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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永远的大道国医”

2013-03-03 13:03:37  来源: 百家合符网   作者: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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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药充满一种神奇的魅力:植根于五千年之前,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人们不禁要问:在近代欧洲文明强势东扩的时候,传统学问纷纷谢幕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中医学能够历尽坎坷,推而不倒、斗而不败,卓然挺立在东方的天空之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大力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中医学却能够招来五洲学子,并且以原创科技体系的面目走出国门,奔向世界,以丰富的果实哺育众多的生灵。

  中医药学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领域。说它熟悉,是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说它陌生,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还无法完全揭秘中医药的科学性。

  中医药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大道国医”。

  说它“永远”,是因为中华医道、中华医术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历史辉煌、近代坎坷,一同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它以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原始创新的未来价值,必将走向永远,造福于中华民族,也必将影响于世界。

  说它是“大道”,是因为中医药演绎的是生命之道,是东方文化最注重的“生成论”。 “大道”的名称来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是自然生成的,也是整体生成的;人体也是自然生成的、整体生成的,研究人的生命规律,就必须遵循“大道”,医术体现“大道”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是“道术并重的国学”。

  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类社会的本,就是人体本身,是“以人为本”。每个人的本,就是健康长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人的各种追求。中医主张“治未病”,在养生保健、治病防病、保障人体健康长寿方面,有独特的认识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中医学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反复摸索、研究了几千年。

  一、历史辉煌,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相伴走过几千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装不下中医药的全部内容。因为人类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已经一百多万年,疾病的历史也一样长久,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也绝对不会只限于五千年。

  从母系社会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开始,就萌生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概念,闪现出“阴可以补阳”的思想火花[1]。父系社会的神仙伏羲,他不仅告诉后人有关龙的传说,而且观天象,察地理,画八卦,说阴阳,《易经》的哲学由此奠基。神农尝百草,人类开始认识药物;黄帝坐明堂,医学理论逐渐成熟。到春秋末期,医缓、医和、扁鹊等医学大家,摆脱了巫术的束缚,把中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个科学与今天的分析、还原科学不同,是以整体观察、系统分析为主体的科学形态,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系统观的大智慧,是东方华夏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精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血脉、营卫是中医学的语言表现形式,辨证论治是其主要观念,汤方、按摩、针灸、导引、拔罐、穴贴、膏方等等是其实用技术。

  汉末,华佗的外科手术非常高明,尽管他有先进的中药麻醉方法,但是由于手术创伤令人畏惧。因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不仅可以解救传染病造成的流行性危害,而且很多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也可以通过非手术的中药汤剂加以解决。所以,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他的手术刀也生锈了。形成了中医治疗外科疾病,也善于用内服药治疗的特色[2]。

  魏晋之际,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葛洪的《备急肘后方》;南北朝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都是当时创新的杰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王涛的《外台秘要》、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官府组织校正、印刷大批医学著作,制定国家《和剂局方》,传播中医学术,都是古时的盛事。

  在追求养生保健炼丹的时候,发明了炸药,开创世界化学研究的先河。

  金元时期,中医开创了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刘河间倡导要用寒凉的药物治疗伤寒病,使张仲景以来治疗传染病的学术有了新发展;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把治疗内科虚损杂病的学术系统化,号称易水学派,其影响从明清两朝直到今天,一直被中医界津津乐道。

  明代吴又可面对瘟疫流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在他的著作《瘟疫论》里,不仅讨论了疫病的各种表现和治疗,而且还对疫病的原因,提出了“各有一种异气”作怪的理论推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传染病病原的科学假说。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各有著作传世,号称温病四大家。当然,清代的温病大家绝对不止这四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尽管很高,也不是最高水平。

  明清之际,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伟大创举,就是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发明的人痘疫苗技术传到了世界各地。英国的琴纳,他小的时候就接种过这种疫苗,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良,发明了牛痘疫苗。法国的巴斯德,进一步引进再创新,制成了更多针对疾病的疫苗,使人类战胜传染病有了强大的医学武器。在消灭了天花之后,人们逐渐控制了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中医学最先向世界贡献了“原创的免疫思想”和“切实可行的免疫技术。”[3]

  在中医学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候,西方医学传到了中国,引发了中医界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二、近代坎坷,医随国运不堪回首

  明清之际,西医学传入我国的时候,其长处在于解剖知识准确,并且建立了细菌检验、药理分析的实证体系,然而其内科治疗却远远没有达到中医学的安全、有效程度。但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一向主张“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破解中国近代技术落后难题的时候,把批评的目标指向了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不仅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而且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医,都是革新进步的阻碍。因此,在“打倒孔家店”,推行“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里,中医学不被否定是不可能的。

