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鲁迅缘何对中医存有偏见？ - 中医

　　鲁迅是当代的伟人，是人们心目之中的骄傲。然而85年之前，他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的言论，至今仍然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反对中医的依据。笔者在《捍卫中医》(2007年6月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之中，已经做过一些辨析。经过不断思考、反复查阅有关文献，认为这是被人恶意利用的一种错误。必须加以澄清，以免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半夜出来吓着了那些不让他安宁的人。

　　鲁迅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中医的?是如何谈论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评价一切事情的是非，不应该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与他父亲生病早死有关;而他父亲得病、治疗效果不理想，与他们家庭发生突然变故而“家道中落”密切相关。为此，我们不得不费一番功夫，先弄清楚鲁迅家庭为什么由兴旺，走向了没落?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根据郭宇一发表的文章《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考案始末》[1]介绍说，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12月27日。这是农历的年底，按说他应该是公元1838年出生。20多岁考中秀才，又于1867年30岁时，周福清在浙江甲子、丁卯两科合并乡试中考取第86名举人，是一个有成就比较早的人。他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那是他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然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顶峰，日后的仕途却不是那么如意。

　　周福清在翰林院工作三年之后，他并未如愿升迁，而是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去任县知事。事有不顺，他为上司所不容，终于在光绪元年(1878年)由两江总督沈葆祯革了他的知县职，改选为教职。所谓教职，介乎今天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之间这么一个职务，而且就这样的一个职务，吏部也没有正式批下来，当了不满三年知县的周福清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他当时只有40来岁，心有不甘，不愿仕途从此结束。因此，他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得内阁中书，一直候补了9年，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当时已经50岁。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按一般惯例，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需要三年之后重新候补，周福清此时五十六岁，再过三年，虚岁便是六十的人了，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补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仕途也就基本到头了。

　　恰巧这一年为庆慈禧太后的60岁的“万寿”，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成了周家如鲁迅所说“从小康而坠人困顿”的转折点，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陷入了困苦无奈的生活窘境。这都是周福清“高考舞弊”案惹的祸。

　　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时有曝光，这是当时政治的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当绍兴一带的举子们有人得到消息，听说京城来杭州监考的正主考官是殷如璋大人，他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且二人互相认识，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因此，脑筋灵活的人就不断有人上门，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走后门”，希望多予关照，借此中举。绍兴的马、顾、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报。

　　周福清一开始并不情愿做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但经不起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他的侄子这一年也要参加乡试。经过来人反复“开导”，周福清的脑筋开始活泛起来，他想一来可以照顾姐夫和众乡亲的面子，二来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也要应试，他们出银万两，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一举多得，就做下了后悔一生的一件蠢事。

　　按清朝的规定，考官一出京城，就不允许会见亲友，考官到达目的地，还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想要接近主考走“后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这些因素，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不要说见他的面，就是送一封信也难。思前想后，惟一可行的就是在他由京赴杭的途中找机会。他得知殷如璋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周福清就决定在此“行贿”。于是，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只带领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途经上海，五天后到达苏州，等了两天，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随即派陶阿顺前去投帖拜会。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乘坐的大船驶去，但无法接近，又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将一个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商量事情。主考官殷如璋见差人送上来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有某些预感，想看又不敢当着副主考官看，就把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这位副主考也许是不识相，也许是想知道这封信里的秘密，就一直坐在那里，扯来扯去就是不离开。

　　主考官殷如璋无奈，只好故作镇定，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周府里的仆人陶阿顺，也是一个经常迎来送往的人，他等了又等，没有一点要回信的消息，心里就沉不住气了，发作起来。他毕竟没有办过这样的事，不知道其中“奥妙”、“机关”，他慢慢地失去了耐性，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船上的听着：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连个回话也不给?!”舱内的两位大人听得真切，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包不住了，便示意副主考官周锡璋拆阅来信。一经打开信封，只见其中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一张周福清的名片，另一张纸上写着五个考生及鲁迅父亲的姓名。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件已完全败露，两位主考大人当下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发往苏州府讯问。陶阿顺经不住拷问，“顺顺当当”地就招供自己系受周福清指派，来如此这般行事的。苏州知府当即拿下，并迅速报告吏部，将陶阿顺及物证押送杭州，浙江巡抚崧骏马上命令杭州知府陈鹿笙审理，同时将考生马家坛及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卷扣留。

