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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最新文章:跟这帮人,没法讲道理

2013-10-05 14:36:2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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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阳答轲南网友兼评郭世佑

  2013.10.3.

轲南友

  谢谢您的信任,请我点评郭世佑的“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其实我觉得您有点高看我了。我觉得不管我评不评都不会有多大区别,反正反毛的不管你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他都要反,拥毛的不管别人怎么造谣中伤他都会拥。这归根到底是根本立场问题,而根本立场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靠言词能解决的问题。

  郭世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反共的少,反华的更少,而酷爱毛泽东的却大有人在,因此“震惊与忧虑”。其实道理很简单:“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到了海外,通过切身体会一下子就能明白国内“精英”吹得天花乱坠的“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

  比如夏俊峰案,海外华人一看就知道国内“公知”的大吵大闹纯粹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什么“自卫”、“防卫过度”,全是骗国内老百姓的——你在美国跟警察“自卫”试试?早一枪把你崩了,打死白打。前不久一个社区保安无缘无故打死个黑人少年,硬是被陪审团判了无罪。民间再闹又怎么样?还不是不了了之?这还不是正规警察,不过是个“临时工”性质的社区保安都敢如此,其他执法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法制”、“人权”,不过如此。在美国碰到执法的你别说自卫,连摆出个“自卫”的姿态都不行——我认识的一个警察告诫过我,千万别对执法人员摆出“功夫”姿势,否则人家有权开枪。当年所有教我开车的人都一再叮嘱碰到警察拦车的死纪律:Pull over. Shut the engine. Don't move. Say nothing.(靠边停车,关掉发动机,一动也别动,什么也别说)。警察没让你动千万别动,既别开车窗也别开车门,更别试图下车解释。即使让你动,也一定要慢动作,任何猛烈动作都有可能被误解为有危险动作而给你一枪。吃了罚单不管多委屈也别争辩,花钱请律师上法庭争辩去。总之一句话:警察就不是讲理的,跟警察讲理是你自己犯混。这可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海外华人天天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切如果发生在国内,“公知”们非闹翻天不可。相比之下,国内警察简直太文明了。如果对“公知”们那一套“自卫”、“人权”之类信以为真、外照搬照抄到海外,那非付出血的代价不可。然而“公知”们对“自由世界”的这些严酷现实从来一个字都不提,让人以为根本没这回事。叫他们一吵吵,国内一个小贩杀死两个执法人员重伤一人还有了理了,还成了英雄了。仅此一例就能让人们知道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

  这还仅仅是小意思。方方面面的现实教训就多了去了。对西方世界了解得越深入越细致,就对其弱肉强食的本质看得越透彻,就越对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感受越深,就越信服毛泽东。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那样的存在就没有那样的意识。对毛泽东的拥戴不是靠语言文主观夸张就能解决的。文革时我对毛泽东一肚子意见。70年代80年代时很多人不信奉毛泽东。如今全变了。这不是语言之功,而是形势比人强。

  “公知”反毛是他们要以“精英”的方式压迫老百姓的利益需要所决定的,不管你怎么说他们也决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准你说话——比如对郭世佑喋喋不休的“饿死三千万”,不知多少人早就批驳过了,我自己就此写的东西就不下几十次。我说过,苏联卫国战争死亡两千万,占总人口的10%,社会效果就是每家都有亲人牺牲。如果当时中国6亿人死了三千万,占5%,那就是说每两家要死一个人。整个社会必然到处都能感觉到。相比之下90年代下岗三千万就搞得社会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了。而且所谓“饿死三千万”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饿死了,尸体上哪儿去了?当时中国没条件火化,只能埋掉。如果真饿死那么多,必然有大量“万人冢”——纳粹德国杀人工厂拼命焚尸灭迹都没能成功,中国如果饿死三千万怎么可能没有尸体?更简单的验证办法:谁说饿死那么多人,让他把自己和自己亲友那些年的未修饰的照片公布出来,看是不是象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照片那样饿得皮包骨头。起码这些人当时得有证件照片。是不是饿得要死一看照片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一张照片都拿不出来,那足以证明是蓄意撒谎。诸如此类的反驳“公知”们什么时候听进去过?你说你的,他造谣他的,而且拼命封锁你不准你的观点流传。

  又比如郭世佑的文章现在还在用《国际歌》否定《东方红》,而这套谬论我早在4年前就批驳过了(见附录),一直被他们封锁得死死的。他们自己听不进去,也不准别人听到。所以跟他们讲理纯粹浪费时间。就象秦火火,你跟他讲理,讲得通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别指望跟“公知”讲道理,人家的宗旨就是不讲理,学苍蝇蚊子没完没了跟你嗡嗡嗡。拥毛的人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打破“公知”的封锁,让不抱偏见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否则郭世佑们怎么会“震惊与忧虑”呢?虽然他一个劲地象阿Q一样声称大获全胜了,但这“震惊与忧虑”却真正令人感到高兴。

  附录一.旧文摘录(“救世主”与“大救星”——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兼教师节有感2010.9.5.)

