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有一家农民的四个小孩集体喝农药死亡，孩子留下的遗书这样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凡为人父母者，见此遗书，恐怕皆有想哭的感觉，这样的话语是锥心的，是刺痛灵魂的。
毕节4兄妹服农药死亡,留守儿童何处安放童年?
再联想到毕节曾经的五个少年闷死事件，我对“良心”一词产生了新的想法，我认为政府也该是有良心的，虽然“政府”只是个代理名词，但它的委托人是全体人民，如果说政府没有良心，那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集体缺失良心，一个没有良心的民族与国家是可悲的。
说实话，内心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写下去，批评谁都可能会引起不愉快，何况自己曾多次被警告，但最终我还是决定说出来较好。我的前半生，富是没富过，但穷日子经历过，曾经是全村最穷的穷人，我对穷人的了解要远比对富人的想象多得多，也深刻得多，如果要我对政府良心给一个定位的话，我将坚定地认为政府良心必须定位在穷人身上。
在封建时代，皇帝多数时间是坐在深宫里不出门的，偶尔游山玩水，那也是车马千行，粉黛相伴，只有少数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会搞个什么微服私访。后人都会说康乾盛世，却很少有人知道《浮生六计》的苦难也是民间实情，康乾年代的穷人数量不见得较前朝为少，不过是落得个不上战场的太平生活罢了，皇帝下来私访，主要是看平民百姓的生活，最能打动心弦的也是穷人的命运，至于贪官和恶霸，那总是与穷人成双成对的存在，穷人的疾苦即因贪恶的欺凌，皇帝要改革，目标还是改变穷人的命运。
今天，我们可以唱赞歌，高铁满世界推销，福布斯富人排行，中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马桶被中国人抢空，欧洲名牌被中国人抢脱货，美国的红樱桃隔洋大量空运而至，世界各地的海滩上躺着成群结队的半裸炎黄子孙。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富人多，这些富人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已经是“老大”了，北京可以买下美国，欧洲人分辨东方游客的国籍就看购物，四肢全用上背货的肯定是中国人。当然，也有说某群人是钱多人傻。
我们看电视、看报纸、看开会，多数的情况是接受上一段的内容描述。然而，如果打开网络，情形就有些不一样，富人的描述不会少，但穷人的描述也能占足够的版面，6岁的穷孩子被逼给贵宾狗下跪，穷苦老人被扔荒郊外死亡，农民集体服农药维权，讨薪女人命绝黄泉，49岁农民被拆迁队的铲车活活辗死......
大家如果把自己置身于现实之中，你会发现，能占据新闻版面的这两类生活都不是主体性代表，一般人都与之无关，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小，中间大”现象。一般来说，政府倾向于更多关注中间大的这部分。什么情况会例外呢?当一个国家处于非平衡发展理念指导下时，富人可能成为政府关注的实质重点，中间和底层可能只是口头宣传的重点，这里面除了富有特色的“先富指导理论”外，还有另一种比较可笑的固化观点：没有富人的创富，所有人都会变成穷人。
从中国的表相看，上述穷富逻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近几十年来的改开理论，但是，我很想说的是：无论什么历史，富人离开了穷人，富人就失去依靠，穷人离开了富人，最多也还是穷人。
就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言，也是穷人最为重要，每个朝代变更的主因都是穷人造了反。穷人为什么能够造反?因为治理者治着治着就把自己跟富人混到了一块，忘记了自己的依靠是多数人，一小部分的穷人得不到重视，富人就会壮着胆子让更多中间层慢慢变成穷人，逐步壮大穷人队伍的规模，最后自然而然地积累成巨大革命力量，此鉴真切，忘必有难。
为什么政府的良心不必放在富人身上?因为富人手上有钱，他们知道自己怎么花钱及如何赚钱，你不理会他们，他们懂得钱生钱的理，你不照顾马云、王建林、吴小晖、马明哲等，他们不会收手歇息，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万亿帝国”做成“万万亿帝国”，就算马云垮了，牛云、朱云、文云又会取代他们，政府对富人的良心最关键点是让富人守法，规范他们的行为，让他们不致挨断头铡，约束富人是对待富人的万能钥匙。
