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和舆论最近频繁指责和炒作中国搞所谓“经济胁迫”。前期的炒作主要聚焦于中国借抗疫物资搞“胁迫外交”，还把中澳关系变冷解读为中国对澳执行“经济胁迫”所致。近期更是将全球供应链的局部断裂归结为中国“经济胁迫”，声称要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和秩序正常化就必须合力应对中国“经济胁迫”问题。例如在刚刚结束的利物浦外长会上，七国集团（G7）又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进行大肆鼓噪。
就连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集中且制度优越感十足的欧盟，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深受中国欺负的“弱势群体”。世人注意到，美欧日前举行的第二次“中国议题对话”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中国描绘成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者，声称要丰富和加强供应链以及解决“经济胁迫”问题。一向以“理性”与“稳健”著称的欧盟委员会，也在部分政客的唆使下酝酿出台一项针对中国的政策工具，核心议题就是所谓“应对经济胁迫”。
充分的信息、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断与决策的前提。仔细分析西方近期密集炒作中国“经济胁迫”话题背后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大大超出西方预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巨大不适应。众所周知，17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长期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持，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依然通过机制化霸权较为稳固地控制着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秩序。但长期精于算计的西方国家没有料到：中国加入WTO之后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在不到20年时间里即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国以及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核心枢纽。
按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全球经济发展、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金融稳定，特别需要中国这样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以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让各国从共享中获取利益。但在现在的不少西方政客看来，中国入世20年间，在经济实力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都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前些年，西方国家还动辄以“市场经济地位”来钳制中国经济发展，但在中国近年来以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一系列举措出台之后，显然这张牌不管用了。
二是以美国对华贸易霸凌为代表的“经济胁迫”外交遭遇重大挫折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大打“经济胁迫”牌形成对华经济围堵统一战线，将本国治理失败的祸水引向中国。美方在2018年单边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近两年后与我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既是由于受到来自企业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压力，也是其面临国内外政经形势变化的结果。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在过去几年陷入胶着状态，美方原先预估的“速战速决”幻想宣告破灭。美方企图通过关税战迫使我方在核心关键利益乃至根本制度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而一旦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恶化乃至发生体系性的全方位对抗，极有可能对全球政治、经济以及金融体系造成海啸式的冲击。美国显然没有做好相关准备，于是选择局部休歇或阶段性妥协，并在战术层面不时升高中美紧张关系，意图通过“脱钩”等来逼迫我方在重大核心利益上让步，但这招对中国同样不灵。
三是试图通过妖魔化中国经济形象来颠覆国际认知、转移国际矛盾，实现以最小代价撬动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世人不应忘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一些西方媒体大肆抹黑并放言，称西方反华政客们没能让中国和西方“脱钩”，大自然和病毒却正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它们预言这将加速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脱钩”进程，促使更多跨国公司重新思考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而预测新冠疫情可能引发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产业链大洗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方舆论的上述预言均告失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发挥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枢与稳定器的作用，才确保了全球经济在遭遇疫情持续冲击时还能保持相对稳定与韧性。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时代，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核心技术和重要产业布局的掌控上。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各种冲击已经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受损，在如此严峻形势下，一些西方国家如果再无视本国治理的失当反而试图把炒作中国“经济胁迫”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灵丹妙药”，那它们到头来只会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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