  附录二.请黎阳先生点评郭世佑的《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一文

 

  附录一.旧文摘录(“救世主”与“大救星”——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兼教师节有感2010.9.5.)

  翻翻字典,“救世主”的英译是Savior,解释为“拯救者”;“大救星”的英译是Liberator,解释为“解放者”,这已经显示出不同了。

  再仔细推敲,“救世主”与“大救星”不但不是同义词,而且实际含义截然相反。

  “救世主”这个概念源于宗教,是宗教迷信的产物——什么是“救世主”?来自尘世之外的天国角色,神的使者,或者说就是神自己,总之是能创造世界、拯救世界的活神仙,屈尊降纡跑到人间来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来了。换句话说“救世主”不是人,超凡脱俗高人一等,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一出场就解决一切,什么苦难困难都一扫而光,根本没有凡夫俗子们什么事。搬出“救世主”其实只意味着一条: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该做,只配耐着性子忍受一切,静候“救世主”大发善心出来包办一切——当然,这就免不了需要另外加上两小条:一是要对“救世主”百依百顺顶礼膜拜磕头皈依;二是要对“救世主”倾家荡产“无私奉献”。

  “大救星”这个概念源于现实,是科学实践的产物——人们总是说“盼星星盼月亮”、“抬头望见北斗星”,把北斗星喻为“救星”。为什么?因为北斗星能告诉人正确的方向,让人在茫茫大海茫茫夜雾中知道该往哪里走而不迷路。这正是“大救星”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来自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不是来自虚无缥缈的想象;并不包办、代替、取消你走路,只是告诉你该如何走;而且这种告诉是无代价的,不要求回报,与要求你无条件顶礼膜拜、倾家荡产“无私奉献”、最后却告诉你根本别走路、乞求等待“救世主”显灵发慈悲的说教截然相反——当人们迷路迷航时是抬头找指路明星,还是抬头找救世主?是说“抬头望见北斗星”,还是说“抬头望见救世主”?两者一样吗?能互换吗?

  决心自己走路而不知如何走的人需要“北斗星”。决心靠自己的奋斗掌握命运而不知如何奋斗的人需要“大救星”。守株待兔不走路的人不需要“北斗星”。不想掌握命运或不打算靠自己的奋斗掌握命运的人不需要“大救星”,只能寄希望于“救世主”。

  明白这些,立刻可以明白《国际歌》与《东方红》这两句歌词的相互关系:

  《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别指望天上掉馅饼。

  《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教你如何自己做馅饼(而不是要你等着天上掉馅饼)。

  可见,《国际歌》与《东方红》这两句歌词不但不相互矛盾,而且简直珠联璧和:前一个告诉你一切靠自己,后一个告诉你如何靠自己,承上启下,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附录二.请黎阳先生点评郭世佑的《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一文

  作者:轲南(卫.岛.洁.桑)[216236:6666],18:04:1810/03/2013:

  -论剑谈棋豪杰尽聚-华岳论坛-http://hua-yue.net/

  郭世佑--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昨日早上走进清华园甲所第二会议室,为清华大学国学管理研究生课程班讲座一天,谈曾国藩的文武事功与成功之道,听众的兴致颇浓,课程的管理者也在陪听始终。原计划上午与下午各讲一场,不意听众与管理者要求晚上再加一场,为不让彼等扫兴,只好遵命。虽然我是带着医嘱与三种药物而来的,但毕竟还没有学会谢绝他人(CCTV“百家讲坛”的邀请除外),一天之内讲完近9个小时,回到家里就感觉很累,毕竟已不比20多年前某日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都能坚持的时候了。

  下午有个细节倒是让我有些震惊,也让我有些忧虑。当我讲到我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时,有位自称1990年从清华的工科本科毕业、在美国高校还教过书的中年女士打断我的话,以生气的口吻说:“我不赞同你这样说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让中国人有面子,让人民对他感恩,至今为止,很多民众都没有忘记他,都把他当神崇拜他,可见他有多伟大!你不知道有多少下层民众至今还感激他。”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民众像你一样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还需要通过调查与统计,进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数;她和民众崇拜毛泽东,并不能说明与毛泽东真的那么伟大,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请她针对我的论据质疑,提出新的论据,而不是拿我的论点表态。她两次毫不客气地强调说:“你虽然从小背了很多毛主席的语录,你并没有读懂,没有领会其中的实质,才会这样。”我则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我会很感谢。”她不正面回答,却把话扯开,总有话说。她让我开了眼界,原来还有这样的留学归来者,我继续耐心地回应她: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别人起家,还是靠勤俭持家,毛泽东所分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家产的区别,还有哪些所谓阶级的实质性的不同,毛泽东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在他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该怎么看?她说:“那都是海外的民运分子说出来的,我们很多留学生都不信。”我说:“这与民运分子毫无关系,那你觉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她又把话扯开,说民运分子如何如何坏,内部如何勾心斗角,再三强调毛的贡献,就是回避论据,我说,我与你说的民运分子毫无关系,民运分子是否勾心斗角与你我讨论的问题也毫无关系;至于对毛泽东与所有历史人物乃至现实人物的评价,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哪怕是61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讳莫如深,还没有把一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只搞选择性的真实,还不许学者研究,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气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她说:反正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毛主席就是伟大,他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我就提醒她:“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欢迎继续批评,但需要论据。”

