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杂志社长按：最近20年的大部分时间，无疑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起，进步的对外政策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侵略性的强硬的新保守主义，因为它把我们带到中东的多起战争，为了美国统治全球的进军破坏了国内的目标。但是更加不大清楚的是一项进步的对外政策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应当是怎样的。在唐纳德·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以后，现在试图确定这样的对外政策就特别重要。
关于这个方面，进步人士承认两种倾向将是明智的。第一种倾向确定进步的外交政策作为对特朗普说的和做的所有的事情简单地拒绝。当然，特朗普已经任命了一些危险的极端分子担任对外政策的职务，在最好的情况下特朗普本人是不可预测的，在表面上他没有能力以连续的方式集中处理对外政策的困难问题。但是，他的某些讲话(他要求与俄罗斯一起工作，结束美国的破坏性战争，达成一些更加公正的贸易协议)与我们自己维护的事情距离不远。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对这些立场进步的视角，而不是简单地完全拒绝它们。
我们应当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陷入对奥巴马时代的怀念。无疑我们应当维护奥巴马政府明显的成绩，如实现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对达成与伊朗的核协议做出的贡献。我们也可以赞扬他的某些精心炮制的旨在修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的演说的意图。但是我们也应当记得奥巴马对外政策的缺点：将“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长期化(尽管用的名称不是布什时代的名称)，包括一些没有宣布的使用无人机的战争，这种战争从马格里布扩大到亚洲南部，这是不必要的，尽管存在与俄罗斯发生“新冷战”的危险。虽然本杂志在选举中曾经支持希拉里·克林顿面对特朗普，但是我们曾积极反对希拉里维护的所谓“自由的干涉主义”的许多政策。
尽管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发起的运动做出民主的承诺，但他没有留给我们一些在未来指导我们思想的对外政策建议。这是没有结束的辩论，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再次提出来。我们已经要求六名重要的进步知识分子向我们阐明他们关于确定进步的对外政策应当具备的思想和原则的想法，这超出了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范围。这是一场我们的国家应当进行的辩论的开始，但是绝对不是辩论的结束。
2016年的选举和它让人恐怖的结果将数百万美国人带入一个种族主义、排外、反对移民的癔病和排斥伊斯兰的旋涡，这反映和同时为一项更加军事化的对外政策准备了地盘，指导这项对外政策的是私人的利益、反对穆斯林和反对移民。我们还不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是否将反映他的前任的孤立主义，或是将接近愤怒的军事干涉主义，特朗普任命的很多将军支持军事干涉主义。但是，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应当怎样确定一项非帝国主义的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对外政策中国际法、人权和全球的团结应取代“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项政策从削减军事预算和结束战争、占领和气候的不公正开始，这些因素正在世界上制造很多难民危机。
一项新的美国对外政策应当有它广泛的视角和范围，应当承认战争不可能打败恐怖主义。尽管有某些良好的意图和某些有力度的演说，对“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赋予一个新的名称，奥巴马总统没有能力与它决裂;事实上他一直大幅度扩大使用美国特种部队的范围，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增加了在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轰炸。特朗普政府如果更多地加大实施这项政策，其结果将是增加失败。
一项进步的对外政策意味着不再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军事的投机分子。意味着把关于战争的政策放在特权的地位，同时拒绝孤立主义，承认作为历史上最有势力和最富裕的国家相关的义务。
美国欠下帮助世界的人民和国家的全球债务。这是一项应当结算的债务，应大幅度降低我们数千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这数千亿美元(在联邦预算中仍然意味着每个美元54美分的税收)应当用于国内紧迫的优先事项(就业、教育、保护环境、医疗和更多的事情)，同时将大部分非军事的援助用于全世界的人民和国家。这对那些社会组织和经济受到战争和美国的制裁破坏的人民是特别重要的。在其他的事情当中，我们新的对外政策应当对避难的人和被战争与气候危机驱赶的人大量增加人道主义的援助。
改变这种军事支出，我们就能够拥有一项把外交放在比战争优先的地位的对外政策。这应当从保护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成果开始：与伊朗的核协议，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和关于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这些是奥巴马遗产的重要内容，但是已经受到特朗普和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的威胁。
