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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螺点评: 光天化日摆乌龙 罪责岂止三鞠躬

2013-08-19 12:28:0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竖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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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15日点评参考消息

  《美司法部提反垄断诉讼,美航空业最大合并案遇阻》,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网8月13日报道。据报道,价值110亿美元的全美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的合并计划周二(13日)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司法部发起一项诉讼以反垄断立场阻止这场交易。这项诉讼获得了包括全美航空总部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和美国航空总部所在的得克萨斯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多个地方的支持,诉讼认为此次合并令航空业进一步联合,从而可能对消费者构成“潜在的巨大伤害”。但是,与司法部的抱怨相反,全美航空和美国航空认为,合并后的新美航空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从而将这个届时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定位为一个“其他国内和国际航空公司的极具竞争力的替代选择”。

  很明显,美国司法部之所以要反垄断,只是因为这起合并案在提升新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会大量地把既有的很多配套企业当作不必要的冗余部分给消灭掉,因而,不只是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更关键的是此举会消灭大量的中小资本。也正因为此事直接涉及美国资本集团内部的矛盾,所以司法部作为美国资产阶级执行机构出来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来摆平这一矛盾。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市场竞争越是激烈的地方,社会再生产运动中的冗余部分的规模也就越大,因而每一轮再生产所产生的不能进入下一轮再生产循环的“垃圾”也就越多,换言之,浪费也就越大,而这些被浪费掉的商品全部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因而,劳动人民尽管为这些“垃圾”支付了劳动力,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性的回报,换言之,竞争越激烈,社会浪费越大,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严重。就目前正在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而言,这种改革必然极大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因而,在金融领域竞争不断加剧的同时,也极大了增加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风险,而任何单位的破产倒闭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都是作为一种浪费而存在的,滑稽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高喊反对浪费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在各个方面创造制造巨大浪费的机制性条件,正如一方面出台措施号称要预防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假错案。而加强集中的过程恰恰是消灭冗余部分的过程,因而恰恰是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过程,而这一点和中国政府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政府坚称加强竞争程度才能提高效率(当然,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只是这么断言,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来证明这一点),但荒唐的是,中国政府却言之凿凿地把它推行的改革开放界定为是“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国政府究竟是在与哪个国际接轨!

  以消灭国有资产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始终举着反垄断的旗帜,在改革开放的词典里,只要是国有的就是垄断的,而且,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里从来没有反对过私人垄断(我们指的是,从来没有一家私人垄断企业被拆分过,或因其垄断地位本身而被罚款,看看欧盟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毫无作为,即便近来有一两个举动,那也是有着帮助外资打压内资的嫌疑的),恰恰相反,它只反对公有制经济的所谓垄断,中国政府极端无耻地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定性为垄断企业,然而,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么这种企业就并不具有代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性质,因而根本就没有垄断,因此,以反垄断之名打击国企的这个举动不仅是反人民的具体表现,而且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表现,因为按照中国政府对垄断和国企关系的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成为了必须要反对的对象了。而其反对的方法就是拆分乃至消灭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据这些举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帜的人说,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显然,这个逻辑正好与美国垄断资本的逻辑相反,美国垄断资本认为,只有加强集中才能提高竞争力。朱家强在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件事情上有着很明显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就是“抓大放小”,通过人为制造经济危机,以国企难以为继为由,把国企工人变成失业下岗工人,而被导入到私人手里的企业却反而能够“起死回生”,由此证明国企并非不能搞好,而是朱家强之流为了一己之私而故意不搞好国企,正如当初邓小平故意把运十下马而和美国鬼子去搞合作一样,通过“抓大放小”,不仅公有制经济的绝对总量下降了,而且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被削弱了;第二步就是“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把国企大规模的上市,把国有资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私人,由此使得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进一步大幅度的下降,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程度显著提高,至此,中国不仅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还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丧失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族独立性,在“黄金十年”,汉奸卖国贼已经泛滥成群;第三步就是“全面市场化”,通过反对所谓的一股独大,进一步降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特别是降低国有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国彻底成为一个被境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殖民地化了的国家。