　　这件事在京城和两江传开，影响很大，御史诸成博先向光绪皇帝上了奏摺禀告此事，十天后，浙江巡抚崧峻的“请示报告”也摆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当即给吏部下了批示：将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周福清被解审讯时，他撒谎说，自己是到北京探亲的，路经上海时得知这次主考殷如璋系同榜进士，一时起意属于“即兴作案”，想为几位应试的同乡子弟疏通一下，事前其他涉案人员并不知此事。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他说那只是“一纸空票”，自己推想“事成之后”那几位家道殷实的考生，能承担他许诺的这一万元费用。这样以来，周福清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使其他同案犯“成功解套”，他自己也因为没查出真金白银，属于“犯罪未遂”，没有形成严重后果，送的也不是银号的庄票，为他日后得以“从轻发落”，有了因由。崧峻不知是出于“官官相护”，还是“同病相怜”，就向清廷写了报告，极力为周福清开脱。刑部也基本以崧峻的意见为基础，向光绪皇帝奏道：罪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光绪皇帝不肯通融，当天即下了圣谕：判周福清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周福清就这样在等待“秋斩”的过程之中，侥幸未被选中。原来每年被皇帝朱笔批准死刑的人，也是有比例、指标的，不是一刀切。也许是命运安排，也许是黄金白银送礼起了作用，周福清在监狱里竟然“三次未中”，因此改为终身监禁;又因为光绪皇帝被软禁之后，慈溪垂帘听政，礼部尚书薛允升在慈禧面前为他求情，终于在1901年，他64岁的时候获得释放。而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经于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因病去世了，终年只有37岁，属于中道夭亡。周福清老人，在“由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之中，到1904年去世。

　　那么，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得的是什么重病呢?

　　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其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在杭州乡试，与“高考贿赂案情”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秀才，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一时郁怒成疾，无处发泄，便借酒浇愁。对于他的坏脾气，鲁迅先生印象深刻，多次提到过。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忧思伤脾，郁怒伤肝，情志不遂，易成大病。肝气不舒，情志不遂的人，也更容易发怒。而发怒的过程，气血上涌，让人面红目赤，腹胀胁满，既不利于消化，也不利于气血运行。因此，中医说“怒伤肝”。

　　伤肝的人，应当节制情绪，调节饮食，而不能过量饮酒。周伯宜面对自己前途被毁，父亲生死难卜，还需要经常打点走动，送礼求情，探求消息。他悔恨郁闷，整日借酒浇愁，而过度饮酒会加重肝的损害。渐渐地，他的脾胃，他的肺肾也受到影响，除了胁肋疼痛之外，出现了腹胀、水臌。周伯宜在生病期间，不注意调养，病状逐渐加重。他自己感到好象一匹布紧裹着身体一样难受。而且由于疼痛不止，有人劝他服鸦片救急，渐渐地就成了瘾，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有一次鲁迅与他母亲出去找周伯宜，只见他正躺在烟馆里吞云吐雾，母子二人只好含泪离开[2]。

　　周伯宜想到家遭变故，为了“罪减一等”的父亲，已经买了不少田产，诊病又需要花很多的钱，不得已还得卖地，他的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地只剩下稻田二十亩，是一家人的口粮，不能再卖了。积蓄花光了，就卖东西，或者上当铺。因此，他一开始舍不得花钱治病，又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支持不住了。他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吐血，而是小腿肿，鼓胀，浑身乏力。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浮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病。他最后决定请医生治疗，而请医生就得请最好的。据说当地有名的医生是“姚芝仙”，他的诊费是每次一元四角。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又加上是隔一天诊一次，更难负担。但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咬咬牙去拼凑。

　　前后两年的诊疗过程，疗效并不理想。周伯宜的水肿越来越厉害，慢慢的由腿部肿到肚子上。人瘦得不堪，起床走路变得不可能。他甚至连摔碗的力气也没有了，常对他的妻子说，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被湿布捆紧了，动也不得动，连喘气都感到吃力。

