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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孚:疫苗接种,赞成还是反对?

2015-06-26 09:25:01  来源: 百家合符   作者:潘德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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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潘德孚

 

  编者:

  日前,深圳一名新生男婴接种乙肝疫苗后身亡,仅活74分钟。自2013年12月13日至12月30日以来,全国累计通报疑似注射疫苗死亡婴儿病例已增至16例(其中江苏太仓1例为注射甲肝疫苗,四川绵竹1例为百白破疫苗和脊灰疫苗,其余均为乙肝疫苗),遍布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甘肃、四川、湖北等8省份。涉及三家疫苗生产公司。其中至少8例涉案疫苗为市场占有率超过65%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此外,至少涉及北京天坛生物3例,大连汉信1例。

  这一系列的事故的发生再次触动了公共舆论的痛点,让人感到无奈而悲哀。引发了人们对于注射疫苗是否有必要,是否安全的又一次关注。

  编者在为这些幼小的生命叹息的同时,把潘德孚老师的《免疫大失败》推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家长能获得启示。

 

  文章导读:

  (一)免疫疗法的失败数据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三)免疫理论的批判

  (四)结论:免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本文为节选

  

  免疫大失败

  

  西方医学建立了一套免疫理论,经一个世纪的医疗实践,我们应该说:这个理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本身的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是它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本文不说市场如何使免疫学说失败的道理,因为,它属于医学社会学的问题。

 

  (一)免疫疗法的失败数据

  

  天花

 

  1796年,爱德华·詹纳证明用牛痘疫苗可以预防天花,此后,针对天花的接种就开始了。即使如此,1839年,英格兰的天花流行病仍然十分猖獗,以致夺去了22081人的生命。1853年,英格兰政府颁布了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法令,但天花的发病率却一直上升。1872年,英格兰又一次发生了天花流行病,44840人丧生,其中多数人已接种过天花疫苗。1948年,英国废除了《义务接种法》。德国和日本都曾发生过类似灾难。1918年,菲律宾发生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天花流行病。尽管美国政府事前已强迫300多万本地居民注射了疫苗,但其中仍有47369人患上天花,16477人死亡;1919年,接种人数增加了一倍,扩大到700多万人,但其中仍有65180人患上天花,44408人死亡。天花流行病是接种计划的直接结果。”(《现代医疗批判》第24页)

 

  (英国政府从强制接种牛痘疫苗,到废除义务接种差不多经历100年的时间,日本政府从立法取缔中医,到给中医平反,也经历一个世纪,看起来,中国政府要真正复兴中医,也得一个世纪的时间。)

 

  “1870-1872年间,强制性免疫已经推行了18年,全民免疫也实施了4年(该行动所有反对者均遭到严厉惩罚),英格兰已经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英格兰发生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余人丧失了生命。实际上,死于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时增加了2倍,而那时还很少有人接种此疫苗。1871年后,莱策斯特镇公民拒绝接受疫苗,主要是因为1870年天花大流行时的高死亡率使他们确信疫苗是无用的。在随后的1892年流行期,莱策斯特镇主要靠加强卫生隔离检疫制度进行预防,与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灵顿镇相比,该镇死亡率仅为1/100000,而瓦灵顿镇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莱策斯特镇的6倍和11倍。”“塞拉利昂的经历也可以证明,疫苗并非消灭天花的功臣。20世纪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发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该国开始实行消灭天花的行动,三四次大规模的流行都是通过发现和隔离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个月之后,该地区报告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例。”(《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8页)

 

  “众所周知,天花在有强制人工免疫治疗的国家和毫无免疫治疗的国家同时下降。换言之,天花免疫治疗并没有减低天花的发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疗并不能保证完全免疫。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例如,美国威廉·霍华德·海医生在‘医药自由协会’对消除强制免疫治疗法案的会议中指出:在他亲自监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为证)曾接受过天花的人工免疫治疗,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疗还没有超过一年。”(《顺势疗法》138~139页)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生命是动态的,时空是不断变化的,包括天花病毒在内。在不同的时空中,人的生命,抗感染的能力在变化;病毒的感染能力也在变化。

