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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反中医是反中华文化的突破口

2014-03-05 11:41:1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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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社区liusihun10转帖《2014年1月19日上海举办第一届反中医大会》一文披露:“与会者发言摘要: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的中医药,不仅诈骗了患者的钱财、损害了民众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消磨了国人的理性思维、摧残了民族的科学素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全世界唯有中国仍把古人基于臆想的传统医术封为“科学”,全民信奉中医药。这不啻是当今世界的天方夜谭、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革除当今中国主流文化中的这颗毒瘤,将中医药拉下“科学”宝座、逐出医保系统(令其回归民间),不仅是对民众的健康负责,更是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推动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必由之路。上海第一届反中医大会打响了草根科普爱好者群体讨伐中医药的第一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史将铭记这一刻!”该帖12930次点击 ,49个回复,2个赞同。

 

  2014年01月25日百度贴吧goforitcn《从反中医大会看中医》的帖子披露:“真正发出废医第一枪的是清末大学问家俞樾,他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章太炎和吴昌硕的老师,号称朴学大师。他写了一篇《废医论》,是有史以来第一篇提出废除中医的檄文。……俞樾写出《废医论》是在1879年。在这一年,日本以废汉医为发端的明治维新(按:一语道破反中医的根本目的,反中医就是反中华文化 ,是“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突破口)已经进行了十年;……余云岫是中国受过系统现代医学训练而反中医的第一人。1917年,余云岫在大阪医科大学完成7年修业之后写成《灵素商兑》(按:在日本大学修炼成了日本的奴才?),……1929年,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会议一致通过的《废医案》公布后引发全国性的中医抗议活动,迫于舆论压力,终于不了了之。……第二代反中医的旗手是方舟子和张功耀。方舟子批中医可能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2003年发表《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其反中医的思想已经成熟。2005年开始大量发表批中医文章,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药》和《我为什么不相信中药的疗效》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废医验药的思想。……张功耀教授在2006年第4期《医学与哲学》发表《告别中医中药》,拉响了反中医的新号角。他从文明进化、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人道等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中医的落后与反动,建议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系。(按:笔者当时发布了《张功耀教授告别中医中药论背后的文明冲突论幽魂》等评论文章给予痛击)同年11月,张功耀和王澄发起取消中医的网上签名活动。本次活动并没有取得效果,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评价为“闹剧”“无知”。方舟子并没有参与该活动,但他对卫生部表态有评价,说,认为批评、否定中医无知的,才是真正的无知。两位旗手的思想是一致的。”

 

  网友goforitcn还着重指出:以上所言,都是浪费口沫,只有开宗明义的一段有谈论意义:中医“诈骗了患者的钱财、损害了民众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消磨了国人的理性思维、摧残了民族的科学素养”。“这一段直指中医的问题核心:就是中医给人一种没有科学素养,没有诚信,没有公信力的结论。中医药能上得了台阶,就必须克服这个问题,也就是必须科学化以及系统化,让中医成为现代人之所用,而非存在于历史尘埃中。学院教育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一个学科的研究具有公信力,成为被认可的学术,而非口口相传的,一厢情愿的技术。”

 

  反中医斗士们吸取了先前明目张胆反中医文化惨败的教训,改变为暗暗地消灭中医文化的策略,主要方法是倡导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即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医,学院教育则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用西方医学文化培养出一批新的伪中医来取代真正的中医,使之名存实亡。

 

  对此,2014年01月23日百度贴吧网友“镜湖麦浪”评论道:“中医不挣钱,给人看病只需把脉开中药毫无利润可言。现在医院里全是西医,清一色的西医医疗设备,病人去看病,二话不问心电图CT胸透验血验尿各种仪器招呼,当然昂贵的医药费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些人一手高举科学发展观旗帜一手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胡作非为为虎作伥,最后明其名曰:反迷信,信科学。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被这群逗比糟蹋的还剩多少?反中医就是反祖宗,一群败类,沽名钓誉,吃着中国的饭却反对中国医学,他们怎么不开个开反人类大会? 越看越火大,真不懂现在社会到底怎么了,咋那么多人忘本呢?”

