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苗东升先生

　　初见苗先生，是在2004年夏季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复杂性暑期研讨会”上，他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直言不讳的个人风格，其二是对新文明的坚定信念。在随后的接触中，他的信息不守恒思想以及对中医的深刻洞见，也使我受益良多。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9年5月19日，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系统科学大会上，我的报告“中医系统学是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基础”得到他的肯定与支持。2020年3月3日听到先生去世消息，深感痛惜与震动，学界失去一位智者，而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转眼一年过去，笔者情不自禁地想用这篇小文抒发感受，寄托哀思，祝愿苗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一切安好，并继续用他的信念、热忱与智慧，关照与激励我等克服困难、不断进步。

　　一、人格魅力的感染

　　在中医界经常涉及现代化的讨论，由于这一学科尚处在传统学术状态，因此比其它领域更多关注现代化问题。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维度给出不同答案的难题，从苗东升先生身上，我找到了最朴素，也是最深层的解答，那就是“现代化的根本是人格的现代化”。只有人格的现代化，才能带来知识面貌和社会建设的现代化。在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中，几经波折，渐渐发现“实事求是”和“公平正义”便是现代人格，它们可以促进“真”、“善”、“美”更多地在人间出现，使知识更丰富、人生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苗先生是我遇到过的最求实、最正直的人，没有之一。这一点，不仅在读他的文章，还是亲身相处的过程中，都印象深刻。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对他由衷敬仰的钱学森先生，也能做到就事论事，不因权威而怯之，不因情感而惑之，而是直言不讳，揭示问题，追根究底。曾经听他这样评论道：钱老提出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两个基本思想，宏观概括是准确的，但微观说明还不够精确。在很多人把钱老当做神明的时候，苗先生能够这样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疑需要莫大的理论勇气，而背后的支撑则是无私的心底与追求真知的无畏。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苗先生是对钱学森科学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者和诠释者。

　　另一方面，面对晚辈学者，苗先生总是谦虚谨慎、平易亲近、诲人不倦，毫无前辈的架子和“霸气”，虽然与苗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每次交流都收获满满、如沐春风。2007年，笔者曾经邀请苗先生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进行跨学科的学术讨论，他真诚地表示，虽然他本人认为中医学很有价值，但了解不多，需要向中医学者学习。会前，特意请笔者到家中交流，为正式讨论做好准备。当笔者提出中医现代化有赖于系统科学引领的观点时，他也坦诚地表示，系统科学与中医学之间的确联系紧密，但系统科学还在发展中，还未成熟，对中医发展的牵引力一时还有限，系统科学建设也需要中医学的助力。这让我们心中温暖，头脑冷静，看到了一条中医学和系统科学联手互动的清晰路径。

　　二、对新文明的期望

　　记得在2005年的北大夏季复杂性研讨会上，苗先生以“系统科学和新文明”为主旨，介绍了自己长期思考的结果。他从自己的早年家庭生活说起，联系学术发展与职业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科技的落后，也不是经济的落后，而是整个文明状态的落后。这个落后就是我们的农业文明被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超越了，因而西方与东方的冲突与较量不再停留在战国时代那样同一个水平，而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其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同属东方文化圈，但两国不再是同一个文明层次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抗战如此惨烈，不与反法西斯阵线结成联盟，便独木难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现代化向何处去?如果按照西方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发展，只要文明模式不变，那我们在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也势必成为另一个日本。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和平主义基因，同时在现代化的同时不造成对人类和平的威胁，苗先生主张中国应该率先探索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现在看来，他的思想与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生态文明”不谋而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完成国家现代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三元联立，而不至于陷入顾此失彼的内在矛盾之中。

　　在工业文明的建设中，西方近代兴起的还原论科学可谓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全球化才可能一路高歌。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能否高速发展，而是如何可持续发展，对此苗先生指出，系统科学对此可以大有作为，它是与新文明相适应的科学模式，一方面系统科学推动新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新文明也支撑着系统科学的发展，两者的关系如同分子(系统科学)与分母(新文明)。今天看来，十几年前苗先生描述的景象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他的过人预见性和高超概括力令人赞叹不已。