  

  麻疹:

 

  在1989年卫生部在最后一项大规模接种疫苗行动中,公共卫生服务实验室的流行病学顾问诺曼·伯格教授宣布了当时的一项官方统计数字:在麻疹患儿中,约有1/5000会发生急性脑炎——一种大脑感染性疾病,这些患儿中的1/5000又会发展为亚急性硬化性急全脑炎——一种类引起大脑硬化的不可逆的恶性进展性疾病。5年后,当一位专栏作家为全国性麻疮疫苗做接种活动作茧自缚宣传时,可能发展为脑炎的麻疹患者比例就上升到了1/500,此作家还宣称,其中的1/10会死亡,1/4患者的大脑会遭到永久性破坏。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其他报纸对麻疹的危险性作了更进一步的夸张渲染,到了9月,发生脑炎患者的比率数已经被宣传为1/17。”“麻疹可以致命,但是并不像医学界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会经常随机发作。在1990年美国麻疹流行高峰期,27000个发病者中有89人死亡,但许多死亡儿童来自低收入家庭,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延误并发症的治疗可能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非洲儿童显著缺乏维生素A,故麻疹的确可引起死亡。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证明,在其他维生素A储备充足或给予足够维生素A补充的第三世界国家,麻疹患儿存活率明显上升。”(《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1页)

 

  “世界卫生组织对一群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与已接受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在麻疹发病率上所作的比较显示: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则高达33.5%。197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麻省中学生的麻疹发病率调查显示:53%的患者已在1996年以前 接受了活的弱减麻疹病毒免疫治疗。”(《顺势疗法》140页)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来目的是为了预防麻疹及麻疹的并发症大脑炎,但实际上,注射麻疹疫苗却往往导致了大脑炎和多种比麻疹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亚急性的硬化性全脑炎,简称为SSPE。SSPE的症状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脑语言功能的损坏、性格的改变、精神发育迟缓、学习的无能、多动症、突发性暴怒、无菌的脑膜炎、轻偏瘫、癫痫发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国儿科教授门得尔森指出:“现今流行的多动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于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还可导致非典型的麻疹、发高烧及肺炎等多种严重的副作用。《美国医疗刊》中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全国有60万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将会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则怀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疗可能就是导致多发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发性硬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于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顺势疗法》第145~146页)

  

  百日咳

 

  “从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间,瑞典在毫无人工免疫治疗的状况下,百日咳自动消失;而德国于1940年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数却从原先的每年4万例增加至25万例,病历增加是免疫治疗前的6倍以上,即几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疗的儿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的国家也有同样病例增加的现象。例如法国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于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在1933年已开始实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达3倍。流行病学家斯图尔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国医疗刊中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汇报的8096宗百日咳病历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疗,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没有接受过人工免疫治疗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疗。”(《顺势疗法》第139页)

 

  “在百日咳爆发期间,一多半患者进行过疫苗接种。在1974-1978年发生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病例调查中,史都华博士报告:所有患儿中的1/3-1/2进行了疫苗接种。他调查了近2000名婴儿患者,其中2/3是从其患病的兄弟姐妹那里传染来的。在史无前例都华博士看来,由于婴儿的生命经常受到通常无害疾病的威胁,所以他们成为疫苗针对的主要原因对象,但‘对婴儿进行的疫苗接种均没有肯定的效果。’……1993年美国发生了一次百日咳大流行,俄亥俄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一组研究者发现,流行主要发生于完成百白破(DPT)疫苗全程注射的儿童中。”(《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2~83页)

 