 

  显然,反中医的近期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医药的公益性和救死扶伤的传统医德,确立医药就是为了获取暴利的新价值观。然而,所谓“诈骗了患者的钱财、损害了民众的健康”的不是别人,而是唯利是图的西方医药垄断资本,他们为了扫除中医药的障碍,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罪行反加到中医药的头上,极尽所能为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西医药垄断盘剥中国人而杀开一条血路。而反中医文化的长远目的就是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走日本官僚资本的老路,用反中医文化来作为消灭中华文化的突破口,达到彻底把中国殖民化的战略目的。

 

  如果这种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暗中消灭中医文化的策略仅仅是张功耀、方舟子等一帮代言人的喧嚣,那并不可怕,中国民众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从“上海举办第一届反中医大会”的帖子有12930次点击,49个回复,但仅仅只有2个赞同就可见一斑。可怕的是在 党内的美国 代理人把持了中国某些大权的过去十年里,该策略俨然已经成为卫生部的施政方针,并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全中国的中医院被彻底用西医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进行改造,由西医当医院的领导,按西医 分割的传统重新划分科室,用西式CT等诊疗仪器全面取代中医诊疗方法,把传统中医师“流放”、边缘化,让名为“中西医结合”的伪中医占领中医院的绝大部分阵地,这些假中医不会把脉看舌相,不懂辨证施治, 却善长于开检验单,按西医的疾病分类进行诊断,然后胡乱套用一部分中药方剂或成药,未经过严密验证就胡乱把鱼腥草等中药提取液用于输液 (魚腥草注射液产生不良反应,已停止生产和使用),彻底糟蹋中医。 同时,还在全国主流媒体捧出一批真真假假的“中医大师”为医药商代言而信口雌黄,罔顾中医注重系统结构功能,不诉诸于简单的因果关系的思想方法,用吃盐得高血压恐吓听众,闹得一些人吃菜不敢放盐,导致生理机能紊乱伤害身体健康;甚至所谓的“中医大师”自己还闹出盐放早了会分解成钠和氯的大笑话;吃黑色食物补肝益肾之类的似是而非的中医养生法,误导民众,推高黑豆等食物的价格,从中牟利,从根本上毁坏中医医德,破坏中医整体性、辨证施治的基本原理,毁坏中医药的名声。而闹出了 笑话和严重问题正好可以作为攻击中医不科学、不严密、诈骗钱财的“证据”。一些中医学院则系统灌输西医基础理论,淡化扭曲中医理论,譬如 某院校2011年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研究方向:01 肝胆疾病的证治研究 02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03心脑血管疾病的证治研究 04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05胃肠动力临床研究 0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 07 肝胆疾病防治 08 慢性肾脏病的防治 09 心血管疾病防治 10 男性泌尿生殖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11 脊柱疾患的防治 12 创伤与脊柱外科 13中西医结合治疗食道癌 14创伤骨科 15 关节外科 16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 17 中西医结合治疗鼻病 18 慢性鼻窦炎、咽喉良恶性肿瘤 19鼻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20不孕症研究 21中西医结合防治妇产科疾病。(来源:华文教育网)再如某中医学院药学所学的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药用基础实验化学、仪器分析、生物化学、生药学、天然药物化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药物化学、药剂学 、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该校学生边城小浪、liulu0312等网上晒课程),培养不会中医医疗和药理的“新中医”。同时还废止了中医名师带徒弟的传统 方法,阻止真正中医的传承。一句话,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暗中消灭中医的策略已经公然实施,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实!

 

  早在2007年10月16日中新网《卫生部长陈竺: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就披露:“东方文化中占主流的认知方法一直是经验和直觉(按: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陈某是真不懂什么叫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还是故意装作不懂?如果不懂,请不要扯谈中医科学化;如果缺德装傻请辞职,没德行不能领导医学界),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包括疾病和生命等复杂事物和问题,而不先把它们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而西方则主要是沿着“实证加推理”发展其认知方法。在这两种认知方法下的医生看病就大不相同:譬如胃病病人在西医会得到较为准确的诊断,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通过胃镜和生化检查可以更精确到什么病变部位、程度以及致病源。而中医看的是病人处于哪个证型,是饮食问题还是七情不调、是操劳过度还是季节变换所致,病人还伴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一并调理,从而最终恢复他的整体平衡?因此,陈竺认为,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中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似乎一直停留在经验和哲学思辨的层面,没能“自上而下”地走下去,这导致长期以来中医理论无法用现代语言予以描述(按:断言中医整体思维的理论方法不 符合“现代语言”,也就是迂回地断言中医不科学),中医与西方医学无法互通互融的格局。因此中医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所谓的“完善”也就是用西方的分割方法来取代中国的整体 性的思维,用西医的逻辑思维体系取代中医的形象思维体系,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

 

