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高调宣称：汉字抑制创造性思维。有网友认为：专制体制抑制创造性思维。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的事实表明，思想禁锢才是抑制创造性思维的罪魁祸首。

　　西方很早就使用拼音文字，但中世纪的拼音文字并没有带来“根本的第二型创造力”，也就是所谓的“深层创造力——却取决于将不同领域的抽象模式对应起来的能力，本质上就是字母体系所能培养的技能”。中世纪依然一片黑暗。

　　当时，“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并且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拉特兰宫等地交给了教皇。教会统治非常严厉，并且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教士不能结婚，主张禁欲，要求人们将一切献给上帝，只有这样，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另一方面圣职买卖现象又很严重。宣扬三位一体、原罪说等经院哲学，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学校教育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神学。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年－604年）时期，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 另外为了对抗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光复天主教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教皇发起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此举对后来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造成了影响。”（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中世纪》）正是教皇的思想禁锢灭绝了一切创造性的火苗，人们不许创新，只需规规矩矩地服从教义而苟活。到了东方文化西渐，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人的思想才得以摆脱宗教控制，开始了自由思维，于是创新大爆发。这就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显示，并不是西方文字抑制了创造性思维，而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在中国，自古使用汉字，但是无论是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还是秦汉、隋唐的专制时代，创新都很兴旺，而且领先于世界。历史事实显示，汉字没有也不可能抑制创造性思维。

　　中国到了元、清的落后民族的统治时代，愚昧的统治者实行了空前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被官方的“理学”所禁锢，中国跌入了如同西方中世纪般的黑暗当中，正是官家“理学”的思想禁锢灭绝了一切创造性的火苗，人们不许创新，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天理”、“礼教”和“道统”而苟活。创新开始被全面抑制。历史事实显示，不是汉字抑制了创造性思维，同样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专制体制或者民主体制与思想禁锢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并没有禁止创新思维，法西斯德国在新式武器方面的创新让举世震惊。这反证了也不是体制抑制创造性思维，而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在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识破了共济会的阴谋之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弄清创造性思维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开拓创新精神。

　　笔者在早在2008年《中式创新哲学：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一文中就已经指出：

　　中国古代是发明的国度。古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的成功，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背叛了中国的道统，从根基上破坏了中国的传统哲学，走向了唯理是从的唯理论，强化了思想奴役，钳制了人的思想自由，严重压制了人的创新精神，使中国近代在创新领域严重落后。因此，发掘和恢复有利于创新的传统哲学思想，吸收国际创新思想和方法，继承并发扬创新精神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巨型公企与私企驰骋世界的今天，企业层面的创新和国家层面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与整个民族决胜之根本。而创新必须讲究方法，这方法还必须传承中国的传统——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等，同时学习西方的有效方法，诸如仿生技术等，以充实自己，不断发展，处于领先的地位。……易经所描述的道器论，明确地提供了中国古代创新的哲学思想。易经所描述的创新哲学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