  《美刊建言:中国反腐应从基层抓起》,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8月14日文章。据该文说,直言不讳的强势人物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反腐的重视。但是,我们还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中国领导人任命了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职务,我们只知道,王岐山是通过一系列的选举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人民群众原本指望着有着深厚金融背景的王岐山能够在金融领域的反腐工作上有大的作为,我们知道,大清官朱镕基下台后,在金融领域曾经有过一轮大规模地反腐运动,很多行长因贪腐问题被拉下马,不过,在本届政府身上,人民群众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当然,王岐山任职时间还短,人民群众也不会那么急不可耐。至于该文说到的反腐次序问题,中国人民实际上从邓小平时代起就已经听得够多的了,什么事都要“从娃娃抓起”,但是,要知道,正在干坏事的却全部都是大人,而且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位高权重的老人。在中国,“拍苍蝇”这种事已经不可胜数,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是,那些久居高位——尽管现在可能已经退隐下来——的众所周知的大老虎何时能够被打掉。新一届政府不是说要反对“刑不上大夫”吗?那么,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已经退下来的“大夫”岂不是更应该成为审查的对象吗?要知道,这个贪腐大鳄的罪孽绝不是下台前三鞠躬所能抵偿的。

 

  2013年8月16日点评参考消息

  《欧元区走出史上最长衰退期》,法新社布鲁塞尔8曰14日电,美联社马德里8曰14日电,德国《世界报》网站8曰14日报道。据报道,自从2011年以来,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首次实现同时增长。当然,各方实现增长的方式是不同的,美国是通过不断修改统计数据来实现的;中国则是对之前的以休克疗法为内容的“李克强经济学”的修正来实现的;日本则是因给美国充当破坏东亚局势的急先锋而获得美国的恩赐,从而利用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来增强日本商品的出口能力,最后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的;欧盟经济微弱的反弹则基本上是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订单和财务做账来实现的。总之,这些增长都“来之不易”。尽管如此,美欧的主权债务危机依然没有解决的希望,因此,这些增长数据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别的用处。

  债务危机是具有结构性的破坏力的,一家企业的资产规模再大,只要它无法实现再生产循环了,那么就会发生蚂蚁绊倒大象的事情。美欧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致命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根本无法通过扩大资本规模(也就是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的,相反,资本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反而使得原有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因为,这种增长要么是杠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产物,因而这种增长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并且使得接下来要爆发的危机胜过以往;要么是在杠杆化率不变的前提下,资本规模和再生产循环的门槛同时增加的结果,因而是通货膨胀的产物。当然,欧盟自己说过去几年一直在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我们姑且相信这一点,那么,欧盟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增加杠杆化率来实现的,换言之,欧盟在保持总资本规模基本不变或略有减少的前提下设法降低了再生产循环的门槛高度,也就是降低了运营的成本,由此在账面上造成“等量资本实现更多利润的假象”(问题的要害在于,欧盟根本无法在之前那个较高——但对劳动阶级而言却是较为合理——的成本上运营总资本了,所以这种经济增长能力的提升——就总资本绝对量的增加而言——只能存在于设想中,因此,这种经济增长能力的提升只能建立在加大压榨劳动阶级和加强资本兼并力度的基础上,换言之,欧盟的这种增长来自向内挤压而不是向外扩张,因而总资本的规模在该期间内不是增长,而是萎缩,因而表现为经济的“负增长”,反过来说,当它——在主权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表现为“正增长”时,恰恰是它的这种经济增长能力没有获得提升的结果,并且意味着欧盟在调整经济结构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力,结合欧盟近来内外贸易战逐渐增多的这一点来看,所以才说这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征兆),但这样一来无非就使得原本只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因此,欧盟经济的这一增长,虽然能够给欧盟的资产阶级带来的收益并不显著,但是,它却可能显著地增加欧盟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且,大资本消灭中小资本的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因此,如果欧盟就是靠这个来走出衰退期的话,那么在主权债务危机根本无解的背景下,这种增长不仅不能起到缓解经济危机的作用,相反还只会进一步增加欧盟内部的政治危机,英国和西班牙围绕直布罗陀的归属展开的较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罢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把美国的那个人为的增长定性为“回光返照”,欧盟这里也是一样。

