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责任：提出1070万吨(人均18公斤)钢的目标，在接近平台的关键期退二线把担子交给缺乏威信的接班人。
接班人的责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树立威信，放任浮夸。
彭帅的责任：在纠左的关键时刻跳出来，攻击接班人，提出继续抱苏联大腿，导致纠左失败。
官僚集团的责任：迎合上意，冷血征粮，掩盖灾情，延误赈灾。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与中苏密切合作分不开。但是到1950年代末，情况出现了变化。中苏合作基础有两个，第一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壮丁需要中国劳动力;第二是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搞臭斯大林导致国内政权不稳，东欧动乱，需要中国声援。1950年代末，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经过10多年的休养生息，苏联壮丁开始恢复，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也开始稳固了。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条件：中苏继续合作，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毛、刘、邓，都不同意。
赫鲁晓夫这种要价，相当于一种讹诈。中国当时虽然有了156个大项目，但是基本都是在苏联人指导下完成的。从工程师到技术人员，都是老大哥指挥，中国人跟在老大哥后面转。还处在学徒的地步。
一群土八路得到了政权，国家百废待兴，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发展，技术官僚中很多是旧政权中过来的。何况，民国时代，大家都懂的，基本没有工业基础，经济基本放任自流，所以这些技术官僚也没多少实践经验。大家对如何发展工业化其实也不太懂。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人口的增长，如何平衡，完全没有经验。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面强调要尽快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也不仅包括苏联，也包括当时尚在敌对状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包括生产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
但是，缓不济急，时不我待。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在即。中央提出大跃进，希望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条路，自己完全没走过，但是怎么办呢?
回去找老大哥?老大哥当然欢迎中国回去，不过代价是要中国做奴。中共早期，仰赖苏联，多次被出卖，吃过亏。毕竟国家间是以利益为重，如果事态发展对苏联更有利，苏联利益和小弟利益冲突的时候，苏联必然会牺牲小弟的利益。
除了没有经验，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前几年国家发展顺利，给高级领导层面带来的过高的信心，让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经过近10年高速发展以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平台期。
于是，毛泽东提出1070万吨钢的指标。这个指标定高了。
高是相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而言。1949年解放，钢产量15万吨，按5亿人计算，人均300克，够做一把菜刀。没记错的话，英国的钢产量，在19世纪初，就超过1949年的中国了。人均更高。没有那样的钢产量，怎可能进入蒸汽时代?大炼钢铁，是目标1070万吨钢，人均18公斤。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找个20公斤的杠铃片看看，20公斤钢有多少。够干什么的?修铁路、造桥梁、盖楼、生产机械设备，都需要钢铁。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水平。
工业化时代，土法炼钢，好不好?有现代化的高炉自然好。没有现代化的高炉，生产一些低劣的钢铁，制造一些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总是可以的。毕竟中国连生产必要的农具和生活用品的粗陋钢铁都不足。再说，如果土法炼钢能生产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那么就可以节约高质量的钢铁，用于更重要的建设。这是当时的想法。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弄死了贝利亚。然后，赫鲁晓夫又弄倒了马林科夫。斯大林钦定的接班人，没接上班。
这件事情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毛泽东的想法是自己隐退二线，让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在一线，积累经验，树立威信，为日后接班铺平道路。
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即将面临平台转折期的时候，毛泽东的后退，违背了危机时刻集权领导的原则，必然导致危机时刻的二元领导。这就为日后纠左困难埋下了伏笔。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也渴望做出一些成绩，树立威信服众。接班人的地位，其实并不稳固。如果考虑到1953-1954年的高饶事件，就会明白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的心情。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对经济有多大潜力也不清楚。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干出一番丰功伟绩，超越前人，树立威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了具体的操盘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上进一步加码。短时间内，大量项目上马，各种经济指标一涨再涨。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1958-1959年前后开工的重大项目有哪些。以北京为例，当时的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全国范围更多。比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0/20/5224942_403420016.shtml。
