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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螺点评参考消息:外电关注薄熙来案宣判

2013-09-22 09:29:24  来源: 竖琴螺博客   作者:竖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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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16日点评参考消息

  《美国中餐业迎来“华丽升级”》,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3日报道。对资产阶级而言,降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是降低劳动力价格,从而降低工资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劳动力在饮食上的耗费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欧洲处于文明时期的时间比较短,饮食文化不够发达,所以在资产阶级看来,工人的伙食标准最好与奴隶的伙食标准接轨,然而,奴隶的伙食标准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所以,这种伙食标准是以“越单调越好”为原则的。但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单调的饮食可以极大降低饮食的生产成本,但是,这种单调的饮食的大规模生产是以相应的能够生产这些饮食的生产条件的规模扩大化为前提的。比如说,资本家认为工人只要吃小麦这一种主粮就够了,因而就广泛地种植小麦,但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决定了资本必须在广大根本不适宜种植小麦的地区进行增殖运动,如果还是要强迫当地人吃小麦的话,那么反而会极大增加资本再生产的成本,因此,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资本家必须因地制宜地向工人提供饮食,比如说提供大米。如此一来,工人饮食品种因地制宜式的多样化实际上成为了资本实现增殖运动的内在要求。特别是随着由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必然伴随着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均衡等因素所带来的活劳动力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活劳动力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单调的饮食结构会使得整个活劳动力阶级的再生产成本随着这种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复杂化(概念化)而进一步提高,相反,资本家阶级越是能够因地制宜地生产工人的饮食,就反而越是能够利用自然力来降低资本运动的成本。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之所以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餐的饮食结构极其复杂,由此导致它的适应性是最强的,如此也就极大增强了中国劳动力的适应能力,反过来,资本家总能找到适应当地环境的工人。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继承了欧洲的饮食传统,工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单调,虽然,在人口规模比较小的时期,由于必要的农产品量的规模也较小,所以就看不出饮食结构对资本增殖会有怎样的妨碍,但是,随着美国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大危机给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资产阶级急需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然而,单调的饮食结构使得响应的农产品的生产也十分单调,但是正是因为单调,所以它的适应性就很差,而改造自然的成本又很高,所以,只有反过来让人适应自然条件,也就是要让劳动力的饮食结构能够因地制宜。如此一来,除了中餐饮食文化外,根本就找不到第二种能够让人在饮食方面极大增强适应性的饮食文化。

 

  当然,中餐刚刚进入美国时,由于生产规模极小,所以再生产的成本极高,所以,当时的高价中餐只是物以稀为贵的表现。随着中餐文化对降低美国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作用日益显现,中餐的生产规模被不断扩大,而中餐价格的不断降低又反过来促进美国资产阶级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接受中餐文化。在这一形势下,提高中餐的社会地位就成为了让中餐成为时髦的必要手段,因而,此时的高价中餐已经不是物以稀为贵的表现,而是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向整个劳动阶级推广中餐文化的必要举措,否则就能很难改变美国人在饮食上的固有观念。可以认为,在愚民体系依然有效的前提下,这种推广中餐文化的手段必然会取得极大的效果。正如当初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推销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垃圾食品时所用的手法一样,把肯德基和麦当劳打造成一种时髦,由此吸引了大批的人群高价消费这些有毒有害食品。当然,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热卖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相反,它还极大抬高了中国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让美国资本家从中国消费者的身上谋取了暴利。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加重,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高价策略也将不可持续,如果它们还要维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话,只能减少乃至彻底取消从中国赚得的超额利润。(同样是为了占领和扩大美国资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美资的主导下,在“心平气和,且从不恶言相向”的汉奸走狗的协助下,美国现在正在向中国输出转基因食品,并且还在中国大面积的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这些转基因食品之所以能够占领广大市场,关键是因为它们价格较低,而它们价格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至于它们是否受到美国政府或相关资本集团的大量补贴,我们还不知道。因此,这种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当然能够降低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但它却是以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推广转基因食品的政府官员自己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同时拒绝给他们的子女食用,当然更是拒绝给外国友人食用,但却极力用提供补贴的方式来诱迫人民群众食用。这是既要中国人的钱,又要中国人的命。)