  《中国年轻人“中西合璧”过七夕》,埃菲社北京8曰14日电。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些糊涂蛋们根本不了解牛郎织女一年才得聚一次的痛苦呀!这种只顾一天的快活而不顾一年之中其他日子里的分别之苦的观念,这种只因非常狭隘的一个优点就对整个事情持全面肯定态度的做法,不就是“猫论”的逻辑吗?不就是孔和尚批判的所谓工科思维吗?把七夕当作情人节过的人实在是没有认真想过“七夕”实际上是以拆散牛郎织女为前提的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七夕当作分手节还差不多。

  《中国整顿市场秩序打出“组合拳”》,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14日报道,路透社上海8月14日电,路透社上海8月1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14日报道。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打击商业腐败,只是因为它首先创造了能够使商业腐败得以产生的土壤;中国的市场秩序之所以混乱,只是因为中国政府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在反腐工作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之所以能够取得,只是因为中国政府首先创造了使腐败得以滋生泛滥的社会大气候,正如中国政府对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群众的普遍关心完全是因为它首先创造了这么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制造了使社会必然陷入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性条件,换言之,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仁义道德,只是在它废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大道后才有可能具有的。

  2013年8月17日点评参考消息

  《6月外国继续减持美国国债》,美联社华盛顿8月15日电。关于美国政府通过不断“修正”数据来增强市场信心的做法,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了。此次,我们就贴两条相关的报道。第一条是:“2013年5月,中国持有美债首次达到创纪录的1.3159万亿美元,这一数据较4月修正后的1.2907万亿美元增持了252亿美元。”第二条是:“中国6月持有美国 国债1.2758万亿美元,低于前一个月修正后的1.2973万亿美元,是今年1月份以来首次减持美国国债。”从这两条报道中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大幅度地修正了中国在今年5月持有的美债的数量,而美国之所以要严重夸大中国在5月份买入美债的数量,就是为了在市场上制造虚假情绪,从而为其操纵市场提供借口,而这个操纵行为一旦成功,那么这个借口就可以被“修正”掉了。因此,这里提醒我们的是,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和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一样没有可靠性,它们的价值只是在于能够让我们能够通过相关数据的“修正”来粗略估计一下整个形势变化的方向。要注意的是,“修正”后的数据也未必是可靠的,因为“修正”后的数据还可以在将来——按需要——继续被修正。从美国现在公布的数据来说,可以从侧面印证我们对6月货币紧迫事件的判断,即6月出现的货币紧迫完全是美国当局一手操纵的结果,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害怕由中国的报复所带来的市场连锁反应,所以在7月公布5月的数据时故意谎报中国增持了大量的美债,暗示中国依然看好美债,由此稳定市场情绪。现在中美关系稍一缓和,美国就立刻修正了这一数据。

