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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贫民窟:第三世界城市进入“更年期”

2017-12-07 15:15:5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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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第三世界土地供应体制的彻底变革,擅自定居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土地的商业化,基本上排除了真正的贫民们先前所享有的、非正式和几乎是免费地获得土地的权利。城市边缘住宅机会的限制或关闭,意味着“希望的贫民窟”正在被城市大领地所取代,对城市贫民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冲击。于此伴生的情形是:城市周边成了市政府与贫困农民的竞技场,在开发办对经济区和郊区新土地永不满足的胃口面前,农民被最低限度的补偿推到一边;工人居住区和乡村经常被夷为平地以进行更高档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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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书封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时代,城市是我们的一切——它耗尽我们,为此我们赞美它。”欧克米(Onookome Okome)以“令人焦虑的城市”形容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在不同影片中的典型形象——城市不断生长蔓延,年轻男女为着首都的灯红酒绿离开自己的村庄,在城市贫民窟擅自定居,度日乃至生儿育女,面临随时可能的改造或驱离。

  假如你翻看90年代的北京小说,也会发现相当篇幅的北漂故事,他们书写的是这样一种经验——封锁了三十年的北京大门终于敞开,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擅自定居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郊地带,寻找与改革开放新时代同步的个人机遇。浩浩荡荡的洪流,在“低端”产业及“低端”居住空间之中汇聚,成就着首都的膨胀、生机与繁盛,也成就着新中产阶层的兴起。

  当然,尼日利亚和中国,只是20世纪下半叶第三世界城市化兴起进程中的两个案例而已。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是英雄,这些擅自定居者都成为第三世界城市典型的人类象征。世纪之交,一些地理学家抱怨“没有一个作家曾追溯过整个战后时期第三世界低收入居住区变化的地理学”。美国城市理论家、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算是填补了这项工作,他的专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 2006)对贫民窟、城中村等非正式居住区的全球模式作了一个现代的历史性总括。他用纪实文学的笔法描绘那些陷入绝境的贫民窟生态,也为全球贫民窟的盛行勾勒出一个相当幽暗的未来图景。

  今天,距戴维斯之作发表已有十载,有关贫民窟全球性生长与治理的新续篇不断书写出来。如今再读其作,关键不在印证那些悲观“预言”是否变为现实,而是追索这本书对上世纪第三世界城市化动力、贫民窟盛行原因的具体解剖,以及它对政府治理失误上毫不留情的锐利批评——尽管作为地理学家很难从建设性政策上做出具体倡议,但对可能的危机及应对保持清醒至关重要,尤其在当下。曾经,那些模糊了城乡边界的“夹缝城市”(in-between city)、“城乡融合区”(desakota)被地理学这们赋予了种种希望与可能性:导向城乡联合的道路,或成就新兴的城市形态。不过,各种经历告诉我们,它们终究还是被视作暂时的转型期景观——清理之最为简易。假如土地规划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暴力与创痛不可避免,幸存于此的人要如何找到回家的路?这本书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提供了一些历史因由与可能答案。

  贫民窟扩张史:从维多利亚式的诽谤,到成为全球性问题

  现代都市贫民窟的现象由来已久。

  最早在公开出版物中定义贫民窟的是作家哈代·沃克斯(Hardy Vaux)。在他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已在法国、美国和印度流传,成为广泛认可的国际现象。

  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视道德维度为关键,而有关贫民窟的想象则往往是阴暗可怖且不道德的。经典的贫民窟形象,以破烂住宅、过度拥挤、疾病、贫困和邪恶的混合为特征,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在放荡狂欢之中堕落。当年,一大批文学作品乐此不疲地反复书写那些城镇角落的可怕故事,这些故事一度取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

  1854年,《城市中的人性》(Humanity in the City)一书中,查平牧师狂热地写道:“野蛮不是在阴暗的森林中,而是在煤气灯下和警察眼中;带着一种战争狂欢和夜总会般的狂热,他们衣冠楚楚,内心却与犯罪分子一样残酷。”40年后,新的联合国劳工部对美国廉价公寓生活所做的第一次科学调查《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的贫民窟》,对贫民窟的定义仍然充满污名:“肮脏的背街地区,特别是当其为一些流动和犯罪人口所居住”。

  2003年联合国人居署出版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终于抛弃了那些维多利亚式的诽谤,以数据和分析对城市贫困的状况做了第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清算。20世纪下半叶,第三世界的城市化速度迎来了惊人高峰,令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也望尘莫及。贫民窟,正是此时大量兴起于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贫民窟:城市化加速与城市衰退并行不悖