  DPT三合一混合疫苗:这种类三合一的疫苗是用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三种病毒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免疫注射剂。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各国已有多例的严重疾病和死亡与使用DPT有关。笔者在1991年离开加拿大时,加国当时有超过500名、美国有5000名的儿童患者是由于DPT的不良反应而导致了严重的脑神经损伤。由于损害程度过甚,就算使用顺势疗法药物来治疗,也无法将患者的损害扭转过来。1991~1994年,笔者在香港行医的4年中接触了两名被DPT损害的儿童,当时笔者用顺势疗法患者治疗,只能产生姑息的疗效。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种微生物传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显微镜发现人用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时,他觉得很惊奇:微观的镜子里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微小生物的世界!后来,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细菌致病的学说,人类便视微生物为敌人。此后,人们又在病人的身体里发现许多细菌,以此来估计和证实生病都是由细菌引起的。从19世纪后一阶段至20世纪这一百年中,西方医学一直把微生物作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时把消灭细菌(包括病毒)作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药物充斥市场,作为非处方药物让人们自由购买。20世纪最后的20年开始,社会上许多人才知道人是与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满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体体内也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赖于这些微生物的平衡,现在称之为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平衡是指这些微生物在体内,占据着合理的地方,不过大也是不太小;有着合理的群体,不过多也不太少;它们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个目的是维护自己种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物种群,都会这样以“放毒”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种群生存的。现代人类以各种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环境,也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种群的生存。

 

  过去的观念错了,它也影响了医学的研究,现在当然应该进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们曾经把细菌分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两类。现在我们发现,许多曾被称为致病菌的,例如结核菌、脑膜炎杆菌、白喉杆菌、葡萄球菌等,它们都在人体内悠哉游哉,并没有使人生病。据一些专家说,不管什么细菌,在人体内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胁,就不放毒素,对人无害。人体细胞里,还有许多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们,我们也会生病。这是人类已知的最小的生命体了。但是,这些小东西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氧的时候,它们是需氧菌,缺氧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厌氧菌。对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这供氧的多寡之间。这当然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的。好比人活着,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条件,除了供氧,还要吃饭、活动、过感情生活等等,太过或不及都会生病,非常的复杂,不可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以上情况,说明生病与否不是微生物有无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致病菌有无的问题,而是人体自身是否健康的问题。人体里有致病菌不一定会生病;人体里无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内经》里黄帝问歧伯:疫病使许多人互相传染,为什么有的人却不会受到传染?歧伯的回答:“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说明保持健康主要在于人的自身的正气。

 

  自从詹纳(发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内含杀死的或减毒的病毒或细菌),预防人类传染病开创了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后,西方开始了一个杀菌和免疫的时代。20世纪初,有一位卓越能干的爱尔兰人,杰出的细菌学家、医生——赖特爵士。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去预防伤寒病,挽救了很多生灵。他发明了多种重要的细菌学试验和技术,而且在英国伦敦创立了细菌学并提出了免疫学说。赖特因为过偏地强调他所认为的免疫方法,给后世的医学研究带来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会对疫病流行的三个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感染是讲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讲防止疫病传播的道理;免疫是讲人体不受传播影响的道理。我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宣传疫病感染的可怕,这种宣传往往夸大事实,制造混乱。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脑炎等,以及很多确实能传染的疾病,都曾发生过这些状况。在这些疾病中,有一些确实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却是并不那么可怕的,有一些则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许还是有益的。因此,单纯宣传感染的可怕,其背后另有目的——销售药物。

 

  防止疫病传播则是一整套系统的行政措施,例如检查、隔离、消毒、治疗等等。历史的经验证明,防疫比人工强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这里当然也包括宣传,避免相互传染。但这里面的宣传,就有可能会被谋利之徒利用,制造恐怖、恐吓,以使他们达到发病难财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制药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统的学问。

 

