。这些小矛盾攒多了,好像干柴一点就着。

  文革为什么从中学点火,而且是从北京的中学点火?你得了解当时的背景,刚解放北京办过很多干部子弟学校,如华北小学、育才、育英、五艺、六艺、八艺、十艺,北京中学,西郊有清华附、北大附、人大附、101,城里有南四,师大女附中。这些学校干部子弟都很多,这些中学就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

  文革前有保送制度,初中升高中要看成绩,只有银质奖章或金制奖章获得者才能保送,也就是说得过两年的优良奖章或者是三年的优良奖章才能保送。1964年是最后一年。

  中学升大学不一样,保送要看出身。根红苗正却成绩不好,可以直接上哈军工一类保密学校,那当然是要官阶比较高一点的;出身不好,你成绩再好可能也上不了大学。

  文革前中学生的矛盾围绕着入团和上大学,比如我们学校人大附中,干部子弟占70%。他们好多孩子就说,现在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绝不能让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夺了咱们这两个权。

  所以干部子弟对于《出身论》很难理解,他们体会不到这些孩子被歧视的屈辱感,顶多把这些孩子当做团结对象,认为只要这些孩子能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线、改造得好还是可以当革命队伍的外围。这叫“有成分论但又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

  可是人家这些孩子就说了,我就是表现再好也只能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你们怎么不去啊。

  “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李零:文革对干部和干部子弟是个很好的教育。比如像我们家吧,1966年突然一夜之间就成了黑帮,我黑帮子弟一当就当了13年,1968年我到山西内蒙插队一插就是7年。农民说:“人分三六九等,咱还不如劳改犯。劳改犯还吃公粮。”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比他们又低一等,落入社会底层终于让我明白什么叫“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我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这本书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没有所谓红色贵族

  李零:刚才提到所谓的红色贵族是个什么概念呢?我记得“文革”以前,毛泽东跟王海荣说:“干部子弟最好什么都当当,什么都干干。”文革中很多干部子弟的确是这样,他们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但是普通人的孩子恐怕办不到。

  那阵大学停办,出路只有工农兵。绝大多数人都得下乡插队,只有少数人留在城里。当时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兵,当兵最高贵。很多干部子弟都当过兵,工农兵上大学他们又回城上学,他们从基层到高层什么都干过,乡里面、镇里面、村里面、县里都干过,部长秘书也干过,改革开放搞什么金融、房地产,很多也没有落下。有人说他们是红色贵族。

  我就不是这样的红色贵族。“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很绝望,让我回家探路,说全家都回老家去吧。我没有想过扎根是为了拔根,可以在履历表上多一种经历。我只当过农民。中国的文革是由老干部收拾残局,文革后,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一类人被定性为“三种人”,是不能够提干的,但是中学红卫兵算不算呢?不算,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提干。

  干部子弟算什么贵族,我记得插队的时候有件事很有意思,很多人填表写出身,村干部说:“俺咋没有听说过天下还有啥革军、革干?咱这地方只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下中农。你就说你爷爷是啥成分吧!”结果老干部们经常说的是:“咱们的孩子很多都成了地主崽子。”

  我是世袭平民,不羡慕贵族

  李零:现在有一个误会,以为官高位显,谁官大谁是贵族。还有个误会,以为诗书传家,谁学问大谁是贵族。其实很多世家不一定是贵族,比如电影世家、体育世家、艺术世家,历史上中国的手艺很多都是世袭的,连千刀万剐的手艺——凌迟,都是世袭的职业。

  我是汉族,出身赤匪,不是书香门第,从小到大什么官都没当过。我当然不是贵族,也不羡慕贵族。

  现在很多人吹嘘的高贵出身,其实都不是自己的真正出身。明明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或普通人,他不承认,非往上倒腾,说自己是遗老遗少。

  我在老家住过五年,对我老家做过一点研究,戏称为家乡考古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搞一点家乡考古学。我们村在山西武乡县,傍着207国道及大同到洛阳的古道。云冈石窟的石窟艺术就是沿着这条古道向洛阳传的。古道上有个北魏时期的小石窟,叫梁侯店石窟,在整个晋东南地区年代最早。从这个石窟往东走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有四个村子,东梁侯村、南梁侯村、西梁侯村、北梁侯村,这是一个北朝的寺庙群。我们的村子北梁侯村是这个寺庙群的中心,庙在村中高地,下面有泉水,远远可以看见一尊美丽的北齐石菩萨。我亲手挖出过一块北朝石碑,上面赫然可见“梁侯寺”三字,这才明白我们村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座寺庙。

  我们村几乎全都姓李,有清代留下的族谱,李姓居民分三支,两支来自我们村北面的大山,一支来自我们村西边的大山。我们家属于这后一支,其实是从平遥和武乡交界处的大山里搬过来的。宋金元时期我们村上的庙有上百间之多,但元大德癸卯年(公元1303年9月17日)有一个著名的洪洞赵城大地震,房倒屋塌了。还死了很多人。现在的庙是地震后重建的,居民都是地震灾民,从外面迁来。庙上有一块元代的地震碑记载着这些故事。

  我是李姓十五世,不是达赖十五世。这个十五世是平民十五世,我们是灾民的后代。贵族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只有老百姓才世世代代当老百姓,我更乐于认同的是这种身份,这种身份我叫世袭平民,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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