对待穷人则不一样，穷人之所以穷，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少数因智力因素和身体因素致贫外，绝大部分穷人是因代际传递和政策制度所致。比如说世代为农的人家，他们要走出家庭并且成为中间的大多数，所要付出的努力就远远大于其它群体，穷人跨入中间层和上层的比例远低于其它群体。再比如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那个“一部分人”也不是优先于穷人身上，通常是以某一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为主，不排除有极少数穷人也掺进了其中。从群体的大样本来分析，穷人的队伍主要还是根植于工农阶级，他们从社会进步获得的红利要远小于其它群体。
政府如果把良心定位在富人身上，其结果只能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只有把心思花在穷人身上，穷人才能越变越少，社会的危险性也会随之减小，穷人的危险性在于穷，而不是其它，穷则思变，变则有路，如果让穷人看不到希望，他们就会用绝望的办法解决问题，这完全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凡为政者不能不明此理。
政府是人民的代理机构，其中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有没有良心关系着政府的形象。曾经在一个机关的工作区内，看到一位保卫人员将一个卖土黄鳝和土脚鱼小贩的桶子猛力往地上一砸，黄鳝到处跑，那个大男人哭了，我看着心痛，帮着他收拾，但是，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内心知道，这些黄鳝能活下去的不多了，身上有干土又缺水的黄鳝活不久的。保卫人员打着保卫机关的名头将武力投向了靠卖几条黄鳝为生的穷人，这种小事折射了政府人员良心的偏离，他们与穷人的感情越来越远了。
还有一件事也为我所了解，一位校友在广西某市，几年前，患了白血病，经过骨髓移植，命暂时保住了，但工作能力没有了，他带着老婆每晚在街边摆地摊卖些小货，经常被城管赶得东躲西藏，后来，我给他出了主意，让他把自己的病历和手术证明摆在地摊上，让城管网开一面，他照着做了，仍然没有收效，他说人家根本不相信。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我理解城管的正常工作，但是，从政府的制度设计角度看，我是非常不满的，既然可以体验到有一个较大的群体需要摆地摊，而且这个群体多数是穷人，那么，你就不能一赶了之，正确地安排穷人才是政府的良心所在，简单驱赶是缺良心的设计。
还有那个砸饭碗的话题，多年来，我也是一直在向政府呼吁，不要老是把“砸饭碗”挂在嘴上，政府的职责是让足够多的人尽量保住饭碗，并且是帮着底层人保饭碗，而不是纵容或要求企业砸工人的饭碗。前几十年，被砸饭碗的绝大多数是穷人，砸了一个人的饭碗，至少可以带来三个人的逆向心理，他们有很多人是背着怨恨在生活。
良心摆正了，好的政策便会随之而出，良心放歪了，政策就会谬以千里。很多人总是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之所以不见好效果，都是被下面搞坏了，阶层的两极分化也不是政策造成的，是下面的不作为官员造成的。错，错，错。好的政策，公正的政策，它不易得走偏，几十年来，政策容易走偏的根本原因还是良心定位出了问题，服务对象和依靠对象错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产出平衡的结果，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发达，优先满足少数人吃饱蛋糕的政策只会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相对穷人，进而制造出满社会的牢骚空气。
留守儿童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穷人的问题，还原到改革理论上去，就是一个“平衡”与“非平衡”的取舍问题，如果继续选择极端性的非平衡理论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理论，我相信穷人会变成一个无解的群体，良心关照不到的群体会设法去“注视”不要良心的群体，社会的恶循环会湮灭所有的物质浮华，“死了人再重视”的补丁行为顶多只能补补失责的官员，补不好穷人受伤的心。
我还是要继续呼吁政府，你们务必要用“平衡理论”取代“非平衡理论”，唯有如此，方有人民共富与社会和谐的可能性。
政府，如果所有的政策制度都是把良心置于穷人身上，穷人必然会越变越少，穷人少了，富人不就更多了吗?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