　　对全家最难的是筹钱来买药。高明的大夫用药也特别，价钱一般都不低廉。买药的任务都由老大来承担。鲁迅(当时名叫樟寿)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办事，不是去当铺就是去药铺。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有一个“恒济”当铺，他是那里的常客。当铺的伙计通称“朝奉”，都有一副傲慢的神气，对来当物品的百般挑剔。而当铺的格局也很奇特，柜台很高，个子矮小的樟寿要踮脚仰视，才能看到小窗户内的朝奉。他就这样把母亲给他的东西换成钱，然后拿了钱去药房抓药。

　　长达两年的痛苦经历，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生，由“姚芝仙”换成了“陈莲荷(实际上是何廉臣)”，也没有能够挽救鲁迅父亲的疾病，这类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四大难证之一，在当时很难治愈。1926年，他把《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收集在《朝花夕拾》里，对于他同年父亲患病的过程，进行艺术加工，对于中医则尽可能进行贬低和批判。这不完全是他借机发泄私愤，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丁文江甚至写诗把“喝酒吃肉骂中医”，当作一种消遣，是“最革命”的象征。

　　为了说明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需要看看当时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

　　1918年7月5日，鲁迅给办《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写信。钱玄同是他在东京时期的同学，也催促他创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约稿人，笔名叫“金心异”，他们一起为《新青年》撰稿。鲁迅在信中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指刘师培等)，要刊(《国粹学报》)丛编，(以与《新青年》竞争读者)，却也好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鲁迅这样谈论国粹，今天我们读来可能觉得很诧异，但是，那时候“进步青年”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鲁迅说，我“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指刘师培研究《文心雕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3]”

　　在这封信里，鲁迅为了维护《新青年》杂志，而批评《国粹丛编》，谩骂爱心维护中华文化的学者，是很过激的言行，他日后应该为此而感到脸红，应该后悔不迭。但是，当时为何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是对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写密信，也不应该这样斯文扫地，如泼妇骂街一般。

　　1919年4月16日，在五四运动过后，鲁迅给编辑《新潮》杂志的傅斯年写信，他是学生领袖。《新青年》杂志，是北大几个老师轮流编写的;而《新潮》杂志，是北大学生1919年1月创刊的，由罗家伦和傅斯年主编，销路很好、很火爆。鲁迅在信里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4]。”

　　在五四前后，在鲁迅的眼里，中医属于旧医学，讲生理的时候就需要“打一打”。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的余云岫，已经在1916年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鲁迅对中医采取“打医生”的策略，只不过是一种“声援”而已。

　　鲁迅这样的认识，与当时新思潮进入中国遇到阻碍有关。他在1920年5月4日，给他的学生宋崇义写信，认为五四运动“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祸萌是甚冤也。”他当时没有看到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这与后来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他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者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5]”

　　鲁迅在宣扬新思潮的时候，只看到了新思潮的积极意义，唯恐新思潮来的不彻底，来的不够迅猛，而没有料到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远期后遗症”。他在打碎旧世界的时候，在控诉旧世界“吃人”的时候，也同时打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许多优秀传统。他们当时甚至把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文字上，提出来要消灭汉字。在今天看来，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鲁迅他们年轻的时候(尽管他当时已近40岁，思想还是年轻而幼稚的)，也犯下了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已经说过，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旅法留学生《新世纪》派，于1908年前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6]。“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7]”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与之论战，但是，影响不大。五四前后，取消汉字之风，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捡起来了，其影响随着白话文的推行，而日益高涨。

　　章太炎的弟子“疑古玄同”高喊：“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鲁迅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8]。”

　　在这样的背景里，中医学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吗?显然不能。

　　1922年鲁迅住在北京，当时他已经42岁了。12月3日，他在为《呐喊》出版写自序的时候，提到了中医。自序的开头，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事，提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那是很不幸的一个童年记忆。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把陷入困顿的原因，归结为他父亲的病，而在他的眼里，医生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这段描写中，他父亲患病两年多的事情，被放大为四年多。

　　紧接着，鲁迅自叙父亲病逝之后，他的家道衰落了。他不得不放弃了仕途的道路，去学差一等的“洋务”。“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所谓仕途经济)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失意的鲁迅，进了南京水师学堂。他为了不暴露“鲁迅的真实身份”而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鲁迅就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用的是字母N和K来代替这个学堂。

　　在学堂里，他“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也就是知道了一些早期的西方医学知识，这些极不成熟的知识，使他“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也就是说，鲁迅看中医、评论中医的依据，是西医的解剖，是日本的取消汉方医的政策，而不是在中医治疗他父亲的当时，就抓住了诊病中医的把柄。