 

  当然,中餐文化在美国的推广并不是说美国人也要和我们吃的一样了,而是说,美国的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会随着美国饮食文化的中国化而进一步提高,这实际上是增加了美国土地的肥力,换言之,不仅美国产业资本的生产成本将因此降低,而且,美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也将增加。中餐化将成为美国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2013年9月17日点评参考消息

 

  《西方消费者不信任“中国制造”》,德国《世界报》网站9月14日报道。中国制造是否能够在西方站住脚跟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主要还不是靠观念问题,因为物质决定意识,消费者是否购买某个商品,从偶然的方面看,是由某种观念决定的,但是,从必然的方面看,则是由商品的性价比来决定。因而可以这么说,“中国制造”不那么受西方消费者信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制造的商品的性价比还不够高,从而无法——以降低西方社会再生产循环门槛为前提——进入西方社会的再生产运动中。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从英国到德国,再到美国和日本,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坚持走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怎么投机倒把和偷鸡摸狗的事情上面,那么“中国制造”在品质和性价比上均成为世界第一就不是什么梦想。

 

  另一方面,在解决西方消费者不信任“中国制造”这件事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消费者不信任“中国制造”的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不信任的问题。尽管从生产规模和品种上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是,中国政府的诸多政策却分明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没有信心,显然,这根本与中国政府高唱的“自信”论调相反对,换言之,中国政府在此方面“说一套,做一套”。而为了掩饰自己对中国制造缺乏信任,汉奸国贼甚至提出了在华的外资企业也算是中国企业,由此,把“外国在华制造”与“中国制造”混为一谈,企图把外企生产的高品质和高性价比商品意淫成“中国制造”,这种心理貌似是在犯傻犯贱,实则是洋奴哲学的具体表现,换言之,不是智商心态的问题,而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问题。

 

  当然,自习总上台以来,习总以身作则、亲自带头为“中国制造”打广告,但是,要使得中国社会普遍信任“中国制造”的话,则还需要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亲自示范甚至要出台具体的政策。外交部带头使用国产红旗牌轿车,这是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之后,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却没有什么动静了,由此可见,洋奴哲学在中国官场上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尽管有人说“改革中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现在呈现在人民群众眼前的情景正好相反,当然,人民群众也很难相信一个在自己家里都要用英语来和家人进行交流的中国人会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的灵魂,要想这种假洋鬼子信任“中国制造”,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信任“中国制造”是“三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在此,“中国制造”也不单单是指由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而是扩大到由中国自己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换言之,这里的“中国制造”指的是中华文明的生产与再生产。自信就是要相信自己,就要是坚持自己,而不是改变自己。那种把“改变自己”解释成“自信表现”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这种逻辑相信的绝不是“自己”,它相信的只是“改变”本身,正因为对“自己”根本不信,所以才会相信“改变自己”是唯一出路。如果中国政府不信任中华文明,而是言必称“与国际接轨”,并且在改革过程中要么挟洋自重,要么自觉按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制定的标准行事,那么这种不自信的表现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虽然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制造”的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任何一点崇洋媚外的表现,尤其是从国务院那里表现出来的崇洋媚外的改革路线,必然会使得中国社会的消费价值观出现混乱,在“中国制造”尚处于不被普遍信任的前提下,这种混乱只会不利于“中国制造”,由此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也就不只是物质利益方面,而是要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它当然也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是否真有“三个自信”,那首先要看中国政府是否信任这个由中国制造的语言,如果中国政府依然还把英语的考试成绩作为筛选人才的门槛,换言之,连最最根本的中国制造都不被信任,那么就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是信任的了。

 

  固然,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如果标准混乱,那么即便天资聪颖之人也不可能把握住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辨别真伪,从而也就无从止住谣言,相反,在真伪难辨甚至黑白颠倒之际,谎言倒反而会被奉作真话。习总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改变世界,首先要坚持自己。如果连中国政府自己都不信任“中国制造”,如果连中国官员自己都不信任汉语普通话,那么要想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制造,要想让汉语在世界上成为通用语言,那又怎么可能呢?