  免疫则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减轻疫病感染的程度为目的的工作。现代西医提出对疫病的治疗学说,从理论到实践,一直是失败的。这说明,这套学说值得反思。疫病的传播人数,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为什么有人乐此不疲?因为,免疫的整个理论和行动,被制药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举,却变成了恶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动不是想防疫,而是想发死难财,如果疫病真的给控制了,他们从哪里发财呢?开药店的想人人都生病,开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说,内科治疗避免感染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笔者研究了西医治病的方法后,却发现所有治疗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疗癌症的化疗、放疗,能降低白细胞;最普通的止痛药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细胞;病人发热到医院里做血检,医生见白细胞升高就说,先把白细胞指数降下去。在西药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药、抗菌素,也会对免疫功能造成损害。若是无法治疗的疾病,都被推给了免疫功能问题,这样,西医的内科医生,就把自己的责任摆脱了;至于治疗,医生又不得不用激素来打发病人,一点也不怕病人因这种药物造成的内分泌紊乱,因此使激素名声扫地。回想非典时期的SARS治疗,重剂量的强的松类药物,固然抢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现在还不到10年,这些人中大多数因肺纤维化而陷入悲惨境地。

 

  (三)免疫理论的批判

 

  免疫的理论始源于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细菌所致的,因而,只要将致病的细菌消灭,疾病也就痊愈了。巴斯德的这个理论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因此,受到广泛的质疑,连巴斯德自己也觉得有问题。后期的巴斯德对这个理论作出了修改。他发现蚕的肠道里有大量的微生物,因此认为,发现致病菌只是生病的结果,不是生病的原因。巴斯德后来才会说:“细菌算什么?环境才是一切。”巴斯德修改他的理论的关键,是认为在病人身上找到的细菌,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治病不能治结果。现代医学之所以治不好病,皆是因为所治的目标都是结果。现代医院里的检查,所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医学的医疗行为,有着非常顽固的保守性,巴斯德前期的理论已经进入医疗实践,要想改进就极其困难了。因为西方的医学是与市场缠在一起的。医疗所需要的设备、药物,都必须由制药公司投资和投入生产和销售,形成了市场事实。这种事实是建立在媒体广泛宣传的基础之上的。商业的操作并非唯真理是从,而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因此,它只要上了市场,错就照错的走,不管它对人的生命健康有益还是有害。现代医学之所以走入绝境,就是因为它已成了制药公司的获利工具,而不再是人们健康的保护神了。

 

  免疫理论认为某种微生物进入人体,或在人体体内造成某种疾病,只要把这些微生物杀死或减毒,人就会产生这种微生物的抗体,使生病的人痊愈。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它回避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这个生病的人的生命的自身为恢复健康的努力,或称之为生命的自愈力。如何抵抗疾病,是这个人的内部机制:越是健康的人,他的内部机制越强,对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强;越是身体衰弱的人,对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差。假设是某种微生物致病,为医者给病人增添这种微生物的毒素,岂不是火上加油,在给病人帮倒忙吗?所以,林内·麦克塔格特说:“……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紧急剖腹产以外,传统西医不仅不能治好你的病,还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恶化。”这不是一种恐吓,许多进过医院治病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免疫理论仗持的实际是人的自身的抗病能力。可是医生所做的不是保护这种能力,而是不断地削弱这种能力,这就是许多病人进医院时还生龙活虎,出来后却变成衰弱不堪的了。因为,如上所说的,传统西医除了了做手术,便是施用化学药品,除此之外,他们便毫无办法了。病人进了医院,不是被切除了某个部位,就是被化学药品污染,哪能完完整整地出来?有谁能像中国针灸家们样的治病,进门时按肚捧腹、愁眉苦脸,出来后就满脸笑容的?也许有人会拿西医的止痛药施用的结果来相比。但,止痛药能说对身体没有化学污染吗?

 