  2008年04月22日新华网《卫生部部长:继续进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披露:“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大会上指出,中西医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的,中西医结合是对中西医药学各自优势的互补和集成,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学上的创新性,我们要加以坚持并发扬光大。 ”陈竺说,……中西医结合代表了整体医学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介绍说,自1958年我国培养第一批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人员以来,经过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开拓进取,中西医结合已经纳入我国医学教育、科研、医疗体系和行政管理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中西医结合各项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经过50余年的不懈努力,全国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科研体系基本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学科体系建设也初具规模。中西医结合研究具有明显的自主创新性,这些年,我国医学科技工作者不断拓展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疟疾、亚砷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活血化瘀药防治冠心病介入治疗术后再狭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针麻和针刺镇痛原理的应用研究以及“病证结合”诊疗模式、“菌毒并治”防治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研究等,均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学上的创新性。特别是“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迄今为止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临床实践中,大量患者在治疗中采用中医药与西医药联用、并用,中西医药在为病人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优势,共同提高了临床疗效,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医疗成本和患者费用。如中西医结合对肿瘤的治疗,在使用放疗或者化疗的同时,联合应用中药,减轻了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被国际上称为肿瘤治疗的中国模式。在2003年我国抗击SARS的斗争中,确诊的SARS病人中,58.3%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在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并发症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显然,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化就是把中医药纳入西医的统辖之下,用西医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中医,使中医名存实亡。至此,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暗中消灭中医的策略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方针政策的层面。

 

  2009年01月12日中国广播网《王国强:08年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得到加强》披露: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总结了2008年中医药各项工作落实取得的新成效。他表示,2008年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得到了加强。结合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强化了对中医医院医疗质量和特色优势发挥情况的评价。针对当前中医医院及临床科室名称混乱问题,发布了《关于规范中医医院医院与临床科室名称的通知》,使其体现中医的特点。加强重点专科(专病)建设,成立了26个重点专科协作组,确定了147个主攻病种,开展了中医临床诊疗方案的梳理工作。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诊疗设备配置的指导和管理,启动了“推广一批、提升一批、改造一批、研发一批的中医诊疗设备促进工程,举办了首届中医诊疗设备论坛暨展览会。推广使用小包装中药饮片,提高中药饮片的调剂质量。——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暗中消灭中医的方针政策已经全面得到贯彻。

 

  中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除了共同点之外,主要的区分就在于西方文化长期处于理性主义的统治之下,到了近代非理性思维,即形象思维、审美思维等才有了生存的余地;而在中国,传统上就是阴阳文化,主张孤阴不长,独阳不生,也就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重,阴阳互补,只是秦朝后期灭了墨家,严重损害了以墨家为代表的逻辑思维学派,伤了中国逻辑学派的元气,汉朝董仲舒倡导独尊儒家,近代朱熹推出唯理是从的理学,进一步张扬了形象思维而压抑了逻辑思维,虽然这段时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阴阳不调,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但阴阳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医文化受此影响,主流是阴阳文化,而偏向形象模式思维;但依然有逻辑思维的因素,没有西医的理性思维独霸的偏颇和过度分解不见整体的缺陷。譬如治疗西医所称的“流行性腮腺炎”,中医学所称的“痄腮”,中医认为,它是由风热时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临床以发热、耳下疼痛为特征。中医学认为,本病是由感受风湿邪毒所致。邪毒从口鼻而入,侵犯少阳胆经,热毒蕴结经脉,郁结不散,气滞血瘀。中医辨证分型治疗,譬如温毒在表型则疏风清热,散结消肿,以银翘散加减调理;邪退正虚,气阴两虚型则益气养阴,健脾开胃,以青黛汤等调理;……;外治则用醋调青黛等外敷。而西医认为,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特征为腮腺非化脓性肿胀及疼痛,并有波及全身各种组织的倾向,大多有发热及轻度不适,常见并发症为不同程度的脑膜脑炎。病原体为腮腺炎病毒属粘病毒组。西医主要依照病毒致病的因果关系,以抗病毒药物病毒唑、干扰素(效果尚有不同意见)等治疗为主。而中药青黛性味咸寒,归肝、脾、胃经。以清热解毒、凉血消斑见长,药理研究证实青黛也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用醋调青黛二药调合外用,治“痄腮”效显著。辅以蛋清寒凉清热,二药调合外用,治带状疱疹疗效也很显著。可见中医文化除了形象思维,也有用能抗病毒的青黛等直接攻致病邪毒的逻辑思维。这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用的一个简单例子。毁坏中医来源于中华的阴阳文化而代之于理性主义,正好就是毁坏中华文化,用西方文化加以取代的绝佳突破口。

 