 

  2013年9月18日点评参考消息

 

  《海洋系统司令部属美海军核心,安保措施堪比五角大楼》,美国《海军时报》网站9月16日报道。据报道,枪击案发生在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197号楼,这是美国海军最核心的地方。该司令部部每年预算约为300亿美元,约占海军总预算的25%,总共有5万文职、军人和合同支持人员。海洋系统司令部设计、建造、购买、保养海军的战舰、潜艇和作战系统。它在全球很多地方设有机构。

 

  与之前诸多类似事件相同的是,疑凶又被认定是一个精神病,或者说,狂人。至于西方政府总是要那些把针对政府行凶的暴徒诊断为狂人的原因,我们已经分析过多次了,简单说来,就是资产阶级为了避免让民众把问题归咎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上,进而使民众进一步看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这个现实,最后使民众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如果西方民众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给出的疑凶是精神病的这个说法,那么,凶案就不是由社会矛盾产生的了,因而就和体制本身的问题无关了,而只与疑凶个人的自然状况有关了,如此就达到了转嫁矛盾的目的。

 

  此案的关键在于,疑凶是怎么把武器带进海军司令部里去的。现在,美国媒体都在胡扯别的东西,而且,就算将来给出了疑凶是如何把武器带进海军司令部里去的手法,那也无法改变这么一个结论,即将武器带入海军司令部,并且用武器大规模的杀人,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现在还不能确认只有这一名凶犯,并且,按照常识来说,也不可能只有一名凶犯,他必定还有同谋,否则根本不可能把武器带入海军司令部,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内心狂躁”的精神病人。

 

  历史现象总是呈现出种种巧合,换言之,总是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偶然性,然而,偶然性只是人们对历史事实认识不足的产物,是人的认识水平还不够高的结果。对我们而言,有兴趣的就是探究那些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充足的材料,因此,在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之前,只能泛泛而谈了。

 

  之前,我们讨论过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相互转换的问题。由于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发展,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美国统治集团日益无法用和平手段来克服危机,因而,对美国统治集团而言,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维持既有的统治集团的结构,通过向外输出危机来维护集团自身的既得利益;要么改变既有的统治集团的结构,通过所谓的和平手段来维护集团核心成员的利益,同时牺牲掉部分集团成员的利益。对后者来说,就是希拉里十分推崇的“巧实力战略”,而“巧实力战略”之所以能够出台,只是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都战败了,也正是因为根本没能达到战争的目的,所以统治集团中依靠打仗吃饭的一方也就失势了,反过来,主张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一方就得势了。

 

  于是,在经验主义的支配下,以所谓的特种战争为代表,美国加强了战争手段的杠杆化力度,从而使得美国对外输出危机的手段日益杠杆化了,这在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对外军事扩张的力度的确减弱了。但也正因为如此,非美世界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国力衰弱了,由此,反而进一步鼓舞起了非美世界反对美帝的信心,从而促使一切反美力量更加敢于和美帝作斗争了。如此一来,对美国来说,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频繁出现。尽管斗争手段的杠杆化能够提升美国输出危机的能力,但是,反美力量因美国的“巧实力战略”而产生的更加坚定的反美态度使得美国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克服这些危机,但问题恰恰在于,在遵守法制的前提下,时间偏偏不在美国这一边。

 

