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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事件之后,我们如何走出食品安全的困局?

2019-03-22 11:57:45  来源:一颗土逗  作者: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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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七中食堂事件似乎尘埃落定,愤怒的情绪退却后,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想想:我们是否被检测食品的理化指标所束缚,是不是忽视了食物供给系统的结构性困局?而出路,又在哪里呢?

 

  成都学校食堂事件暴露出食品供给系统的漏洞

  过去10天,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的消息不绝于耳。社交媒体上流出的影像和图片虽然真假难辨,却掀起网民对企业和校方的声讨。

  发了霉的肉夹馍、撒了硫磺的鸡腿、发霉变质的牛排、污染了鱿鱼等照片先是引爆社交平台,而后迅速引发媒体对七中实验和德羽后勤公司的集火轰炸;接着是家长围堵学校讨要说法,请求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试图揭开背后错综复杂的内幕。

  然而一夜之间,剧情旋即翻转,官方接连辟谣,发布通告:七中实验家长们实际上是受到个别人的蛊惑,网传的图片系部分家长造假。

  

  监控拍下疑似有人制作虚假图片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随着事情的反转,网民激愤情绪正在渐渐冷却。但这一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对于食品供应的不安情绪已经蔓延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成都学校食堂的问题折射出食物供给系统的漏洞,而我们,无一例外都生活在这个系统当中。

  愤怒的情绪退却后,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想想:我们是否被检测食品的理化指标所束缚,是不是忽视了食物供给系统的结构性困局?而出路,又在哪里呢?

 

  食品为何难以安全

  食品为何难以安全?到底是我们对安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还是现阶段食品安全生产链上存在技术瓶颈难以解决?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得明白到底什么是安全。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食品安全标准”和“后果与风险评估标准”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两个最重要的准则。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食品安全标准会随着科学家和安全监管机构对有毒有害成分和剂量的认识而发生变化;从后果和风险的角度去判断,无法认定食用食物与生病、死亡之间有必然因果关系即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安全“。

  复旦学者李鹏程在《告别辟谣:透视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文中发问:

  谁有权力来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或者说,谁在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他们又是如何制定和解释这些标准的?谁在这些标准中受益了或受益最多,谁又在其中承担了风险或承担了最多的风险?食品政策应该由受益最多的人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承担风险最多的人来决定?

  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 美国学者玛丽恩·内斯特尔也曾在《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书中揭露,真正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在食品之外: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食品企业无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是由于政治问题——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政治选举、操作食品政策或利用其所掌握的科学和媒体工具向政府施压、游说政府和掩盖事实真相、推卸责任。

  玛丽恩·内斯特尔指出我们常常将食品安全问题理解为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往往忽视全球食物体系和其中的权力关系对我们饮食结构和日常生活施加的影响。全球食物体系的建立与世界霸权息息相关。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代全球食物体系始于1871年,以大英帝国为中心和主导,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本运动推动殖民地饮食结构改变和单一化种植及粮食出口,而后出现长距离粮食运输和贸易,在一战开始后宣告终结。第二代食物体系以美国霸权为主,起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美国以食物援助和技术援助名义,将本国大量过剩的粮食作物和“绿色革命”化肥、农药和杂交种子的生产方式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以消解“红色革命”的可能性。

  

  图片来源:《苦涩的种子》

  二战后兴起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决定抛弃农业时代耕种模式,第二次绿色革命彻底拥抱生物技术,的确已经使数百万人免于饥饿的困扰,并且农业工业化的长足发展,集约化生产用少量土地生产更多食物,使得任何反对者像是农业时代的遗老。严海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今天,我们面临的不再是食物产量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分配问题、营养和质量问题。

  国内乳业发生过的问题就是例证。据开端文化报道,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大型乳企曾通过资金、技术支援鼓励农户养殖奶牛,以保持奶源供应稳定。到2008年,形成了将近220万的小型农户负责提供奶源的格局,大型乳企在村庄设置固定奶站,由奶站统一收购,运到乳企。2008年,伊利、蒙牛、三鹿、光明占据乳业一半市场,其余由国外品牌和两千多家中国乳企瓜分。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抢占奶源争夺市场,蒙牛率先开始高价收购“问题牛奶”,高价抢奶诱惑奶站大量稀释鲜奶,并通过添加剂以达到蛋白质含量检测成为当时的行业“潜规则”。

