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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肯德基事件及公知的“极端化破坏法”

2016-07-21 16:40:2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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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以往一样,有人毫不浪费时间,争分夺秒利用南海仲裁闹剧激起的中国人的愤慨大做手脚。如:

  ——“赠美国总统普京——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拒绝美货”、“不买苹果手机”、“怒砸iPhone”、“暴打Nike男”;

  ——聚众闹事“拒绝麦当劳”、“抵制肯德基”、“不去星巴客”;

  不仅如此,据共青团中央文章揭露:

  ——一些平时对这个国家、现存体制,以及当前状态诸多不满的人群,此刻却开始莫名地“鼓励”大家上街、上战场,某极端憎恨雷锋的人7.12后突然大力鼓吹开战“要打就往死里打”;

  ——在钓鱼岛危机期间,一位曾在街头焚烧五星红旗的人,却一转身成为了爱国保钓人士,煽动民众上街;一个号称“爱国人士”呼吁“让我们打着爱国旗号吃起霸王餐”;某“爱国人士”得意洋洋地发布图片,宣称“在爱国行动中抢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

  ——至于那些混迹在之前“和平爱国游行队伍”中煽动暴力,鼓动打砸抢的人群,他们的“爱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

  (见共青团中央:“请不要再‘高级黑’我们质朴的爱国情感了好吗?”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7890828716695 )

  这唱的是哪一出?

  是鲁迅早就揭露过的特殊“帮凶”—— 帮闲:“以丑角身份出现”、“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将这件事变为滑稽”、“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为什么说这是帮凶?

  因为所做这一切实际只有一个目的——坐实“公知”所需要的结论:“爱国者皆贼——愚昧无知、蛮横无理、野蛮落后、对抗科学”……

  ——“写这么好的字会不知道奥巴马?”、“俄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没搞清楚”、“赠美国总统普京,这样的盲目爱国让人看不起”、“原来爱国人士就是这般愚昧无知”;

  —— “这年头,当汉奸也忒容易了,吃个麦当劳就成了。细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吃过麦当劳的人有多少?遍地汉奸?”.

  ——“你现在玩的电子游戏,互联网,手机,都是洋货,你先砸了吧。那这条微博你都发不出了。蠢猪爱国贼,就是说的你这类没脑子的”;

  ——“小米、华为、 联想等国货手机都是用的美国谷歌的安卓系统 ,自家电脑用的美国微软系统,愤青们最好先砸掉”、“他们以为手机壳是国产的就是国货了。腔肠动物门都是直肠子没脑子的”;

  ——“宇航年代荒唐多,砸车堵店算爱国。不若尽弃文明果,刀耕火种衣薜萝”;

  ……

  要睡觉,马上递枕头;要“证明”“爱国者皆贼”,马上提供“既成事实”——要“证明”“凶狠丑陋”,马上弄出个光头裸上身、形象怪异的“眼镜男”;要“证明”“愚昧无知”,马上弄出个“美国总统普京”;要“证明”“对抗科学”,马上弄出个“拒绝美货”、“不买苹果手机”;要“证明”“野蛮凶狠”,马上弄出个“暴打Nike男”、聚众闹事“拒绝麦当劳”、“吃霸王餐”、“在爱国行动中抢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打砸抢……这不叫配合默契叫什么?不叫帮凶叫什么?

  学者刘仰说,“追溯一下近几年的爱国游行就会发现:每一次爱国热情被点燃,必定有一系列破坏行动紧随着出现。当破坏行动出现后,另一股强大的声音又立即出现:爱国的是愤青!爱国的是罪犯!爱国的是极端‘恐怖分子’,爱国的是无知的脑残!所有这些都必须严惩!每一次爱国情绪的高涨都伴随着令人不齿的暴力,爱国热情一次次被打击,如同‘狼来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爱国主义热情一次次以闹剧收场。也许这就是幕后操纵者的目的:直到有一天,当中国真正需要爱国力量的时候,‘狼来了’故事里的村民们,‘烽火戏诸侯’故事里的勤王之师,再也不会出现。”

  这不仅“近几年的爱国游行”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老伎俩、老把戏,更是客观规律——“极端化破坏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把自己想反对又不敢公然反对的命令引向极端,蓄意制造出反效果以激起民怨、达到实际破坏的效果。