  免疫学说可以用于研究,但都是拿活人作试验品的。尽管有动物试验的例子,但动物不等于人,所以,试出来的东西还需要再试。现在,已经知道微生物(细菌和病毒)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研制能赶上它们的速度吗?现在研究出一种致病菌,就把它制成疫苗,注入健康的人体,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病的感染,其实这种想法仅凭着赖特的一些假设,这是大错特错的。按免疫学的原理:人接受免疫注射后,这是因为人是个生命体,生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因此会产生抗体。当人体里有了抗体后,作为细菌,也是一些生命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觉得环境不适了,也会发生变异,变成一种新的病菌。人类能像细菌这么快地创造新的对抗药物吗?即使新的药物能迅速创造出来,它的副作用也许比这些致病菌还更厉害呢!细菌为避免药物的干预,再变得更厉害,人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是到了现代,西医成为医疗的主流以后,强调防重于治。我们不是说防重于治提得不好,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如何行动,也就是如何“防”。中医也有防疫的学说。中医认为养生使身体健康要比生病去求医重要得多。养生就能防疫。中医《内经》起始就讲如何维护健康。黄帝问歧伯疫病会互相传染,为什么有的人不得病。歧伯说,这些不得病的人,是因为身体很健康(正气内存),因而不会生病。现代医学利用“防”这个借口,搞外来干预,给健康的人打防疫针,一些原本健康的人,因打了防疫针而变成生病的人了。什么病流行,就打什么病的防疫针。年年出现新的流行病,年年附加新的防疫针。结果是:因防病(打了防疫针的)而生病的人多了,因未防而生病的人反而少了,君不见甲流,全世界因未防而生病的,远远低于因防而生病的;因“防”而死亡的,远远超过因“未防”而死亡的。这种做法,只是为制药公司能赚钱。

 

  如上所述,免疫学说的作用是负性的,不仅不能免疫,而且破坏自身的免疫系统,使它失去作用。生命有它自己的免疫能力,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免疫能力各不相同。每个生命都会在受到感染后,非常有序地组织起自己的免疫程序,按自己决定方式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外来的免疫针药,则是一种“非法”的干预,是不能成功的。

 

  “经过30年的观察研究,莫斯科维兹博士发现,免疫计划完全失败了。让人们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还继续保留和使用这些方法?免疫无效还不要紧,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种后,经常会产生严重的、有时是致命的反应。反应的程度相当严重,以致许多国家停止了接种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险期内,国际旅游者要接种有关疫苗。”这说明免疫只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强制免疫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实际上被制药公司利用了。医学研究中,制造免疫理论被制药公司利用了。

 

  莫斯科维兹博士说:‘实际上,疫苗不仅不会产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预或抑制整个免疫系统的反应疫苗的作用与射线疗法、化学疗法、皮质脂酮和其他消炎药作用大同小异。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抗体。制造抗体只是免疫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若把它孤立出来并让其代表整体,这就如同把抑制血压升高的化学物质用来代替真正治疗高血压良药的做法。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免疫系统难于或无法对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应,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反应迟钝,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复的可能性。’身体(笔者按:应改为‘生命’)把突然进入其组织的物质视为伤害事件,这是不难理解的,婴幼儿的身体更是如此,所以,多数医生认为,接种是婴儿摇篮死亡的主要原因。”(《现代医疗批判》26~27页)

 

  免疫行动随着人群不断扩大,因免疫而受害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免疫的警惕性高了,反对免疫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是强迫免疫行为的必然之果。因此,制药公司不得不出重金行贿医政人员,制造流行病恐慌。有消息说,英国政府起诉世卫组织的三个专家,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制药公司的贿赂,故意制造甲流恐慌。这说明把疾病作为发财手段,是西方医药文化的一大特征。由此,不能不引起对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虚假性的思索,即从发病的原因、病名、病理,以及所有的关于疾病的理论都带有虚假性。因为,生命与健康是每个人的需要。而治病,有可能是走错一步,便永世不得翻身。专家受贿制造甲流恐慌的目的是要使制药公司的疫苗迅速卖掉。

 

  疫苗不仅低效,而且可以认为无效。因为它似乎是对疾病发生的一个自然过程的模仿:细菌入侵人体,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这种疾病,使细菌消灭。然而,是否如此?白喉患者,通常不产生针对白喉的抗体。“经过麻疹疫苗免疫并发疹的儿童中,仅有1/7血液中检测到抗体产生,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因注射疫苗或发病而产生抗体。最近,伦敦公共卫生实验室发现,在经历过白喉不完全免疫的20-29岁献血者血样中,仅有1/4血液中有相应抗体,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婴儿期满接受免疫的,50-59岁的群体中,无抗体人数比例上升了一倍。”(《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7页)这说明抗体产生理论的错误。所谓的抗体,是一种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现在还不知道。

