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这两天在抚顺参加一个活动，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是雷锋战斗过和牺牲的地方。雷锋是抚顺的标签，抚顺是雷锋精神传承的主阵地，今天一天的行程全部与雷锋有关。雷锋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模板，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世俗化的人，也是个很可爱的人。雷锋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在《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点击阅读)一文中说过，雷锋精神更有资格称为普世价值。在一天的参观中我一直心情复杂，咂摸着雷锋精神和这个时代的反差以及这个反差所包藏的荒谬感。这个感觉久已有之，以下是之前写的一篇小文，为了能够公开发表，写得极其委婉和克制，但意思是说到了。希望以后有机会更加清楚和完整地把个中困境梳理清楚。这层意思，也不便更当地的同志细说，说明白了，也只能徒增他们的烦恼。一声叹息。
水池困境
中学数学课上有一道经典的应用题题目：一个水池，上面有个水管注水，每分钟入水x立方米，下面有个水管放水，每分钟出水y立方米，求解，多长时间能把水池注满或者放干。
在训练对数学知识的运用方面，这当然是个好题目，可是其表述方式违背生活常识，难免让人觉得有点怪。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题的时候有过跟我类似的想法：一边注水，一边放水，这也太浪费水了吧，为什么干这么荒唐的事儿呢?
其实，这种荒唐不但存在于数学课本上，也实打实地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着。当然我指的不是用水的问题，而是指我们的政策逻辑。
2014年的春晚上有一首歌，叫做《老阿姨》，献给“全国道德模范”，以及2013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龚全珍老人。龚全珍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1950年代随甘将军辞去公职回江西老家种田。国家保留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工资待遇，但他们把钱几乎全都捐出来，用于村里的建设。如今，龚全珍老人已经90多岁了，还在发挥余热。
《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的介绍视频中这样说：“1986年，甘祖昌这个将军农民离开了人世。他给村里留下的，是修好的水渠、建好的大桥和改造好的良田，给家人留下的，是数枚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龚全珍含着悲痛，把丈夫葬在了山里，让将军继续守候这片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地。”
甘将军奉献过的村子现在发生着什么，详情我不清楚，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也许也在进行着土地确权、流转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该村的土地经过改造，还配有水利设施，相对而言就会转化为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进入某些特定个人的腰包。
这个具体事例是时代转折的缩影。甘将军在那个年代不是特例，而是无数无私奉献过的千万社会主义建设者之一。如果说新中国在建国时是一个近乎干涸的水池，是这些前人舍生忘死地劳动，为水池蓄水;如果说改革是个“释放红利”的过程，那么就要承认“红利”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正是这些前人忘我地积累下来存于“水池”之中的。
积累不是目的，积累下来当然是为了使用的，问题是怎么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本是正常的；可是这里的“前人”与“后人”都是总体上的代际概念，至少我们的“前人”在辛苦栽树的时候是在为整体上的下一代劳动，而不是为了“后人”中的某些人而劳动。如果前人栽树，后人搞林权改革，一部分捷足先得者把前人栽的树变成自己的私产，只供自己乘凉，或者别人要乘凉就收租金，那么道德上的困境就出现了。
奉献的价值基础是利他，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是自利，二者是相悖的。这种悖论不仅体现在两个时代的转折上，在今天也还持续存在着。当下，一方面是主流价值观在鼓励奉献精神、褒奖奉献行为，另一方面是在经济政策上大力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反映在我们的媒体上，到处都可见这两种背道而驰的价值理念的奇妙混合。这就构成了当前价值体系中的“水池困境”。
利他是高尚的，我们应该致敬;不损害他人的自利也不可耻，我们没必要鄙夷。可是，要讲利他主义，就要全社会一起讲;讲利己主义，也要全社会一起讲。不应当既鼓励一部分人以“我为人人”为标准，却同时放任另一部分人搞“人人为我”的那一套，否则对无私奉献者的褒扬就不像是褒扬，而是轻侮。鼓励“傻子精神”，和把人当傻子，只隔一层窗户纸。
任何自己不学雷锋却鼓动别人学雷锋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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