  如果说维多利亚帝国主义晚期(1870-1990)的城市贫民窟,犹如第一世界地盘上开辟出的“第三世界”;那么1978年以来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风盛行,则导致城市贫民窟化的灾难性进程真正地发生于第三世界城市之中了。戴维斯痛切指出第三世界城市化不得不正视的吊诡现实:我们往往以为城市化的繁荣,意味着城市自身的繁荣,但很多第三世界城市(并非全部,中国即例外)在上世纪末经历的城市化飞跃,却与城市自身的衰退并行不悖——贫民窟的大量滋生就是明证。

  殖民时代,英国人可说是殖民地最大的贫民窟制造者。为了维持“白人城市,黑人乡村”的殖民理想,非洲警察局强迫当地劳工居住在城市隔离带和限制区边缘——那些臭名昭著的棚户区中。南非认定城市移民是非法行为,内城之中历来居住于此的有色人种社区也曾遭到残酷铲除。印度次大陆的《侵占法》亦如是,禁止擅自定居和街头贩卖;商业区周边的贫民窟作为“罪恶之源”而被清除,以留出环绕殖民者和本国中产阶级区的隔离地带。在印度、缅甸和锡兰,殖民者拒绝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或提供基本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这样的种族与城乡隔离,自然遭到了本土受害者英勇而激烈的抵抗。

  当年欧洲殖民主义制造的无数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基础公共设施的缺乏),也被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的本国精英继承下来。从第三世界殖民地独立浪潮兴起,再到19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劳动力早已翻了不止一番,贫民窟也是此时普遍兴起于第三世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20世纪下半叶之前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农业人口根本没有进入城市的权利——殖民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国家(尽管是由农业革命所赋权)普遍采取城乡分隔的政策——这种理念显然不符合大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1970年代以来,全球南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兴起,但很多地方贫民窟的增长却超越了城市化的速度,很多大工业城市都出现工厂倒闭和去工业化的倾向。比如,全世界城市边界增长最快的亚马逊流域,80%的城市增长是贫民窟增长,它们大部分没有公共服务和市立交通运输系统,使得“城市化”成为“贫民窟化”的同义词;而回顾21世纪末的墨西哥市,城市专家发现60%的城市增长基本上是人(特别是女人)的增长。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勇敢地把自己的居住区兴建在无任何公共服务的外围土地上,而他们赖以为生的非正式工作在总就业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全球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城市化越来越无关工业化甚至发展本身。当然,这种情形并非全部,比如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当同步——相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这值得庆幸;中国也很少用“贫民窟”一词界定城中村之类的地方——至少中国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在家乡拥有农村土地,与非洲、拉美那些往往是灾难性环境下生存的城市贫民相当不同。

  第三世界去工业化的城市化,显然不是来自“高科技发展”的玫瑰色想象,恰恰相反——这种无增长的城市化,首先是全球政治危机的后果。一方面,问题来自19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债务危机,及其后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领导的第三世界经济重建;另一方面,戴维斯称之为“政府的背叛”,第三世界政府最终大多放弃了反对贫民窟和整治城市周边的严肃努力,拱手将规则制定权让与世界金融机构。

  公共住房政策的失败:政府的背叛

  我们期望第三世界的左翼政府可以创造一种不同的故事,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确兴建了大量适宜的住房),后殖民政府曾强力承诺的社会住房和就业发展理想最终是幻觉一场,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背叛了对城市贫民的最初承诺。

  越南革命住房政策是如此。1970年代末掌权的加尔各答左翼阵线(Left Front)也如此。印度共产党一直在为贫民窟居民的解放而斗争,不过贫民窟移住新居的承诺,最终屈服于拉拢特权阶级选票的需要。作家托马斯(Frederic Thomas)写道:“贫民的需要仍然被空头支票所搪塞,而大部分财政预算被用于中高等收入的加尔各答人。加尔各答都市发展处仅仅预算了10%的投资用于贫民窟发展”。尼日利亚政府曾夸口用暴增的石油税为城市贫民建新居,但最终大部分住房也是落到了其他人而不是贫民手中。

  城市学者达成的共识是,第三世界公共住房和政府补贴住房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贫民,而是城市中产和精英。印度后甘地时代的扶贫政策,是作为进一步实现有产者的利益和目的、不断把贫民边缘化的工具而展开。如同古普图在《21世纪早期印度城市穷人的政治》之中所写,“消灭贫民窟的战争越来越接近于一场控制贫民的定居和居住的战役,这实际上是对贫民的一次进攻。”

