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西方主流媒体既缺乏与决策层进行有效沟通和对话的机制，也无法深入基层体察和反映社情民意与舆论动向，因而也就谈不上发挥上下联动、官民互通的功能，在实质上就把它从自己所属的具体“场域”中抽离了出来，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领域”，蜕变为偏安一隅的“小众精英朋友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跟总统特朗普结怨颇深。在“通俄门”问题上，CNN抓着特朗普不放。但在内部视频流出、它的一名制片人说炒作“通俄门”完全是为收视率后，CNN处境异常窘迫。事实上，CNN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今西方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一个缩影。
近些年来，社交媒体日益成为欧美国家选民主要的新闻来源，那些传统主流媒体则被挤到几无“立锥之地”，陷入“双重困境”。首先是“生存困境”。过去15年间，报纸广告收入从约600亿美元跌至200亿美元。更为严峻的是，传统媒体还陷入“公信力困境”。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达70%以上，但2016年已跌落到32%。
2016年以来西方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出，用事实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也适用于西方国家传统主流媒体们。《纽约时报》总编辑迪恩·巴奎特就说，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是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聚集地，但他们没能更深入地了解整个国家，并与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基层——有效沟通。可以说，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最终导致主流媒体对基层民意的严重误判。
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媒体一方面与基层民意“脱敏”，另一方面也与政治权力中枢脱节，导致它们陷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脱域危机”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与主流媒体频频上演“互怼”大戏充分说明，作为美国民主政治根基的政府与媒体之间的“竞合”机制已经彻底瓦解。CNN爆出的丑闻则表明，“反特朗普”已成为传统主流媒体用于获取“吸睛效应”的不二法门，为此它们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趣去回应广大民众的普遍关切。
具体而言，西方主流媒体既缺乏与决策层进行有效沟通和对话的机制，也无法深入基层体察和反映社情民意与舆论动向，因而也就谈不上发挥上下联动、官民互通的功能，在实质上就把它从自己所属的具体“场域”中抽离了出来，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领域”，蜕变为偏安一隅的“小众精英朋友圈”。
无独有偶，2016年5月英国“脱欧”公投也上演了与美国大选相似的一幕。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一致呼吁留在欧盟的情况下，51.9%的民众选择退出欧盟。投票结果显示，大伦敦地区支持留欧者占据多数，但除此之外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脱欧派占据多数。这就导致了身居伦敦的“舰队街”成员们忽视了偏远地区和底层民众的呼声。英国支持脱欧的民众与美国“铁锈带”的白人蓝领一样，都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掉队者”，也就很容易对孤立主义甚至民粹主义产生认同感。新闻工作者对草根基层暗流涌动的民意竟然“无感”，这充分说明“脱域危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集体性症候。
有关新闻业的调查数据也可证明这一点。当前的英国记者中，86%的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在从业三年以下的青年记者群体中，这个数字高达98%，还有36%的青年记者拥有硕士学位，美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种族多元化程度上，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从业者中，白人都超过了85%，远远超过这个群体在人口统计学中的比重。
由此可见，英美新闻业都呈现出显著的“白人精英主义”倾向，从业者大都受过良好教育、身居大都会中心区域、具有中产阶级的观点和视野等。他们很难对身处小城镇和乡村的基层民众有切身的认知，更无从关注这些群体的切身利益。
以西方传统主流媒体的现实境遇为契机，重新思考“主流媒体”一词的真正意涵，更多地是为重塑被全球化冲击的本土价值观，利用主流媒体实现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连接，降低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与误解，进而避免整个社会由于封闭和隔离而产生的分裂。如何避免主流媒体的“边缘化”?这是所有人都需思考的问题，它并不仅仅关乎新闻业的存续，也是为了国家乃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
范敬宜先生曾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无论是我国新闻界推行多年的“走转改”，还是西方学界对主流媒体“双重困境”“脱域危机”的反思，不同语境下的殊途同归，都在印证范老的洞见。只有把握住新闻报道的“人民性”和“公共性”，让普通民众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才能真正实现新闻业的价值。对于中国新闻界而言，警惕新闻媒体的“大都市化”“精英化”和“圈子化”，防止其与基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脱节，也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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