　　在那个时代，由于当地还没有西医，唯一的就医选择就是中医。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之中，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他说：“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鲁迅在文中，把“巫医不分”扣在中医的祖先头上，而且把当代的“岐黄传人们”仍然等而同之，看不到时代的进步。其实，历史上是中医第一个喊出反对巫术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中医扁鹊。《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医学家，有齐医、楚医、秦医医缓、医和，晋医医衍，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有级别、有俸禄，所以《国语》记载医和说“医固官也，医之上者，上而医国”。他们这些官医与巫师分灶吃饭，各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因此，晋景公于公元前581年做恶梦之后，害了一场大病，他贵为国君，能够“医巫并用”，所以既请桑田巫占卜，也请秦国的医缓诊治。桑田巫的占卜结果，是“大衍之后，在晋绝嗣者为祟”;医缓经过诊察，断定是“病入膏肓”，针药难于治疗，必须注意生活调养。

　　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根据自己行医经历，以及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情况，更是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科学与巫术的斗争，在春秋末期已经十分激烈，并且形成势不两立之两大职业。医学家敢于大胆地反对巫术，靠什么?当然不可能靠无神论，而是靠自己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靠“竞争优势”，当时医学已经胜过了巫术。《黄帝内经》也把“拘于鬼神者，不可言至德”写入中医的经典之中。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向众神”宣读医生《誓言》的时候，中医学已经同巫术分道扬镳了。鲁迅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说民国年间的中医仍然“见鬼”，是医巫不分，实在是一种故意泼脏水，是一种污蔑。

　　当然，现在看来，信巫与信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有市场存在，所以巫术、巫医仍然没有灭绝，这只能怪医学落后。因为，有的时候，医学治疗的效果，还赶不上巫术。世界上那么多医源性疾病，就是鲜明的证据，中医、西医都非尽善尽美。

　　鲁迅在对于中医存有偏见之后，就借着一个笔名(当时见到他的人都称他为周树人，只有《新青年》的少数几个编辑知道他就是鲁迅)，骂开了中医。他说自己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和化学之后，进行反思，结果就“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他的所谓中医是骗子的论调，是自己“悟得”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事实;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生死考验，难于割断，不容玷污，即使在在鲁迅的眼里，当时的医患关系也是融洽的。但是鲁迅别有用心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欺骗的结果，“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就这样把一贯倡导“仁心仁术”的中医，不容声辩地推到“骗子”的席位上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鲁迅虽然无法引经据典，也没有事实作依据，就把日本的取消中医(汉医)拿来说事，他说“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不错，日本从引进“兰医(荷兰医学)”、“德医”之后，打击排斥汉医，并进一步取消了汉医，是在明治维新的早期推行的一种医学政策，并且达到了逐渐消灭汉医的结果，国家也逐步强盛起来。但是，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强盛过程也绝非只是发展西医消灭汉医。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牵强比附，胡乱联系而已。下一节我们还要系统阐述。

　　他所以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小，因此，他接着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毫无疑问，“悟得”中医是骗子的时候，是在他去日本之前,是他自己的个人想法，尤其是基于当时他父亲的病而产生的想法，这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少年所产生的“体悟”，未必正确。因为怀着对于中医的仇恨，对于父亲被误治的痛苦，他来到了日本。他自己称“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来到日本学习西医，思想是不成熟的。他在骂中医的时候，也是当年“旧恨”的一种回放，而不是“新仇”。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骗子”的标准问题，鲁迅没有说。什么人才能被称为骗子?不是随便有一种不满，就可以把别人称为骗子的。尤其是不能以偏概全，按照自己的心愿，把整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中医们随意称为骗子。现在，我们翻遍所有字典，查找关于“骗子”一词的的解释，都说故意欺骗他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才是欺骗;以欺骗为生的人，才是骗子。也就是说，所有的“骗子”都是有意的。“无意的骗子”是鲁迅的发明，是他自己“悟”出来的罪名。如果按照鲁迅“无意骗子”的说法，世界上的“骗子”可能比正常人多得多。

　　在医学里，“有意欺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叫做“保护性医疗”。“保护性医疗”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患者的利益，难道其中就没有医生的利益吗?

　　鲁迅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鲁迅说的“你们骗我”的“你们”是骗子吗?是有意欺骗，还是无意欺骗呢?