　　器物、器用、器具这种创新三段论就是：发现某种器物有某种功能；对器物产生这种功能的运行结构原理进行研究归结其器用；利用器物的这种器用，仿效它用人工的技术制作人工器具以达到近似或更高的功用。 这种创新模式使中国古代有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包括印刷术、火箭等重大发明，甚至是规模宏大的都江堰的治水工程、人工开凿的大运河等。但是近代之后，就逐渐消退。其中除了后期理学对传统创新哲学的破坏作用之外，与创新哲学密配合的科学技术的落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中国，《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下半叶，这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承先秦数学发展的源流，表明中国古代也具有比较发达的数学体系。而中国先秦时期的巨著《考工记》则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的技术内容。同时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足见中国古代已经有比较发达的科技知识体系。由于中国古代的数学等思维工具和技术工具并不欠缺，也就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当时的发明创新。但是近代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思想钳制的状态，极大地压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创新发明被视为“雕虫小技”、“淫技奇巧”而被强力压制，这是近代中国创新沉沦的一个直接原因；另外，社会风气逐渐让技术成为祖传秘方，密不外传，由此便难以继续形成公开共享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知识系统，使技术的积累作用受到破坏，甚至失传；第三是萌芽于惠施、公孙龙、墨经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技术学被强大的易逻辑的整体思维工具所强力挤压，得不到发展空间，未能形成中国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以及经过逻辑变换而付诸实验实证的技能，也就是归纳、演绎、实证的完善工具未能形成。因此在器用原理的阐述上缺乏强大系统的逻辑、数学工具和试验实证方法的支持，产生了可以发现并归结出器用原理，但未能进一步深刻描述的局限性；而技术知识，包括工具的积累、系统共享状态的缺失，使器具的提高受到了限制。由此，许多重大发明产生在中国，而发展在西方：西方有强大的逻辑、数学、科技知识体系。 比如，公元前3000年伏羲就发明了二进位制，但在中国一直都没能由此而发明出计算机。缺乏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系统科技知识体系形成了无形的蔽障。 再如，公元前500年，中国人制成了会飞的直升竹蜻蜓。竹蜻蜓依靠旋转运动产生气流，旋转的翼片切入气流，产生升力。直升飞机的原理已经呈现。到了公元17世纪中国人徐正明发明了直升飞机的雏形。公元17世纪中国苏州巧匠徐正明，琢磨小孩玩的竹蜻蜓，想依此器用原理制造一个类似蜻蜓的直升飞机，把人也带上天空。经过十多年的钻研，他造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它有像竹蜻蜓一样的螺旋桨，架驶座像一把圈椅，依靠脚踏板通过转动机构来带动螺旋桨转动，试飞时候，它居然飞离地面一尺多高，还飞过一一条小河沟，然后落下来。但直升机的创新也就随之陨落了。缺乏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系统科技知识体系的无形的蔽障使真正意义上的直升飞机与中国人无缘。到了1784年法国机械师比恩沃尼制成了有两套旋转翼的模型直升飞机。1796年英国的克雷设计了四叶式直升飞机。1849年英国的菲利普斯制造了一架蒸汽马力的模型直飞升机。1967年法国工程师路易士·佰雷发明了现代化的直升飞机。1932年德国的福克教授设计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并且在柏林博览会上进行了表的演。1946年作为交通工具直升飞机开始使用，寿命达600小时。速度达每小时200公里。1960年前苏联的米尔研制用喷射引擎为动力的世界最大的直升飞，可载40吨。…… 事实表明创新哲学需要有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思维工具以及实证、共享基础上的科技知识系统另一翼的强力支持。只有创新哲学的一翼，而没有形式逻辑和科技的另一翼，发明创新是无法高飞的。须知，中华传统文化是阴阳文化。只重视创新哲学的一翼，而轻视创新工具方法的另一翼，本来就不符合中华阴阳文化的传统。古人早已指明：“孤阳不长，独阴不生”，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因此，理学的理气论，抢到理的绝对作用，走了极端，扔掉中国的传统创新哲学，使近代中国的创陷入了“孤阳不长”状态。相反，独重西方科技，也容易重新陷入“孤阳不长，独阴不生”的另一种困境。 西方也有自己传统的创新哲学。从归纳-想象，猜想-实证-猜想，到仿生学都是。而中国的创新哲学，更注重从天人大体系的整体的道及分割出来的局部所得到的德得到启示，明晰它的器用原理，用以创新发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更容易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因为它排除了更多的所发明的技术体系与大自然的不和谐的可能性。毕竟人类凭自己的大脑器官所做出的猜想，以及短暂人生所做的实证，在大自然亿万年、大系统检验的可行的器用原理面前，实际上非常渺小和可靠程度很低，很难保证它能与大自然长期和谐共处。由此也就容易产生所谓的技术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严重问题：世界末日的严重危机。