类似的高级别运动和大量投资应对外交有利，而不是对战争有利，军国主义应当开始脱离叙利亚，一般来说脱离中东，应当反映在经常引述的奥巴马讲话中(尽管经常被无视)，即承认“不存在一种军事的解决办法”。应当开始撤走美国的军事力量，停止空中的打击，应当继续履行和其他地区的和全球的大国(处在第一位的是俄罗斯)做出的承诺，以便结束在叙利亚的战争。美国和俄罗斯必须支持长期的停火，对各自的盟友施加压力(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约旦、卡塔尔、阿联酋和叙利亚武装的反对派为一方，叙利亚和伊朗的政府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为另一方)，以便使双方达成一项全面停火的协议。阻止我们的地区盟国将美国的武器送到叙利亚和阻止沙特阿拉伯反对也门的战争将增加华盛顿说服俄罗斯同样进行撤军的能力。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项以正义为基础的新对外政策将意味着承认由美国组织曾经轰动一时的“和平进程”已经失败了，其基础是两个国家的一项解决办法，已拖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的运动的力量日益增加(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美国民众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思维的变化)，这为政治领导人修改美国的相关政策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以此方式能与公众舆论相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们可以将外交的控制交到联合国大会的手里，结束华盛顿对以色列的隔离和占领的支持。相反，支持一项以国际法、人权、和平为基础的政策，不把犹太人放在特权的地位，或不歧视非犹太人。
直到这个时候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还极端不透明，但是我们自己进步的对外政策继续是清楚的：是一项以正义、国际主义和人权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任何选举都不可能改变它。(作者菲利斯·本尼斯是政策研究所新国际主义项目的主任和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家，特别是关于中东问题和联合国问题的专家，她曾在联合国担任10年新闻记者。现在还作为联合国一些高级职务的专家顾问在与中东和联合国民主化的有关问题上提供合作。她是一些媒体的评论员和许多关于巴勒斯坦、伊拉克、联合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等书的作者)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佩特拉斯：我们正面临美国的巨大战争浪潮
魏 文编译
乌拉圭“百年电台”CX36按：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教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接受“百年电台”X36电台电话采访分析国际形势时说，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在它当权的最后几天让世界处于一种严重的战争危险。
他说，“我们正面临一个最危险的时期，到离任还有11天时，一场核战争的严重危险仍继续存在”。对此他解释说，美国的攻击“是一个进程，一个美国的战争浪潮，从在拉丁美洲的政变到侵略叙利亚，到侵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这个时候这是一种全球的威胁，很难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奥巴马的政府更坏的政府了”。
谈到奥巴马在结束执政的告别演说中俄罗斯的攻击，佩特拉斯说，我们应当理解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对华尔街的大资本具有很高的价值，银行家们收到了政府9000多亿美元以便拯救2008/2009年的危机。远不止这些，重大的事件还有奥巴马发动了七场战争，破坏了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的中东国家。
奥巴马政府期间失业确实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报酬很低，每周工作20个小时或更少的情况大幅度增加。如果我们将这个情况包括进去，奥巴马的卫士们所说的4.8%的失业率将上升到11%或者更高。
于是，在奥巴马的时期存在一种国有化、战争和支持大资本的混杂。这使得对奥巴马的尊重下降很多，甚至在非洲裔美国人的阶层中间存在很大的失望。
我们可以说除了这些情况，我们还面临非常严重的形势，今天我们读到奥巴马的海军部队正在攻击伊朗的海军。昨天(1月8日)的消息说，美国的海军向伊朗发射三枚炸弹，也就是说在几公里的距离内发射。与此同时，伊朗的海军保卫它的边界。美国攻击的借口是伊朗的海军航行速度过快，因此美国的海军不仅与伊朗对抗，而且企图控制伊朗海军的航行速度。
另一方面，有数百辆美国的装甲车和坦克入侵欧洲以便面对俄罗斯，这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和战车正部署在俄罗斯的边界附近。
最后我们看到昨天(1月8日星期日)的采访，奥巴马甚至侮辱俄罗斯。
最后我们可以说，奥巴马时期结束了，期间充满最糟糕的事情和最危险的挑衅。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挑衅针对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这不是轻视任何事情。我们面临最危险的时期，一场核战争的严重危险继续存在。
谈到叙利亚的冲突，佩特拉斯认为由于俄罗斯的介入，面对以色列政权，可能引发一场战争。以色列不想面对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一枚核炸弹可能结束以色列的历史。除此以外，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出于战略和战术的原因想购物券玘俄罗斯的关系。如果美国挑起一场与俄罗斯的冲突，以色列将处在战争之外，试图从发生冲突的事情中得到好处;也许以色列会利用冲突作为占有巴勒斯坦留下的东西的借口。
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危险具有另外的性质：在中东这是危险的;它的驻外使馆作为好吵架斗殴的家伙采取行动;但是以色列现在的优先事项是扩大它在中东的影响，主要是占领曾经属于巴勒斯坦的所有东西，赶走巴勒斯坦人，将耶路撒冷变成它的首都。