  因而,此前西方的代言人张功耀等人公开呼吁废除中医,张扬西医,但立即遭到了亿万国人的迎头痛击而惨败。如今西方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学乖了,改变了策略,使用暗度陈仓的手法,用西医的理论 (称之为现代科学)来“改造”中医,暗暗地摧毁中医文化,并使之后继无人,悄悄消失,以维护国际垄断资本谋取医药暴利的经济利益,并顺应美国霸权主义开展文化战争消灭其他文化的需要,继承日本帝国的历史经验,以摧毁中医文化为突破口,达到彻底摧毁中华文化,“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目的。对此,人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诸如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疟疾等成果的所谓中西医结合路线获得成功的“实践证明”,反中医大会的斗士们就自己揭穿了老底:他们说“植物药显然不等于中药。任何国家的传统医学都有植物药(现代医学也有),人家不用中医药理论指导使用,自然不算中药。青蒿素更不是中药,我们不妨看看当年发现青蒿素时发表的论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及中医或中医理论,你怎么好意思说它是中药?即使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药,也无济于事。甚至,中药注射剂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药。我们随便看一个中药注射剂的说明书,虽然它们享受着中药的优惠政策,打着中药的名号,实际上,从质量控制、药理毒理研究、药代药效学研究、临床试验,无一不是用现代医药学理论来指导的。 ”(来源:liusihun10于2014/1/25发布在猫眼看人)确实,西医治疗疟疾本来使用的抗疟药金鸡纳霜(奎宁Quinine)就是一种从茜草科植物中提纯出来的生物碱。也就是说青蒿素的成功并非中西医结合的伟大成果,当年金鸡纳霜获得成功的年代还没有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把中药原料用西医方法开发利用,纳入西医以医药牟取暴利的体系中实际上正是西医药改造中医药,消灭中医药的暂时“成功”,而不是相反。

 

  中药科学化提纯很失败的例子有黄连素。提取中药黄连的有效成分使之科学化的理论显然很失败。中药黄连味苦性寒,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要药。黄连素与黄连的药性很不相同。黄连的重要成分是黄连素。黄连素是一种生物碱,是从资源丰富的小檗碱属植物三棵针和小黄连刺的根及粗茎等中提取的。我们在治疗中是不是可以用黄连素片代替中药黄连来配方使用呢?这是不行的,因为黄连主要成分除小檗碱外,还有黄连碱、甲基黄连碱、巴马亭等多种成分,正是多种成分的结构性功能才形成了黄连泻心火、燥湿、解毒等多种功效。而黄连素片,又称盐酸小檗碱,主要用来治疗肠炎和菌痢,从所含成分、功能上与黄连不同,所以黄连素不能代替中药黄连使用。而且专家还指出,服用黄连素降血糖副作用较大,有一定风险,不宜长期大量服用。其主要副作用可能就是横纹肌溶解症及乳酸中毒症。黄连素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便秘,大量应用后偶有恶心、呕吐、皮疹及发热等。可见中药科学化的理论本身就已经违背了系统论的整体结构产生系统功能的基本原理,不具有科学性。

 

  用西医的分解办法来改造中医药还会从根基上破坏中药方剂的结构性功能。以六味地黄丸功能的形成的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方剂的功能不是每一味药功能的简单加和,而是整体结构凸显的功能,这符合系统论的结构性原理,具有科学性。将它进行分解,找出所谓的真正起作用的成分则彻底破坏了方剂的功效,是违背系统论原理的反科学愚昧之举。六味地黄丸最早源自“医圣”张仲景的名著《伤寒杂病论》的“金匮肾气丸”(即桂附地黄丸)。至北宋,太医丞钱乙认为肾决定着人的生长发育,强调补泻要同时进行的理论。遂从“金匮肾气丸”入手,创制了滋补肾阴的名方——六味地黄丸,由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丹皮、茯苓6味中药组成。方中用熟地黄滋阴补肾,填精生髓,为方中的君药。山茱萸滋养肝肾,并能涩精;山药补脾益气而固精,二者用为臣药。三味药相配,共同发挥补益肝、脾、肾的作用,补其不足,可治“本”。泽泻泄肾利湿,并可防止熟地黄过于滋腻;丹皮能够清泻肝火,同时可以制约山茱萸的收敛作用;茯苓淡渗脾湿,帮助怀山药健运脾胃,这三味药物为泻药,泻湿浊,平其偏盛,为佐药,是治标。君药、臣药、佐药形成完整的结构,凸显整体功能。(来源:《六味地黄丸的功效与作用》)

 

  在现实当中,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借助“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中医医疗根本思想和方法正在逐步被西医医疗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所取代。

 