  如此一来,对美国统治集团来说,要想暂时克服危机,就必须,不仅要破坏现有的法制——无论是改变现有的法制,还是直接违犯现有的法制——,使法制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嫁危机,使法制更有利于军工既得利益集团和金融垄断资本向非垄断资本转嫁危机;要么在既有的法制框架内,提高向外输出危机的强度,由此也就意味着它必须彻底放弃“巧实力战略”,因而也就是要回到之前的亲自出马的状态。对前者而言,斗争将集中在美国内部,相应的,美国与非美世界的关系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后者来说,美国内部的关系将比较缓和,而美国与非美世界的关系将不断紧张起来。

 

  很明显,主次矛盾怎么相互转换,不仅取决于美国自身的状态,而且也取决于美国与非美世界之间的力量对比。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就是像利用现有的殖民主义体系来进一步敲诈亚太国家,然而,经过一两年的斗争,美国的这一战略遭到了重挫。虽然美国也捞到了不少好处,但是,美国已经发现,再这么斗下去,不仅美国自己的危机将无法缓解,而且还会导致一个美国亲手埋葬美元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后果。经过斗争,美国对下面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些认识,即在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大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危机不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它造成的竞争威胁,而在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造成的竞争威胁,因为只有后一种竞争才是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前一种斗争只是争夺地区领导权。就当今世界的形势来说,真正对美元霸权造成致命威胁的是欧元,虽然欧元区和欧盟有诸多缺陷,但是,这些缺陷本身——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适应美国霸权的产物,因而,一旦美国深陷亚太战场,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那么欧元区和欧盟的这些缺陷就会很快消失,欧盟的统一进程也会突然加快。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帝的反对,所以中国推进的东北亚整合战略才步履艰难,同样的,也正是由于有美帝从中作梗,所以欧盟和欧元区的整合大业才困难重重。

 

  在东亚折腾不下去了之后,美国自身的危机逼迫美国统治集团必须寻找新的危机输出点,由此,危机又逐步移向中东北非地区。本来,美国想一口吞掉伊朗,但是,在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的这一图谋没有得逞。但是,为了能够向外输出危机,美国只能将目标移向力量对比相对较大的地区,由此,选来选去,也就是经过了反反复复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就选中了叙利亚,但要知道,这种选择不全是美国主动的选择,它在相当程度上则是美国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美国当然为其向叙利亚输出危机找了很多借口,但是,实际上,美国只是为了达到向叙利亚乃至将来向整个中东输出战争的目的。

 

  然而,叙利亚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决定了俄罗斯必须使出相当大的力量来反对美国的图谋,特别是在普京清除了梅德韦杰夫在国防部的势力之后,俄罗斯才得以对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威胁的手段,由此不断抬高美国入侵叙利亚的门槛。也正因为看到了美俄斗争日益激烈,换言之,看到了美俄各自都更需要找到强大的盟友支持,所以其他各方纷纷对美俄进行敲诈。英国甚至改变了一百年来一直和美国保持一致的传统。叙利亚这个劫财实在是太大了。

 

  军事干预门槛的不断提高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时间被拖长了,由此反过来干扰了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节奏。这对美国统治集团而言,无疑是一大灾难。我们要知道的是,对美国统治集团而言,债务危机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如果时间一到却还不了欠债,那么就要引发金融信用的大崩盘,而金融信用是金融霸权的前提,因而,为了维持金融信用,就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保证能够及时还债,而这里所谓的一切手段当然包括非法手段。特别是在时间逼的很紧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只能用违法的手段来维持表面的稳定,换言之,美国统治集团使用了各种可能的违法手段来确保“欠债还钱”这个标准依然有效,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的合法性依然有效,但是,此时,法制体系内部已经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了。

 

  于是,美国入侵叙利亚一事越是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美国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声音就越响,反之,当叙利亚局势趋向稳定的时候,美国却不敢断言自己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了,换言之,美国却不得不重新拾起“巧实力战略”。但,问题在于,“巧实力战略”在实践中已经破产。