  1970年代,第三世界政府基本放弃了消灭贫民窟的战役,此后,外国银行和信贷机构的宣言接手掌控了城乡贫民的生存需求。此前,国民政府在住房供应方面最低限度的作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定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进一步削弱。

  自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的虚幻许诺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城市化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增长,这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性兴起息息相关,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农民的“现代化”被放弃了。来自欧洲的非洲文化学者布赖森(Deborah Bryceson)指出,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al adjustment programs,SAP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限制,第三世界农业投入和乡村基础结构建设的补贴被大幅削减。国际金融制度“成败全靠自己”的经济策略也施加在农民身上,农业生产者被赤裸地被推入了全球商品市场。

  贫民不得不涌入城市,如前所述,城市并非一块福地,人们面临实际工资下降、商品价格暴涨,城市失业率增加的情形。城市已经不再生产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即便如此,放松管制的农业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强加的金融规则,导致乡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入贫民窟中去。

  贫民窟的问题来自去工业化而非工业化——进口替代工业,公共部门日渐缩小,城市移民的居住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糟糕的是,1980年代末,世界银行主导了住房供应的全面私有化,强加给债务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要求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方案,最关键的成果之一就是住房市场私有化。

  贫民窟不可避免地成为解决剩余人口居住问题的临时处方——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为全球南方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非正式住房的所有权,是拉美左翼或加尔各答印度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目标。然而,土地所有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加速了贫民窟的社会分层,对救助城市中绝大多数的真正贫民毫无帮助。在这些地方,土地购买和所有权正规化产生了垂直的社会分层,在那些一度极富战斗精神的擅自定居者运动内部制造了痛苦的竞争。另外,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也介入了这些问题,戴维斯认为,那些有关“赋权”的甜蜜官方保证,实际上回避了全球不平等和债务等核心问题,最终只是沦为语言游戏,缺乏有效缓解城市贫困的宏观政策。

  贫民窟成为无可奈何的解决方案,但擅自定居型增值住房的代价和后果,被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所营造的幻象与承诺浪漫化了,城市贫穷地带的非正式就业与非正式居住被误认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好办法——贫民窟的人虽然脏乱差,但他们会乖乖的待在那里过自助自足的生活。政府空头支票一般的建设承诺,则进一步制造出数百万被“调整”暴力弄得流离失所或前途暗淡的乡村移民与普通市民。

  擅自定居者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在哪里?

  伴随第三世界土地供应体制的彻底变革,擅自定居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土地的商业化,基本上“排除了真正的贫民们先前所享有的、非正式和几乎是免费地获得土地的权利。”戴维斯预言会出现更多强有力的、联合一致的私人组织控制的边缘城市化,这一规划进程能使得擅自定居私有化,可转换的土地所有权加速了企业主们避税或腐败的进程。城市边缘住宅机会的限制或关闭,意味着“希望的贫民窟”正在被城市大领地和裙带资本主义所取代,对城市贫民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冲击。

  于此伴生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城市周边成了市政府与贫困农民的竞技场,在开发办对经济区和郊区新土地永不满足的胃口面前,农民被最低限度的补偿推到一边;传统工人阶级居住区和乡村经常被夷为平地以进行更高档的开发。而居民们对此的抗议,在面临威胁和被捕时就停止了。在疯涨的土地价值面前,大多数人不能拥有正式住房,比如马尼拉贫民就被迫采取非法行动,跑去城市泄洪区或危险的河岸地带擅自定居。

  戴维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分类已经产生。全球的非正式工人——与贫民窟人口有所重叠但不完全等同,这10亿多的“剩余人口”,成了增长最快、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他相信左翼政治的传统重点,比如乡村失地农民和非正规经济部分劳动力的运动,需要重新定位,转向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地理学分布。如果说戴维斯对贫民窟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未来不抱期望,那么他对贫民窟作为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孵化器却充满信心。从加拉加斯山脚的贫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e soleil),再到巴黎种族隔离的郊区,戴维斯认为最令人振奋的政治斗争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所掀起,并创造一个无尽的街头斗争的未来。擅自定居者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左翼政治的可能性在哪里?当上世纪末的城市问题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过去,新的亟待解决的现状又急迫而来,扣问我们持续眺望的未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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