  1912年,北洋政府决心不发展中医教育,使中医从业人员陷入与时代脱节的境地;1929年,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竟然通过了限制、取消中医的系列提案。不少文化人热衷于批判中医,把丑化中医当做标榜自己进步的象征,甚至作为一种生活的消遣。中医界为争取治病救人的权利,为了传承中医学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办学校、办期刊杂志、出版专业报纸、学术著作,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放过。然而,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中医的衰落也就随之而出现了。拒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约有80万人,建国初期减少到50万人,而西医则从几百人,逐渐增长到建国初的2万人。

  建国初期,尽管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战略方针,但是当时习惯势力一直左右着中医政策的制定。为配合消灭传染病而开展中医进修教育,是一项正确的行政措施。但是,进修的课程主要讲述西医知识,不提中医学术,并且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用考试甄别的方法确定中医的行医资格,却把西医知识作为评价的标准,造成了全国90%的中医从业人员“不合格”。因此,在1954年之前的中医事业,只能用“衰落”二字加以概括。

  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歧视、限制、改造中医的错误做法,才挽救了中医药事业。今天,在我们探讨中医药事业走向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段历史,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4]。

  三、现实作用,中医是不可或缺的医学力量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1954年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医,让西医脱产或在职学习中医。这使很多不了解中医的西医人员,切实感受到了中医理论的深奥,中医临床疗效的可靠与神奇,因此,也培养出来一大批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员。逐渐涌现出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胆石症、宫外孕、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等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大部分是在西医搭建的技术平台上,以中医药的传统理论作指导、采用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取得的。

  1955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试图以当代的科学原理阐明中医药的原理,以及中医治疗所以有效的原因,把中医药放在大科学的背景里加以继承和发扬。

  自1956年开始,陆续建立了各地的中医学院、学校,并且给予中医学生与师范生相同的待遇,加以大力扶持,为吸引有志青年学习中医、传承中医,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学习中医”与“中医学习”的关系里,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医这一特殊的学术体系有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热情是一回事,是否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是另外一回事。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面前,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千万不可知道了一些中医的皮毛知识,就觉得已经看透了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学。尤其是方法不对、“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当然”地把中医说成不科学、“伪科学”!这样乱扣帽子,并不能表明我们的进步,恰恰说明了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无知。

  1954年,当乙型脑炎肆虐的时候,石家庄的中医郭可明,按照中医温病学的理论,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好疗效。他的经验被推广之后,不仅挽救了大量的国内患者,也救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的命。他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在推广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的时候,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人趁机散布说“石家庄的经验不灵了”,也有人甚至说当初就是一个“假经验”。蒲辅周等名老中医结合当时的天气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在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又取得了世界水平的好疗效。这说明,中医治疗因时、因地、因人的辨证论治,的确是不可小看的科学理论。著名中医盛子章治疗梅毒数千例,有突出的贡献,获得卫生部金质奖章;北戴河气功疗法、重庆中医治疗痔疮、浙江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等等,一大批中医成果,先后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各地上报的经验,被印刷成册,加以推广。

  文革期间,虽然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中医药事业更是一个重灾区,“拆庙赶神”使中医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文革结束之后,中央下发了78【56】文件,落实中医政策。1982年衡阳中医工作会议,确立了独立发展中医特色的总体构想。1984年国家把发展“传统医学”的内容写入《宪法》,1986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2003年出台《中医条例》,2009年国务院下达促进中医发展的【22】号文件等,一系列的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助推了中医药事业的复兴与发展。

  中医药的现实作用是多方面的,仅就防治传染病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曾对1988年我国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的疗效,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过对比,其统计结果显示,中美的比例是1∶234。其结果令人震惊,中医药的巨大潜力于此可见一般。

  2003年,SARS突袭地球,造成了瘟疫的大流行,全世界8000多人患病,其总的病死率是11%,我国大陆5000多病人,其病死率是7%,低于世界平均数。应用中医药治疗比较早、比较普遍的广东省,患者1000多人,其病死率仅为3.4%,远远低于病死率17%的近邻香港,更不同于病死率27%的台湾。因为香港、台湾的中医界,没有机会参加SARS疾病的诊治,现实的距大差距教育了人们。因此,医疗条件比较好的香港医管局,邀请广东的青年中医专家前去会诊SARS患者,这充分说明了中医药的优越性。