  《斯诺登批美国媒体太胆小》,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15日报道,《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网站8月15日报道,路透社华盛顿8月15日报道。斯诺登的这个言论的确体现出他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切些说,的确反映出斯诺登被美国统治集团深度洗脑的这个现实。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统治集团被“愚民愚己”的主流价值观伤及自身的话,美国统治集团的愚民政治还不能如此充分的显现出来。也正因为习惯性地认为媒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所以斯诺登才批评美国媒体太胆小;也正因为习惯性地认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斯诺登才认为媒体是因为担心被认为不爱国而拒绝与他合作;也正因为习惯性的认为市场是独立的,所以斯诺登才会认为媒体宣称其害怕“在民族主义高涨时受到市场的惩罚”这个托词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看来,斯诺登之所以有这些误解,只是因为他无反思地接受了美国主流媒体长期灌输给他的价值观,他没有认识到,无论是美国政府、美国主流媒体还是美国市场全部都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中,因为,这三者表面上的彼此独立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无论是三位一体的宗教,还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分门别类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唯一的经济基础来支配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美国媒体之所以胆小,那只是因为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是受同一个老板控制的,既然监听世界是美国资本集团的决定,那么美国媒体当然没有理由反对这个决定;正因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以当资产阶级将祖国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的时候,爱祖国就被偷换概念成了爱国家,又因为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所以,爱祖国最后就变成了爱资产阶级专政了,美国媒体当然是爱资产阶级专政的,但问题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斯诺登居然也爱资产阶级专政,这无疑是被统治阶级深度洗脑的结果;正因为市场本身是由资本集团控制的,因此,当爱国主义被偷换概念成爱资产阶级专政时,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转嫁危机的手段,因而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就转而被扣上了不爱国的帽子,而所谓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就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受到资本集团的惩罚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尽管斯诺登揭发了“棱镜计划”,但是,斯诺登的观念依然是受控于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因而,只能说,斯诺登是美国统治集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一个产物,而并不是什么美国人民觉醒的代表,恰恰相反,斯诺登还沉睡着。

  从斯诺登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明白,实际上可以从一国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上看出该国媒体是受什么力量操纵的。因此就可以明白,中国主流媒体的汉奸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或者说,中国主流媒体被殖民主义势力控制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当然,除了汉奸媒体外,中国剩下的媒体基本上都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的,只有个别主流媒体得以幸免,但剩下的这些媒体也没有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本来“左”代表革命,“右”代表反革命,然而,通过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媒体的宣传,“左”反而变成了反对进步的代名词了,反过来,“右”倒成了激进的代名词了,关于这一点,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站在汪精卫的立场上,卖国肥私肯定是合理的,相反,抗日救国则是非理性的。因此,尽管《环球时报》刊文《“左右论”是当下舆论场的一时嘈杂》企图各打“左”“右”五十大板,但是,由于该文本身预设的立场就已经是不正确的了,因此,这种文章也就毫无说服力了,相反,该文更像是在粉饰以私有化和殖民地化为核心的那些改革开放政策。《“左右论”是当下舆论场的一时嘈杂》一文的软肋在于,它根本没有正确分析当下中国的形势,把宣传中的改革开放和实践中的改革开放等同了起来,因而也就把人民群众拥护及期盼的政策和汉奸国贼实际推行的政策混为一谈,换言之,恰恰就是该文自己“没有切中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由此,它无疑就成为了汉奸国贼欺骗党和人民的帮凶。因而,如果《环球时报》想用这种毫无根据的文章来说服读者的话,那么它就真有点自欺欺人、愚民愚己的味道了。

  十几年来,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正面反对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殖民主义,这才是当今中国主流媒体最大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反对”的行为本身恰恰反映了主流媒体真实的立场,而这种立场肯定不是爱国爱人民的立场。

  2013年8月18日点评参考消息

  《“乌龙指”令中国股市雪上加霜》,彭博新闻社网站8月17日报道。尽管国内有很多反对“唱空中国”的文章,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唱空中国”对中国并不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真正对中国有害的是“做空中国”,而对这一点,国内的媒体依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当然,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无知,而是因为,一旦要真正讨论起“做空中国”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必然涉及到对至今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具体举措的反思和批判,正因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批判被视为是禁区,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真善美”的代名词,甚至在汉奸国贼那里,其所谓的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异化为了“对改革开放还不够深入普遍”的反思和批判,所以,改革开放就成了一个好坏不分的混合体,由此,当人民群众日益反对改革开放本身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的时候,改革开放的这种拒绝被扬弃的态度就决定了它本身要被全部否定的命运,换言之,人民群众将日益无视或忽视改革开放本身固有的积极意义,相反,改革开放将日益成为“假恶丑”的代名词。