关于最近以色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阿根廷的巴塔戈尼亚和智利，被称作“没有边界的背包客”的消息，佩特拉斯说，毛里西奥·马克里(阿根廷总统)无疑在认同他的政策的国家中间寻找盟友。马克里向美国提供一个军事基地，他想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伙。很久以前他就邀请以色列来检查他的武装力量和镇压的政策，他想深化与摩萨台--以色列秘密安全机构--的关系，寻求以任何方式重开“尼斯曼案件”的调查，尼斯曼在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阿根廷前总统)执政时期自杀，此案一直在调查之中。
于是，以色列正在阿根廷和马克里政府所有级别的部门一起工作。不仅是以色列，而且美国、北约和任何其他反动的政权都和马克里政府一起工作，以便加强在国内的镇压，补偿它的弱点和内部消耗。
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政府寻求外部的支持，以便获得补偿和加强继续实施它们的反动政策的可能性，这是其共同点。
谈到美国政府策划以“软政变”推翻别的国家政府的问题，佩特拉斯说，相关的消息很少。甚至在选择的媒体上关于美国调动力量推翻别的国家政府的方式很少报道。唯一收到的消息是美国做出努力打击和推翻委内瑞拉政府，但是其他的阴谋很少发布。某些左派人士在巴西发生米歇尔·特梅尔领导的政变时，曾讨论过美国对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干涉，但是在美国的公众中影响较小。
现在在美国力度最大的宣传首先是反对俄罗斯;其次是对伊朗的攻击;现在则试图通过在韩国部署强大的军事装备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美国的战争浪潮，从在拉丁美洲发动政变到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侵略。在这个时候确实存在一种全球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想象一个比奥巴马政府更坏的政府。
所有的宣传都反对俄罗斯，特朗普或许要避免某种好战的政策，努力和解，对奥巴马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面对的巨大的危险进行和解。
关于波多黎各独立的政治领导人、现年74岁奥斯卡·洛佩斯·里维拉，在美国的监狱里已经关押了36年，其中12年完全与世隔绝;他要求奥巴马让自己自由。佩特拉斯说，奥巴马在离任之前是否采取某项人道主义措施令人怀疑，波多黎各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释放里维拉。此外，媒体没有做任何努力公开揭露这些事实。
此外，莱昂纳德·伯尔铁是印第安人的领导人，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40多年;宾夕法尼亚非洲裔美国人的重要领导人也在监狱里。换句话说，我们多年来将重要的少数族群、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的领导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形势，将他们监禁了近半个世纪，还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到了原谅和释放他们的时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遭到虚假的指控甚至是伪造证人。
这种拷打的方式是残暴的，还被用来威胁少数族群的积极分子，比如墨西哥人和拉美裔美国人，他们正在准备反对美国驱赶移民的斗争。我认为这种残暴的惩罚是为了向正在斗争的人民提供消极的事例和教训。
佩特拉斯还说，我们已经评论了奥巴马在任期最后的挑衅。但是我想引述两件重要的事情来说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西方政府的势力。两天以前我们收到一份谈话的视频，那是一次讨论，其中出现以色列驻英国使馆的一个代表，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常说以色列应当把一些给以色列造成问题的英国议员“赶下台”，其中有现任英国副外交大臣阿兰·邓肯，因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沙伊·马索特--某些英国媒体指出他是情报官员，据以色列一些媒体报道，他是被以色列使馆正式聘用的一名以色列军人，让其对政治事务提供咨询--说，必须“消灭他们(指巴勒斯坦人)”。英国人出来说，他们很担心。但是一个人策划找理由进行暗杀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代表说这种话就会立即被撤回国内，但是以色列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将把他撤回。我认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都应当把他交给警察，以便对他进行审判。但是作为以色列人，他逃脱了被驱赶，更不用说审判了。这是因为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它和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人士合作，这些人在议会作为以色列的支持者采取行动。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美国一种严重的流行病的最新数据。最近几年有50万吸毒者死亡，他们死于医生处方开出的超剂量。这种影响到50万人的流行病是“合法药物”的产物，比如止痛剂等，这是一种成瘾的方式，对此大型制药公司和医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受到审判。
这么多人成瘾是因为医疗制度没有试图帮助那些感到痛苦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医疗计划，或是健康计划没有解决他们遭遇的痛苦，比如重工业或建筑业的工人在第一时间遭到的痛苦。
这是另外一个征兆，说明在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的复合体如何完全摆脱了任何谨慎和审判。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月1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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