  常识都知道,中医把人体,人体与环境都视为整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人体的阴阳失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失调都会破坏平衡导致疾病。中医主要依靠辨证来施治。关于辨证,《中医辨证施治》一文指出:证候是人体失去正常生理功能时,所表现的一系列证状的综合。某些证状的同时出现或先后出现,有其病理、生理上的共同性和必然性,所以证状的出现,虽然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些证状的辨认分析,可以了解疾病的本质,从而作出适当的治疗方案。所以证候分类的方法,是辨证识病的基本法则。辨证就是分析辨认疾病的证候。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用西医的机器检验白细胞、红细胞、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淋巴细胞绝对值、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SD、平均血小板体积、大血小板比率、血糖高低等“精确数据”即使精确到小数点以下几位,也还是无助于中医师辨认疾病的证候,辨别患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人体阴阳虚实的实际状态,也就难以使用中药、刺激穴位 、气功太极八段锦锻炼、生活习惯与饮食调理等各种手段来调理阴阳,治疗疾病,促使身体恢复到健康状态。当下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却用大量费用高昂的西医“诊疗设备”替代号脉、舌相等中医诊疗手段,其实无益于辨证施治,而唯一的目的则是提高医疗收入,谋取暴利。如今被“规范化”、“科学化”了的中医院和西医院一个德行,也给医生下达 绩效指标,迫使医生滥开检验单以完成暴利目标,导致医药体系的公益性彻底遭到破坏。原来治一次感冒只需几十元即可,如今却成了无底洞。如果医生为了完成绩效指标还开出全胸CT扫描 甚至TTM(热断层扫描)全身扫描之类的检查单,那患者至少要多花费多少钱呢?据网友晒单,全胸CT扫描,河北庄里某医院,64排,380;北京某一级甲等医院平扫510;苏州传染病医院600……。 而TTM全身扫描套餐价格仅仅2800元。另一方面,在中医药科学化的口号之下,商家爆炒中药。某家药品公司吹嘘说:我们开发利用冬虫夏草就是想方设法提取其主要活性成分,过去由于技术水平和观念的限制,我们在利用冬虫夏草方面限制在水煮和超微粉碎,这些利用方式也是科学技术,只是比较原始和低层次。本公司顺应了科技和崇尚健康时代的要求,利用尖端微生物、分子层面技术研发出全球第一例纯天然虫草素含片,剔除或减少了冬虫夏草中的无效成分,提高了有效成分虫草素的含量,在全球虫草科学利用和虫草素产业化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本公司出产的天然虫草素片每片含片中所含虫草素达到20毫克,相当于50克冬虫夏草中所含虫草素含量。全国统一价:36698元。而今每千克冬虫夏草的价格达到了90万的天价!一个原本价格低廉的普痛百姓能使用的中草药冬虫夏草,以谁也说不清的科学化为理由炒作到了近百万元的天价,成了资本牟取暴利的绝佳工具,而不再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利器。由此,利用医疗牟取暴利已经得到全面普及,难怪如今医患矛盾空前剧烈,杀医的人间悲剧一再上演,此谁之过? 据2013年07月29日中国青年报《福建漳州73家医院“集体沦陷”》报道:福建漳州,近日因一起重大医疗腐败案,而进入全国公众的视线。据福建省漳州市纪委调查,从今年年初至今,纪委近半年内共发现该市直区县73家医院均涉嫌医疗腐败,“无一幸免”。截至发稿,该市九成医生涉案,57名医药代表被抓获。目前退赃金额已达2049万元,平均每人贪腐金额约1.8万元。医院医生包括中医师的“集体沦陷”令人震惊,据《人民日报》披露,漳州一些药品的虚高售价里,成本只占二成,“公关费”却能占去一半。这种腐败食物链如此迅速地渗透进了中医界,此谁之过?

 

  再从理论依据上来看,首先是“科学”一词有很不同的涵义。有论者指出:“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科学一词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科举之学”。明治时代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词。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因此较为普遍的认识,科学的含义就是知识体系,即反映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的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按照这样的涵义,西医学和中医学都是一种反映事物规律性的知识体系, 自然都属于科学的范畴。

 

  但为什么反中医斗士却敢于大咧咧地指责中医不科学呢?那是因为他们所说的“科学”另有所指,那就是西方的理性思维,也就是以培根所开创的“科学归纳法”为核心的所谓“实证加推理”的认知方法。 以此法作为“科学”的标准定义已经成为此前十年的中国官方标准。

 

  对此,笔者在《科学:天人和谐的工具还是制造真理崇拜的新宗教?》一文中已经指出:

 

  刘大椿教授指出:“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的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为此,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 ……科学归纳法为合理安排实验提供了逻辑根据。”

 

