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
何新致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
2001年3月8日
何新附记：
下面这封信及书面发言，均写于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信与文件都在当天即送报到最高层。
当时之所以感到有必要讲话，是因我认为当时已经推行数年的所谓“转制下岗”政策，不过是又一版本的休克疗法，继续搞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此信及文章送上后，似激怒了一些人。不久，原政协主席派某副秘书长与作者谈话，微示上峰不满，又云为照顾我“身体”，并因机构改革，建议安排提前退休。因彼云只是征求我意见，故我当时对之未置可否。
但是在这一年夏季，我又出版了一部更系统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书，即《思考》第二卷“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此书出版后亦于当年十月间送报了各方面。
上述信件及发言均是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的，因此官方有纪录。
人们会注意到，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被收敛，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终于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虽然难以知道调整决策的具体过程。但在国内经济学界，这一组信件及文论应是较早面对面地向高层揭露了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并击破了支持这种政策的统计和理论根据。
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披露以上事实，可以使未来的史家了解有关的政策争论以及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当时所以写此信、此文和此书的用意。
故此将两年前的这封原信及那篇经济形势分析，刊布如下。
(文件一/2001年3月致朱的信)
尊敬的朱镕基总理：
拜读您的工作报告，并当面聆听了您在我们(经济农业)小组会上的讲话。
读您的报告后，感到报告的执笔人抽象地谈结构，却忽视了以上两种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即贫富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报告中抽象地谈加快发展与增长，却忽视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要素或数字(包括科技问题)。而当今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们的情绪如何?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表面的歌舞升平、高楼快路之后隐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源，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不良。当今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并非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早已存在。甚至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它不应该被作为一个解释一切问题的垃圾篓。当今真正的大问题，是国家社会能否保持持久稳定?会不会发生动荡以至动乱?而这就涉及当前国务院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方针的问题（如大力鼓励私有化，大规模推行失业下岗政策等）。我认为正是由于您主持下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如解散国企，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医疗市场化，住房产业化，教育市场化，金融外资化等，导致了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给下一任领导人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对于您个人的崇颂之声，近年在海内外传媒上，您听到的应已很多。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坦陈我个人的以上一些不同意见。
毁誉无常，历史则是客观存在。政治家总是要对历史负责的!我真希望形势并非如我所言那样消极，而我的上述看法都是极端荒谬错误的。那将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而我个人则情愿以言邀罪，成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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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我窃以为，您的公子如大有为，似可委之为中国石化或中国证券的领导，可在国内领取高薪。所谓内举不避亲。但作为国家首相之子，似不宜作为外国在华区域的利益代理人，尤不宜担任美国巨型跨国公司（如高盛财团）享持高薪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这是会招致物议和令人想入非非的。此或会有损您持政"清廉"的政声和清望。 诚惶诚恐，不知所云。敬颂
政祺!
何 新
(后附一文仅供参考)
何 新
2001.3.8
(文件二/2001年3月致朱的意见书)
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1. 国家在近年内可能由于失业问题爆发中型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2. 香港近期可能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
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
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
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
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
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
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2001年3月8日写)
(书面发言参见《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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