  在我国大陆,单纯使用西医药救治的SARS病例,人均医疗费用为10万元(香港为30-50万元),住院平均日数为30天;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以中医药为主救治的SARS病例,人均医疗费用仅为5000元,住院平均日数仅为8天,而且创造了无一患者使用呼吸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先进记录。中医治疗的患者,不仅费用低,而且副作用很少,几乎没有见到并发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不仅在早期隐性感染阶段就可以用药治疗,而且对于后期、晚期病人,用中医药治疗之后,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独到的疗效。很多患者服用中药,或者使用艾灸之后,很快就缓解了证候,恢复了体力。可见中医治疗艾滋病,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世界范围内爆发甲流(H1N1)的大流行,在很多发达国家引起了恐慌。因为他们不仅历史上有过甲流疫情的大灾难,而且每年防治甲流的费用也非常昂贵。事到如今,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对于甲流的控制,我国做得比较好,让历史经验丰富的中医药参与甲流防治,使我国多了一套保障体系,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福祉所系。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里,中医药也不是“慢郎中”。在汶川地震、青海地震、矿难、水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防治过程之中,中医药预防灾后疾病流行,中医骨伤科救治外伤、骨折,以中医药对病人进行心身调节、改善患者整体状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灾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医药治疗慢性病、亚健康状态、治疗心身疾病、治疗多靶点复杂疾病方面,都有方法论的优势,治疗措施非常丰富。中医“治未病”理论,可以指导养生保健,以及病后康复、调养的各种措施。

  中医药是古老的学术体系,但是这“古老”不是“陈旧”的代名词,而是成熟的象征。中医药诊治体系,有着广泛的普适性,有些内容甚至是很超前的。比如,神州飞船上天的时候,我们的宇航员借助中医药的帮助,可以成功预防太空病,他们出仓的时候心率可以控制在每分钟跳七八十次左右,而欧美的宇航员大多在一百次以上。中医药在太空医学、航海医学领域里的突出优势,引起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去年,在俄罗斯举办的“火星500计划”之中,就有中医药预防太空病的研究项目,是我国的主要观测课题之一。

  西方大国,纷纷增加研究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很多转换名目之后的所谓“洋中药”,也纷至沓来占领我国的医疗保健市场,都说明我们发展中医药的步伐不能太小,更不能太慢,不能让中医药“墙里开花墙外香”,更不能让“中医药是伪科学”的瞎忽悠危害中医药事业!

  四、未来发展,中医药将改变世界的生活态度

  众所周知,中医药数百年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在韩国、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国落地生根,衍生出融合了当地特色的医学流派。他们甚至要“申遗”,以保护其引进中医的“再创新”成果,并且屡屡期望掌控中医药制定规则的主导权。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医针灸就走出了国门,引发了美欧等国的针灸热。在中美建交时候,“针灸热”与“乒乓外交”一起,助推了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与合作。

  值得提出的是,针灸疗法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诊治疾病的“另类方法”,是在手术切除和靶点治疗之外,另一套调节人体技能,增强人体自组织能力、“扶正祛邪”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技术原理“原创性”的新医学理念。在此之前,针灸与刮痧一样,都曾被当做“不仁道”的野蛮措施。其实,中医学还有很多被误解的先进理念,没有被世界认识,它们的能量还没有很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中医学的理念和独特做法,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得到大家的大力推广和弘扬,就会引发一场医学的革命,也将改变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5]。

  中医学术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无非是“怎样看”和“怎样做”;中医特色虽然很多,总的说来无非是其“认识论”和“实践论”有所不同。

  过去我们谈论中医特色、中医优势,一般都是从中医养生、治病的具体环节说起。其实,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其“人体观”的特色才是最根本的,是其世界观的直接反应。中医学的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都是在中医人体观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的具体学术理论。

  (一)人是“天地所生之人”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把天地人合称为“三才”,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且人体生成之后,也必须依赖于天的五气、地的五味不断充养,才能维持生命。地球的自转,形成昼夜阴阳变化;地球的公转,就有了四时气候的差异。人体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很多人不理解中医养生治病,为什么一定要谈天、说地,以为这样说不科学。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罗列中医的所谓“罪状”,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医“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在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中医把“人与天地通”看得非常重要,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诊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因为人不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正气就会下降,就容易得病。冬天伤寒,夏天中暑,春天受风,秋天伤湿,“四时之气,更伤五脏”。“地之五味”是中医对一切食物营养的高度概括,五味是人体产生气血津液、精气精神的营养成分,但是太过分的滋味,也会伤害人体,让人得病。所谓“病从口入”也是这个道理。中医治疗疾病的药物,按药性分成温热寒凉“四气”与辛酸甘苦咸“五味”,也都是“人与天地相应”学术理念的体现。

  (二)人是“形神一体之人”