  此后,“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使归纳主义者陷入困境。归纳推理是不可靠的,把归纳法作为论证科学理论的唯一方法是片面的。实证论者试图把科学解释为能够根据已知证据确立为真的一组陈述,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归纳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由‘经验证实了的’个别论点引出的理论结论在逻辑上都是不允许的,因而理论永远不是在经验上被证实的,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归纳推理不可靠,无非是说,归纳推理得到的知识并不是必然的知识,但这并不能导出归纳方法无用论,更不能说明理论永远不可能得到经验的证实。‘归纳问题’可以表明:归纳方法并不是科学认识的惟一方法,它有自己的作用范围,有自己的局限性。而正确的态度是:恰如其分地评价归纳方法,搞清其实质。”(刘大椿著:《科学技术哲学》)

 

  对于归纳法的局限性,罗素认为:“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假说不够重视,以致带有缺点。培根希望仅只把观察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正确假说就会显明毕露,但事实很难如此。一般讲,设假说是科学工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正是少不得大本领的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出方法,能够按定规创造假说。通常,有某种的假说是收集事实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确定事实是否与题有关。离了这种东西,单只一大堆事实就让人束手无策。”“演绎在科学中起的作用,比培根想的要大。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在这点上培根低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

 

  西方科学哲学家所揭示的当今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仅仅指出利用理性思维,利用观察、推理和归纳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局限性。而人类的思维就不仅仅只有理性思维,人类还有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尤其是认识事物的整体规律性的时候,更不可或缺。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由此可见,左右脑的互相配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交错使用,才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更为完善的方法。而排斥形象思维的所谓“现代科学方法”,就暴露出了更大的局限性。也因此,霍金认为:“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局限性:用这些方法来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其实是不可能的。

 

  笔者还在《张羿的理性和基督信仰》一文中指出:“理性”的疯狂是思想奴役的工具。关于理性,有人更具体地定义为:“相信已知条件可以完备得知,用这一些已知条件,依靠逻辑推理,就能得到指定问题的确定结论的思维方式。”现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确定性的丧失”表明了已经获得了很多成果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美国M·克莱因在著名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指出,即使是理性的典范——数学,确定性、真理性也在丧失。他写道: “数学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方法去达到它惊人而有力的结果,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它的实质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以保证由它演绎出的结论为真。通过应用这些看起来清晰、正确、完美的逻辑,数学家们得出显然是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结论。“19世纪初的创造,包括令人奇怪的几种几何学和代数学,迫使数学家们极不情愿地勉强承认绝对意义上的数学以及科学中的数学真理并不都是真理。例如,他们发现几种不同的几何学同等地与空间经验相吻合,它们可能都不是真理。显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并不是固有的,或者如果是的话,人类的数学都未必是那个设计的最好诠释。开启真理的钥匙失去了,这一事实是降临到数学头上的第一个不幸事件。“但是,灾难再次降临、形式是K·哥德尔的一篇著名论文。“哥德尔证明了那几个学派所接受的罗辑原理无法证明数学的一致性。这还不包括论文里其他一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结果。哥德尔表明:对已取得的成功提出质疑不能不用到非常可疑的逻辑原理。哥德尔定理引起一场巨变。随后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例如,就连过去极度推崇的、被认为是精密科学方法的公理化——演绎方法看来也是有缺陷的。“真理的丧失,数学和科学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以及何种方法用于数学是最保险的不确定性,已使大多数数学家放弃科学。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数学家们不得不退回到证明方法看起来似乎很安全的数学领域。“因完美的数学是什么而产生的危机和矛盾还阻碍了数学的方法在许多其他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如哲学、政治科学、伦理学、美学。找到客观、正确的定律和标准的希望变得微弱了,理性时代已经过去。” 理性本身原本作为一种思维的有力的工具而出现。理性的绝对化和过度自负,使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除了沦为思想奴役的工具之外,就一无所能。程志敏先生在《论理性信仰的衰落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数千年来素以‘理性’标榜的西方人,认为理性是人最根本的性质,理性地位至高无上。理性是神圣的、也是宇宙中最为奇特的东西。所谓‘人’亦完全靠理性来成就,就连上帝也不过‘理性’——与人的有限理性相对的无限的理性而已。现代思想家发现了理性的僭妄,而现代世界之诸多罪愆又恰恰在于人们盲目地、错误地抬高了理性的地位、拓宽了理性独裁统治甚至文化暴政。”“理性在现代性反思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批判,导致了理性信仰的衰落。”而在近代中国,“宋儒强调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以求恢复人的本性。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为理性主义,但这种理性主义,特别是正统儒学的理性主义,后来实际上成了理性专制主义。它把以伦理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绝对化,把情意等非理性因素都贬低到不重要的地位,甚至一概抹杀。理性专制主义的‘以理杀人’,使中国的历史充满血污和罪恶。”(王向清 李伏清:《冯契对人的本质的新见解》)