  尽管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很不能让一些人满意,但是,现实斗争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必然陷入这种肯定不会让一些人满意的状态,这种你死我活的状态。历史告诉我们,总是要经过一个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过程之后,改革开放中固有的积极意义才会日益被人们挖掘出来。现在,之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日益为人民群众所重视,只是因为它已经经历过了一个被全面否定的时代。

  关于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早就指出过,这些问题几乎不是中国政府因为经验和学识的不足而产生的,恰恰相反,完全就是故意为之的,因为,非如此则不能让特定群体通过“不违法”的途径谋取巨额的财富。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中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完全处于一种后发状态之中,换言之,已经有了极其丰富的世界经验可供借鉴了,因而,根本就不应该重犯他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犯过的错误,反过来说,之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会出现他国早就有过了的并且也早就克服了的问题,那完全就是中国政府故意留下的后门。而这种故意不吸取他国经验和教训的做法,就是“做空中国”的具体表现之一。

  中国金融领域之所以成为汉奸国贼的乐园,也正是由于中国政府所推出的改革政策在这一领域内留下的窟窿和后门最多,这些机制性的条件成为了汉奸国贼卖国肥私和窃国肥私的“不违法”的手段,因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汉奸国贼才极力拥护“依法治国”,因为现有的法制环境保证了他们在此处的卖国窃国行为是“不违法”的。很多支持“依法治国”的小白由于只想好的一面,而不想坏的一面,所以就想当然地跟着汉奸国贼的走了,最后就成为了那种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家伙。要知道,正如只有握有大量现货或有能力操纵现货市场的庄家才敢于做空市场而不怕被轧空,汉奸国贼之所以敢肆意妄为,只是因为它们控制着政策、法律的解释权、制定权和执行权等权力。

  此次,光大证券辩称自己因为误操作而引起了股指的大幅度波动,但是,光大证券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它要在误操作之后又反手大规模做空股指。因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光大证券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图利老鼠仓的嫌疑,首先,如果有人事先知道会有这么一次“误操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事先在相关股票和股指期货上抄底,其次,正因为知道股指上去了之后还会回下来,所以就很自然地——但在他人眼里却会显得很莫名其妙地——事先在高位做空股指期货,最后,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几次买卖行为的对冲方都是潜在的套利方,或者说,光大证券这家公司在这个事件中所遭受的损失一定是以某些人在该事件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是相互对冲的,既然该事件被光大证券称为是偶然的,那么,能够从该事件中获得收益的这件事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了。

  “乌龙指”事件不过是中国金融领域“大跃进式的”改革的一个产品而已,这种“大跃进式的”的改革表面上是为了加快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加快汉奸国贼和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速度。我们从郭树清被排挤出证监会一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拒绝用改革的方式来消除由改革本身带来的制度性或机制性的缺陷和漏洞的,任何企图通过消灭漏洞——从而断绝相关既得利益者的财路——的人都将受到残酷的打击。由此,在金融领域内的改革只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即由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性或机制性的缺陷和漏洞只会越来越多,因而只是使得相关的既得利益者能够更加方便迅捷地把他人的财富通过“不违法”的方式掠夺到自己的口袋里,最后还能受到《物权法》的保护。

  光大证券制造的“乌龙指”事件实际上已经把中国政府自称的在证券市场建设和改革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驳斥得干干净净,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政府自称的这一成绩居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在几分钟之内就让光大证券承受巨额的损失,换言之,就能让中国人民的财富在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干净了,那么,在这种机制性的条件依然有效的前提下,一旦开启国债期货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机制,那么用不着一天的时间,中国的国民财富——包括国有的和私有的——都能在“误操作”的帮助下被“不违法”地掠夺进一小撮人的口袋里。

  最后,我们要老生常谈的是,不要光听中国政府说它推出的改革开放举措能够达到什么目的,而是要完全撇开这些主观意见,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政府所推出的这些改革开放举措本身究竟能够干些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些政策和法律本身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改革开放是怎么造孽的。

 文章原载竖琴螺博客:http://blog.sina.com.cn/ckxxpt  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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