  以这次南海仲裁为例:不敢直接公然对抗南海仲裁激起的中国人的民愤和爱国热忱,就摇身一变,以“最爱国”的极端方式制造事端,让人们以为“爱国”即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即“爱国”;一方面丑化了爱国主义,一方面蓄意把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引向歧路、为尔后反攻倒算打下伏笔——文革中闹“革命的打砸抢”,如今闹“爱国的打砸抢”;打着“革命”“爱国”的大旗干“打砸抢”的勾当,既“合法合理”地打家劫舍又丑化了“革命”、“爱国”,名利双收。不仅如此,等将来形势一变,保险反过来倒打一耙,控诉揭发“革命的打砸抢”、“爱国的打砸抢” 比谁都积极——当年文革中闹“极左”最凶的如今最右,批判文革调门最高,如吴敬琏、吴思、杜导正……

  “极端化破坏法”已经成了“公知”反共的一个标准行为公式——南海仲裁结果7月12日公布,“赠美国总统普京”的光头裸上身、形象怪异的“眼镜男”照片当天就在网上疯传开了,陈有西马上就给出了评价“最恶心的是举着小鸡胳膊指点江山妄称什么‘虽远必诛’”。与此同时,陈有西特地把保钓运动中行凶打人被判刑的蔡洋的案子翻了出来大做文章——南海仲裁结果刚出来、还没人上街(后来也没人上街游行),更没打砸抢(后来也没见打砸抢),你怎么立刻就迫不及待以蔡洋为例骂起“爱国贼打砸抢”来了?

  只有一个解释:在本次7.12过程中,在事情还未发生时,有人已经准备好了剧本,“看不见的手”统一协调组织了一切——那边煽动打砸抢,煽动聚众闹事,这边组织“公知”批判“爱国贼”。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次没能煽动中国老百姓上街闹打砸抢,而那边陈有西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按“指责打砸抢”的既定方针开火骂起来了:“义和团中央和环球时报一直在煽动这些个无脑青年”、“反美反日反西方,背后是极左势力有意在煽动,目的是转移国内矛盾,转移视线,同时让百姓相信西方是敌人,从而名正言顺反对来自西方的民选官。这次,南海争端,让这股极端民粹,空前壮大”、“养五毛说谎,欺骗人民的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政府”、“砸车的手后面是长期宣传和蛊惑的妖魔在操纵。愚昧不是一天炼成的”、“宇航年代荒唐多,砸车堵店算爱国。不若尽弃文明果,刀耕火种衣薜萝”……

  由此可见所谓 “拒绝美货”、“不买苹果手机”、“怒砸iPhone”、“暴打Nike男”、聚众闹事“拒绝麦当劳”、“抵制肯德基”、“不去星巴客”之类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行为”,更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自发行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极端化破坏法”——以“爱国”的名义制造事端,谁阻止就给谁扣上“镇压爱国运动”、“保护卖国贼”的帽子;同时丑化群众爱国运动,为“爱国贼”提供证据;又为将来反攻倒算镇压老百姓的爱国主义打下伏笔——一箭多雕,狠辣之极。

  真爱国的老百姓总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讲清楚道理,即使有情绪也很容易弄通。不顾一切蓄意聚众闹事的必定是铁了心用“极端化破坏法”捣乱的。这种人是蓄意颠覆国家的敌人,跟“公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决不能客气,更不能手软,必须严厉打击——这实际是消灭化妆成“自己人”的敌人。

  附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

  (摘自本人文章《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第四章第九节:“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横行霸道七大法宝”)

  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

  文人官僚体制使政权的执行机构完全操纵在文人官僚手中,文人官僚永远能利用手中独霸的执行权“合法”地破坏掉一切自己不喜欢又不敢公然对抗的命令。其中最阴险、最恶毒又“合法”的当属“极端化破坏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把自己想反对又不敢公然反对的命令引向极端,蓄意制造出反效果以激起民怨、达到实际破坏的效果,比如:

  ——王安石变法:你想用“均输法”平抑市场物价,我给执行成“专门抢购紧缺物资,哄抬市场价格,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你想用“免役法”取代劳役杂税,我给执成“‘免役法’的钱要收,原来的劳役杂税照收不误”……谁敢有怨言,马上扣上“破坏变法、目无君上”的大帽子。不管原来的设想多么美好,全部给你执行成掠夺老百姓的新工具,不动声色就达到破坏变法、搞垮王安石的效果。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一统又死……”一说制约就把轴抱死连转都转不动,一说搞活就让轴随便晃荡甚至整个散架,就是不让轴既不散架又运转自如。