 

  反中医斗士张扬过时的理性主义和有缺陷的培根归纳法作为“科学”的标准,企图以此作为评击中医不科学的理论依据,其实是井底之蛙,充满愚昧和无知。其理论根据不值一驳,顽固坚持则表现了他们图谋名利之无耻。

 

  至于理性逻辑思维和形象模式思维的区别与相互关联,笔者在《有效的思维工具: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一文中指出:

 

  一个硬币的两面: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老子早已归结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生万物。我们今日也无法违背这个古老的哲理。

 

  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左脑进行。其基本特征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联系。抽象思维不同于以表象为凭借的形象思维,它已摆脱了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抽象思维一般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日常生活运用经验解决问题,多属于这种类型。后者是以理论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进行判断和推理。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多属于这种类型。

 

  形象思维是思维的另一种形式,是凭借头脑中储有的表象进行的思维。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右脑进行。(注:1981年荣获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佩斯里研究确认:人的左脑承担逻辑思维而右脑承担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斯佩里博士用大量的科学实验表明:人脑的左半球的功能侧重于逻辑思维,脑右半球的功能侧重于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物学博士佩里证明,左脑主管逻辑思维,是语言、数学思维,是可言传的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理学家斯帕利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主要是语言、计算、逻辑思维功能,是理性的脑;大脑右半球则主管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并掌握发散思维等非逻辑思维的功能,是创造的脑。)其基本特征是以格局、想象和重组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模式化、联想推演和格局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领悟事物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情景。

 

  一般认为 “逻辑思维即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律,逐步推导,最后获得符合逻辑的正确答案或作出合理的结论”。(朱智贤、林崇德:《思维发展心理学》)。

 

  概念、判断和推理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人们在思维中,将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总集合分割为二,A和非A,并将由此分割出来的子集A称为一个概念(范畴)。概念A实质上是一个子集合,它可以用规定它的内涵或外延的方式来加以定义。

 

  人们这样做,就必须先有两个假设:

 

  实在性假设:世界中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氢原子,实实在在有氢原子存在,就真的是一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那里旋转着的一个微型太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定域性假设:两个“事物”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一个粒子炸裂并远离,可以视为单独的两个新的粒子。再如生和死的绝对界限是可以明确的。(但实际上难以严格分开)

 

  这两个假设难以被证实。但是我们一旦抛弃这两个假设,概念就不复存在。或者被称为“氢原子”的事物不存在,或者两个粒子的界限无法明确,两者无法分开,这样我们就难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大脑单元性的两态结构(如同电脑那样的结构特性)来进行抽象思维,概念也就没有了任何现实基础。因此,抽象思维和电脑的数位化运作一样,实质上对被描述的对象,带有近似模拟的特性。

 

  对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判断(命题)的形式来描述:A是B。判断可以是单称的,仅仅指单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关系;也可以是全称的,指一大类的概念全部与另一个概念的关系。全称判断蕴涵着单称判断。

 

  因此,我们如果能够确认一个全称判断成立,从它出发依照规则推理,就可以获得众多的“符合逻辑的正确答案或作出合理的结论”。正是如此,逻辑才成了人们的强有力的思维工具,可以借它来整理知识,形成知识系统,并方便使用。

 

  而进行推理的逻辑法则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由此构造成了三段论的演绎系统。另外还有各类命题之间的关系的法则。

 

  在欧几里德几何的早期时代,逻辑思维以“公认的公理”为依据,以此保证整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但非欧几何的出现,粉粹了能够依据“公认的公理”来保证整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的幻想。

 

  培根于是倡导,全称判断的确立,必须依靠从经验中归结出全称判断(命题),以归纳法来保证整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

 

  培根主张归纳法,也就是从事实开始,然后进行到普遍性的原理。对此,培根指出要首先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培根把自己论述这种方法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论》,以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目的就是要用归纳逻辑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他在书中针对当时流行的逻辑方法的弊病,指出三段论是不足以穷自然之奥秘的。他说:“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词语组成的,而词语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不清楚,并且是很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没有稳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一种真正的归纳。”培根力图用他新建立的归纳逻辑来代替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并把归纳逻辑贯通到各种领域中去。

 

