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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来龙去脉

2016-01-28 17:10:07  来源:财新网  作者:刘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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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要:认识的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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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嘉宾:刘国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财新记者 向明

  2013年09月16日  原载:财新《中国改革》 2013年第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5年,他与薛暮桥、马洪、吴敬琏一起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他对中国新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贡献卓著。

  近日,刘国光先生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这位耄耋老人依然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语调流畅,在他的娓娓叙述中,中国改革岁月的风云变幻又跃然呈现。

  谈及近些年来他发表的一系列引发舆论界广泛争论的观点,刘国光依然不改初衷,重申了他的一贯立场:“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

  他说,扭曲的市场化、过度市场化和不公正的私有化正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必须警惕一些人以“市场化”之名行“权贵私有化”之实;对市场化不足之处需要完善,过头之处需要裁减;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老人告诉记者,他一生一以贯之的“道”就是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

  发出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声

  财新记者:1979年,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此文发出了在中国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声。这篇文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发表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国光: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其实我很早就有接触和思考。上世纪40年代,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陈岱孙先生讲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徐毓枬先生的《高级经济学》。陈岱孙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徐毓枬先生是凯恩斯的学生,他还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早中译者。所以,在大学期间,我们主要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但是,西南联大当时很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籍也可以看,也可以研究。所以,我就把《资本论》二卷、三卷都看完了(《资本论》第一卷我在上中学时就读过了)。当时,我既喜欢学习西方经济学,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兴趣浓厚。后来,在赵乃抟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为毕业论文题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1年,我作为第一批被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之一,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又受到了系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的熏陶。1951年至1955年留苏期间,我主要研究国民经济计划平衡问题。

  由于我学过西方经济学知识,解放前后也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对市场那一套多少有所了解,我感觉市场经济还是比较有活力的,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而苏联的计划平衡方法虽然努力发挥有计划、按比例的功能,但是,行政管理手段太多、太死。实际上,我那时的经济思想中就有利用市场的萌芽,赞成计划经济,但是要利用市场。但是,在那个年代,现实问题不能研究,是禁区,我只好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避开现实问题。我从理论上研究经济怎样按比例发展,怎样使经济平稳发展,不要大起大落。

  “文革”之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我就逐渐地亮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可以说顺应了改革的潮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摆脱了种种教条主义观点的束缚,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客观规律办事,成为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其中一个有关经济全局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在1978年末1979年初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送中国社科院,接着提交1979年4月间由薛暮桥和孙冶方领衔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我们的文章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利用市场,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计划的调节。

  因为文章触及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发表的该文后批示:“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此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内部刊物,国内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该文。可以说,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现在看来,它还是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就是仍然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提出计划与市场可以而且必须互相结合。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折中者

  财新记者:中共十二大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那时,你曾撰文直指计划经济的弊端,但受到了批评。可见,在当时情况下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很不容易的。

  刘国光:1982年9月初,我应邀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文中提出,在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应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经济采取三种不同的管理形式,即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一般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小商品和其他农村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下的自由生产和销售。并指出,随着经济调整工作的进展,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指导性计划的实质就是利用市场调节来实施的计划调节。我还指出,在保留和完善国民经济的三种管理形式的同时,必须着力研究指导性计划的机制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难度较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坚持改革方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在中共十二大前送《人民日报》,正好在十二大期间发表。由于十二大报告中有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的阐述,同我的文章中主张指令性计划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的意思有出入,因此,十二大文件起草组部分同志认为我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原则,在权威报刊上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只有对重要的产品和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我们的经济才能成为计划经济”。

  当时我并不知道,胡乔木同志为我文章的事情曾于1982年9月7日写信给《人民日报》领导人,提醒说“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慎重的”。在十二大闭幕后,我走出人民大会堂时遇到胡乔木同志,他对我说:“你有不同观点可以向中央提出,但在报上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影响不好,要作检查。”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从组织原则上作了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检查,但思想上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总趋势是市场调节的分量逐渐增加,而在计划调节的部分,又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两年之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全会提出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指出,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当初批判我的同志也认同了这一论点。