 

  因此,当叙利亚局势稍一稳定,美国入侵叙利亚的可能性稍一减弱,美国国内就爆发了如此严重的枪袭事件,而且,可以断言,此次枪袭事件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斗争背景的。至于枪袭事件本身究竟是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自导自演来寻找向外输出战争的借口,或向反对输出战争的那一派提出警告之外(任何安保措施在我们面前都形同无物,连安保措施最严密的海军司令部都能突破,那五角大楼和国会更是不在话下),还是反过来,即反对打仗的一派利用此事来警告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战争狂热分子。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此事的意义在于,美国国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明显升高了。这是叙利亚局势稍显稳定的直接产物。而且,美国的对外政策究竟如何,那完全要看美国国内两派相互之间的斗争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可知。叙利亚政府如果真的交出化学武器,那么它就一定会遭到美国的入侵,现在的问题是,叙利亚能否在时间上做点文章,因为时间肯定是不站在美国那一边的。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热衷于入侵叙利亚的国家都会遭到报应。之前跳得比谁都高的土耳其已经碰到了危险,不仅库尔德武装宣布停止从土耳其撤出的计划,而且,土耳其与美欧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由此,土耳其政府为了自保就不顾一切地想再次激化叙利亚战事,于是,这两天,土耳其政府又在惹事生非了。埃及在此之前就已经陷入动荡了,之后,如果叙利亚局势日趋平稳的话,那么埃及国内的斗争力度就还会继续加强,并且,约旦和沙特等国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斗争形势。虽然美国依然发出了要打击伊朗的声音,但是,既然美国连叙利亚都不敢入侵,那么它凭什么入侵伊朗呢?所以说,美国对伊朗的恐吓只是色厉内荏的表现罢了。

 

  就美俄关系来说,美国当然不会让俄罗斯舒服下去,因此,在军事斗争陷入僵持局面时,美国只能动用经济金融武器,于是,石油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这对打击俄罗斯经济固然有好处,但同时也损害了中东石油国家的利益。所以,只要美国不以叙利亚为突破口,那么美国和俄罗斯的斗争越激烈,美国向中东输出危机的能力就越是会被削弱,因而就会使得美国自身再次引爆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当然,届时,美国恐怕只能向另一个相对较弱却十分关键的国家输出危机了(比如说,引爆印度的危机,但这会严重破坏美国既有的国际统一战线),抑或再次引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马王之争撞击两岸关系》,香港《亚洲周刊》9月22日一期(提前出版)文章。马英九的汉奸嘴脸日益明显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从该文可知,在美国的授意下,马英九采取了必然导致国民党分裂的步骤。而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中,海峡两岸之间所谓的文化及政治谈判也将变得不可能,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马英九在任期间,中国大陆给了台湾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好处,但是,中国统一进程本身却还在原地踏步,换言之,大陆人民为祖国统一所支付的巨大代价毫无回报可言,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欺骗性再一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有疑虑》,德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16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16日报道。正如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的那样,民众对于食品安全拥有安全权、选择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么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态度的。崔永元对方舟子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相反,方舟子把这种质疑与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混为一谈,这是非常明显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流氓无赖手法。事实上,包括崔永元在内,没有一个反转人士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相反,他们都是非常坚决的主张中国自己必须掌握转基因技术的。但是,恰恰就是方舟子这样的转基因食品的推手们在帮助美国孟山都公司占领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市场,因而就是方舟子这样的转基因食品的推手在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方舟子所谓的科学可能谁都不懂,但是只要是个人就会明白,农业部自己禁止它的直属幼儿园食用转基因食品,中国政府禁止向欧洲输出转基因食品,中国政府禁止给参加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外国人提供转基因食品。事实胜于雄辩,方舟子怎么解释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呢?如果连这些行为都无法解释的话,方舟子又有什么资格来让人民群众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呢?