  彼此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她一直以生气的口吻,我则耐心地回答她,算是很有绅士风度了,如果对方是男士,或者是法大本校的学生,也许我会以师长的口气提醒对方,请注意说话的方式与讨论问题的有效性,还要学会尊重职业历史学教授的存在,尽量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否定别人。

  最后,我还真诚地感谢她,是她让我知道,在留学生中,还有她这样对毛泽东如此庇护和一味崇拜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尽管我敢断定,像她这样的留美归来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在此之前,我也见过不少留学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还有留美之后改学商务、电子、机械等专业与行业的,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各科留学生乃至终身教职的定居者,却没有见过像她这样依旧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激情澎湃者。我也诚恳地邀请她:我已计划在我们法大的昌平校区约集具有多学科背景尤其是喜欢阅读与思考的三位青年博士(除了我的弟子——历史所的邓文初副教授,还有马克思主义学院解启扬副教授和胡尚元副教授)同台,用多种声音与本科学生展开真诚的对话,就谈毛泽东的事功真相与评价方法,各抒己见,主讲者之间也可以互相争辩,我争取到场担任主持人,欢迎她去参与对话和质疑。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我想把这样的对话真诚地献给昌平校区的本科学子们。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尽快打破基于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与思想洗脑所造成的毛泽东神话,如果不对毛泽东这样至今影响现实甚深的历史人物获得一个基于史料与逻辑的理性认识,那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学术创新,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云云,就无从谈起。

  我自量平庸,此生做不了别的,如何让更多的学生用自己的眼睛阅读资料与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尽快变得聪明起来,让外人真正瞧得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从教28年来所守候的的一个坚定信念,个人得失在所不计。遥想当年梁任公在与乃师南海先生作对,向孔孟之道发起挑战时,公开宣称:“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梁任公的学养与才情绝非平庸浅陋如世佑者流可以望其项背,然而,梁任公的这份胆量在我的身上倒是存在的。向权力说真话,在西方国家就如家常便饭,平淡无奇;但在我们可爱的祖国,与其说是胆量,还不如说就是责任和操守。

  晚餐时,我有幸与这位女士同桌,大家还在提到讲堂上她与我之间的那个争论。我笑着对她说:“真的感谢你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活跃讲堂气氛,让我知道还有你这样的海归者,也有助于我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与回答,不过,你说话时有些生气,这没有必要,我却始终在耐心地陪伴你讨论,我没有生气,但你真的很坚定,我连这一点都丝毫不能影响你,哈哈。”听我这么一说,她表示歉意,我却坚持说“谢”,这不是假话。只可惜她说有事,没有出席晚上的讲座,不能与我继续讨论,让我晚上的单元变成“单口相声”,其实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我把内容稍作临时调整,颇有针对性地就评判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标准、方法论等问题作比较系统的阐述,亮出我的底牌,比较系统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讲完之后,在场听众都感到更有收获,包括讲座的组织者小张老师。有一位还说,今晚幸亏延长了,他的思路更加清晰了。不管他们是在说客套话,还是真话,对我来说其实都并不重要,我最想知道的只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像某位家长(中组部一位干部)所盲目估计的:“郭教授的家庭肯定在毛主席的时代受到过迫害”,但究竟有多少有知识有文凭者不是出于家庭利益、党派利益与个人好恶来臧否毛泽东先生的。

  东道主派车送回牡丹园寓所,已经不早了,我带着疲惫,一边接应电话,与国际法学院学生协商近期在昌平回应一个讲座之约,就谈法科学生还并不熟悉的近代政治与外交的重要人物伍廷芳,拟题为《法学素养与国家建树——近代中国留洋学法第一人伍廷芳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给他们补课,一边仍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一个留美归来者都是如此无视论据,只缠论点,只顾个人感受,还自信得很,那么,我们该怎样去说服那些至今把毛泽东当神供奉的普通百姓,怎样引导他们除了高歌《东方红》,更要引吭齐颂《国际歌》,说服他们朝前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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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郭教授侃侃而谈说自己如何高明好像猫玩弄老鼠一样戏弄了一名崇拜毛泽东的留学海归,但从其说的情节来看根本不是这样,其讲述自相矛盾,譬如他反驳女方大多数国人没有做过统计学处理,可以他却说毛统治的十七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总和,其数字又可曾有统计学处理?而且他的定论是出国的知识分子必定应该被洗脑成为坚定的反毛反共份子。但事实却不是如此让他很失望。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因为在美国的朋友、亲戚的思想状况都和这些有关,非常希望黎阳先生百忙中点评此文,可以教育更多的国人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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