  这说明认识的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的。

  “物价闯关”的由来和影响

  财新记者:1988年,中央十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和部分专家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但你和吴敬琏提出不同意见,而事后证明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请你谈谈“物价闯关”的背景以及“物价闯关”失败的影响和经验教训。

  刘国光:“物价闯关”的大背景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一直搅和在一起。到了1987年、1988年,围绕经济改革需不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当时两派观点争论很大。

  一派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只能在经济紧张的环境下推进,而相对宽松的环境只是改革的结果,不是改革的前提。因此,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物价高一点不可怕,主张以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加速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1988年达到顶峰,在当时实际上占优势地位,中央一些领导都赞同。

  另一派则反对“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通货膨胀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发展。改革只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推进,具体来讲就是总供给要略大于总需求,物价比较平稳。在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物价节节上涨的紧张情况下,容易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抢购的情况,改革很难进行。

  1988年2月,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口号不能放弃,引起广泛共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我同在一个小组,他听了我的发言表示赞同。我对他说,治理通货膨胀现在就要抓紧,不抓紧很危险,要出问题。薛暮桥看了发言纪要后来信说:“要下决心在两三年时间内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那种认为停止通货膨胀会引起经济萎缩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无根据的。”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内实现工资和价格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策的高层会议上,我和吴敬琏提出“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我们认为,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向其他领域扩散,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且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首肯。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拉美经济的考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都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由此得出了在高通胀、高增长情况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乐观者估计的那样发展。6月初正式决定实施物价和工资政策闯关以后,物价迅速上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8.8%,城市普遍出现抢购风潮,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搞得许多银行没有现金,不敢开门了。为了抑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物价迅速下降,付出的代价虽然没有“大跃进”那么大,但也确实不小,经济出现了过冷的局面,GDP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1%一下子降到了1990年的4.1%。“物价闯关”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究竟有利还是有弊?

  高通胀对经济增长不利,这个没有学者否认了,但是,所谓“适度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还是有利的观点还有市场。现在,适度通胀还有人在主张,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做。根据央行2012年公布的数据,M2(广义货币)余额97.42万亿元,而2012年中国GDP为51.9万亿元,M2/GDP比例达到188%,这一数据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高位,却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不算货币超发。可以说,这种观点只有少数金融家、企业家及部分官员和学者支持,大多数老百姓是不支持的。这个话我敢讲。

  物价为什么上涨?主要是因为增发的货币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很多。可以说,即使是“适度的、慢性的”通货膨胀,其在长期引起的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一个剥夺大众、富了少数人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过程。现在好像情况有所变化。

  比如前不久的“钱荒”,中央认为总的流动性还是很不错的。问题是,资金主要在房地产市场、金融证券市场等虚拟经济中流动,实体经济缺钱。这次政府没有主张用增发货币的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很好。那么,过去超发的那么多存量货币怎么办呢?将来会不会又用超发货币来促进增长呢?这还不清楚。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转机,至于我们的整个政策怎么变化,还不能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由高速向中速转变,从10 %-9%,转到7%-6%之间,从世界范围来讲,并不是低速度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速度保持下去的话,也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提出的

  财新记者: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仍持续不断,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锤定音。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国人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究竟是怎样提出来并被全党所接受的?

  刘国光:经过多年的争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两种思想情结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为主为辅”的长期争论。其实,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与市场各有其正面优点与负面缺陷,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的优点长处都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这个信念,在这一段争论的末期,我试图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这一情结纠葛。1990年5月在《求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1991年5月在全国计划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1991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术报告会上,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这样的努力。

  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了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简单说,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范围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

  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有这么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

  但是,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局限性;二是由于客观信息不对称和搜集、传递、处理上的局限性;三是利益关系的局限性,即计划机构人员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受各种社会势力和利害关系的约束,等等。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和情势的要求。

  十四大报告起草时,我有幸参与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各方面经过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提法。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整理成三点。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这三种提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前,把我从玉泉山(十四大报告起草组驻地)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我的意见。我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也讲了这段话。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确实是对的。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有计划”。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联合于1992年9月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我在系列讲座的开篇讲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顾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阐明了若干焦点问题。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这也算是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也是有计划的”一个呼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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