 

 

  2013年9月19日点评参考消息

 

  《俄专家妙论俄美中“新三角”》,俄罗斯《生意人报》9月18日文章,俄罗斯《生意人报》9月18日报道。就“老三角”来说,苏联占据天时,美国占据地利,中国占据人和。因此,对苏联来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日益放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苏联也就因失去天时而解体了。对美国来说,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固然是它长久地占据主动的自然条件,但是,这一对它起着巨大保护作用的自然条件本身也反过来给美国资本对外扩张的运动造成了很多的限制,因而尽管美国资本充分意识到全球化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是美国与世隔绝的地理条件极大增加了美国资本全球化的成本,因而使得全球化运动反而让美国的弱点尽皆暴露在世人的面前,由此反过来使得美国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来维护其国际信誉以及由此信誉支撑的国际霸权。对中国来说,精英荟萃、上下团结当然是中国在物质条件远不及人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障,因而,当精英集团内部分裂乃至上下异心之后,中国原有的人和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尽管中国政府再三强调要谋求共识,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自己所给出的改革方案本身就是以制造差异、制造不平等、制造分裂为原则的,因此,除非废除这一制造分裂的改革路线,否则中国不要说崛起,就是连统一也将很难确保。

 

  在“老三角”解体之后,出现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个局面大约维持了10年,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美国利用911事件对外发动战争。换言之,此时,美国依然在沿用旧的克服危机的思路来应对危机,但是,就在美国陷入战争泥潭之际,欧元的崛起给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争霸工具,由此反过来对美元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国际资本与美元资本之间的差异已经上升为矛盾,并且,这一矛盾有被进一步激化的趋势,而这个矛盾不断上升的过程就是美欧争夺金融霸权的过程。由此,为了保住霸权,美国将斗争矛头直指欧元,在经过了一系列的部署之后,美国引爆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此过程中,中俄都成了美欧竞相争取的对象,因而反过来使得中俄在此期间获得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期,可是,由于这种发展是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的,是在中俄政府以崇洋媚外的发展观主导下实现的,因而这些发展的成果具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换言之,发展所得的财富大多被美欧掠夺去了,反过来,中俄的殖民地色彩更加浓厚了。也正因为中俄的独立程度都远不及之前那么高了,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新三角”了,更何况,对美国霸权威胁最大的依然是欧元区。

 

  所以,如我们以前所讲的那样,如果美国直接入侵叙利亚的话,特别是俄罗斯失去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后,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将发生质的变化,其不仅意味着美国实现了一次质的衰退,而且还意味着俄罗斯也完成了一次质的衰退。但由于美国打下叙利亚这件事并不能直接缓和美国自身的危机,相反,它只会进一步拉长美国的战线,因为,打下叙利亚后,美国就必然还要去打伊朗、土耳其乃至沙特等国,否则这场战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战线的拉长也就意味着美国克服危机时间的延长,因而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对手也能因此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调整,而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又决定了时间不在美国这一边,因此,拉长战线一事就极大增加了危机再次在美国内部爆发的可能性。而且,随着美国内部危机爆发烈度的升高,美国对内的统治方式也将发生质的转变,比如禁枪乃至改变既有的政治体制,相应的,美国国内反对这些改变的斗争力度也会加大,而随着美国精英阶层内部相互倾轧力度的不断增大,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力度也会乘机不断加大。如果美国统治集团的有机组成结构发生质变的话,那么就会给非美世界留出进一步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怎么样把危机转移至美国内部,这对非美世界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有欧元这个致命威胁的存在,所以,美国才无法全力进攻中俄。因而,在中俄殖民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中俄居然还能和美国打得有来有回,从而给人以“新三角”的错误印象。反过来说,当今世界,最愿意宣传美中俄“新三角”的一方就是欧盟了。因为,这种宣传有利于把危机引向美中俄之间,从而使得欧盟能够继续推进整合大业。至于那些把中国捧到天上,宣传什么美中共治天下的美中野合党的党员们,其不仅是在粉饰美帝国主义,而且是在帮助其他势力将祸水引向中国,换言之,宣传美中共治天下者实际上是国际资本的乏走狗。