  中医认为,人体降生的时候,不仅接受了父母遗传的身体发肤,而且还拥有父精母血升华而成的精神。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之中,精神是主宰,处于主导地位,形体只是“生化之宇”,是产生精微物质的器皿。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不能称作人,形神兼备才是完整的人。

  在《内经》作者的心目之中,头(包含脑)的五官,是感受外界变化、反映人体精神状态、表达情绪意志最主要的器官。因此,头脑与神明的关系,中医自古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中医不说“脑主神明”,而主张“心主神明”呢?因为在中医学里,五脏是人体的核心,脑不是“最高司令部”。

  中医主张心主神明,但并不是说精神思维活动只与心有关,而是认为在心的主宰下,五脏分别与不同的精神思维活动有联系,是一个“整体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理的状态之下,还是在病理的过程之中,都离不开精神对于形体的控制,也就离不开五脏的整体参与。也就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致变化,与整个五脏有关。记忆了下降了,中医靠补肾解决。生气发怒了,中医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治疗。悲伤过度,要调理气血;思虑过度,要健脾解郁。惊恐伤肾,让人大小便失禁,或者遗精梦泻,补肾之后就能获得治疗效果。过喜伤心气,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则需要镇心安神。大怒伤肝,让人失去理智,不能谋虑决断,治疗应该疏肝化瘀。

  人体的喜怒哀乐,既可以是常态,也可以是病态。常态都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因为情致太过、不及,大多属于病态,也可以进一步引起脏腑发生病变。

  儒家的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段论述之中,把人体的喜怒哀乐的变化,看成有关天下的“大本”、“达道”,可见人体的精神状态,对于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也受“升降出入”规律的支配。喜怒哀乐只要是“适中”地发放,就是生命和谐的音符,是一个人正常生理的表现。假如喜怒哀乐不加节制,或者不适当地发放,这个人的神智就出了问题,健康也就会受影响。

  假如世人都能够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这个世界就是美好、和谐的;如果世人的喜怒哀乐不是“发而皆中节”,而是随意地释放,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

  由此可见,中医“心主神明”与“五神脏”一起构建的“形神一体”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人是“五脏和谐之人”

  中医的“五脏六腑”学说,是一个多元共存、整体和谐体系,它使生命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达到流通顺畅,升降出入,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中医所说的脏腑,既有不可变更的空间位置,也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是一个时空一体的脏腑概念。并且主张肾为先天,脾为后天,“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互济,阴阳协调。脾升肺降,肝胆疏泄。五脏和谐,阴平阳秘,气血通畅,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否则,“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中医构建的理想化“脏腑时空图”,就是为了把人与天地相参的概念贯彻到底,作为其学说的根基而不容动摇。脏腑在各自的位置上,生克制化,其作用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储存阴精,化生气血,通过经络系统输布津液,制衡着喜怒哀乐,沟通四肢、九窍,外联天地阴阳、四时五味。

  即使在西医手术切除了病人的脾脏之后,中医辨证的时候依然会坚持脾的存在。因为在中医的理论里,脾主管运化水谷精微,把经过胃消化之后的精微物质运输到肺部,再通过“肺朝百脉”的转运、输布到全身,所以脾是不能或缺的脏器。中医理论里如果没有脾,就无法自圆其说了。中医这种在理论上“切不掉的脾”,就是虚拟化、标准化的“模型脾”。

  (四)人是“变动不居之人”

  中医认为,人生既有生长壮老已的总规律,也有年、月、日、时的变化,人的脉搏、呼吸、气血运行、津液输布、饮食消化,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并且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升降出入”整体和谐地变化不停。比如,一呼一吸脉行几寸,呼吸的频率与脉行的速度是否成比例,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就认真地推算过。他精细的计算方法,被司马迁《史记》称为“守数精明”,以至于后世的医家普遍遵循他的法则,而难于超越。

  中医学除了重视生理状态的把握之外,在辨证治疗的时候,也是动态地把握疾病的变化过程。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的方法,也就是根据病人证候变化,即时随机地进行调整治疗,使病人由疾病状态转为健康状态。

  中医的养生保健,也是随时变化,不断调整的。即使是补气、补血、补阴、补阳,也不能不管不顾地一直运用某一方法,而应该辨证养生,随时调整,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而不是千篇一律推行某种方法。

  五、学习中医,做自身健康的主宰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说,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之中,生活方式和行为占60%,环境因素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救助占8%。也就是说,健康的主宰是自己。

  传统的中医学历来主张:“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里,病人是健康的主体,医生是为病人健康服务的工具。著名中医王文鼎先生,曾经在上个世纪提出来一个观点,说中医是“让人自力更生的医学”。中医的一切治疗措施,都是为了恢复患者的正气,恢复患者的自组织能力,而不是“越俎代庖”,让患者听命于医生,受制于技术手段。

  现代分科越来越细,几乎是按病种分科挂号,很多患者到了医院里,就像走迷宫一样不知道该投奔哪门是好。当然,一个“人到老年”的人,可能有很多不适,也许从头到脚都有症状,是否需要各个科室都走一遍?或者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一遍?

