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孔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钱理群老师的“开山硕士”，又是严家炎老师的博士，您在北大的学术成果咱们今天不说。社会上的读者，都是从您的《47楼207》、《空山疯语》等这些幽默又愤世嫉俗的书中知道了您。您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敢于说实话、敢于说真话的人。
孔庆东：我不敢完全说自己就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只能说比较爱说真话，比较能够成功地把真话说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百分之百的真话是不可能说出来的，真话又是不得人心的。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大夫都是不告诉他真话的。不说真话不见得就是不好，有各种条件，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力争说真话。我从小就有爱说真话的冲动，因为说真话也受了一些苦，遭了一些罪，但是也得到很多收获、很多表扬。所以，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说真话。
主持人：您的这些文字，比如说您要把书名取成《狗日的北大》，不管怎么解释，我们都感觉有中伤北大之嫌啊!当时您在写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有什么后果吗?
孔庆东：考虑过了，因为真话不容易说——正因为真话不容易说，才产生了艺术。说真话是人人都希望的，但是我们退一步想，假如在任何国家和时代，可以百分之百地说真话，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样恐怕也就没有语言艺术了。正是因为有逆境，真话不容易说，说出来不容易被人理解，所以说话者就要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说话艺术。要想办法，话怎么说出去能让人既明白意思，又能够可持续性地说下去，不能一下子就被人“枪毙”了。这方面鲁迅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任何一篇文章点名道姓地批判蒋介石，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所以说，他是语言大师。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一些成功的作家全部都是语言大师。语言大师就要琢磨，怎么成功地把真实的意思传递出去。传播是非常重要的，怎么传播真实意思，不是一锤子买卖。比如，当人们都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的时候，你非得说“地球围着太阳转”，你喊了一嗓子，把你烧死了，你是烈士，你很伟大，但是这个真理淹没了。你就别着急，先活着，慢慢让人们知道，真的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主持人：孔老师，大家都知道幽默是您的一大特点，您是为了要把一些东西说出来，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还是您本身就具备这么一种素质?
孔庆东：也不能说与生俱来，是慢慢发展的。因为我成长在东北的市民队伍中，东北的市民是一个天然的幽默群体。东北人的性格，特别是共和国东北人，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因为在东北的工人阶级看来，整个社会主义都是我们东北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的。从解放战争开始，整个中国都是我们东北人打下来的，东北的四野一直打到海南岛。五六十年代，全国的工业，很大程度上都是东北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九十年代之后，东北下岗的人也最多，好事变坏事了。但是他们有一种豪迈的气概，有一种不把事情看得很严重的态度。首先，我是从大众里边熏染到这种幽默的处世态度;其次，是从一些文学大师身上，像鲁迅、老舍、钱钟书，也包括外国的马克·吐温等。
主持人：这些文章发出来以后，有没有对您在北大的学习、工作，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孔庆东：那当然有了，所以就要能够承担自己的这个“负面影响”。人总是免不了被误解的，越想避免误解，越避免不了，只有承受。鲁迅这么伟大的人，都有误解，孔夫子、毛泽东，谁不受误解?关键要自己挺得住，要知道是谁误解你。是水平高的人误解你，还是水平低的人误解你?是好人误解你，还是坏人误解你?比如你刚才说这个《狗日的北大》，也有很多人一看很愤怒，说“这个人是我们北大自己培养的学生，怎么对北大这么没感情啊”，这话说得我很冤枉，好像我仇恨北大。但是要相信时间，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有公正的评论，说这话不是污蔑北大，而是对北大怀着何其深厚的爱!就像一个父亲说他自己的儿子，“你这个狗日的”，难道他恨他的儿子吗?不是，这里边怀着爱呐，但又不好直接表扬他。一个北大人天天说“我可爱的北大”，多肉麻啊。
主持人：我们现在经常把那种特别爱激动、特别爱说话发牢骚的年轻人，说成是“愤青”，如果说您是一个“愤老”，您接受吗?
孔庆东：现在我一点都不“愤”。如果说我二十年前可能还有点“愤青”的话，经过很多人生的挫折、磨炼，现在变得已经很世故、很圆滑了——用我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圆滑多了。现在很多事情我都能接受，但是接受之后不等于没有棱角，不等于没有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是有的，因为自信了，所以不必急于去表达感情、表达愤慨，而更多的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去想“怎么办”的问题。人年轻的时候，往往主要想的是“是非”“对和不对”，然后要表态;再成熟一点，主要不是表态，而是想“怎么办”。比如现在到处是假冒伪劣，我就不再去愤怒声讨了，因为大家都在声讨，都知道这是坏事儿，现在主要想的是“怎么办”，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不能说我现在是“愤青”，“愤老”也不是啊。
主持人：但是您所谓的这种“相对圆滑”，我们看起来好像还是要比其他一些教授的言论更激烈一些，或者是说更具有批判性。我想问您，按照您个性——我特别想知道——在某年的上半年您在做什么?
孔庆东：我在那个时候，是北大的研究生，我也和其他北大研究生一样，都卷入了那场风波，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个“愤青”。但是那个事情，事后也使我思考很多问题，一个自以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学生，怎么样建设性地推进国家的前进?我在之后的好几年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怀着最简单的心情，就是反腐败。
主持人：当时您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活动吗?
孔庆东：都参加过。当时很多很著名的游行、活动，一些风波，我都是身临其境的。所以我觉得，历史，你亲身经历过，和从书本上学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学到的历史，都是经过“洗衣粉”洗过了——洗得很干净的历史，一二三四能总结出来。而你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就会知道历史是非常丰富的，里边是泥沙俱下的，有干净的东西，也有不干净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能够更好地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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