 

  《中国8月大中城市房价猛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8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8日报道,路透社北京9月18日电。房价大涨就是新一届政府最突出的政绩。全国人民因此相应地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中国经济果然“好看”。

 

  《外电关注薄熙来案周日宣判》,法新社北京9月18日电。由于官方禁止人民群众对此案发表意见,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中国严重依赖进口转基因大豆》,法新社上海9月17日电。尽管汉奸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却要求人民群众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反正,我们老百姓也无法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我们老百姓判断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只看这么一条,就是中南海自己是否全部食用转基因食品了,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是否全部食用转基因食品了,政府机关向公务员发送福利时,企业主向官员送礼时,是否不再送有机食品,而全部送转基因食品了,中国政府在宴请外宾和举办餐会时是否全部提供转基因食品了。当然,就算如此,也要让人民群众有选择不吃转基因食品的权力和自由。

 

 

  2013年9月20日点评参考消息

 

  《中国老年人面临社会转型冲击》,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19日报道。该报指出,“从激进的共产主义到盛行的资本主义,这么多年的社会变动侵蚀了让中国家庭紧密相连的纽带。”这里讲得非常正确,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才导致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被颠覆了。因此,对这个依然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政府来说,出台“父母可以把不来探望和提供资助的子女告上法院”这条法令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伪善的表现,另一方面,这条法令也有推卸政府责任的问题。最初,中国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时,承诺由政府来承担养老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翻脸不认账了!不仅变着法地削减养老金和医保金,而且还无耻地想把养老责任推给独生子女们!

 

  近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一个“以房养老”的计划,在受到社会普遍质疑和反对之后,民政部出来做了一个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以房养老”计划本质的认识,相反,通过民政部的回应,我们倒是可以断定,“以房养老”就是中国政府不管养老,中国政府正是通过“以房养老”计划在进一步削减自己的责任,把政府全责变成“主导力量”,把政府完全承担公民的养老服务转变成了“基本承担”。并且把养老服务从事业变成产业,也就是变成一件可以发财致富的东西。而“以房养老”更是既要老人的钱,又要老人的命。因此,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一政策根本就与民政部自己所标榜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全不搭界,恰恰相反,这一政策本身是以“废除和破坏民生”为前提的。实可谓祸国殃民的政策。

 

  因此,如果说中国老年人面临社会转型冲击,那么这种冲击正是由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本身带来的,是中国政府背信弃义、违背承诺、推卸责任的直接产物。

 

  《新报报道:中国对网络反腐加强引导》,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19日报道。该报道称:“中国多个曾经参与网络反腐的大V近日被抓。”“受访的中国评论人士邓聿文进一步分析指出,官方这一波反大V的行动着眼的不仅是网络反腐,重点在于控制网络舆论,但由于打击网络舆论难免将削弱民间网络反腐的功能,因此当局试图通过官方网络平台补足反腐力度。”

 

  近期,的确有秦火火、薛蛮子这样的制造政治谣言的大V被抓,但是,这些人从来不是以网络反腐闻名的,相反,这些人都是以反共反华反政府而闻名的。当然,的确也有几个参与网络反腐的人士被抓,如宋阳标这样的人,但这些人都不是大V,甚至连V都不是。因此,新加坡媒体在这里把两者嫁接起来的做法具有明显的混淆视听的目的,它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把中国网络上存在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白色恐怖混为一谈。

 

  这个逻辑实际上和汉奸国贼在对待“改革”一事上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只讲“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而不讨论“如何改革”,由此,如果人们支持改革,那么就被偷换概念成支持汉奸国贼所要推行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而任何反对汉奸国贼所推行的那套改革的人都被它们定性为反对改革的人。换言之,在汉奸国贼的逻辑里,不仅“白马是马”,而且“马就是白马”,而任何其他颜色的马都属于“非马”了。