  试想,一个“从头到脚”全毛病的老人,假如在各个专家的诊室里走一遍,他就会被一大罗检查单据弄得头昏脑胀,而且会被各位专家以科学的名义开出来的各种药物所吓倒。这许多的药物,即使有经济实力可以购买,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可以消化。人体承受这许多的科学药物,生命的健康可能求不到,也许会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和化学污染而毙命。假如把这些药物“都吃”不可取,那么“都不吃”可以吗?“随意吃”可以吗?如果都“不可以”,那么,从头到脚仔细检查的意义何在?

  在现实生活里,很多老人每天“照单吃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十余种药按时服用,并且被“一个不能少”的医嘱吓住了。这样的病人,往往在“照单吃药”的过程之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健康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向专家请教如何增减药物。专家也会经常头疼,因为这许多药物之间到底如何互相影响,谁也没有把握说清楚。所有的化学制剂药都是分别研究出来的,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吸收代谢过程,一个一个说的时候很清晰,几种药物合在一起说的时候很模糊。毫无疑问,“在肚子里开西药铺”,比在中药铺里抓草药更没有把握,因为中药的配伍问题被研究了几千年以上,西药相互之间的作用问题研究甚少,还原论不允许“相互干扰”,必须“一药一针管”才符合要求。这是还原论、局部决定整体的错误观念造成的。“努力找病,被动吃药”,加重了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中医学从人体精气神整体着眼,补虚泻实,调整阴阳,注重自我调养的思想,确实具有独特的大智慧[6]。

  中医学的健康观念是是“动态的健康观”,它要人们时时刻刻注意健康,是“全天候”的“动态自我观测”。因为,中医认为六淫、七情皆可致病。所谓六淫,就是一年当中六种过分的气候,风寒暑湿燥火,它们成为人体患病外在条件的时候,就由“六气”变成了“六淫”,“淫”就是太过的意思。七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本来是人体的七种正常情绪,由于太过分而引起人体患病,就成为致病的七情。这就是“病由心生”。

  中医主张维护人体的功能,生理功能不能太过,也不能不足。很多疾病起因于“过用”,过度使用身体的机能就会造成损伤,并容易产生疾病。因此,“强本节用”是中医的一个原则。“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立伤骨[7]”中医强调,人体必须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心安不惧,不妄作劳,使形与神俱,“真气从之,病安从来?”

  一旦养生不谨,六淫七情为患,“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就失去了平衡,也就失去了健康。中医判定疾病的性质属虚、属实,也是从邪正双方对比的角度来看的。以外邪侵犯人体为主,就是实证;以身体正气虚为主,就属于虚证。实证和虚证,都需要进行调理治疗,以便重新恢复“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由此可见,中医对于健康的关注,完全是动态的,是长久坚持不懈的,决不是依据一时的“健康体检”,也不仰仗“各项指标正常”。因此,中医是注重状态转换的“状态健康观”,而不是依赖不出现病理病灶的“形态健康观”。

  中医的“状态健康观”,主动权在每一个人手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我检测”,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健康状态,把精气神养好。一旦出现精气神不足,或者“升降出入”太快、太慢的情况,就需要自我调整;自己调整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找中医医师帮助,以便恢复自己的健康状态。因此说,中医养生保健的知识,“扶正祛邪”的措施,可以关爱每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

  一个人可以经常被帮助,但是不能“经常被拯救”。因此,中医对于人体关爱的知识,需要人们时刻牢记,谨慎遵行,受益终身,长有天命,尽终天年,达于寿域。由此可见,对于中医的健康观念,应该积极吸取,不可忽视。

  维持健康,恢复健康,不仅可以利用药物,更应该想到身心的调整,许多中医的养生健身方法,比如按摩、气功、导引、针灸、拔罐、足疗、药浴、食疗,都可以选用,并且可能达到药物治疗所没有的效果,可以避免药治疗的毒副作用。

  中医的学问博大精深,很难在一个简短的发言里阐述清楚。但是,我们坚信发展中医,可以促进健康,可以造福人类,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

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前赴后继学中医,家庭和谐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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