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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大谈“防左”

2017-03-07 14:34:00  来源: 财新网   作者: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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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孙良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他提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案。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王长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来指导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他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反腐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长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两个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议放开车检站点,把车检完全推向市场化,出发点是约束行政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大的提案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这个提案看似有点空,但非常紧迫。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浅水区,很多问题被绕过去了,但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财新记者:理论创新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推动理论创新?

  王长江: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当人们被这种大帽子吓唬住时,理论创新就很难向前迈步。理论创新要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决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过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谋求改革共识”。你怎么看?

  王长江:首先我们要理清“左”与“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进的政治观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观念。而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说到“右”就是激进。邓小平同志说的“左”与“右”的观念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实际中,“左”“右”变了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观点在现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是突破口

  财新记者:今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你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王长江: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当出现问题时,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还是用理论来套实践?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我们坚持邓小平的这一路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前在浅水区,有些问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面对的是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没办法绕过去。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改革体制,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难很大,但即使困难很大,我们也要往前走,这就是改革攻坚战,要敢于啃硬骨头。

  财新记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认为应该有哪些突破口?

  王长江: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明晰产权制度,到底用一种什么观念看待产权。过去强调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产权的观念在逐渐转变,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第二是法治,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财新记者:距离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还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进程?

  王长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势头,2020年的目标肯定能实现。我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四个全面”的题中之义。过去我们更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应该把老百姓的认同度加入考量,财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势和反腐之间的关系?

  王长江:反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反腐为改革提供保障和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种观点说反腐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很荒谬,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洁静的东西,但如果说改革是靠腐败来支撑的,这种改革迟早会变形。从长远来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财新记者:对于现在的反腐形势,民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种认为反腐打击面过大,担心超出可控范围。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形势?

  王长江:这与我们所处的反腐阶段有关系,反腐正处于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过程中。治标就是矛头对着腐败者,谁滥用权力,就处理谁。但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在,腐败者就不会绝。治本就是理顺权力之间的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我们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打消人们的疑虑,就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发挥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员经商,怎么样能发现官员在经商?这就要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一旦发现官员经商,又有什么惩戒措施?制度之间要彼此连接起来,协同发挥作用。

  财新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反腐败使得一些官员不作为,产生“庸官”,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长江:我去一些地方调研,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过去是“胡作为”,现在是“不作为”。“不作为”并非反腐必然带来的,这是制度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从“胡作为”到“不作为”。应该有顶层设计统筹规范各个因素。

  财新记者:今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的走向?

  王长江:王岐山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反腐力度不减,对反腐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态度是对的,但在方式上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关注人,而更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老百姓关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亿元的贪官,这种数额是触目惊心的,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我们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上加强监督,防止出现巨贪。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解决之道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监督应该是多源的,有上面对下面的监督,也有下面对上面的监督,有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有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有党内监督,也有党外监督。我国的政治现实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够。我们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强调纪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做法是根据我国权力结构来推进的,非常正确。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应该是多元的,才能保证反腐朝着健康的方向走。

  过去在反腐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对于有问题的干部,纪委先审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这个思路是对的。

     原题:王长江委员: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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