　　另外，笔者在2007年《有效的思维工具：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一文中还指出：一个硬币的两面：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左脑进行。其基本特征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联系。抽象思维不同于以表象为凭借的形象思维，它已摆脱了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抽象思维一般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日常生活运用经验解决问题，多属于这种类型。后者是以理论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进行判断和推理。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多属于这种类型。形象思维是思维的另一种形式，是凭借头脑中储有的表象进行的思维。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右脑进行。（注：1981年荣获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佩斯里研究确认：人的左脑承担逻辑思维而右脑承担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斯佩里博士用大量的科学实验表明：人脑的左半球的功能侧重于逻辑思维，脑右半球的功能侧重于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物学博士佩里证明，左脑主管逻辑思维，是语言、数学思维，是可言传的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理学家斯帕利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主要是语言、计算、逻辑思维功能，是理性的脑；大脑右半球则主管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并掌握发散思维等非逻辑思维的功能，是创造的脑。）其基本特征是以格局、想象和重组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模式化、联想推演和格局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领悟事物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思维过程：“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可见形象思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模式思维也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模式，帮助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后者则使用系统的模式理论，运用易卦模式和五行模式体系帮助处理重要事件。

　　无论东西方，创新都必须倚重于形象思维开路，逻辑思维后续的全脑思维。没有右脑形象思维创造性的“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然后还需要依靠左脑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辅之于逻辑推理的完善化，非此创造的火花就难以形成熊熊烈火。这种创新方法符合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和阴阳哲学，也符合西方现代的系统论和左右脑并用的哲理。而拼音文字与形象思维的关联度远不及与抽象思维的关联度，不太可能具有汉纳斯所说的养成“深层创造力”和培养技能的功效。反而是汉字能培养这种能力，从而形成了华人聪明国人的现象。美国人口专家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过，中国人的智商大大超过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在学习使用汉字时，发展了自己的形象思维。因而，国人不可老是傻逼，敌人想诱惑你抛弃的，往往是最有用的，最令敌人恐惧的东东！航空母舰般的中国国企（应回归为公企）令国际垄断寡头战栗，于是“世行”诱惑你抛弃。巨人般屹立的中国公有金融令国际金融寡头战栗，于是“世行”诱惑你抛弃。源远流长的汉语，传承着无比深厚的文化而令图谋独霸世界的共济会战栗，于是《纽约时报》诱惑你抛弃。敌人用他们的行动明明白白地暗示了公企、公有金融和汉字这三宝不但不可抛弃，而且必须全力加强，从而提升中国的世界竞争力。

　　也因此，从理论上讲，汉字不但不可能抑制创造性思维，反而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埃及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点亮了人类历史文明之灯，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创造能力无可置疑。然而距今5000多年前，古埃及就出现了象形文字，后来被欧洲人称作Hiérpglyphe——这是希腊语“神圣”与“铭刻”组成的复合词，即“神的文字”。历史的事实又一次表明，汉纳斯之类“专家”的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抑制创造性思维”论就是地道的伪理论，荒谬至极。曾几何时，西方别有用心的人还曾经断言，在电脑时代，汉字难以输入，终将被淘汰。但结果是汉语的录入速度世界第一，让预言者出尽了丑。而《汉语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一文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美国有一份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来源：《看中国》的报道）汉字对创新的的促进作用反而让美国的顽固分子膛目结舌。由此看来，美国的新预言者还得再出一次大丑。而对于那些狂妄自大的美国共济会大佬，人们也可以很美国式地告诉他们这些顽冥不化的牛仔：“英语才抑制创造性思维！”最好赶紧放弃英语改用汉语，以提高他们的智力，现在就可以开始在讲英语的时候插进一些汉语单词，并且在现代英语词典中以方便实用为理由收录239个汉语的词语作为良好的开端。共济会在中国的内应如果确实忠诚于自己的主子，就应当全力促成之，以免自己的主子永远不如华人聪明而含恨终生。努力吧！共济会在中国的狗奴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