 

  也正因为有这种逻辑的存在,所以汉奸和帝国主义才抛出了“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激烈的抵抗”这种谬论,因为,按照汉奸和帝国主义的逻辑: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就是反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既然反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就不应该用战争手段来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而中国人民使用战争手段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做法表明中国人民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违背自己原则的人就不是人,而屠杀“不是人”就不是“杀人”,所以南京大屠杀是有道理的。所以,为什么像李登辉这样的汉奸能够活得那么长,那是因为它们持有的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心安理得,没有心理负担。俗话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那些坏人所持的错误立场和它们所固有的错误逻辑是完全合拍的,换言之,它们并不是故意犯错,相反,它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同理可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很多弱智能够当上教授,或拿到类似诺贝尔经济学奖什么的,只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极端符合资产阶级愚民政治的要求,这些家伙心安理得地当着教授,同时误以为自己真的比别人聪明,实际上,他们较高的学术地位只是他们的学术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标准的产物,而不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产物。

 

  帝国主义走狗把“控制网络舆论”弄成和“改革”一样的东西,根据它们的逻辑,人们要么“支持控制网络舆论”,要么“反对控制网络舆论”,而根本不讨论“如何控制网络舆论”。由此,反对网络白色恐怖的人就被歪曲成“反对控制网络舆论”的人,而从事网络爱国反帝运动的人就被曲解成“支持控制网络舆论”的人。在这种混淆视听下,爱国反帝人士就和汉奸国贼及其走狗没有区别了。

 

  很多人在境内外媒体的长期洗脑下,总是把中国视为一个高度集权国家,由此,他们就很相信无论是现实社会中的还是虚拟世界中的诸多罪恶都是由某一个方面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就不会稍微地实事求是地想一下,如果中国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出现主流媒体普遍地公开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这种现象呢?这些人一方面坚信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的媒体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又坚信这个国家一直在严密地控制舆论。但是,他们就不想一想,这两个方面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呢?再说,中国已经到了党校教授公开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地步,这难道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所能发生的事情吗?如果说这也是高度集权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只能说中国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里了,尽管这本身也不是事实。

 

  对于广大善于一上手就把正确答案排除在外的人来说,的确很难让他们明白,他们正在做选择的几个选项都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思想被这些人彻底抛弃了,所以,毛主席所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就不在他们的意识范围之内了。只有认识到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派系,才能看清诸多经常被混为一谈的现象。既然有人利用网络反对封资修,那么也就有人在网络上打击爱国反帝言论;既然有人在网络上打击汉奸卖国言论,那么也就有人利用网络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既然有人利用网络揭露腐败分子,那么也就有人在网络上保护腐败分子。手段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立场的人手里,就会被用于不同的目的。新加坡媒体及邓聿文之流在此的作用,无非就是要把水搅浑,从而让人们看不清现实和虚拟世界均存在的两种不同立场的势力之间的日益尖锐的斗争态势,以便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黑恶势力能够继续为非作歹。

 

  官方利用网络来加强反腐,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但是,既然网络上存在着严重的白色恐怖,既然众所周知的涉腐官员的名讳已经成为了网络禁词,不仅涉腐官员的名字是网络禁词,就连涉腐官员的绰号也成为网络禁词,那么网民们又怎么可能通过网络来反腐呢?在如今的网络上,如何避讳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想不到一个号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居然在避讳问题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尽管网民们很想反腐,但是,由于文字狱的存在,涉腐官员的敏感词根本不可能存活在网络上,由此,网络上也就没有相关涉腐官员的信息,最后就造成该官员没有被网民反腐的假象!

 

  把有的变成没有的,把没有的弄成有的,总之,在反腐运动中造假,这是改革开放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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