  ——一说反腐倡廉,马上把基层员工的春游也取消了,美其名曰不能公费旅游;越“反腐倡廉”越起劲地专门在工作上搞“枪打出头鸟”,干事越多越危险,干事越少越安全,什么也不干反而什么罪也不会有,逼着上上下下集体怠工——态度良好、笑容可掬,就是拖着不办事,不是说这里不合手续就是说那里证据不足不能办,故意让人感觉“越反腐倡廉衙门办事越难”;一说国企领导不能乱涨工资,马上不但连基层员工的工资也冻结,而且连必要的基层员工福利也取消,逼优秀员工纷纷跳槽,使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一说“简化行政审批”,马上一风吹干脆连必须的审批也取消,任凭假冒伪劣鱼目混珠酿成天津大爆炸、金融大风暴,唯恐经济不危机、民愤不沸腾……“合理合法”地激起普通老百姓对“反腐倡廉”和最高领导的反感,不动声色地达到破坏“反腐倡廉”、损害最高领导的实际效果。

  ——一说宣扬抗日,马上炮制“抗日神剧”,让人一看就倒胃口,从而对一切抗日题材作品都丧失了兴趣,不动声色地达到以“宣扬抗日”的名义“破坏宣扬抗日”的效果。

  ——一说“干部知识化”,马上搞“文凭主义”,愈演愈烈,直到“高学位、名校、名导师”、“学历查三代”(有朝一日一旦反“文凭主义”,保证马上“大老粗高于一切”、“专提文盲”)。

  ——一说整风向党提意见,马上“共产党下台”、“轮流坐桩”;一说反右,马上“按指标抓右派”;一说反对“共产风”、纠正极“左”,马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人间正道私有化”、“公有制是邪恶”;一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马上打砸抢武斗抄家;一说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马上抓“侮辱画像”、专门拿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对着太阳反复看背面是不是有不恭之处;一说纠正打击一大片平凡冤案,马上“一风吹”右派全部摘帽平反,从此任凭全面否定中国革命、诋毁共产党、疯狂辱骂毛泽东……

  美军作战手册说:“如果你的攻击进行得很顺利,那一定是你中了圈套。”军事上如此,政治上同样如此:对深恶痛绝的事不但不反对,反而敞开了欢迎、格外卖力执行,背后肯定有名堂——如果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某项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却显得格外积极、格外热心、格外卖力,执行起来格外坚决、彻底,那十之八九是“极端化破坏法”:“过犹不及”、“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荒谬”。故意走极端,是为尔后反攻倒算全盘否定做准备——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不想干的事向来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怎么推都推不动;对想干的事根本不用催促,怎么拦都拦不住——三令五申不准建楼堂馆所、不准公款吃喝、不准行贿受贿……拦住了吗?“高薪养廉”、“私有化”、“先富起来”、“文凭主义”……用得着半点催促吗?这样的人却格外起劲地干自己尔后格外起劲痛骂的事——反右时格外起劲地滥划右派、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亲自撰文“三餐干饭不要钱”、“亩产6.4万斤”、“反瞒产成功”的杜导正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反右、“饿死3000万”;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胡绩伟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大跃进“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格外起劲地闹“两个凡是”的郑必坚尔后格外起劲地向美国人保证一笔勾销一切“凡是”:“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格外起劲地反私有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许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的吴敬琏尔后格外起劲地鼓吹私有制,成了大名鼎鼎的“吴市场”;格外起劲穷凶极恶“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的吴思尔后格外起劲批判毛泽东时代“穷凶极恶”……格外起劲骂极“左”的正是格外起劲闹极“左”的;格外起劲控诉文革“打砸抢”的正是文革中格外起劲“打砸抢”的——如果当真反对,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就不像顽强抵制禁止公款吃喝的三令五申一样顽强抵制“打砸抢”了?为什么那时就像闹“高薪养廉”、“先富起来”一样闹“打砸抢”,不但不用催,而且拦都拦不住?

  “极端化破坏法”是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实现“下级抗上级、下级整上级”的一个杀手锏——打着“服从你”的名义整你,搬你的石头砸你的脚,“打着红旗反红旗”,既达到了目的又“合法合理”,让你有苦说不出。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就无法改变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行政执行权的状况,就无法制止他们利用独霸的行政执行权搞“极端化破坏法”。

  (“极端化破坏法”与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一个一定有利益关系在内,一个不一定;一个是居心不良,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是无心之过,因水平经验不足而好心办坏事。一个专走极端,惟恐不出乱子,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极右来回跳,这次如此,下次还如此,回回如此,永远不改;一个注重后果,知错必改,注重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为的是禁止再做某事;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找出原因加以改正,为的是把某事做好。

  打个比方:一个是你说偏右了他就故意闯逆行线,你说偏左了他就故意撞马路牙子,然后说,都是你让我这样开的。结论:你下台,由我来。一个是发现要闯逆行线、撞马路牙子立刻努力纠正,即使没来得及出了问题也会说,是我没掌握好,下次一定改,结论:只要加强训练我一定能把汽车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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