　　三、中医方法论的讨论

　　苗先生是站在新文明的高度看待中医学价值的，尤其关注中医学的方法论问题。众所周知，一个学科是否具备像样的方法论，是其成熟度的标志之一。换言之，有无方法论，可看做一门知识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基本标准，或者以此判断其是否科学。长期以来，中医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其科学性说明，二是其疗效评价。之所以是难题，原因在于话语权在西医，不在中医，中医得按照西医套路出牌。说到底还是方法论之争，有方法论者强于无方法论者，有话语权的方法论强于无话语权的方法论，前者是学术问题，后者是权力问题。

　　哲学家兼数学家的苗先生，一眼便看出方法论问题是中医在当下语境能否正常发展，以及能够达到何种高度的关键所在。中医界存在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激烈冲突，而且各走各的极端，缺少必要的缓冲与包容。针对这种情形，苗先生提出“整体为本，适度还原”的方法论原则，而这一思想可以认为是钱学森“融合整体论与还原论”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在中医学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落实。从中医学研究的实践中，不难体会到苗先生这一理论概括的重要意义，如果一味强调中医的整体性，那么除了天人合一、形与神俱这些抽象的哲理性宏观命题可以保留，而阴阳、五行、六律、经络、脏腑、气血这些具象一些的技术性中观命题便无立足之地，这显然不能满足中医学的实践需要。

　　笔者自1996年以来，致力于中医现代化，通过中西医比较，发现两者认知模式与技术本征不同，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落实不能停留在哲学概括上，而必须完成技术落实的工作，在这一点苗先生的思想可谓切中要害。有了整体为本，适度还原的原则，就不会走向西医的极致还原之极端，也不会停留在传统中医完全黑箱的模糊处理状态，而能自然而然地从经络、脏腑、气血的信息化实证入手，并与阴阳、五行、六律的象数学方法结合，建立现代中医学自己实证与量化结合的方法论体系。

　　四、复杂性科学的未来愿景

　　钱老提出的“建立系统学”构想，已经成为中国系统科学家们的基本愿景，而苗先生在这股学术洪流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他更为强调“复杂性科学”与“系统科学”的区别，而且倾向于复杂性科学的论述。为何如此?笔者体会到，苗先生认为当下的系统科学中，还原论的成本还太多，不多说说复杂性科学，担心整体论的内容被边缘化。我作为中医学者，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医界谈论与认可系统科学的学人不少，但在实践中依然是还原论大行其道，真正反映中医特色的整体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存在。那这样的融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方法论，就如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论一样，一重一轻，还原论和西医是大衣，而整体论与中医则是补丁。这样的系统科学并无多少超越还原论之处，而一旦叫做复杂性科学，则整体论内容一定是主体，由此可见苗先生的学术洞察力之强。

　　2011年12月15日，苗先生惠赠笔者他2009年出版的《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谈》一书。在序言中，苗先生介绍了他进入复杂性科学领域的历程，提出以“科学转型论”来考察复杂性科学的主张，认为“科学转型论不同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科学革命论考察单个学科领域，时间尺度最大几十年;科学转型论考察整个科学，时间尺度百年以上。以历史大尺度看，科学整体上是一种演化系统，有不同历史形态。400年来的经典科学是其第二种历史形态，复杂性科学代表它的第三种历史形态，目前正处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初期”。可见，他的复杂性科学观与前面谈到的对新文明的期望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一般所讲的系统科学中，物质、能量依然是主角，信息虽然也作为重要概念与系统、控制等概念一并显要提出，但并无多少重量级的新意。而苗先生90年代发表在《科技导报》的一篇论文，提出“信息不守恒”命题，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命题，它从根本上打破了建立在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基础上的机械论框架，为复杂性科学开辟了新路。沿着这条路前进，诸如生成、演化、涌现、混沌等复杂性核心概念将会与物理学最基本的力学问题融合，使复杂性科学真正超越唯象时代，进入微观机制说明的新时期。这也许就是我们苦苦寻觅而未得的建构系统学之路，至少可以看做一个值得试试的切入点。

　　【作者简介】马晓彤(196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方法论研究室主任，提出哲学、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传播六环节联动的中医现代化战略框架，以及自然国学、系统科学、信息医学综合集成的中医现代化战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