　　在没有抗结核西药的1936年，鲁迅吃的很多西药，都是“毫无作用”甚至是有害的。当然，1896年他父亲如果找西医治疗，也不可能不被西医学欺骗，因为那时没有特效药。到鲁迅死的时候，全世界的西医都没有抗结核的特效药，不“有意欺骗”也得“无意欺骗”。

　　恰成对照，中医药之中很多天然成分，却是“有意无意地”能够抑制结核菌的生长。当然，中医治疗结核病，主要是调整身体的抗病能力，而不一定是抗菌杀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抗结核西药耐药、无效的时候，大多可以从中医药的治疗之中获益。

　　其实，五四前后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事情，时过不久当事人大多有所悔悟，以为自己的言行太过火了。钱玄同甚至觉得面对当年的文章，羞愧万分“惭汗无地”。

　　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刊登的曾秋士(孙伏园)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文中记载，鲁迅与孙伏园谈话时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我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我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

　　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有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显然是太过分了，太荒谬了。那么，他对于中医的评价呢?是否也不正确?好象是他自己顾不了那么多了。但是，读者诸君，只要您仔细读鲁迅的《呐喊自序》，可能早就看出来了。鲁迅早已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当年到日本去学习医学时的思想是很幼稚的。

　　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事实是，鲁迅当年骂中医时的身份是笔名，不是真名实姓。他当时既没有想到《呐喊》可以风靡一时，也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旗手”，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放大，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否则，他会加以慎重考虑，不至于如此出言不谨。

　　1926年，在他最早期的著作《呐喊》火暴之后，鲁迅说：“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

　　由此不难看出，周树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是一个政府官员。他以为以鲁迅为假名字发表的东西未必会多么热销，更不会想到他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会如此之大，影响会如此之深远。1933年，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提到，有人为了人身攻击，曾经故意在1926年发表文章，揭破他真实身份，说“鲁迅即教育部俭事周树人”，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时隔十年，在“大家都忘了”之后，又一次提起来，仍然义愤填膺[9]。

　　鲁迅对于中医与西医治疗原理、效果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用是否欺骗，是否是骗子，来评价中医与西医这两个不同人群。

　　鲁迅错了不要紧，关键是被一些“别有用心攻击中医的人”加以利用，把鲁迅的污点、错误放大，最大化，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他一旦明白过来，他一旦知道了其中的道理，看到了今天的中医与西医的友好团结，他会做何感想呢?

　　我认为他会拍案而起，大吼一声：“我岂能容你?!小爬虫，你敢利用我!!!”

　　在鲁迅的时代，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们自不必说，有了病是要看中医的。但是，在有条件接受西医药治疗的文化名人们心目之中，他们对于中医药的信仰已经消失，甚至把中医药当作“打一打”的对象，或者作为批判旧事物的靶子，有意无意地要加以嘲弄。

　　鲁迅所说，“陈莲荷”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未必就是历史事实，因为翻遍中医的书籍，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处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近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其中提到一只由上海“种德堂”老药铺生产的“双料——乌鸡白凤丸”的匣子。周海婴回忆说：“母亲(许广平)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周海婴先生据此评论说：“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在书中海婴还提到，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这也应该说是对中医中药的一种态度吧!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未必如此，鲁迅对于他喜爱的乌鸡白凤丸，也是一边享受着它良好的疗效，一边却对于这种中药大加嘲讽指责。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1936年8月23日，写了一篇文章《这也是生活》，其中描述过一个病例，鲁迅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10]”

　　鲁迅描写的这个高中生，他的病是一个典型的西医查不出病来，而中医完全有可能治愈的病例。但是，鲁迅不这样看，不仅他不这样看，而且文章的末尾，他提到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不但想到了盲人摸象，而且捎带着把乌鸡白凤丸加以嘲弄一番。他说：“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乌鸡白凤丸的制作，都是写明了“去毛爪肠”才入药的，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一盘脏水泼了过去，尽管他泼的是他喜欢的乌鸡白凤丸!

