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赢得大选，法国何去何从?今天的法国，面临麻烦的三高：高税收、高负债、高失业率。解决三高，必须壮士断腕，厉行戴卓尔主义。
戴卓尔主义，简单地概括，就是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其中，在欧元框架下，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很难单独在法国实施，剩下的选项只能是国企私有化和改革福利制度。不过，法国公营部门的私有化是非常困难的。当年英国可以完成私有化，是借助了香港资本大规模回流。而法国，却不具备如此的契机，而公营部门多数涉及法国国家安全，大规模引入非欧盟资本阻力重重。至于改革福利制度，难度之高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法硬撑大国门面
马克龙面对的困局，远比特朗普麻烦得多。当然，法国也不是没有机会，法国可以借助氾滥全球的中国资本完成法国的改革。事实上，也只有中国可以为法国提供东方版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中国自身也需要将更多的金融资本融入欧洲。
很多人在讨论欧洲病的时候，忽略了冷战结束对欧洲的经济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释放了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潜力。金砖国家的崛起，迅速地蚕食了老工业帝国的製造业。今天，在法国的GDP中，农业佔1.68%，工业佔19.44%，服务业佔78.89%。数字往往很残酷，法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便是服务业，法国也未能佔据IT领域的高端，法国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丧失了既有的优势。而法国1990年后的政治家显然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感知，法国人一直在硬撑大国门面。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拥有强大核武力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后冷战时代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付出了极为昂贵的经济代价。美、俄、英、法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成本。中国由于韬光养晦的政治策略，反而获得了宝贵的后冷战红利。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政治远见。
骄傲的法国人，对外承担了过度的国际责任，对内承担了过度的社会责任。责任，当然有沉重的经济成本。勒庞提出法国优先，与特朗普异曲同工，就是试图放弃部分国际责任和社会责任。但是，碎片化的法国，已经不再拥有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了，他们在重大利益分配问题上很难达成社会共识。是的，没有人能够精确定义法国的国际责任和社会责任。当然，也没有人能够精算法国应该为此付出多少经济成本。笔者读法国预算，为法国经济学家感到脸红，他们连基本的财政常识都抛弃了，如果没有欧元区的硬约束，法国可能已经破产了。
政治正确，在法国比美国更为严重。解读法国候选人的政纲，不免让人感到今夕何夕，法国再也不是高瞻远瞩的法兰西了。戴高乐的政治智慧太难得了，他知道法国应该如何在世界定位，他知道法国该如何奠定自己的歷史定位。中国人不会忘记，那个在冷战时期对华友好的戴高乐，那个极富法国特色的多边外交政策。很遗憾，在1990年后，法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后冷战时期的大变局中，法国成为看台上一个刁钻的贵妇人。在美、日、德、英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法国竟然高调介入对台湾的军售，丧失了在华应有的经济份额。法国还莫名其妙地介入“藏独”，法国政客为了个人表演而牺牲法国的国家利益。
法国大选，应该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启示。我国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用短短七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和歷史地位有着超人洞见。我国人民享受了毛泽东的革命红利，我国人民也享受了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尽管，中国的问题一箩筐，但那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
大选带来的启示
毋庸置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面临重新定位，定位意味着必须釐清我们的国际责任和社会责任，定位意味着我们如何最佳配置有限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笔者高度欣赏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总统是实事求是的领导者，他避免了美国过早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列强争霸战中最大的受益者。我想，我国还不到承担主要国际责任的时候，我国只能去做一个负有限责任的大国。这意味着，我国绝对不能过度强化军事存在，我国无意于主动介入热点地区军事冲突。同时，我国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社会主义办教育、办医疗、办养老的优势，给本国居民一个简朴而有效的社会保障，绝不让欧美式的高福利压垮我们的国民经济。
如此，中国不仅仅可以平安度过此次全球经济大调整，中国还能够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崭新的模式。
笔者以为，法国现在需要戴卓尔主义，马克龙也只能去试一试戴卓尔主义了。不过，中国并不需要刻板的戴卓尔主义。中国已经不需要大规模引进国际资本完成私有化了，中国也尚未建立足以压垮国民经济的高福利政策。中国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必须大规模压缩制度成本，消除行政壁垒，消灭权力寻租;二是必须严格管理金融资本，遏止金融垄断，消灭食利阶级。只要下功夫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中国至少还有五十年的黄金周期。当然，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与法国一样，就是我们必须重建国家和人民的主体性意识。有了主体性意识，我们就能实事求是，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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