  此后,休谟对归纳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说到过去的经验那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物象和认识发生时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个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见的仅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则正是我所欲坚持的一个问题。”即认为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不可证明。尔后出现的所谓“归纳问题”还认为:断言归纳原理正确性的全称判断需要从一些记录这原理过去成功运用的单称判断中推论出来的。所以这个论证本身也是一个归纳论证,我们不能用归纳来证明归纳。与归纳的证明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困难传统上称之为“归纳问题”。因此,归纳法也陷入了困境。

 

  虽然归纳也不足以保证知识体系的正确性。但是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等逻辑思维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科学发展的重要工具。 逻辑思维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发展和系统化。至今仍然是人类有效的思维工具之一。

 

  形象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依靠形象材料的意识领会得到理解的思维。”意象是人脑再现出来的某个事物的写意的形象,它既可以是由若干个同类事物的形象概括出来而得到的结构性的形象,也可以是被模式化了的某个事物的基本形象、由感性认识所获得的各种形象信息经过一般化和典型化,便可成为意象而贮存在主体的大脑中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意象相当于抽象思维中的概念,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元素。从信息加工角度说,可以理解为运用表象、直感、想象等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有关形象信息,以及贮存在大脑里的形象信息进行加工,以模式的形式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情景。

 

  模式思维是逻辑思维之外的另一种思维形态,除了艺术家创造出的文学作品中的模式之外,物理学中所有的形象模型,像电力线,磁力线,人工激光激发的模型,原子结构的卢瑟福小太阳系模型,重子结构的夸克模型的应用都是物理学家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结合的产物。在管理界,彼得·德鲁克甚至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模式思维方法普遍得到应用。

 

  模式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人们把解决某类问题方法的核心结构归结到理论的高度,就成了模式。模式通俗的含义就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现代汉语词典》)Alexander 给出实用的界定方式则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再重复相同的工作。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易经》的易卦模式体系和五行相生相克的模式系统。而《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等就给出了具体的模式供人们应用。在模式核心结构的引导下,人们能够迅速作出一个现实的行动方案,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预测事物发展的大致前景,帮助迅速完成任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形象思维得益于模式工具的帮助,也成了人类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拓展了人类的创新能力。于是被部分人发展成了模式至上的“天理”。古人章学诚就指出:“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刊、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章学诚撰:《文史通义》) 先是陶醉于模式思维“一本天理之自然”的成功,唯形象思维而排斥理性思维;然后是恶性膨胀,以至于“好事者多以谶纬术数妄为傅会”,“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而自陷思维紊乱的困境。

 

  老子早就指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无论是概念还是模式,都只是人类用以指称外界事物的一种“名”而已。有了这两种“名”的思维工具,方便了人类的思维,充分发挥了人类思维器官的功能,强化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但是不知止,将这两种“名”和思维工具无限夸大,成了主宰世界的绝对真理、本原或天理,物极必反,反倒成了贻害人类自身的有害之物。我们应用逻辑思维工具,不可将它神圣化,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万能法则,导致无数的悖论。我们应用模式思维工具,也不可将其神化,成为通天地的万能的神器,而陷入愚昧的状态。知道这两种工具的强大功能,相辅相成,必有大用。不知道这两种工具的局限性,盲目使用,必将自陷困境。这就是老子“知止”哲学的现实意义。

 

  因此主要用抽象思维归纳方法建立的西方医学理论和主要用形象思维模式方法并辅以逻辑思维建立的中医学理论都是一种互相平行的有益于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各有所长而可以互补。通俗地说,治疗感冒 、腮腺炎,中医的方法切实有效,优于西医的抗生素的治疗方法,由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流感致死千万人之类的严重灾难;而西医用药物抑制肺结核杆菌的治疗方法则优于中医用阴阳调理治疗痨病的方法,由此肺痨长期在中国成为绝症,而西方则能够治愈。这是中西医各有所长,可以平行互补的简单例子。这符合阴阳平衡的哲理。用一个排斥另一个 或吃掉另一个则会导致“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的不利景象。因而,故意用西医文化改造中医文化的策略就是别有用心的图谋,它服从于美国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彻底解决中国”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国人必须看清其阴险目的而坚决加以制止。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让西医回归公益性而挣脱奸商的控制,使西医的医疗费用回归理性,服务百姓;让中医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并深入进行科研,整理完善化中医的基础理论和结构性的方剂、穴位刺激 、生活和饮食调理、太极气功锻炼等医疗和保健手段,不断改善中医的诊疗和保健手段,恢复并发扬中医“医为仁术”、“仁者爱人”、“仁爱救人”的传统医德,为百姓服务。让中西医两者平行发展并取长补短,共同造福于人类。而不可能用一个吃掉另一个的空想办法来发展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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