  牛奶里的“秘密”其实早就暴露端倪,早在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三鹿赫然在列,却被以某种方式撤出“黑名单”,各地仍然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2007年3月“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涉及中国大陆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但其后进行的检测,结果全部合格。而在“毒奶粉“时间爆发后,法院审判中,公司管理人员证实最早接到投诉是在2007年底——2008年在汶川地震过去不久,出现首条爆料三鹿奶粉导致儿童小便异常,后经三鹿集团地区经理收买删帖,化解了危机。

  

  “三鹿毒奶粉事件”
  图片来源:网络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三鹿高管和奶农成为整个乳业的”替罪羊“。分散式的养殖模式被政府认为是导致”毒奶粉“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奶牛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对300头以上奶牛的养殖场提供资金补贴,并要求乳企在2011年10月底实现七成乳源自给。激进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使得小规模养殖户被踢出局,大型乳企集团不断吞并中小乳企进行扩张,但是,工业化的畜牧业生产体系迅猛推行和层出不穷的加强监管的政策,并未解决安全隐患。2010年奶粉查出激素超标、2012年发现致癌物黄曲霉素M1。

  而不管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奶制品供给系统是否真的达到了效果,数百万小规模奶农的生计的牺牲却是确定无疑的。当你走进超市,面对整个货柜为数不多的乳制品牌,你慨叹牛奶价格越来越贵,奶味越来越怪,会不会怀念送奶工送货上门的新鲜牛奶?

 

  如何突破食品工业体系

  这或许就是今天的食品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忧心忡忡食物品质和安全问题,却难以看清复杂的生产链条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我们茫然无知我们每次的消费行为是否会对生产环境产生破坏,我们不满于食物的糟糕的品质和昂贵的价格,却不知道从何处寻找健康的食物。

  而今天很多“合作社”名义的实践都在尝试跟城市消费者对接,一起寻找食物的源头,去搞清楚食物到底是如何生产,经历哪些环节进入超市、餐厅,食物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看清廉价食物隐藏的剥削关系。

  80年代的镉米事件带来的环境危机深深刺激到台湾人。 1987年台湾刚刚解除军事戒严,一群关心台湾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家庭主妇成立台湾主妇联盟基金,倡导台胞关注发展主义带来的环境问题。她们从关注垃圾对粮食生产环境破坏入手,先是号召垃圾分类,按照可燃烧、不可燃烧,可再生、不可再生便于垃圾回收和处理;后又发起对家庭厨余回收,并与当地政府合作,希望通过行动保护生产环境;后又借鉴日本和韩国经验,开展食农教育,通过体验式参与让消费者认识到食物背后的生产链条和生产关系,又借助绘本宣传友善耕作理念,号召人们关注生产者和生产环境。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图片来源: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官网

  而在内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团结开始出现更丰富的形态。城市消费者主动对接农村生产实践,比如“北京食安联盟”,消费者通过反思消费行为所造成的生产问题,通过团购生态食品,在消费过程支持小农的生态转型和合作社经济; 或是直接进入农村生产,比如黄河共富合作社,城市消费者去家乡承包荒地,与村民共同耕作,共享成果,宣传生态农业理念,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生态农业。

  除此以外,乡村生产者主动对接城市消费者,比如山西蒲韩乡村社区,在实践农村集体经济、生态农业与合作组织、城乡生产-消费网络、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等议题都向前迈进一步。

  蒲韩社区由蒲州镇和韩阳镇两个乡镇的43个村,25个专业合作社形成的联合社,服务3865户的农村生产社员,8127户城市消费社员,服务内容包含生产和生活等9项服务,5项经济服务,4项公共服务,涉及统购统销、信贷互助、城乡互动、儿童教育、社区养老、传统手工艺等。

  

  蒲韩社区十二工坊之手工坊
  图片来源:网络

  蒲韩公社的乡村社区组织化经验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造,并在14年进入城市后,建立城乡生产—销售网络,透明可见的生产过程可以让城市消费者放心,城市消费者的信赖可以使小农生产过得安心,而只有这种互助信赖的关系才会促进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跳出食物危机的怪圈和矛盾。

  正如李鹏程在《告别辟谣:透视食品安全中的政治》一书中说道,“食品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商品,它具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放射性的产销网络,连接着自然、社会和人,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当我们觉察到食品工业体系复杂的供应链条隐藏的生产关系,看到生产中的人,反思每次消费行为会对生产环境和生产者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与生产者同担生态转型成本和风险,我们才可能突破食品工业体系,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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