有人说，大跃进完全是胡折腾，并不正确。
上面希望什么下面就提供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官僚系统的特点。上面想法，下面摸得很透彻。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再夸大一圈。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是现代才有的。层层报数字，抓落实，简政放权，其实都是电话往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于是，亩产万斤，放卫星，全部冒出来了。
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开始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纠左。问题是，这时纠左很困难。接班人在一线工作，毛泽东理论上已经退二线。纠也不是，不纠也不是——纠左必然危害接班人的威信，不纠左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话说不到，纠左无效，话说重了，对接班人伤害太大，接班人必然有抵触情绪。再说，过分纠左，必然进一步破坏接班人的统御能力。所谓主少国疑，就是这种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意外。彭帅在庐山向接班人开炮了。彭帅把接班人的工作说的一无是处。
当时大跃进确实出现了很多冒进的问题，彭帅不是放空炮(不过也是马后炮)。可以说，彭帅开炮与毛泽东纠左之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毛泽东的纠左，必然伤害接班人的威信，这种情况下，必然有人跳出来挑战接班人。
彭帅未必有野心，但是却缺乏长远的眼光。他既想要国防现代化，有不想过高积累，彭帅的路子是继续抱苏联的大腿。彭帅的思路，继续抱苏联大腿，不能完全说是错——至少到1980年代，抱苏联大腿的国家混得都比中国好。只能说短视。短视没关系，问题他是国防部长，军队直接领导人。
现在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了，是挺接班人，还是挺彭帅?毛泽东试图调和，彭帅没答应，接班人也不答应。两个都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主席，你看着办”吧。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接班人。这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如果牺牲接班人，那么必然导致自力更生路线夭折。接班人与彭帅的分歧，说到底是路线分歧，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搞工业化，还是投靠苏联搞工业化的路线的分歧。毛泽东肯定选择独立自主。这一点上，谁支持他，他支持谁，谁反对他，谁完蛋。
第二，接班人及其助手的地位相比彭帅高，换接班人引起的政治地震必然更大。
第三，如果因为彭帅的原因，拿下了接班人。那么就开了军人干政的先例。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别人当接班人，没有军队点头，也难以稳固。后任怎么接手?
第四，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毕竟当时上马的很多大工程，都完工了。
于是，彭帅下台。
国防部长，抗美援朝的英雄，下台，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于是，向下传达。
这一传达不得了，下面本来还有些人有异议，看到彭帅的下场，再也不敢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冒进说三道四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后悔传达范围太大了。
彭帅这一搅和，毛泽东纠左失败，彻底不可收拾了。
其实我挺理解彭帅，对大多数出身农民的解放军来说，大家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不就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吗?现在打下天下来了，还要搞工业化，日子虽然有改善，但是大多数收成还是上缴国家，自然有怨气。苏联当年因为余粮征集制，闹出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彭帅的压力肯定也很大。再说，彭帅在朝鲜和一个工业化国家对过阵，心里深知差距。他选择能搭苏联顺风车就尽量搭，也是情理之中。
1959年年底，放出的卫星要兑现。吹牛皮要上税——没收那么多粮食，但是要上缴那么多粮食。于是，出现了饥荒。
以“信阳事件”为代表，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当地领导，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书记路宪文，先是吹牛皮，然后是冷血征粮，后是隐瞒灾情，导致当地大批人口饿死。中央知道以后，吴芝圃逮捕路宪文，把责任全部推给路宪文，试图杀人灭口。毛泽东批示，救了路宪文一命。
这两位在改革开放以后，被平反。
同样有类似劣迹的省委书记，没有被深究。没有被深究的原因，大约是怕他们利用饥民动乱。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赫鲁晓夫趁机落井下石，一夜之间撤走专家。大量工程停工、半停工，大批企业瘫痪，国内工业几乎停摆。
这个过程很惨烈。分析起来，原因是综合的。有领导层决策失误，缺乏经验，盲目乐观，有工业化发展的路线之争，有苏联背信弃义，有干部集团官僚主义严重，付出代价的是劳动者。
今人从上帝的视角看，当时有若干避免灾难的机会，但是如果关闭上帝视角，置身其中，则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决策。
以上内容来自点滴积累，并不全面，不排除随着档案解密，有新的内容增加进来。
原载于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9a2620102wq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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