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昆山反杀案”对正当防卫适用起到标杆作用

　　业内专家详解“昆山反杀案”通报结果

　　“昆山反杀案”对正当防卫适用起到标杆作用

　　8月27日晚，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与顺帆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命案，一辆宝马车驶入非机动车道险些与一辆自行车剐蹭，宝马车驾驶人刘海龙持刀追砍骑车男子于海明，之后刘海龙反被砍身亡。

　　此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9月1日，昆山市公安机关认为，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此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对于此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正当防卫要更多保护防卫人利益

　　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的主要理由包括：

　　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断“行凶”的核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司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本案中，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纵观本案，在同车人员与于海明争执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刘海龙醉酒滋事，先是下车对于海明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取出砍刀，对于海明连续数次击打，不法侵害不断升级。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

　　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本案中，于海明夺刀后，7秒内捅刺、砍中刘海龙的5刀，与追赶时甩击、砍击的两刀(未击中)，尽管时间上有间隔、空间上有距离，但这是一个连续行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击，返回宝马轿车搜寻刘海龙手机的目的是防止对方纠集人员报复、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通报结论是正当防卫，事实清楚，理由充足得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本案的最终结果将起到标杆示范作用。法律上许多抽象的东西不好把握，但是具体案件将对未来正当防卫的适用起到标杆示范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之前对正当防卫起到重要意义的案件是于欢案，如果没有于欢案在先，这个案子的结果还真不好说。有了于欢案在前，大家就注意到适用正当防卫时要更多保护防卫人利益，对防卫人做出更有利的判断。这样的观念和判断尺度，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直观感受一致，因而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本案是继于欢案之后的又一标杆案件，将会对正当防卫的适用产生重大意义。”阮齐林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昆山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按照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行为不构成社会危害性，亦不构成犯罪。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由侦查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另据昆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消息，2018年8月27日晚，昆山市震川路发生的于海明致刘海龙死亡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昆山市公安机关于当日对于海明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对此案高度重视，当即派员依法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查阅案件证据材料，对侦查取证和法律适用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面对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根据多年司法实践，检察机关的侦查实际是为起诉做准备。为了能够及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搜集证据，检察人员介入侦查有助于实现及时公诉的需要。侦查起诉最终都属于控诉的范畴，既不违反法律，也符合程序。在多年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遇到类似情况历来如此，提前介入。”陈卫东说。　

　　反追砍行为不影响适用正当防卫

　　此案经过比较曲折，经媒体曝光后，社会各界对案件经过也同样十分关注。

　　根据昆山警方在通报中对案件经过的详细描述，业内专家在对案件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后，完全支持昆山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当时宝马车驾驶人意图明显地拿出长刀，并且有拿刀砍人的行为事实，不过是未造成伤亡罢了。如果因为未把对方砍伤致死而产生质疑，那么砍伤致死后如何正当防卫?就当时情形来说，骑车男子完全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只是拿刀吓唬他。刀是宝马车驾驶人从车内取出的，这是一把管制刀具，而且宝马车驾驶人有砍人的实际行为。基于一系列客观事实，让被砍的骑车男子作出对方只是吓唬他、顶多被刀划个口子、不存在生命危险的判断，着实不合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说。

　　“骑车男子夺刀在手后有反追砍的行为，这并不影响适用正当防卫。当防卫人和不法侵害人进行夺刀这样的殊死搏斗时，他很难冷静把控自己行为。在紧急之下做出反追砍行为，应该认为是在激烈搏斗下连贯、本能的反击，而不应割裂开。问题的实质在于侵害危险是否真正消除。在这起案件中，对方人数占优势，对方暴力攻击意志坚定、暴力程度高，不仅要拳击，还要拿刀来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夺刀在手，对方反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此时，骑车男子认为不法侵害没有消除，仍然防卫自身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阮齐林说。

　　阮齐林认为，从上述两个角度看，骑车男子的行为符合防卫的实际条件，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反击，并且没有超过反击的限度。

　　“无法证明宝马车驾驶人丧失了反抗能力，他并没有跪地求饶或放弃对抗。如果他有退让意图，可以通过言语上退让、就地蹲下抱头等语言、动作行为表达。本案中，宝马车驾驶人向车的方向跑去，而刀就是从宝马车中取出的，当他失去这一武器后再次向车跑，这会给对方一个信号：车里是不是还有其他武器、他会不会开车撞自己?所以，宝马车驾驶人这一做法根本无法让对方判断为逃跑行为。”洪道德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宝马车驾驶人想放弃打斗，完全可以通过言语屈服、动作求饶直接表现，跑向车并不能表达出任何放弃意愿和逃跑的目的。

　　“应该对防卫人的举措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任何人遭受这样突如其来、头破血流的暴力攻击，情绪都会慌乱。再加上对方人多，防卫人已处在惊恐、愤怒中。所以，应该对防卫人所做的行为采取比较宽容的尺度来认定，不可苛求，故而应对防卫人做出宽容的考虑。”阮齐林说。

　　“昆山公安机关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骑车男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撤销案件，终结诉讼。”洪道德说。

　　暴力攻击者应该承担一定后果

　　一直以来，实践中关于正当防卫的适用都存在一些争议。

　　“在实践中，有时候可能把刑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弄混，把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混为一谈。当个人自身受到侵害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受害者首选正面反击是合法的，这属于正当防卫。此外，宝马车驾驶人向自己车跑的时候，骑车男子也可以转身骑车离开。如果因为骑车男子没有选择离开而认为他防卫过当，就是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弄混了。紧急避险是最后一招，在其他办法全部无效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保全自己。”洪道德说。

　　“过去对于正当防卫的适用确实比较保守。正因为如此，刑法的规定相对激进一些。修改刑法时，规定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性、造成重大伤亡的防卫才构成防卫过当，另外还加了一个特殊防卫的规定，对行凶等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卫，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认为过当。增加这两条对防卫人有利的规定，体现出立法机关想要改善正当防卫适用过于保守的做法。”阮齐林说。

　　在阮齐林看来，本案带给人们关于正当防卫的思考是全方位的。“谁在日常生活中率先违反规则对他人进行暴力攻击，由此遭致他人暴力反击的，暴力攻击者应该承担一定的后果，作为反击者应该得到法律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宽容。体现在刑法中，就是正当防卫制度，即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有权利使用武力自我保护，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如果反击没有明显超过合理限度，则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事法律赋予公民的自卫权。如果明显超过正当防卫造成重大损害的，则属于防卫过当，构成犯罪，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应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给予宽大处理。所以不能简单归结于‘施暴者变成受害者，受害者变成施暴者’”。

　　本案的最终结果无疑将会发挥风向标作用，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该如何把握好正当防卫的限度?

　　“普通群众应该树立大胆自卫的观念。不过，当对方在用语言、行为准确地表达出求饶、认服并停止侵害后，那就没有自卫的前提条件了。如果当时宝马车驾驶人求饶认错后还是被砍杀，那骑车男子会涉嫌犯罪。这就是普通人应该把握的限度：对方不停止侵害，我就不停止防卫。不过也需要依照当时具体情形进行判断。”洪道德说。

　　“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能向不法退让，不能要求正义向非正义低头让步，这样才能制止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少了，引起的防卫也就少了。所以，我认为源头应归咎于谁率先实施不法侵害，而不是对不法侵害的反击。反击越多，遭受的不法侵害越少，越有利于解决、消除相关社会问题。我们鼓励公民积极面对不法侵害，同时要郑重警告那些动不动就违法违规的人、试图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或者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人，从而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阮齐林说。

　　□ 本报记者 杜 晓

　　□ 本报实习生 史伟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