 

  (四)结论:免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现代医药中的错误》作者兰伯特博士是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儿童医院心脏病科主任,应该说也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论述如实地反映了免疫中的问题。现代医学利用了詹纳和巴斯德的菌苗法,建立了免疫学。免疫学当然是一门科学。但是,免疫学中缺乏人类生命的各种特性的研究,因此,失败就是它必然的命运。

  

  环境决定了人的免疫功能,决定了人会不会生病。环境有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是指身体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环境,例如阳光、空气、起居环境、饮食所需的物质供应、工作条件、邻居关系,以及所碰到医生、朋友们的语言……等等;内环境则指身体内部的营养平衡、微生态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内部平衡。这才是决定人的健康的条件。尤其是内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现代西医的一个大问题是强调外环境而不讲内环境。因此,才会弄错治疗疾病的方向。

 

  免疫学说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功,但它与所有的西医疗法一样,道理就在于在对人的生命还没有充分理解以前,就要铺开来实施,其结果就是失败。因为,它损害了人的内环境的平衡。免疫学虽然已经认识到,并且,也是利用了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强加于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败的结果。现行的人工免疫治疗,不但对预防和减少传染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所使用的细菌和病毒疫苗实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细胞毒类药物,所以会导致身体‘微生态’失调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临床使用显示:人工免疫治疗除了有增加疾病的发病率外,还会导致身体的严重损伤。

 

  从以上的客观统计和历史数据可见:现行的人工疫苗接种对人类的健康极为不利。法国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伤风、狂犬病、结核病和伤寒病的疫苗不但是无效,而且极度危险……所以,应完全禁止使用这五种疫苗……”美国的辛普森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质炎等人工免疫治疗将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种在人体内会变成潜伏性病毒,并扩散在身体各个部位,而部分潜伏性病毒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变为活化分子,导致多种慢性疾病。这些活化分子所导致的慢性疾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红斑狼疮、帕金森综合征及肿瘤等。”(《顺势疗法》144——149页)

 

  我们在上面免疫失败的统计中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疾病的治疗方法与死亡率的问题。有很多病都是因为治疗错误而死亡的,我们都会把死亡的原因归罪于疾病,就是不愿意承认治疗方法的错误。虽然这么做能保护医生不承担责任,但也会让错误的治疗方法得不到正确的改进。例如发热使用放血治疗就是错误的;在没有化学退热药之前,传统西医都是用放血退热的。这种方法,在西方有2000年使用的历史。发热使用物理降温,或放血降温,至少有大多数人次是错误的。其中,很多人因这样的错误而死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因为感冒,被放血治死的。这个错误,只有做中医的才知道。

 

  1918年全世界发西班牙流感,死亡者达2000万到5000万人。医学界没有追究治疗方法,却有意把这种责任归罪于流感。其实,任何流感,都不可能大规模地死人。中国可就没有受到这种流感的影响,道理何在?因为,当时的中国只有中医没有西医。中国的农民也无钱求医,只能听任大自然自由发落。正如纽约医师外科医学院教授阿朗索·克拉克说:“尽管满腔热忱地做好事,但医师却造成许多损害。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坟墓。本来,苦把这些人留给大自然来治疗,他们就会康复的。”(《现代医疗批判》第129页)我们免疫的道理也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懂得免疫的道理了,不勉强去强迫人们打疫苗,很多人就不会无故死亡或因此终生痛苦。

 

  免疫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西医无视人的免疫能力只是他自身生命自组织能力系统中的另一个小系统,西医学对此小系统的了解记极其欠缺和片面,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医所作的研究,同样是这个小系统中的极少部分,而且是分散的,无法形成系统的。因为,这是由他们的微观性所决定的。也就是由他们的还原论哲学体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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