　　因为鲁迅对于草根树皮为主的中药，是很不相信的，所以他在《新药》这篇文章里，借中医复方与西药单一成分的对比，发挥说：“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11]”这是1933年他对于中药复方的认识。

　　鲁迅在1925年，曾经大谈他对于中医的怨恨，其中既有他父亲的原因，也有他自己在牙齿病治疗上的不幸遭遇，因中西医对比而生的“新恨”。他说：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是的)，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对于中医的仇恨，由来已久，但是，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对于别人的经历和体会，他是不相信的。因此，他说“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通过自己的经历，与中医结成了“深仇大恨”，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两代人的事情，难解难分。所以，他经常把中医比拟成他另一个敌人，他说“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对于鲁迅如何看中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鲁迅作为一代伟人，有他的贡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带有偏见的。

　　鲁迅嫉恶如仇，不仅对于他的仇人“一个也不放过”，而且对于不符合他的标准的老师，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想当然”观点，进行评判。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就是如此。有一次章太炎先生谈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其中说：“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这本来并无什么原则错误，鲁迅以为章太炎是研究国学的，对于白话文没有权力“瞎评论”，因此就写了《名人与名言》一文进行批评，让人们不要因为章太炎是名人，就把他说的话当作名言。

　　鲁迅说：“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鲁迅分析说，“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12]”

　　鲁迅于1935年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批评，不知道章先生是否见到，即使他见到了，是否知道署名“越丁”的作者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呢?也许鲁迅为了给老师留一些面子，在文章的最后，就说到：“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也。”

　　当然，鲁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善意批评”，也不限于这一次。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章太炎去世之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在这篇纪念文章里，鲁迅仍然有所批评。他在文章之中说：“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一直在苏州讲国学，并没有“和时代隔绝”。鲁迅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完全是他对于国学的误解。他以为国学无大用，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革命，一旦放弃了革命，就意味着堕落。因此，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鲁迅回忆所接受于章太炎的教育，是他“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这也许是“世事异也”，二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造成的。

　　鲁迅竟然说晚年的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对于1933年，章太炎出版自己的著作，也大加非议：“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早期革命文章)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他这样评论章太炎对于国学的研究和开讲习所传播国学，是不够公允的，也是他以自己的爱憎苛责师长的表现。

　　谈论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不能不说他的小说《药》，尽管其中没有说中医如何不好，但是人们一直认为治痨病的偏方“人血馒头”，可能与中医有关。反中医人士，2006年在网络里搞取消中医活动，更是把这种野蛮的偏方硬按在中医头上，当成鲁迅批判中医的一个依据。我们查遍了中医的古籍，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偏方，一贯提倡仁心仁术的中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偏方呢?现实里没有找到依据，我还得回到鲁迅这里来。他是怎么听说的?抑或他是怎么构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构想?

　　为了打开这个问号，我必须从鲁迅对于“小说”的态度谈起。他在1933年评论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3]”

　　为了改良社会，鲁迅创作了许多典型意义的人物，说了许多象征性的事件。他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依靠“医学上的知识”，主要是用来宣扬西医知识，批评中医落后陈旧。鲁迅希望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爱憎和观点，以便实现他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所以他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人血馒头事件”，就是他提炼的一个“病态社会”的典型材料，主要是为了说明民众的愚昧无知，也从一个侧面控诉黑暗势力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偏方”出自谁之手，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也是反中医人士“悟出来的”一个用意。鲁迅在《药》里没有格外指责中医，因为这件事可能就是虚构的。

　　鲁迅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由此看来，虚构故事是为了表达思想，完全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考证，那样不仅失之拘泥，而且完全违背鲁迅创作的初衷。小说毕竟不同于杂文，不是写实，而是创作。鲁迅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我们认为，1933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回忆，“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才符合他的思想，毕竟历史又过去了70多年，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但是，“东方科学七君子”在发表“迎奥运宣言”的时候，提出来把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骂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话，从中学课本里删去，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负责任的行为。不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用来攻击中医。

　　[1] http://blog.sina.com.cn/s/reader_4af7162a010005b0.html

　　[2] 黄乔生、周氏三兄弟、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704-3-3.shtml

　　[3] 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鲁迅书信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一版、2页。

　　[4]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鲁迅书信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一版、5页。

　　[5]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鲁迅书信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一版、8页。

　　[6]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305页。

　　[7]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4页。

　　[8] 以上4处引文，俱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92-93页。

　　[9] 鲁迅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241页。

　　[10] 鲁迅杂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一版、247页。

　　[11]鲁迅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287页。

　　[12]鲁迅杂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一版、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